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星：敘事在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

　　西方主流社會學研究的實證化趨向與敘事的價值

　　敘事研究作為一種有鮮明特點的質性研究方法，對于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有著重要的價值。

　　在歐洲古典社會理論大師那里，本來一直并行著兩個既相互對立也相互補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開始占據(jù)社會學主流地位以來，社會學研究方法越來越實證化，量化方法在西方社會學中運用得遠比定性方法廣泛，其所享有的“科學”地位似乎也遠在定性方法之上。而質性研究則越來越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

　　但是，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米爾斯就已經(jīng)辛辣地批判過他所謂的“抽象經(jīng)驗主義”，疾呼要重新喚起“社會學的想像力”，以克服西方社會學正在到來的危機。

　　敘事研究作為一種有鮮明特點的質性研究方法，對于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有著重要價值。敘事研究是研究者將自身的體驗轉化

　　為在時間上具有意義的情節(jié)片段的一種基本方式。它將事件串聯(lián)起來，從而使事件根據(jù)自己的時間位置和在整個故事中的作用而獲得意義。它本來是語言學和文學等領域常用的手法，后來于20世紀初被芝加哥學派運用在社會學研究中。1950年代后，人類學、現(xiàn)象學、解釋學等相關理論被引進敘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但在實證化的趨向中，社會學界長期以來都是依循邏輯—科學的模式來建構自己的書寫實踐。直到1980年代后，后現(xiàn)代理論的興起才使敘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視。由于后現(xiàn)代理論對“元敘事”的摧毀，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推崇，這才把敘事從科學的獨斷論中解放出來。

　　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對于“變通”這樣一種有著微妙的社會學味道的社會機制，敘事這種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進路就顯出了它獨特的魅力：事件之間那些復雜的、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關系不是被線性的、單義的或結構的因果關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種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來。

　　如果說定量方法對于社會結構早已被徹底夷平，社會運作高度制度化、規(guī)范化的西方發(fā)達社會來說常常是更適用的研究方法的話，那么，質性研究方法尤其是敘事研究對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方面：

　　其一，中國社會體制運作的變通性。

　　任何一個社會的運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兩套機制，都有制度的剛性和彈性兩個向度。但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于其非正式的機制往往比正式的機制更為重要，其變通的影響所及常常已經(jīng)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邊界。這是因為20世紀以來國家政權建設中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相互分離使中國社會的實質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較低，加上現(xiàn)在又處在新舊體制的交軌時期，社會的實際運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規(guī)的、標準的規(guī)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運作機制，即“變通”機制。變通的微妙之處在于從表面上來看，它所遵循的原則及試圖實現(xiàn)的目標是與原制度一致的，但變通后的目標就其更深刻的內涵來看，則與原制度目標不盡相同甚至背道而馳。因此，對于這樣一種有著微妙的社會學味道的社會機制，敘事這種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進路就顯出了它獨特的魅力：事件之間那些復雜的、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關系不是被線性的、單義的或結構的因果關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種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來。我們通過故事，既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旨在發(fā)現(xiàn)一般性、客觀性的規(guī)律或規(guī)則，但也不只是像文學那樣重在塑造生動的、個性鮮明的、充滿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現(xiàn)行動與制度之間復雜的、“適合的”因果關系，由此去體味中國社會的獨特滋味。

　　其二，中國社會轉型實踐的過程性。

　　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想像力”促使我們問三類問題：社會的結構是什么？社會的變遷是怎樣的？社會的人性是如何的？但無論什么問題，都必須具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把歷史視為社會研究的主軸。如果分析美國這樣高度穩(wěn)定的社會尚需歷史感的話，那么洞察中國這樣一直在經(jīng)歷劇烈變動的轉型社會就更需歷史的眼光和過程的視角，需要將一種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現(xiàn)象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將社會事實看做是動態(tài)的、流動的，將事件性的過程作為研究實踐狀態(tài)的入手點。以細微見長、以事件為中心的敘事方法與面向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社會學有著高度的親合性。

　　其三，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從現(xiàn)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興起以來，帕森斯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學“正統(tǒng)共識”對日常生活的忽視日漸被打破。尤其是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猛烈攻擊，日常生活越來越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難就在于我們如何能讓沉默者發(fā)聲。所謂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僅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與宏大歷史話語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義上“稀薄”而“貧乏”、充滿“偶變性”和“錯誤”的生活。對于這幾乎不可言說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夠進入？�？陆o我們的啟示是：對不可言說的東西，可以展現(xiàn)。在“無名者的生活”中，�？玛P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曖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們幾乎注定要沉沒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權力相撞擊的特殊時機，他們才短促地出現(xiàn)，又迅即消失。他們的故事夾雜著美與恐怖，具有一種超現(xiàn)實的色彩。而我們也許無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卻可以設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觸動、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間，在無名者與權力相撞擊的光中，窺見他們模糊的身影，而后嘗試撰寫�？滤�謂的“生命的詩”。而敘事正是撰寫那些歷史無名者的“生活的詩”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限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xiàn)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復雜的關系，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

　　不過，自從“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來后，“講故事”似乎已經(jīng)成了中國社會學界一種新的風氣。不過，我們還得看到，敘事方法有其自身的限制。能否用講故事的方式推進社會學研究，能否講出有價值、有余味的故事，主要取決于這樣幾個因素：

　　其一，問題感。敘事方法并不是對誰都適合，只有這樣的人才適用：他們拒絕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類經(jīng)驗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釋。所謂敘事，也正是將日常生活中的解釋呈現(xiàn)出來。因此，敘事者能夠看到什么樣的故事，首先就要取決于他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素養(yǎng)。也就是說，社會現(xiàn)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現(xiàn)、被建構出來的。沒有獨特的感知，沒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社會實在縱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頂，人也可能視而不見。社會學家能夠從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夠從平靜的生活中看到動蕩，能夠從常規(guī)的秩序中發(fā)現(xiàn)悖論，能夠從繁榮的景象中體察斷裂，這完全取決于他們的理論修養(yǎng)。

　　其二，復雜性。敘事分析真正的旨趣在于，它認為偶發(fā)的、意外的、內在的不可預測的時間可以消除或改變歷史看似最持久的趨勢，它暗示了社會進程內在具有偶變性、不連續(xù)性和結果的開放性。但是，如此強調偶變性的敘事分析所選擇的敘事對象恰恰不是隨意的、偶然的。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隨時隨刻都在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但什么樣的故事可以作為一個敘事性分析的樣本去呈現(xiàn)，其條件卻甚為苛刻。值得展現(xiàn)的故事必須達到十足的復雜程度。這種復雜程度不僅僅是指場面的壯闊，聲勢的浩大，人物的繁多，過程的曲折，關系的交錯，事件的疊起，時間的漫長，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從中能感受到心靈的顫動。在構成敘事的幾個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使用情節(jié)、背景和刻畫，賦予某個事件以結構、意義和脈絡，從而將之轉化為故事的要素。情節(jié)的復雜性和生動性是敘事能否成功的關鍵。

　　其三，技巧性。講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復雜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講”出來的�！爸v”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的運用，實際上它是“社會學的想像力”的展現(xiàn)，是作者理論關懷之所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xiàn)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復雜的關系，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只有這樣，才不會犯用先導的概念來剪裁生活世界的錯誤，才不會把那些偶然的、隨機的甚或“錯誤的”事件簡單地排斥在敘事之外，不會把復雜的關系、豐富的材料簡單處理成用以證實或反駁某種總體概括的“個案”或理論分析的“例子”，從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將理論“邏輯”強加在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上的致命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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