程美東：1976——1978中國社會的演化兼論華國鋒時代政治環(huán)境的變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個別人人為造成的突發(fā)事件，它是文革后中國國內政治力量變化趨向和整個社會生活方式漸變等綜合因素積累的必然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文革”結束后國內政治力量的結構發(fā)生了新變化，文革中的積極力量到此時在中央層次非常有限，而消極力量和反對力量卻得到了發(fā)展；
二、華國鋒時代的政治合法性資源選擇與治國政策的轉型，即一方面開展造神運動以塑造克里斯瑪型領袖形象；
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積極地抓經濟建設、努力提高生產力以增強政府績效性，等方式方法。但是，華的這些做法從內在的邏輯層面與其預期的目的存在諸多的矛盾。這些矛盾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著合適的環(huán)境就必然要爆發(fā)；
三、社會控制的漸漸松動，為發(fā)揚黨內外民主、沖破教條主義的藩籬提供了優(yōu)越的外在環(huán)境。

　　【關鍵詞】十一屆三中全會 改革開放 華國鋒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20世紀的中國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所具有的極其偉大的劃時代意義，已經在全世界、全中國得到了公認。這次會議的歷史轉折意義就在于它把1949年后中國大陸所長期忽視的經濟建設問題（經濟建設始終服從于政治、階級斗爭的需要）放到了國家的中心位置，并且從思想上、組織上對“文革”的路線作了更徹底的清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統(tǒng)一了認識、指明了方向。但是，任何歷史過程的發(fā)展，都不是突變完成的，而是一定時期的歷史因子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爆發(fā)的�，F在對于學術界來說，關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此后中國發(fā)展所具有的歷史價值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非常豐富了，但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何以能召開的歷史前提條件的研究卻顯得不足，多少給人留下了這次會議的內容有點突發(fā)的印象。

　　“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從客觀上（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歷史危機和歷史變革中發(fā)展起來的”[1]“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上，在各國軍隊的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情形：雖然有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這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沒有發(fā)揮作用，于是軍隊也就失敗了”[2]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個別人人為造成的突發(fā)事件，它是文革以后黨和群眾長期反思的結果，是文革后中國的國內政治力量變化趨向和整個社會生活方式漸變等綜合因素積累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撥亂反正意識的老政治家們積極地把握了這個時機的結果。

　　一、“文革”結束后國內政治力量的結構變化

　　“文革”中中國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以下幾種：高校學生造反派（以蒯大富等造反派學生領袖為代表），工廠工人造反派（以王洪文為代表），執(zhí)行支左任務的解放軍力量，執(zhí)行支左任務的工人，被打倒的文革前處于各級黨委、政府的主要領導地位的牛鬼蛇神，文革前在黨內地位并不顯赫但在文革中積極響應的那些政治掮客（如康生、陳伯達、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野心家、陰謀家[3]），一些雖不贊成文革卻又不敢公開對抗、雖遭受過一定的沖擊卻還能享有一定自由甚至領導權力的老干部派（以周恩來為代表），對文革迷惘困惑反感的逍遙派。中國的農民雖然在人數上占據著絕對優(yōu)勢的地位，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從來不是一個自覺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建國后農民對中國共產黨政權具有感恩的樸素感情，同時也因為中國的強力社會控制、社會動員、城鄉(xiāng)分割使得農民對自己各種權利的應然性無法理性地加以判斷和反思，因此對于文革這場文化大革命就談不上什么積極的贊成或反對（一個廣東的農民被當地政府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后，由于怕耽誤農活而主動取消黨代表的資格，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4]，他們的積極性最多也就是表現在對地方干部特權的不滿上，很有點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味道（國外的兩個文革論就是據此現象而立論的）。因此在討論文革中各種政治力量的作用時，本文沒有將其納入考察的視野。

　　在這些政治力量中，其中對文革持積極態(tài)度的是高校學生造反派，工廠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但這些文革派力量在文革歷史中所承擔的任務、所扮演的角色、所面臨的命運也是不一樣的。學生造反派（主要是大學生）在文革初期大鬧天宮、打亂既有的社會政治秩序起到了決定的破壞作用，各級政府、單位主要是在他們的沖擊下癱瘓的、解體的，各級老干部也主要是他們打倒的。但他們從1967年底開始就逐漸地淡出了文革權力場，尤其是1968年毛澤東派駐工宣隊進駐學校、大批青年學生被下放到農村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之后，這股力量基本上完成了他們在文革中的歷史使命，這股力量到了文革后期多數激情消失，甚至有上當受騙的感覺[5]。此后，工人全面地控制了文教戰(zhàn)線。這些工人中既有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也有懷抱理想和紀律的中間分子，這些人在文革中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都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滿足，尤其是各級革委會中都強調工人成員，更加重了他們在社會影響中的砝碼。因此，這一派力量從本能上是不會自覺反感文革的。但他們參加文革之初的動機和農民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反干部特權，崇尚平均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樸素理解）。文革中的政治掮客在運動的過程中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完成，其命運也不斷地發(fā)生變化。王力、關鋒、戚本禹在1967年8月以后就先后被逮捕，文革中一度為政治局第四號人物的陳伯達在1970年廬山會議后也被打倒、關押，至于文革中黨內二號人物林彪的折戟沉沙，則預示著這派力量的根本削弱。此后，此派中雖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直到文革結束，但他們既未掌握黨權，也未掌握軍權，在政府的權力也有限，江青甚至長期在政治局內沒有明確的職責分工，毛澤東幾次告示她負責研究國內外動態(tài)。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到文革后期，當初積極支持文革并且一度獲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幾股政治力量已經漸漸地淡出核心權力。而到了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文革中的積極力量在中央層次非常有限，這個格局為后來順利地清除““四人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奠定了組織路線的基礎。

　　由于上述幾種文革積極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幫””被粉碎后，中國社會的政治力量越來越趨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首先，從軍事力量的政治取向來分析。文革中，雖然全國形勢是天下大亂，各地政治人物的變化如走馬燈，軍事部門內部雖也有造反派，但主要限于機關，野戰(zhàn)軍不在其中，而且毛澤東也不允許造反派輕易沖擊軍事部門。雖然，由于支左而使部隊深深陷入文革的泥潭之中，但軍隊的領導大權一直由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控制。雖然文革中派別林立，武斗一度成風，但毛澤東卻能夠維持一個相對平定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解放軍力量的最終制衡。林彪集團雖然一度掌握了中央軍委的大權，但沒有掌握高級干部的任免權，也改變不了軍事指揮的傳統(tǒng)格局，影響不了毛澤東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林彪事件后，毛澤東任用葉劍英、李德生來主管軍隊，這兩人都不屬于文革的積極性力量，尤其是葉劍英在文革中還一度被視為二月逆流的黑干將。到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成員有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lián)、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組成。這些成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文革中受到過沖擊的軍界元老，只有王洪文、張春橋是文革的堅定派，而這種格局一直持續(xù)到毛澤東逝世。中央軍委的情況是如此，各大軍區(qū)、各兵種、各有關軍事單位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同年 8月30日中央軍委下發(fā)的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qū)主要領導的名單得到證實：

　　總政主任張春橋，副主任梁必業(yè)、徐立清、傅鐘、黃玉昆、田維新；
總后勤部部長張宗遜，副部長張震、賀誠等；
空軍司令員馬寧、政委傅傳作，第二政委余立金�。�
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第一政委蘇振華、第二政委王宏坤；
炮兵司令員張大志，政委張池明；
二炮司令員向守志，政委陳鶴橋；
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政委莫文驊；
工程兵司令員譚善和，政委王六生；
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政委呂正操；
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政委陶魯笳；
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第一政委粟裕、第二政委肖華；
軍政大學校長肖克，政委唐亮；
南京軍區(qū)司令員丁盛，第一政委張春橋（兼），第二政委彭沖（兼），政委廖漢生。沈陽軍區(qū)司令員李德生，政委曾紹山、毛遠新（兼）；
廣州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第一政委韋國清（兼）；
武漢軍區(qū)司令員楊得志，政委王平、劉建勛（兼）；
成都軍區(qū)司令員秦基偉，第一政委劉興元（兼）、第二政委李大章；
昆明軍區(qū)司令員王必成，政委周興（兼）、劉志堅；
濟南軍區(qū)司令員曾思玉，第一政委白如冰（兼），政委肖望東；
福州軍區(qū)司令員皮定均，政委李志明、廖志高（兼）、江渭清（兼）；
蘭州軍區(qū)司令員韓先楚，政委冼恒漢（兼）、李瑞山（兼）；
新疆軍區(qū)司令員楊勇，第一政委賽福鼎（兼）；
北京軍區(qū)司令員陳錫聯(lián)，第一政委紀登奎，第二政委秦基偉，副司令員傅崇碧等（此軍區(qū)的改組是10月1日中央軍委下達改組通知的）。同時，中央軍委還批準羅瑞卿、譚政、陳士榘、譚政、王建安為軍委顧問。楊成武、張才千、向仲華、李達、王尚榮、伍修權等人被任命副總參謀長[6]。

　　上述軍隊高層人事格局基本上持續(xù)到1980年前后，雖然個別部門領導、個別人的職位有所變化，但多屬于調動，如秦基偉、劉興元、張廷發(fā)，也有意外死亡的，如皮定均；
中國的軍隊高層基本上由上述人士組成，而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都受到過沖擊、迫害，有的被長期關押，葉劍英、徐向前、羅瑞卿、譚政、楊成武、韓先楚、陳再道、楊勇、肖勁光、許世友、秦基偉、傅崇碧、呂正操、張愛萍等都在文革中受到過相當嚴重的迫害或者靠邊站，有的人雖然沒有受到什么迫害，但由于長期的革命經歷的緣故，他們對于文革造反派大批迫害老干部的現象從骨子里反感，對于文革中突然冒出來的新權貴是不以為然的。張春橋、毛遠新等文革新權貴在軍隊中雖然掛有職務，但一來人數太少，二來職權、影響也非常有限，只有丁盛、冼恒漢等極個別的文革前高級軍事將領后來被中央認定與”四人幫”有聯(lián)系。

也就是說，到了文革后期，軍事領導權基本上回歸到那些黨內曾對文革持消極態(tài)度的甚至是反對態(tài)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幫””后才沒有出現混亂，而此后這股力量則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強化、發(fā)展，只有那些在長期的革命時期形成的老領導才能引起他們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黨內元老們對凡是派發(fā)動批評，軍方自然不會支持凡是派。軍方的這個政治取向，決定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內否定文革不會有大的風險，更不會出現政局的不穩(wěn)定。

　　其次，從中央高層的人員構成來看，三中全會之前黨內老同志在高級干部中所占的比例占有絕對明顯的優(yōu)勢。在中共十大上，文革的新權貴派中央委員人數比較九大有所減少，但還有不少新面孔，尤其是王洪文的突出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多少反映了文革的政治色彩。這種狀況到了十一大就有了很大的變化，那時雖然在思想上中央主要領導強調兩個凡是，但是在組織上卻沒有遵守兩個凡是，而是堅決地清除了與“四人幫”相關聯(lián)的重要人物。我們先看看十一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人員構成情況，常委：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委員：韋國清、烏蘭夫、方毅、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李德生、吳德、余秋里、張廷發(fā)、陳永貴、陳錫聯(lián)、耿 飚、聶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沖（不包括常委） ；

候補委員：陳幕華、趙紫陽、賽福鼎·艾則孜。在政治局委員里，當時活著的四個元帥，全都包括在其中，葉、鄧、李都是文革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在文革中受到打擊迫害，現在又都是常委，其中隱含的意義不言而喻。這些人中只有倪志福、陳永貴屬于在文革中突擊提拔起來的，但他們一個是農民代表，一個是工人模范，屬于勞模，與王洪文似的造反派有著根本的區(qū)別。至于紀登奎、吳德這樣的在文革前只是地方大員而在文革中被提到中央領導層的中老干部人士，他們和華國鋒、汪東興一樣，一方面是文革的一定程度、一些方面的利益獲得者，另一方面又與”四人幫”有矛盾，而在根本上他們與”四人幫”斗爭的決心是大的。在政治局內部大的方向一致的情況下，在其中無論是人數還是影響上都占有優(yōu)勢的老同志的力量就顯得舉足輕重。他們在當時雖然真心真意地擁護華國鋒，但這個思想主要還是從希望繼續(xù)其粉碎”四人幫”的撥亂反正的政治邏輯出發(fā)的，一旦華不能將這個政治行為的邏輯延續(xù)下去的話，這些老革命家就不可能在思想上真正地支持華國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只是從維護政治穩(wěn)定的大局出發(fā)采取的一種高姿態(tài)。而華剛剛清除了曾經為毛澤東信任的文革派”四人幫”，現在如果得不到老同志的真心支持，其政治地位的穩(wěn)固必然受到影響。所以，華國鋒只能按照既有的政治邏輯走下去，這樣方能避免兩面作戰(zhàn)的危險。

　　如果我們細細地考察十一屆中央委員的情況，則更可以看出老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總體地位。在全部201位中央委員中，只有19人是建國后入黨的：于洪亮（1935年出生，1959年入黨，長期在工廠工作）、王秀秀（1932年生，工人出身）、巴桑（1937年生，藏族，1959年入黨）、邢燕子（1941年生，1956年入黨，知青模范）、呂玉蘭（1940年生，1958年入黨，農村勞模）、朱光亞（1924年生，1956年入黨，科學家）、汪禮銀（1933年生，1960年入黨，鐵路工人）、吳全清（1937年生，1960年入黨，大慶工人）、吳桂賢（1938年生，1958年入黨，紡織工人）、江明章（1939年生，1960年入黨，鋼鐵廠工人）、張福恒（1931年生，1960年入黨，機床廠工人）、陳福漢（1936年生，1959年入黨，曾任毛澤東號機車司機長）、林麗韞（1933年生，1963年入黨，臺灣籍黨員）、寶日勒岱（1938年生，1958年入黨，蒙古族，三八紅旗手）、趙志堅（1936年生，1953年入黨，拖拉機廠廠長）、饒興禮（1925年生，1951年入黨，長期擔任農村基層干部，勞動模范）、樊德玲（1933年生，1960年入黨，礦山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薛金達（1929年生，1956年入黨，煉油工人出身）、戴光前（1934年生，1960年入黨，澆鑄工人出身）[7]。而這19人中有12人是產業(yè)工人出身，2人出身少數民族，1位是科學家，1位臺灣籍代表，3位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勞模。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黨的，跟文革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lián)，他們在文革中得到重視并不是主要因為自己的革命行動，而是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他們對于文革不一定都很反感，但肯定不會特別鐘情，不會將自己的命運寄托于文革的表現，如此一來他們不會因為在文革中受到嚴厲打擊迫害的大批老干部們的平反要求由于與自己利益攸關而感到震動、恐懼。

　　全國政協(xié)、全國人大的人員構成也反映了與上述一樣的文革前老同志占據主體地位的狀況。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出葉劍英為委員長，宋慶齡、聶榮臻、劉伯承、烏蘭夫、吳德、韋國清、陳云、郭沫若、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女）、鄧穎超 （女）、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廖承志、姬鵬飛、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等為副委員長；
1978年3月8日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第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主席，烏蘭夫、、郭沫若、、沈雁冰、許德珩、歐陽欽、史良(女)、朱蘊山、康克清(女)、季方、王首道、、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莊希泉、胡子昂、榮毅仁、童第周等為副主席。

　　上述兩個機構的領導人有哪個不是文革前黨內外的名流？有幾個沒被文革所沖擊過、迫害過、摧殘過？這些老同志的復出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內外圍繞著撥亂反正的呼聲而展開的爭論減少了黨內的阻力，使得這種呼聲能夠為人們無所太多畏懼地在公開場合得到表達，從而容易形成廣泛的共鳴，產生巨大的磁場效應。

　　本人以上的這些分析說明，文革后由于中國政治高層領導結構的中心越來越傾向于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迫害的黨內外元老，因而解決與這些元老有關的歷史問題是這個政治力量格局發(fā)展的邏輯必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自然是順應黨心、民心的歷史必然結果。

　　二、華國鋒時代的政治合法性資源選擇與治國政策的轉型

　　按照社會學家韋伯的見解，一個政府的被公認（也就是合法性問題），一般分為以下幾種類型：傳統(tǒng)型統(tǒng)治，即依靠對古老規(guī)則與權力之神圣性的信仰，如中國古代在君權神授、皇權世襲、嫡長子繼承制觀念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傳統(tǒng)社會就屬于這種類型；
個人魅力型統(tǒng)治，也稱克里斯瑪型，即依靠個別領袖人物的特殊魅力來吸引民眾，如宗教領袖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
而法理型統(tǒng)治，即按照一定的法律規(guī)則以及得到法律授權的行政管理人員所發(fā)布的命令來行使管理社會的權利，這種類型的統(tǒng)治在現代社會最為普遍，那就是民主制國家；
事實上，還有一種類型韋伯沒有講到，那就是績效性政府統(tǒng)治，即一個政府是否合法主要看它是否能給所統(tǒng)治下的民眾帶來好處，使他們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切實的提高，使他們的某些關鍵性的利益得到滿足，以及政府的官員的道德品質等是否讓民眾欣賞。

　　華國鋒走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他行使政治權利的合法性在哪里呢？嚴格說來，華國鋒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來源不是單一型的，而是多元的。關于這一點，我們還是先來分析一下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后面臨著的兩大政治挑戰(zhàn)：一是國外的非毛化評論的壓力；
一是國內對文革的控訴情緒的泛化。這兩種傾向都會影響到對華國鋒等人政治地位合法性的認同。

　　（一）關于非毛化的議論，“四人幫”剛被粉碎就已經出現了。1976年11月美國“革命共產黨”召開會議，認為“華國鋒主席不維護毛主席的路線”。西德有些人打出擁護““四人幫”的大幅標語，。1976年11月20日，《華盛頓郵報》外事記者馬休斯也報道：“人們看到華(國鋒)開始逐步對政府機構實行‘非毛化’�！�

　　英國英中了解協(xié)會會刊《現代中國》1977年一月號刊登英中了解協(xié)會副會長、《現代中國》主編德里克·班以安的文章，題目是《中國在向右轉嗎？》，文章稱：很多人在試圖解釋中國最近發(fā)生的事情以及““四人幫””如何下臺時，都認為中國是向右轉了，因為與文革關系最密切的人被推翻了。很多人還認為這意味著毛澤東革命政策的結束，而一個“穩(wěn)定、妥協(xié)、彈性”的新時代開始了。中國不再成為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榜樣了。[8]

　　1977年5月11日，法中友好協(xié)會主席夏爾·貝特蘭發(fā)表了頗有影響的《辭職書》，稱中國是修正主義路線占了上風，并宣布辭去法中友協(xié)主席的職務，他還寫了《大躍退》一書，對新時期中國的政策作了全面的攻擊，認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

　　1978年3月22日，美國革命共產黨中央主席阿瓦基安在報告中說：“中國發(fā)生了修正主義政變，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領導人遭到了嚴重打擊。走資派……已經篡奪了最高權力，并且正在使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泵鞔_指出中國“推行這條路線的是鄧(小平)、華(國鋒)等人”。

　　這種來自國際的輿論評價事實上是對華國鋒執(zhí)政合法性的直接質疑，對于國人來說，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江青、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屬，雖然由于國人對文革造成的困難反感而對他們的倒臺一時表示了輕松的快感，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關系遲早是人們需要關心和希望能得到滿意解答的問題，國人會不會認為這是“非毛化”，實在不好絕對地否定。這個“非毛化”問題直接影響到華國鋒執(zhí)政的合法性，不獨華國鋒很忌諱它，就是其他中央領導成員從維護政局穩(wěn)定的角度也同樣忌諱之。所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為了向黨內外、國內外說明粉碎“四人幫”的合法性，特別“強調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做的”“葉劍英在以后數次的政治局會議上都講要更高地舉起毛主席的旗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9]，鄧小平到1978年11月還專門為非毛化辟謠：“有許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沒有條件提出來，我們現在提出來，這本身不是‘非毛化’...我們現在還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畫的藍圖來建設我們的國家”[10]華國鋒、汪東興則搞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這也是為了回應“非毛化”，只不過說得絕對化了，對當時的撥亂反正大局不利。

　　（二）關于國內對文革控訴情緒的泛化，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大量政治運動中受過處理人員的上訪、申訴，其中多數屬于文革期間發(fā)生的，這個現象的潛在邏輯公式就是文革的功過是非的評價。

　　建國后中國有太多的政治運動，由于長期“寧左勿右”的階級斗爭思路的影響，每次政治運動都會有一定數量的人遭受冤屈，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更是數不勝數。據1977年底中組部的不完全統(tǒng)計，全國脫產干部約有1700萬人，歷次運動中立案受審查的約占17%，加上被株連的同事、親屬、共殃及到1億多人。[11]有冤就要申訴，這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的思維傳統(tǒng)，雖然在左的年代里，告狀無望，也還有人通過其它渠道來反映、表達自己的平反訴求�！彼娜藥汀钡谋环鬯�，使得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們從那個年代正常的政治思維出發(fā)，認為申訴冤情的成功率大大增加了，于是從寫信到個別上訪，再到大規(guī)模的上訪，還加上由于文革中一些特殊政策而導致的社會問題引起的上訪，如1500萬知青要求回城得不到滿足而產生的大規(guī)模上訪、罷工等。這些都需要當時的中央迅速作出有效的回應，否則這些事件的積累會嚴重地影響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為了滿足民眾的這些訴求，歷史要求華國鋒必須要撥亂反正，重新尋找自己的合法性政治資源。

　　華國鋒的上臺，從宏觀上來講，這個合法性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
從微觀上來說，來自于毛澤東的威信。這個方式還是屬于傳統(tǒng)型政治合法性，類似于帝制時代的太子登基，“你辦事，我放心”的神話開始灑向人間，華國鋒的印象一段時間深深地刻在了普通中國民眾的腦海中就是屬于這種類型政治合法性資源充分發(fā)揮了效用的結果。應該說，采取這種方式在當時迅速解決黨內、國內出現的政治危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于順利地確立華國鋒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但僅靠前任領袖遺詔的光環(huán)只能解決過渡期的合法性問題，要使這種合法性長期保持下去，則必須要尋找新的政治資源。對于華國鋒來說，可以借用的新政治合法性資源無外乎以下兩種：其一，增加個人魅力，確立在黨內、國內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地位；
其二，迅速地出政績，獲得黨心、民心的擁護，確立績效合法性。圍繞著以上兩種政治合法性資源，華國鋒等作了一系列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方法。

　　1、關于增加個人魅力，確立魅力型領袖方面，重點是宣傳、神話華國鋒。當然在當時宣傳華國鋒也不僅僅是為華國鋒個人地位的鞏固著想，也是從全黨、全國的大局著眼的。正如葉劍英在1977年7月的十屆三中全會中所言：領導要穩(wěn)定。這對于我們黨的事業(y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宣傳華主席，擁護華主席的領袖地位，這是革命賦予我們的責任。[12]《解放軍報》《紅旗》雜志連續(xù)發(fā)表《華國鋒同志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華國鋒同志為我黨領袖是毛主席的英明決策》《一切行動聽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指揮者》等文章，狂熱地吹捧華國鋒“不愧為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不愧為毛主席的事業(yè)推向前進的掌舵人，不愧為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同志忠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終于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偉大學說，善于把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堅決執(zhí)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華國鋒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國際國內尖銳復雜的斗爭中，經受了長期的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華國鋒同志對黨忠誠，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謙虛謹慎。……華國鋒同志遠見卓識，英明果斷，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既耐心穩(wěn)重，又堅持斗爭”，聲言：“誰膽敢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們就堅決同他斗爭到底”，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戰(zhàn)士，都應當高度自覺地熱愛黨的領袖，擁護黨的領袖，保衛(wèi)黨的領袖”[13] 于是，全中國的宣傳媒體展開了空前的宣傳華國鋒的高潮，文藝界也出現了不少的相關作品，一場新時期的造神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應該說，這場造神運動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取得了宣傳者們所預期的效應，華國鋒英明領袖的形象開始深入到億萬普通民眾的心中，對于穩(wěn)定局勢、聚合人心，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黨內的多數老同志也從大局出發(fā)，對于已開始的這種做法也是理解和支持的，正如胡耀邦所言：“粉碎‘“四人幫”’以后，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華國鋒同志的。”[14]當然，這個宣傳由于后來做得過分了，演變成個人崇拜，以至于成為繼續(xù)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障礙，就為廣大的黨內資深老干部所不滿了，從而為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在增強績效性，獲得黨心、民心的支持方面，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舉措：一是在組織路線上，有限度地撥亂反正，解放了一些老同志，甚至被迫重用了一些老同志；
二是注重經濟建設，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人民感受到切切實實的好處。

　�。ǎ保┙夥盼母镏斜淮虻沟睦细刹浚�始于林彪事件之后，僅1972年后的1年多時間，就解放了175位將軍。但由于文革理論上的合法性，“四人幫”等文革中起家的人士還在各個層次的黨政部門擔任要職，因此未解放、半解放的干部占有在這期間被打到的絕大多數，如果加上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因蒙冤受屈而被打到的，其人數就更多了(據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的發(fā)言，到此時1938年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萬人，1937年以前的，有1.8萬人[15]，這些人很多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

“四人幫”的被粉碎，則在形式上宣告文革的破產，大批未解放、半解放的干部都感到了政治新生的希望，他們把這個希望寄托在了“英明領袖”華國鋒的身上。應該說，這是華國鋒獲得人心、增加績效的一個重要渠道，華國鋒本人自己也認識到這一點，也采取了一定的回應措施。在粉碎“四人幫”之初，當時的中央就下發(fā)文件，要求把直接涉及到因為直接攻擊”四人幫”而被打擊的人員解放出來，但這個范圍畢竟有限，因為很多人是一些具體的工作問題被誣陷、打擊的，還有就是很多人的問題不可能是簡單地直接反對“四人幫”，而是涉及到多個方面。這自然給大規(guī)模平反冤假錯案帶來了困難。但華國鋒等人還是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是肅清林彪、“四人幫”集團后，文革派骨干被清除，干部黨內干部奇缺的客觀形勢所造成的必然要求。所以，他開始了適度解放、啟用老干部，尤其是與”四人幫”有矛盾的干部，而且在這方面還很積極。在得到胡耀邦向他轉達的“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停止批鄧，人心大順；
生產狠狠抓，人人樂開花”的治國方略后，他沒有生氣、懷疑，還親自到胡耀邦家，勸說其出來工作；
他親自找胡績偉談話，任命其為《人民日報》社長，在胡績偉委婉拒絕后，他用激將法使胡績偉答應了這個任命。這些都說明，對于老干部政策的落實，華國鋒還是有積極態(tài)度的，盡管有限。正如胡耀邦后來所言“我當組織部長之后，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1978年以后，確實沒有過”[16]。甚至在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上，也不能簡單地說他是在阻撓。據吳德回憶，1976年剛剛粉碎”四人幫”后不久，中央常委就議論過鄧小平的復出問題，“10月份，華國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
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作好群眾工作”[17]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之初，關于鄧小平復出問題上不明確表態(tài)，他反復解釋，總是強調“水到渠成”[18]。華的這種態(tài)度，一方面的確有可能出于鞏固自己的位置的考慮，正如胡耀邦所說的那樣“為什么國鋒同志……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顧慮多端，顧慮重重？……我看有這么兩點：這一批老家伙總是多多少少有點問題；
這些人出來以后難領導”。[19]但在當時一下子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確從當時的政治角度考慮也是有難度的，因為這兩個問題都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關鍵是離中央下的有關通知還不到半年，一下子推翻這個世人皆知的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政治案件，華國鋒的確擔心黨內、國內的人士的大腦能否接受轉得這么快的彎子[20]；
同時，他粉碎毛澤東信任的”四人幫”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毛澤東晚年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現在卻對盡人皆知的毛澤東嚴厲批評的鄧小平（比批”四人幫”的口氣要嚴厲的多）又這么快地加以平反，群眾會怎樣看待他呢？國外已有非毛化的議論，”四人幫”一伙則公然叫囂華國鋒是在搞政變，這個時候立即平反天安門事件和讓鄧小平復出，對于一貫謹慎處事的華國鋒來說，不能不說有相當大的顧慮。所以，這種因素也加重了他不敢主動積極地平反這兩個案件的心理。

　　在關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的認識上，與對鄧小平的被打倒的認識一樣，華國鋒在當時也是知道其冤情的，否則他怎能在1976年1`0月在聽取宣傳口的匯報時明確指出“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對于偉大領袖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案件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宣傳，只能說明華國鋒本人在內心是不贊成那種處理結果的，而從多種因素考慮，又不得不先維持現狀。

　　其實，華國鋒在1977年3月14日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已經很明白地說明了他在處理上述兩大問題感到棘手的真實心態(tài)， “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盵21]最后一句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因為這是毛主席定的，所以明知冤情，也不能一下子平反。否則，何必要求人們看的遠一點、站得高一點干什么？ 同時，在這次講話中，他也同樣表示了被人非議“非毛化”的擔心：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tài)，然后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　所以，他一方面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另一方面又要求黨內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一方面準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另一方面又認為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

　　當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考慮，華國鋒沒有積極主動地大規(guī)模平反冤假錯案，在客觀上是不利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大業(yè)的進行的。不過，他畢竟主動解放、任用了一批老干部，對于后來胡耀邦主持的大規(guī)模平反活動也沒有直接設置障礙，因此平反冤假錯案活動在客觀上對于華國鋒的政治績效性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起碼他獲得了不明真相的普通民眾的好感。華國鋒后來的下臺，并不是因為他失去了民心，甚至也不能說是去了黨心，而是失去了了解事實真相的黨內高層老干部的心。

　�。ǎ玻┰诎l(fā)展經濟、搞好工農業(yè)生產方面，華國鋒是充滿了激情的，具有極大的積極性、主動性，甚至可以說有雄心壯志，也可以說是帶有一點浪漫的色彩。這與華國鋒一貫的工作作風有關。他從基層做起，了解民生的重要，人又比較實在，所以對當時中國經濟嚴重落后的現狀他是擔憂的。因為他太重視具體問題，對政治動向關注不夠，毛澤東在１９７１年還批評過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在１９７５年鄧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頓工作中，他也是積極的。粉碎”四人幫”后，無論是出于自己本能的思維慣性、工作慣性的作用，還是出于增加績效、獲得黨心和民心擁護的考慮，他非常踴躍地投入到經濟建設的實踐當中。他的務實的風格也可以從“四人幫”派別分子的攻擊得到間接的證實�！彼娜藥汀彼傈h張鐵生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就攻擊華國鋒是“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22]

　　從粉碎”四人幫”，一直到他主動辭職，他雖然在別的方面也許有搖擺不定的地方，但在事關經濟建設的問題上，一直主張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一直主張開放的，反映了當時以他為首的中央政府的治國方略已較毛澤東時代有了巨大的轉變。在１９７６年12月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上，他在講話中明確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胡耀邦１９７５年科學院匯報提綱中的論斷）”，認為““四人幫””的被粉碎，使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正在迸發(fā)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大有希望了”，要求“充分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發(fā)動群眾，下大決心，花大力氣，首先把農業(yè)搞好，也要把輕工業(yè)搞好，把市場安排好……把工業(yè)生產的全局搞活..”[23]在1977年4月的學習毛選5卷的大會講話中，他重申“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革命都是為了使生產力得到解放”，還說“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越得多。它使我們能夠在生產增長的速度上超過資本主義，用比較短的時間實現國家工業(yè)化，而且能夠逐步做到在勞動生產率上超過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盡快地發(fā)展生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得到滿足，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獲得愈來愈充分的物質基礎……沒有高度的國家工業(yè)化，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盵24]5月1日他在全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的講話中又講了更具震動性的話：“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迅速發(fā)展生產力，實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發(fā)展方面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一定能夠更加光輝燦爛地顯示出來”[25] 華的這些講話中有幾點跟后來鄧小平的一些觀點非常雷同：一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二是革命是解放生產力，三是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之一就是體現在要比資本主義更能解放生產力。

　　在中共十一大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雖然為了粉飾這次運動的合理性而提出以后還將進行這樣的革命，但是他又明確宣布黨的主要任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20世紀末將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事實上是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引到經濟建設上面。此后，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了搞四化建設的合法性和重要性。華國鋒不但主張要搞四化，而且更主張快搞。由他主持制定的《1976年到1985年發(fā)展國民經濟十年規(guī)劃綱要》提出到1985年全國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這個目標基本達到，1986年中國鋼產量突破5000萬噸，糧食產量1984年就達到8000億斤）。主張搞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氣田、30個大電站、5大港口。1978年7——9月，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他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方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四個“再一點”（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有驚人相似的地方）。他的這些言行后來被指責為“洋躍進”，但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坦率地說，至多算是方法問題。從大的方面來看，這些設想也并非全是空想，在實踐中也沒有產生什么大的危害，而且在當時中央高層主張高速發(fā)展的不是少數人。鄧小平、李先念都有這個想法，有些方面比華國鋒還要解放、大膽。鄧小平在復出不久就提出同外國人做生意要搞大一點，搞它500億。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期間，他又提出要在幾年內引進800億美元的資金的想法。李先念在這次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躍進”，要在20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要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8年基本建設投資從原設想的4000億元增加到5000億元。10年引進800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26]在經濟建設的思路上，可以說華國鋒與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基本沒有大的分歧，都主張要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大力引進外資，鄧、李甚至比華在這方面走的還要遠一些。所以，小平同志后來在批評華國鋒的錯誤時，主要針對“兩個凡是” ，在《鄧選》中幾乎找不到對所謂“洋躍進”的批判。

　　從上面的分析我可以看出，華國鋒在政治合法性的治國思路上一是不再繼續(xù)打擊、迫害老干部，還有限地使用了一些被迫害的老干部，以穩(wěn)定黨的隊伍；
另一方面，雖然沒敢在理論上否定階級斗爭，但這不過主要針對”四人幫”而言，在實際工作中卻十分注重經濟建設，幾乎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華的這兩個做法在實踐邏輯上會產生以下結果：他對老干部只要重用一批，就必然更多的老干部的申訴，因為他們的老同志、老戰(zhàn)友的解放使他們既看到了理論邏輯上自己無錯的希望，更有已經出山的老朋友的同情、幫助使他們看到了組織處理的希望。所以，大規(guī)模平反冤假錯案勢在必行。這些蒙冤的老同志的重新出山，就必然要對文革中的那些荒謬的理論多多少少地加以否定，對文革中起家卻仍然高踞黨政部門位置的人士逐漸公開或私下表示出自己的不滿；
華國鋒主張抓經濟建設，這無疑是正確的治國方略選擇。但是，他不知道經濟建設的成功有賴于整個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政府管理體制的變化。他以為只要假借毛澤東這面旗幟來穩(wěn)定政局，就可以實現全國人民的同心同德，就可以匯聚成強大的人力資源，再利用更多的外國資金、技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四化就能指日可待了。這事實上是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很有點“中體西用”的味道。當然，如果遇到強有力的政府或者克里斯瑪型的領袖，這種方式的現代化不是不能在實踐中實施和取得一定成效的。無奈乎，一方面他的資歷不深，黨內資深的老同志對待他不可能像對待毛澤東那樣可以不計個人得失地忍辱負重，如此則在這個現代化過程中若出現一些曲折，出現一些損害一些人、尤其是高層既得利益的事情，華國鋒的威信就不足以穩(wěn)住陣腳，就不可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不受任何干擾地前進；
另一方面，雖然有輿論工具開展對華國鋒的人為造神運動，但要想這種造神運動能真正地深入人心，被造神者能夠獲得預期的絕對權威，一般都伴隨著嚴酷的政治高壓甚至是血腥的屠殺，而這個條件在當時不可能具備、也不可能人為地制造。所以，華國鋒這種打“左”燈往“右”行的做法很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中被人抓住把柄而加以批評，如此，則華國鋒似的現代化方案只能胎死腹中。[27]

　　綜上所述，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后為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采取了造神運動以塑造克里斯瑪型領袖形象；
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積極地抓經濟建設、努力提高生產力以增強政府績效性，等方式方法。但是，華的這些做法從內在的邏輯層面與其預期的目的存在諸多的矛盾。造神運動與一定范圍的解放思想、解放老干部存在矛盾；
經濟問題上的相對激進化與“兩個凡是”所造成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保守化、僵化之間也有矛盾之處；
華國鋒、汪東興等在文革后期發(fā)展起來的政治力量與文革后相繼解放、半解放的資深老革命家在對待文革的態(tài)度上也有著根本的矛盾。這些矛盾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著合適的環(huán)境就必然要爆發(fā)，十一屆三中全會恰恰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遇。

　　三、社會控制的漸漸松動

　　鄧小平同志這樣評價粉碎”四人幫”后兩年的中國：“粉碎‘四人幫’后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作了準備”[28]也就是說，從1976——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前這兩年，雖然出現了“兩個凡是”，但總體上來看，是往健康的軌道發(fā)展，除了對經濟方面的重視之外，尤其是黨內外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在當時客觀形勢的逼迫下，最高領導層在社會控制方面比較過去已經有所松動，這對于激發(fā)黨內外民主的發(fā)展，自然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粉碎“四人幫”之后，雖然華國鋒仍然強調要“抓綱治國”，即不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但是由于揭批”四人幫”及林彪等的需要，在實踐中必然要涉及到對文革中若干錯誤的批判，也必然涉及到林、江一伙利用國家專政工具在輿論上控制、在組織上專斷、在作風上粗暴等等方面的罪行。對于這些錯誤的揭發(fā)，表面上看來是針對”四人幫”、林彪等個別黨內的壞分子，但潛在的邏輯就是對當時過于嚴密的社會控制表達了不滿，只不過當時大家不敢公開去談論宏觀體制問題，只是從傳統(tǒng)的奸臣禍國的認識出發(fā)來表達不滿。這種淺嘗輒止的批評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問題，但在全社會的聲討浪潮中，也直接間接促使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們大都反感那種人人自危的社會環(huán)境，本能地呼喚結束專制、建設民主。處在最高領導層的人士如汪東興在當時已經感到這種揭批”四人幫”給中國的政治體制所帶來的沖擊，所以他強調要繼續(xù)批鄧、批天安門事件，甚至認為廣大群眾在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不對的，因為他們當時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認為張春橋、姚文元在文革中撰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也不能批，因為那是毛澤東批準的。所有這些，當然都是華國鋒、汪東興推行兩個凡是的結果，而骨子里則是害怕全盤否定文革中的做法而導致社會控制的失序。但在當時深入揭批”四人幫”已經高于一切的背景下，汪東興等所能做的也就是在個別的問題上延緩一下過去實行的嚴密控制的方式而已，想恢復到過去如文革時代那樣一言九鼎、無孔不入似的控制已經不可能了。

　　一個典型的事例就是， 1977年1月，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當時中央還在號召深入批鄧，而在當時的天安門觀禮臺下卻出現了這樣的巨幅標語：“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著這么高的工資不工作不行咧？”這種近乎把嚴肅的政治斗爭當游戲的舉動竟然可以出現在全中國最核心的地帶，且沒有人立即采取制止的措施，就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政治控制確乎松動了許多。而各地的批鄧活動基本開展不起來，也不過是走走場而已，甚至連報紙上也少有這方面的文章。

　　對于四五天安門運動，前面我已有敘述，華國鋒知道其冤情，只不過從政治穩(wěn)定等多種角度考慮而不予公開平反。所以，他雖強調當時確有個別壞分子在其中攻擊黨中央、毛澤東，但并沒有像最初的定性那樣將之視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更沒有采取繼續(xù)嚴密的控制、打擊相關手段，而是基本上在1976年底前后將相關的受打擊、關押的人員釋放出來了，只不過沒有從正面對之進行鼓勵、宣傳。后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時，華國鋒也沒有表現出激烈的反感或者政治打擊。陳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張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講話，華國鋒等雖不贊同，但也沒有為難陳云等人。他的這種冷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方法，就為其他的有相同見解的人在合適的時間、場合用合適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提供了相對安全的氛圍。話劇《于無聲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心理條件下產生的。

　　《于無聲處》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熱情謳歌了1976年清明天安門事件中的勇士。當時中央和各級黨政部門都還沒有對這個事件進行平反。但1978年9月23日，《于無聲處》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業(yè)余話劇學習班首演于該文化宮小劇場。演出結束后，觀眾們久久不肯離去，長時間熱烈地鼓掌。10月12日，《文匯報》對該劇進行了熱情謳歌。10月28日晚，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韓折一陪同當時的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觀看演出。胡喬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興，走上舞臺與編劇、導演、演員和舞臺工作人員會見并合影留念，他還對作者說:這個劇本寫得很好。[29]北京市委是在11月14日才給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在此之前中央和地方黨政部門的一些領導，還有部分群眾能對這個敏感的政治事件表示出明確的支持、贊賞的態(tài)度，除了這些人有一定的勇氣和正義感之外，就是他們感到了當時的政治控制已經相對松動了許多，人們不再太擔心在這個問題上被過分打擊、報復。

　　這種社會控制松動的結果，使得黨內高層領導人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后，就敢于議論文革的是非，敢于議論毛澤東的成敗。1977年秋，當時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被人提問“你對‘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時，直言不諱地說道：思想是光輝的，實踐是錯誤的，他老人家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這個思想還是光輝。但是“文化大革命”實踐是錯誤的，我們黨內哪有那么多的走資派？整人、內蒙搞“內人黨”整死那么多人，十三年農業(yè)大豐收，哪有那么回事？經濟很糟糕，困難得很。[30]

　　三中全會前中國社會控制的松動突出地表現在西單民主墻的長期存在上。西單民主墻的突出不在于它公開用大字報的形式討論時政，因為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作為群眾民主的形式是文革中通用的做法，還被寫入了1975年憲法。問題在于，民主墻的矛頭直接對準了當時最高層的領導人和最敏感的政治問題。西單民主墻的引人關注主要起源于在當時主管宣傳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把已經發(fā)出去的1978年9月復刊的《中國青年》第一期復刊號通通收回，禁止發(fā)售的背景下，有人竟然把這一期雜志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十字路口東側路北的人行道旁那一排矮墻上，隨后在這個墻上又貼出反對禁止發(fā)售《中國青年》的大字報。而且很快，這里成為中國公眾談論政治的舞臺，他們不僅粘貼大字報，還組織了民間團體，出版了民間刊物，發(fā)表政論性演講，公開抨擊時政，主張民間辦報、民主辦報，要求言論自由、廢除“惡毒攻擊罪”的問題，贊賞推崇西方民主的問題，公開評毛澤東的功過問題。這種直接把矛頭對準黨中央副主席和黨和黨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做法即使在文革時期混亂不堪的局面中也是不可饒恕的，是典型的反革命行為。但這次西單民主墻不但沒有被迅速取締，卻存在了1年多時間，且得到了黨內高層的同情和支持。鄧小平在1978年11月底和12月初在分別會見日本、美國客人時還明確表示了理解的態(tài)度，“中國副總理表示贊同當前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貼大字報和提出各種要求的運動”[31]。1977年10月，北大教師王貴秀等人貼出大字報公開反對北京市委于1976年10月16日制定的關于北大、清華在文革中作用的文件《關于當前運動的意見》，認為其不符合客觀實際，經不起實踐的檢驗。[32]

　　另外，從當時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人數情況和政府對待偷渡者的處理態(tài)度，也可看出當時社會控制松動的跡象。

從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發(fā)生偷渡外逃56.5萬多人(指人次)，逃出14.68萬多人。其中，嚴重的群眾性的偷渡外逃有兩次，一次發(fā)生在1962年，當年全省共發(fā)生偷渡11.79多萬人，逃出3.97萬多人;第二次是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現最為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33]從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約有30一40萬人非法從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在1978年，共發(fā)生“逃港”事件9. 7萬多人(次)，逃出1. 8萬多人，到1979年上半年，僅1至5月間，同樣的數字便達到11. 9萬多人(次)和2. 9萬多人。[34]從上面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建國后偷渡到香港人數最多的時間短是1962年和1976年——1980年兩個階段。對于第一個階段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受饑餓的威脅和生存本能的驅使；
而對于第二個階段的原因，總體看來當然還是香港和內地經濟水平懸殊造成的，但是為什么在這個階段人們敢于大規(guī)模地偷渡且成功率比較高呢？與粉碎”四人幫”之后社會環(huán)境的開始松動有關，與地方和中央主要領導人認為偷渡者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對待階級敵人的簡單化、嚴酷化方法有關。鄧小平在1977年針對偷渡問題就說過:“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盵35]如果當時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態(tài)度特別強硬，對偷渡者施以特別嚴酷的措施，偷渡者不能不有更多的顧忌而在數量上有所減少。

　　在宣傳輿論方面，雖然有“兩個凡是”的束縛，但比較起文革期間要松動的多了。報紙上偶爾能看到個別的閃耀著思想解放光芒的文章。《人民日報》在1977年下半年先后發(fā)表了《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等洋溢著新氣象的文章，胡耀邦在1977年6月專門布置中央黨校的理論工作者創(chuàng)辦《理論動態(tài)》，其宗旨就是“作為反擊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的一塊陣地……做一個思想戰(zhàn)線上的前衛(wèi)戰(zhàn)士和思想勇士”，其從創(chuàng)刊開始，就發(fā)表了很多帶有反思性質的文章，這個雜志每期都送給中央高層領導閱讀，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并沒有引來上面的責備，反而多次得到華國鋒的表揚，胡耀邦在1977年10月12日下午曾明確向該編輯部人員說“《理論動態(tài)》是華主席表揚過的。” 12月30日，華國鋒又表揚了第34期上的文章，認為“這一期寫得很好，觀點也是好的，提出的問題和觀點都是好的” [36]

　　總之，從1977年3月華國鋒在公開會議上表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開始，到7月鄧小平正式復出，到1978年4月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真理標準問題的公開討論，再到西單民主墻的出現，這些都表明了黨內、國內都在呼喚著民主，也說明在文革十年中發(fā)展到極致的社會控制開始了松動。正是有了這樣相對松動的社會環(huán)境，所以到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家才敢于突破預定的議題，才敢于作出一系列出格的行動。

　　首先是對汪東興的批評。在11月12日，呂正操談到天安門事件時就說:少數人進了政治局，“一入局門深似海，從此群眾是路人”。王必成說:中南海修房子，不準下面搞，中央為什么帶頭搞?李強說:要人家不要大興土木，而中央卻在那里大興土木。下面處理，中央不處理行嗎?黃新廷說:有人兼職過多，現在黨內有黨，軍內有軍。劉震接著說:現在還兼警衛(wèi)局長，能否不兼?王平說:兼中辦主任、警衛(wèi)局長與中央副主席職務不相稱。耿飚說:有的中央領導不敢出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出門就警衛(wèi)森嚴。張愛萍說:中辦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內要有批評自我批評。李人林說:建議整頓中辦、中宣部、《紅旗》雜志社、“毛著”辦公室，這四個部門問題最多。[37] 著這些發(fā)言都把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黨內歷史上這種由下屬自發(fā)地直接批評黨中央常委的做法在延安整風之后幾乎是罕見的。而且，批評者不僅限于是黨內、軍內的老資格，還有像于光遠這樣的資歷不算太老、甚至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士也直言不諱地批評汪東興的種種錯誤[38]。

　　其次，扭轉了原定的會議主題，使得會議由原定的經濟工作會議變成了落實真理標準、平反冤假錯案的組織工作會議。原定的議題一是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zhí)行以農業(yè)為基礎的方針，議題二是討論1979和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議題三是討論李先念前一段時間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但是在會議開始不久，大家開始把主體轉移到政治問題上去了，尤其是12日陳云在東北組所提到的平反“61人叛徒案”、彭德懷的政治待遇問題、天安門事件問題、以及追查康生的罪責等問題引起了全會的共鳴。此后，民主問題、真理標準問題都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如果沒有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甭說由下面來改變會議主題了，就是提也不敢這么直白地、尖銳地提，提了也不會被接受，反而有可能被組織處理。

　　最后，人民日報在發(fā)表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平反消息時擅自作主加上“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標題。1978年11月14日《北京日報》上有一個關于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長篇報道，其中提到“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動”，這一段話并不醒目。而《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新華社社長曾濤卻聯(lián)合商量了一個特別矚目的標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在14日以新華社發(fā)出電訊，并發(fā)表在15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這實際上多少是在�？兆訛樘彀查T事件的平反制造更大的聲勢，與凡是派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以至于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在得悉該標題不是最高層人士的決定而是新聞部門的獨家行為時，還專門向華國鋒作辨無的說明。但曾濤等的行為得到了與會多數人的歡迎，以致有的地方黨政負責人如江西省委書記的白棟材、新疆自治區(qū)黨委樹的汪鋒直接對曾濤說，如果你因此在新華社呆不下去了，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39]。如果沒有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誰敢許諾接受一個被中央處分的人呢？即使真正的同情，也恐怕不敢直接說出來，甚至違心地加以批判。

　　總之，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直至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整個中國的社會控制明顯減弱，無論黨內各級干部還是一般群眾由于鑒于文革無法無天的教訓，對于刻意整人的把戲已經厭倦，特別渴望民主，從而形成了一定開明的氛圍，沒有這個氛圍，人們自然不敢暢所欲言，那么要想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根本轉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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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頁。

　　[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頁。

　　[3] 文革期間各級黨委中炫目一時的紅人中除去出身下層的造反派之外，那些曾是體制內各級領導層成員的人原來在黨內的地位并不顯赫，這一點只能從同級層次的領導班子成員來做比較而得到認識。

比如，林彪在文革前雖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一，但在這個核心層次他并不是居關鍵位置的。他雖然主管軍事，但日常事務卻由羅瑞卿長期負責，至于軍事之外的諸如黨務、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事務他既不愿意關心也無從合法渠道去關心。康生、陳伯達雖也分別貴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在文革前劉鄧主持一線工作的時候，他們在黨內的地位相比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分量明顯地要低一些，不獨與各位元帥相比、與彭真相比要差，就是與李先念、薄一波相比也要遜色不少。至于張春橋、王力這樣的副部級干部在文革前雖也為高干，但在2000多名部級干部中實在無法顯山露水，屬于真正的晚資輩。像姚文元這樣的本屬于黨內干部滄海中之一粟的處、科級干部而在文革中一躍而起為政壇明星的，在文革中的確是遍地開花，尤其是在初期。這種文革中干部升遷的背景格局決定了老干部被迫害的嚴重程度的必然性，非如此，那些低資歷的造反派不可能獲得既得利益的鞏固。

　　[4] 九大召開前夕，廣東省的代表集中在小島賓館學習、培訓，“眼看年關將近，進京還沒消息，韶關地區(qū)的一位瑤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辭而別，橋頭的哨兵把他攔住。學習班負責人聞訊大吃一驚，他問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開會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嗎?’這位代表一本正經地說:‘快過年了，我家里就我一個男人，我不回去，過年的豬誰殺呀?’ 這樣的代表‘路線覺悟’實在太低，只好叫韶關地區(qū)把人領走，另外調換一名代表，韶關地區(qū)革委會為此受到嚴厲批評�！眳⒁姡哼t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載《炎黃春秋》2003年3期43頁。

　　[5] 林立果等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等于變相勞改….紅衛(wèi)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fā)現充當炮灰，后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高潮后的紅衛(wèi)兵群體心理失衡狀態(tài)的集中概括。

　　[6]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7頁。

　　[7] 該段資料本人根據劉金田、 沈學明 ：《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1——389頁整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

　　[8] 《參考消息》1977年1月27日第四版。

　　[9]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頁、251頁。

　　[10] 《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頁。

　　[11]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頁。

　　[12] 張樹軍、高新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13] 《解放軍報》1976年10月29日、11月8日。

　　[14]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6頁。

　　[15]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頁

　　[16]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9--740頁

　　[17]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

　　[18] 《王震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

　　[19]《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頁

　　[20]最近發(fā)表的熊向暉的女兒熊蕾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后也主張鄧小平晚一點出來工作，因為鄧被罷職和遭受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處分是毛澤東提的，政治局通過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個過程，不然真成了一場政變。葉劍英還指出，華國鋒正在主持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反過去凡是講到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好話的地方就全部刪除的編輯方針，而是將凡是講到鄧小平好話的地方，一概保留，就是為鄧小平復出做輿論準備。這可以說是國內公開出版物中罕見的關于鄧小平復出問題上華國鋒持主動、積極態(tài)度的文字，同時也表明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當時黨和國家的核心人物葉劍英與華國鋒持有相同的態(tài)度，而不是過去流傳的那樣，葉劍英的態(tài)度積極，華國鋒的態(tài)度消極。葉的這種態(tài)度不能不反映出當時黨內相當一批老同志的共同心理。

參見：熊蕾：《1976，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lián)手的》，載《炎黃春秋》2008年10期第8頁 。

　　[21]轉引自郭德宏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22]張樹軍、高新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23] 《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8日。

　　[24] 《人民日報》1977年5月1日。

　　[25] 《人民日報》1977年5月13日。

　　[26] 魏加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歷程》（一），載《百年潮》2008年5期第8頁。

　　[27] 胡耀邦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華在對待毛澤東的態(tài)度上有實用主義的傾向，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后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里的批評出現于特定的背景和場合，具體的觀點不可能都準確，但我覺得用實用主義概括華對待毛澤東的態(tài)度，有一定的道理。華的真實想法是在中國實現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毛澤東的理想似、甚至帶有烏托邦情節(jié)的社會主義。他自知本人暫時沒有最高領袖所必備的合法資本，于是只能借重毛澤東。所以“兩個凡是”的出臺是必然的，雖然在主觀上他不過是出于一種情感的歸依和工具理性出發(fā)而采取的措施，但作為一種思想路線其危害性的確很大，因為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和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都會以其作為自己路徑依賴行為的依據，而新的實踐形式和成果卻無法在理論上合法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則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在上世紀80、90年代得到徹底的合法化。沒有華國鋒，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在1976年后即能很快打開門縫；
而沒有鄧小平，則這個門縫無法在當時能大大方方、坦坦然然地開成180度的大門洞。

　　[28] 《鄧小平文選》2 卷，第242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張金才：《胡喬木調話劇<于無聲處>進京演出》,載《百年潮》2008年2期第55頁。

　　[30]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出版，第290頁。

　　[31] 《參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32]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33] 盧荻：《習仲勛與廣東反“偷渡外逃”》，《百年潮》2007年10期20頁。

　　[34] 東山濤：《文革前后粵港偷渡風潮》，《檢查風云》2007年12期67頁。

　　[35] 東山濤：《文革前后粵港偷渡風潮》，《檢查風云》2007年12期68頁。

　　[36]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9、64頁

　　[37]朱佳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若干情況——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下)》，載《黨的文獻》1999年1期40-41頁。

　　[38] 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16——117頁。

　　[39] 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0---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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