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新五四，新任務(wù)

　　1919年五四運動面臨兩大主題：啟蒙和救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救亡已不是主要任務(wù)。但啟蒙的任務(wù)仍然艱巨。

　　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今天，我們?nèi)匀恍枰�高舉啟蒙的旗幟。如果說90年前主題是啟蒙和救國，那么，今天的主題就是啟蒙和強國。啟蒙是強國的必要條件，強國是啟蒙的充分條件。沒有啟蒙，強國就是一個夢；
要強國，啟蒙是必須的。

　　什么是啟蒙？從語源角度看，所謂啟蒙，乃是光對黑暗的穿透和驅(qū)逐，是實事的揭蔽和顯示；
在英文中，“啟蒙”即“enlightenment”，是直接從“l(fā)ight”（光）這一詞派生出來。尼采說：“希臘人在他們的日神身上表達了這種經(jīng)驗夢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時是預言之神。按照其語源，他是"發(fā)光者"，是光明之神�！保�尼采：《悲劇的誕生》，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第4頁。）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人類對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tài)的擺脫。這個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即人們在沒有別人的指點時，無力使用自己的知性。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之所以是自己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當沒有別人的指點時，他缺乏使用理性的決心和勇氣。要勇于認識！"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就是啟蒙的口號�！保ā傅隆挂谅�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chǔ)》，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69頁。）

　　新康德主義價值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卡西爾指出，啟蒙精神是一種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給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說：“啟蒙運動認為，近代以來科學思維復興的實際道路就是一個具體的、自明的證據(jù)，它表明"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綜合不是純粹的假設(shè)，相反，已確立的這一目標是可以達到的，這一理性是可以實現(xiàn)的�！保�卡西爾：《啟蒙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美國學者托馬斯·奧斯本認為：“從最寬泛、最一般的意義上說，啟蒙指的是將理性應(yīng)用于人類事務(wù)。啟蒙是一個過程，通過這一過程，首先在自由的名義下，理性被運用于人類既存現(xiàn)實的各個方面�！保ā该馈雇旭R斯·奧斯本：《啟蒙面面觀》，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4月第1版，北京，13頁。）“關(guān)于啟蒙的任何最基本意義上的社會學似乎都會堅持認為，啟蒙理想是與我們的知識體系發(fā)展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個處于啟蒙陣痛階段的社會肯定是一個知識時代，也許是一個知識社會。”（「美」托馬斯·奧斯本：《啟蒙面面觀》，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4月第1版，北京，41頁。）

　　�？抡J為，啟蒙的觀念，總是冒著成為教條的風險。一旦成為教條，它就不是針對啟蒙的啟蒙------最好不要將它理解為一種確定的教條，而應(yīng)該理解為一種否定性的精神氣質(zhì)，一種退出（Ausgang）或逃離的意愿------或者只是持續(xù)進行。（「美」托馬斯·奧斯本：《啟蒙面面觀》，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4月第1版，北京，23頁。）

　　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認為：“就進步思想的最一般意義而言，啟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啟蒙的綱領(lǐng)是要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替代幻想�！保ā傅隆柜R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著《啟蒙辯證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4月第1版，上海，1頁。）

　　筆者認為：啟蒙實質(zhì)就是國民性的改造。

　　歷史越悠久，國民性的沉淀就越厚重，國民性對發(fā)展的阻礙就越大。

　　在中國發(fā)展中我們看到：一方面，從長期看，國民性本身也是制度的產(chǎn)物；
另一方面，從短期看，厚重的國民性對制度建設(shè)是一個嚴重阻礙。

　　中國兩千多年專制集權(quán)的過程，從人文精神方面看，實是一部破壞和倒退史。在專制集權(quán)體制下，面子主義、血緣主義、機會主義、平均主義、權(quán)威主義等意識不斷得到強化，尤其是誠信意識越來越淡薄。所以，中國發(fā)展，必須制度建設(shè)和精神建設(shè)雙管齊下，必須重視啟蒙。

　　啟蒙有兩種：一種是官方主導的啟蒙，如洋務(wù)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等都是帶有官方性質(zhì)的啟蒙；
一種是民間主導的啟蒙，如五四運動等。在內(nèi)憂外患的條件下，統(tǒng)治階級出于強國的目的，也會有意識推動啟蒙進程。官方主導的啟蒙主要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統(tǒng)治，其推行方式具有權(quán)威主義特征。民間主導的啟蒙主要目的是社會大眾的福利和權(quán)利，自由主義行為方式是其主要的表現(xiàn)特點。一方面，官方主導的啟蒙可誘發(fā)民間主導的啟蒙；
另一方面，民間主導的啟蒙也可推動官方主導的啟蒙。

　　知識分子是啟蒙的最大可能主體。一是權(quán)力所有者是利益既得者，對啟蒙沒有動力。二是一般大眾缺乏啟蒙的能力，主要是知識的貧乏和迫于生計的壓力及行動的限制。三是知識分子地位的邊緣化決定了知識分子具有啟蒙的愿望和動力。另外，知識分子的職業(yè)特點也決定了知識分子具有啟蒙的能力。對知識的追求就是對真理的追求，啟蒙實質(zhì)也是一種對真理的追求過程。

　　啟蒙的目的應(yīng)當是建立一個人性、理性、誠信的社會。愛是人性的靈魂，所以有人性的社會就是一個充滿愛的社會。理性是效率的前提，所以有理性的社會也就是一個有效率的社會。誠信是秩序的基礎(chǔ)，所以有誠信社會發(fā)展就有秩序。人性、理性、誠信構(gòu)成了和諧社會的三個基本構(gòu)件。啟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

　　自由、平等、博愛必須要建立在人性、理性和誠信的基礎(chǔ)上。否則，自由、平等、博愛就有可能是偽的，而不是真的。自由若失去了人性、理性、誠信，自由就只能是動物的自由。平等若失去了人性、理性和誠信，平等也就只是封建等級式的平等。同樣，愛也不能失去人性，失去人性的愛客觀上也是不存在的。

　　康德認為：“然而，公眾要啟蒙自己確是有可能的；
事實上，只要賦予了自由，啟蒙幾乎肯定會隨之而來。因為即使是在那些已經(jīng)被認定是大眾的監(jiān)護人中間，也總會有某些獨立的思想家，他們在從自己的肩上，扔掉了不成熟狀態(tài)的枷鎖以后，就會散播那種合理評價自身的價值，以及為自己思考是每個人的天職的精神�！保ā傅隆挂谅�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chǔ)》，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71頁。）

　　這里筆者認為，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是啟蒙的一個要素，但不是一個必要條件。自由是一種手段，但自由的目的是平等。伏爾泰指出，每一個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
當他們發(fā)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是平等的�！保ㄗⅲ悍鼱柼�：《哲學辭典》，見《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88頁。）沒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現(xiàn)為對別人自由的自由剝奪。在啟蒙的進程中，平等是比自由更重要的范疇。而比平等更重要的，就是人性、理性和誠信。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過程，實質(zhì)就是一個不斷啟蒙的過程，所以啟蒙是持續(xù)的，不是間斷的。

　　啟蒙有可能導致偽啟蒙。主要原因是；
一是啟蒙者本身是利益追求者，啟蒙者不是超人，也要受自身利益的約束，這對啟蒙的方向會產(chǎn)生重要影響；
二是啟蒙進程有可能被一些利益集團所利用和左右；
三是被啟蒙者覺悟性不高；
四是內(nèi)憂與外患結(jié)合。偽啟蒙有可能導致的結(jié)果：一是催生集權(quán)專制；
二是形成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政。

　　啟蒙的結(jié)果取決于綜合因素。啟蒙與覺悟要有機結(jié)合。啟蒙是外在的，覺悟是內(nèi)在的。覺悟有時比啟蒙更重要。啟蒙至少要與覺悟要同步，否則，啟蒙的代價是高昂的，啟蒙者就只能是為被啟蒙者提供人血饅頭的材料。另外，啟蒙也要與眾多其它條件配合推進。政府、制度、外在環(huán)境等都是影響啟蒙結(jié)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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