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日云：歷史的價值——《牛津歐洲史》序言

　�。�羅賓 W. 溫克（Robin W.Winks） 叢日云 譯

　　歷史不是一堆記錄在案的數據，也不是一串被記載下來的事實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沖突的爭論。這樣，關于一個事件的實際意蘊、一個偶發(fā)事件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如何最準確地概括這個事件？這些爭論就在歷史的解釋中屬于最有價值的核心內容。當然，歷史讓我們認識自己；
當然，它教導我們理解我們集體的過去并對之保持適當的尊重；
當然，它還傳授給我們一種特殊的技能，即如何提問，如何找到答案，如何合乎邏輯地、令人信服地、清晰地、有目的的思考；
當然，它還是或應該是一種樂趣。但是，我們也發(fā)現，一個民族選擇對其歷史的何種闡釋是至關重要的。當一個社會隱瞞其過去記錄的某些部分，然后那個社會或其領導人向我們講述他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當一個社會試圖改變歷史記載所呈現的或已經有充分根據的事實的時候，我們知道，歷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控制歷史和控制如何寫歷史的人就控制了過去，而控制過去的人就控制了現在。那些想壓制歷史爭論的人持兩條理由：其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所有我們需要知道的；
其二，我們關于這個問題的知識的正確性毋庸置疑，那些欲攻擊普遍認識的人一定有破壞性的目的。持這種觀點的人的做法最終恰恰會毀滅歷史學本身的價值。因為歷史學的價值就在于教會我們相互展開建設性的爭論。

　　顯然，歷史是社會的需要。它賦予我們認同感。它為我們提供了多少可以用來指導方向的導航圖，從而幫助我們在當今日益復雜的時代確定我們的方位。當我們問，我們是誰？我們如何成為我們所是的？我們會采取懷疑主義態(tài)度，求諸于批判性判斷的起始階段。作為一種敘事方式，歷史學為我們提供了解釋和分析的工具。它幫助我們發(fā)現特殊事例，去了解過去的時代或過去的事件中的獨特性，同時也幫助我們了解特殊性和獨一性如何為普遍性做出貢獻。歷史學就是這樣向我們展示人性在社會中的表現和表演，以及隨著時間而發(fā)生的變化。通過讓我們體驗其它生活樣式，歷史學向我們揭示了主觀性和客觀性雙方的價值。這兩者是我們個人認識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我們總是在這兩者間搖擺但卻幾乎意識不到。這樣，歷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見的內容。對歷史的認真研究會幫助我們區(qū)分這兩者。做出這種區(qū)分是重要的，如沃爾特•瑞雷（Walter Raleigh）爵士所說：“是意見而非真理能夠無需通行證在世界上暢行無阻�！痹诖蠖鄶祱龊希�我們從報紙、電視和朋友那里所讀到、看到和聽到并信以為真的東西是意見而不是事實。

　　歷史學是一項活動，它通過追問具體的問題而達至一般性問題。像本書這樣的教科書首要關注的是一般性問題，雖然它不時會提出具體問題或展示具體的事實，但那只是討論一般性問題的途徑。偉大的哲學家卡爾•雅斯帕爾斯(Karl Jaspers)一次評論道：“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首先學著從歷史之鏡中尋找答案�！眹烂C的歷史著作所必須充當的正是這面鏡子。

　　一談到“文明”（本書即是文明的歷史）立即就會陷入爭論。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解釋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懼歷史研究。談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歷史學家那里，它的范圍過分狹窄。不過，如果我們將歷史理解為一個過程，就必須通過特定的空間位置來把握它：我們的連續(xù)性、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進程等。我們還必須識別內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兩大偏見：其一，我們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達到了“文明的”標準；
其二，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是單一的、具有內在統(tǒng)一性的文明單元。第二個偏見很容易發(fā)現。在我們大多數學者那里，在我們幾乎所有的大學課程上，不講“東方文明”（Eastern civilization），只講“東方的各文明（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這個術語表示，西方是一個單元，東方卻不是。這些反映我們西方人世界觀的習慣性的短語如同我們流行的地理書一樣，表現了西方人的偏見。“近東”和“遠東”中的“遠”和“近”只是相對于西歐的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人不會將倫敦稱為“遠西”，將洛杉磯稱為“遠東”，盡管如果他們將自己所在的地方視為世界的中心，這兩種說法或許都是正確的。由于這個習慣短語已經成為我們西方語言傳統(tǒng)，所以本書仍然采用這種用法。一個歷史概念的使用和像本書這樣的寫法提醒我們，在我們的語言中存在著偏見，盡管我們不得不繼續(xù)使用這種簡便的習慣形式。

　　不過，如果談文明，從一開始我們就得給出何謂“文明化”（being civilized）的定義。關于這個問題的書籍已是汗牛充棟。一般人常將那些說著不同語言、踐行不同風俗的其他民族的人定義為“不文明（noncivilized）”（野蠻）的人。中國人習慣于將所有外國人都視為野蠻人，古代希臘人將不能用希臘語交流的人稱為“吧爾吧人”（bar-bar），這些人不會說我們的話。如今，能夠用一種以上語言交流仍是文明人的標志。這樣，文明的定義至少在那些很少思考其用語的含義的人那里明顯發(fā)生了變化。

　　可是，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給這個概念一個較為確切的定義。因為對于一部涵蓋整個西方的歷史著作而言，文明這一概念是全書的一個指導和基本柜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其他人在諸如是否存在與英國和意大利文明不同的美國文明問題上存在分歧，他們也爭論，這些文明是否僅是一個更大實體的變體，而那個更大實體——西方——才有資格稱為文明。盡管這些爭論是建設性的、需要的，但在我們這里無關宏旨。我們需要一個特別清晰的定義，以用來進行下面的敘述和分析。因此，這個操作性定義要求，“文明”包括一個社會或相互依存的一組社會的下列若干（盡管不需要全部）條件：

　　1.要有某種形式的政府，人們通過它滿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應的責任。

　　2.城市社會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種程度的發(fā)展，從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這種游牧的和分散的文化不能留下有意義的物質遺跡。

　　3.人類已經成為工具制造者，通過使用金屬，改造他們的物質環(huán)境，從而也改造他們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盡管這種改造是有限的。

　　4.某種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經開始，通常發(fā)生在工作場所，而榮耀、地位和目標一起，成為社會的粘合劑。

　　5.社會階級已經出現，不管他們是相互對抗還是相互依存。

　　6.書寫形式已經發(fā)展起來，從而群體和群體間，更重要的是代際之間，可以通過文字交流。

　　7.閑暇的概念出現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場所，也不是特定的階級職責或分工。于是，比如說，藝術超出了（當然并不排除）僅僅作為裝飾的局限，運動超出了競技的范圍。

　　8.要有更高存在的概念，盡管并不必然通過組織化的宗教。通過它，一個民族能夠超越自己，在他們自身之外尋求事件的解釋和發(fā)現他們的目標。

　　9.要有時間概念，通過它，一個社會將自己與過去和對未來的假想聯系起來。

　　10.一種批評的能力發(fā)展起來。這種能力不需要西方的理性主義、直覺、特殊的宗教或政治機構，但是它必須存在。好使一個社會能夠從內部進行變革，而不是等著來自外面的可能是毀滅性的打擊。

　　西方最常見的偏見是用技術變革來衡量“進步”，根據這個標準，至少到歷史的晚近時期，沒有出現重大技術變革的社會是不開化的。事實上，盡管文字記錄和重大技術變革存在于我們所稱的“文明社會”，但兩者都不是文明開化的本質性內容。當我們研究歷史時，或許我們應該記住英國批評家約翰•拉斯�。↗ohn Ruskin）所記載的歷史行為的三個內在要素：“偉大民族將他們的自傳書寫在三種稿本上：行為之書、言語之書和藝術之書�！�

　　這里的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從過去學到什么”。在大多數場合我們做不到，至少從簡單的思維水平上來說是這樣。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會在外交事務中根據行為的某種程式來做出決定，僅僅因為類似的程式曾在過去有效。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了解到，環(huán)境改變了情勢，而新知識帶來新的責任。當然，個人“向過去學習”，遭到過搶劫的人以后會有警惕性�？墒�，將這樣的經歷拔高為“歷史教訓”，是將個人從孩童向成年人的成長經歷變成歷史，最多，這種成長是個人傳記中的經歷而已。

　　我們有時會從歷史中記取“錯誤的教訓”。事實上，那些熱心地爭辯未來的特殊行動方案能夠從過去找到答案的人會說服頭腦簡單容易受騙的人，使他們相信歷史會重復，因此，過去是未來的導引圖�？墒牵瑳]有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會持這種觀點。一般的模式或許重復，有時真的就會重復，但是，特殊的事件之鏈不會。政治科學、神學和科學等學科達到最高程度的概括，歷史學與它們不同，它完全不相信鐵的規(guī)律。但歷史也不僅僅是一串沒有聯系的事件。的確存在一般性模式、因果鏈條、中間層面的概括，這是得到了證明的。這樣，歷史學就處在一個讓許多人不滿意的層面上：高于特殊(specific)，而低于絕對(absolute)。

　　如果復雜的問題從不以同樣形式或以可辨識的類似的形式重復——如果那樣，借用一句慣常的軍事比喻，將軍就不必為了下一場戰(zhàn)爭而是為前一場戰(zhàn)爭做準備了——那么，歷史研究能夠為社會解決自己的問題提供什么幫助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只是在有限的意義上。歷史為人類在各種場合的行為提供一套豐富的診斷報告，個人的和集體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文化的，然后詳盡地告訴我們，人類曾經怎樣處理他們的事務，從而揭示出當今如何處理同樣問題的方式。哈里•S.杜魯門(Harry S.Truman)總統(tǒng)的國務卿，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有一次曾評論說：如果不考慮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衰落，沒有人能夠理解50年代的問題。他當時提到了關于雅典與斯巴達戰(zhàn)爭的杰出的歷史著作，這部著作由一位參加戰(zhàn)爭的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戰(zhàn)爭剛剛結束后完成。在公元前5世紀，沒有原子彈，沒有電子通訊，沒有槍或火藥，戰(zhàn)爭的后勤系統(tǒng)完全是原始的，但是，二千三百年后，美國一位最杰出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發(fā)現，他思考問題還離不開修昔底德。

　　歷史學只能大致把握人類行為的范圍，把握某些極端行為或一般行為。盡管不能盡善盡美，但它能夠揭示，如何或在什么范圍內，人類行為會發(fā)生變化。這最后一點對于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人員、記者或外交官都是至關重要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領導人，如先知、改革家、政治家等，如果掌握了歷史所提供的材料，會在領導我們走上新的道路時做得更好。因為它能夠告訴我們，人類的什么東西是可以持久的或不能持久的，如同科學和技術告訴工程師，金屬能夠承受什么樣的張力。歷史也提供關于空間和時間深度的知識，能夠消解改革者的樂觀主義和過分自信。比如，我們可能希望保護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環(huán)境，消除酸雨，凈化我們的河流，保護我們的野生動物，保留我們壯觀的自然景色。歷史也許告訴我們，大多數這樣做的人都失敗了。它或許能夠給我們某種指導，以免重蹈覆轍。不過歷史還會告訴我們，個人和公眾在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保護環(huán)境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有許多人認為，這種保護是沒有必要的。有一些相信保護環(huán)境是必要，但他們也同樣認為，低水平的環(huán)保必須讓位于利用自然資源的更高水平的生產。歷史能夠提供一種解決方案，使不同意見相互理解，但求助于歷史并不能使立法通過，使憤怒變成興奮，使未來更干凈更安全。歷史不能定義河流污染，但歷史可以提供過去的數據作為比較的尺度。這個定義會來自于當前的政治或我們關于明天的判斷而不是歷史。歷史服務于長跑、有時服務于中跑，但很少服務于短跑。

　　這樣，如果我們愿意將“相關性”理解為不像科學的直接應用性那樣容易看到，也比直接行動更遙遠，那么，我們也許得承認，歷史就是“相關聯的”。它不是實際去建設高速公路，或清除貧民窟，但他能給做這些事的人大量的幫助。忽視了它，就會在實際行動中導致失敗。

　　但是，歷史也是娛樂，至少對那些樂得讓自己的好奇心所驅使的人是如此。像俄國的凱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一段時間里有多少情人，他們在皇帝臥室里的行為有多大影響，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寧愿將其視為歷史的奇談？歷史調查的一些細節(jié)，譬如，在一艘沉沒的維京人的海盜船上發(fā)現的珍寶與盎格魯—撒克遜詩人所描述的沉船寶藏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更復雜的因果關系問題，如革命知識分子的作品對革命的實際影響是怎樣的？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如現代西班牙霸權的興衰在多大程度上受新世界黃金和白銀供給的影響？抑或文化議題，如西歐為什么采取復興古典希臘和羅馬的文學和藝術，而不是轉向某種新的實驗？那些對歷史感興趣的人會如饑似渴地閱讀以發(fā)現他們想得到的答案。找到答案后，他們還要進一步追問，我們已有的知識是如何獲得的。還要轉向在時間上最接近相關人物和問題的材料，轉向相關人物原始的語言。閱讀關于蘇格拉底、哥倫布、邱吉爾的材料是有趣的，而閱讀他們自己的傷口，仿佛與他們本人交談更有意思。在語境中考察他們是重要的，至少同樣重要的是，考察我們是如何理解他們的思想，并使他們的思想適合于我們的目的的。讀者會發(fā)現通向充滿寶藏的歷史領域的道路，如果依賴從過去和現在的意見中提煉出來的意見，對此能夠提供的幫助是可憐的。他們還能夠通過編年表、傳記、圖畫、地圖得到幫助，歷史學家們通過這些東西與讀者分享快樂和直觀的感覺。

　　最后，認識過去就是認識我們自己——不是完全的，也并不充分，只是改進了一些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歷史能夠幫助我們養(yǎng)成優(yōu)美和高雅的行為，中肯和徹底的思想，在人與人的關系上的和諧與寬容。最為重要的是，歷史給我們一種興奮感，觀察或參與我們周圍那些有一天也會成為歷史的事件的激情。

　　歷史是敘述，是故事，它雖然承認許多令人著迷的節(jié)外旁枝的意義，但它首先關注宏大課題。因為歷史主要關涉人們如何與為何如此行為，關涉人們的思想和信仰的模式。說到底，歷史關涉到什么是人們確信為正確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幾乎所有的歷史都是認識和思考（intellectual）的歷史，因為，特殊的條約、戰(zhàn)爭和科學發(fā)現的意義依賴于卷入其中的那些人，那些追隨自己思想的人。歷史證明，我們會死，就如我們可能會活著。這是因為，在久遠的過去，一些人就對此確信不移。

　　我們每個人不能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不斷重構我們的過去，像偵探所理解的那樣在我們的動機和態(tài)度的支配下去做事，但正規(guī)的歷史學研究是相當嚴謹的研究。歷史研究可能賦予我們某種非常有限的預卜未來的能力。更為確定的是，它會幫助我們將特定事件的原因組織在意義的模式中。歷史還會幫助我們寬容其他人的歷史觀點，既便它幫助我們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歷史會幫助我們從不太重要中挑出重要，從不相關中挑出相關，從而使我們不至于以頭腦簡單的方案去應對人類相當復雜的問題。我們必須抵制一種傾向，將我們的問題歸咎于一個團體或個人，我們也必須有力地捍衛(wèi)我們的信仰。

　　承認甚至贊美全部文明的價值對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通過我們特殊的歷史經歷的多棱鏡認識全部文明。我們熱愛自己的歷史，在自己的歷史中我們感到舒適和安全。借助于它，我們解釋我們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這一點，就是要承認我們也是歷史的產物。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學習歷史，以我們的方式提出我們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向我們的過去提問，也就不能向未來提問。

　　《牛津歐洲史》簡介:

　　《牛津歐洲史》是耶魯大學已故著名史學家羅賓•W.溫克（Robin W Winks）的代表作品。該書分四卷闡述了從中世紀末到當代的歐洲歷史，這也是歐洲進入現代，走向世界，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歷史。作者不拘泥于歷史事件和過程的細節(jié)描述，而是對歐洲文明的發(fā)展進行了全方位的宏觀掃描，尤其重視各個歷史時期在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變革和成就。如作者所言，本書其實是歐洲文明史。作者以簡約的大手筆，勾勒出歐洲數百年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的大脈絡。其描述清晰精煉，其分析深入透徹，堪稱歷史著作的精品。該書由叢日云教授主持翻譯，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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