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

　　不可否認，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雖然中國一直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但是，“社會”卻處于一種沒收與沒落的狀態(tài)。中國原有的社群組織與社會規(guī)則，在狂風驟雨式的改造中變得淹沒無聞，而無所不在的國家體制，以及源自意識形態(tài)的狂熱與敵意，更使資本變成了一個壞東西。

　　改革開放以后，人們漸漸意識到，資本并沒有那樣糟糕。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學者眼里，中國正在滑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中國有些本土學者透過“權力私有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同樣將這種新趨勢稱為“官家資本主義”。然而，凡此種種批評并非是為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變異。

　　與此同時，近30年來，在中國漸次走向開放，終于放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時，國際學術界對“資本”理論的詮釋也有了新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xiàn)代化，同樣暗合了“資本”概念的現(xiàn)代化，而這一概念的現(xiàn)代化，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關鍵在于如何增進政府與社會對“社會資本”的理解。

　　關系是一種資本

　　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的出現(xiàn)，使物化的資本部分回歸于人。若干年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將資本區(qū)分為“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漸成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的定義，但是，一個共識是，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技術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后的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其意義在于，通過強化或重塑社會關系（社會契約），社會能夠從中獲利。進一步說，承認社會資本的存在，將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出路。對于國家與社會來說，投資社會關系的改造與培育，不僅可以使個體、團體獲利，同樣可以使國家獲利。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guī)范和網(wǎng)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xié)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收益�！�

　　早在幾十年前，談到為什么反對階級斗爭時，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yè)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系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化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便是職業(yè)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梁漱溟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yǎng)發(fā)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耙�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xiāng)村的自治。一鄉(xiāng)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wěn)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保�梁漱溟：《回憶我從事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

　　無疑，由家族倫理構筑的中國社會實現(xiàn)了對國家政治失靈時的重要救濟。近些年來，人們經(jīng)常會被問到下面這些問題：比如，為什么中國社會有“超穩(wěn)定結構”？為什么王朝崩潰家國仍在？為什么中國人歷經(jīng)“民不聊生”最后總能起死回生？轉型期的中國，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在政府救濟不力時，為什么中國社會仍然沒有出現(xiàn)世界預言的“崩潰”？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為一種“組織”部分化解了政府失靈或者市場失靈時所帶來的種種弊病與危機。

　　比如說，對于一個農村貧困家庭來說，子女通過考學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會不斷地接濟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小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負責征稅，他們在家族中幾乎要擔當包括弟妹教育、父母醫(yī)療到養(yǎng)老所需的一切。而那些正在咬緊牙關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同樣將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從這方面說，盡管在中國現(xiàn)代意義的社會組織培育很不發(fā)達，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由于多數(shù)人都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所謂“中產(chǎn)階級”的出現(xiàn)，首先是對家庭救濟能力的一種增量，是一支新的社會救濟力量的出現(xiàn)。

　　在專制或者封閉時代，經(jīng)營一個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極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顯而易見的是，這種中國式的家族自救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自救，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自救理應走向并擁有一個寬闊的前景。

　　從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進程取決于許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的群眾性基層活動影響民主制度的績效，社會資本的數(shù)量和質量是民主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wǎng)絡的發(fā)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既維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存量，又實現(xiàn)增量。

　　就像婚姻締造了家庭，自由結社同樣是產(chǎn)生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公民精神大加贊揚。托克維爾認為，自由結社與熱情參與是美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征，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在《獨自打保齡——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一書中，帕特南還注意到另一個現(xiàn)象，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美國社會的變化，這種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參加了對肯尼迪與尼克松的選擇，而30年后只有48.9%的人參加了對克林頓、多爾與佩羅的投票。同樣，公民的公共表達，諸如遞交請愿書，給議員寫信等也呈現(xiàn)下降趨勢。今天的美國人是如此獨立（個人主義），以至于在閑暇時間寧可獨立自己去打保齡，或者一個人呆在家里看電視，也不愿與鄰居聊天，或者參加社會區(qū)集體活動。

　　當然，中國人并不會“獨自打保齡”，但是，即便人們經(jīng)常聚在一起打麻將也并不代表他們參與公共事務。中美仿佛處于兩個季節(jié)，如果說美國的社會資本在部分凋謝，那么中國的社會資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發(fā)芽。今天，“投資社會資本”和“治理”、“公民社會”一樣，漸漸為政府與民眾所熟悉。應該看到的是，對于政府來說，所謂“投資社會資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資環(huán)境，也談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時機，如果政府放手社會資本的自發(fā)性的成長，政府不但不用花費一個銅板，反而可以坐收社會救濟政府的巨大利益。兩者的權利的邊界是，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顯然，劃分公民社會的邊界，不在于階層意義上的權利邊界，而在于確定社會私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邊界。

　　應該說，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孤立主義，前者使社會處于一種被吞噬的狀態(tài)，而后者則使社會變成一盤散沙，這都意味著社會力量或社會資本的土崩瓦解。正因為此，筆者認為，衡量人類進步的兩個重要價值是獨立與合作。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本質上說，就是社會組織復蘇或再生的過程，是社會資本生長與重新配置的過程。正是因為看到社會的創(chuàng)造之力與緩沖之力，吉登斯之發(fā)現(xiàn)社會，就是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發(fā)現(xiàn)“第三條道路”。

　　被壟斷或異化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關系”。人們傾向于將其理解為公民之間互信互惠，合作成長的良性的社會網(wǎng)絡。對于民主運行與一個社會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來說，它同樣至關重要。如學者燕繼榮指出，“一個人、一個組織或團體，其收益的多少，取決于其社會資本的存量，而社會資本的存量來自于他（它）的社會網(wǎng)絡關系。”（《投資社會資本——政治發(fā)展的一種新維度》）

　　社會資本雖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現(xiàn)，同時應該具備某種開放性，否則便有可能因為封閉而轉向異化。關于這一點，深諳官商勾結“關系”之苦的中國人并不難理解。某些社會資本的“消極的外部性”為人們所重視——封閉的社會資本同樣可能起到綁架或隔離公眾的目的。

　　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波特看來，如果一個群體的目標是反社會的，那么，這個群體內部的社會資本必然會產(chǎn)生危害社會的作用，正是因為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社會資本的投資與培育才更應有所作為。然而問題在于，究竟該怎樣培育社會資本，是政府通過干預投資，還是公民通過自己的行動與觀念投資，并因此獲得社會的回報？

　　如亞當斯密所說，“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制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币恍├�益團體通過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同樣可能形成一種對公眾的合謀。舉例說，近年來調而不控的高房價，無疑與開發(fā)商之間、開發(fā)商與政府之間的默契合謀不無關系。當政府三心二意地開始調控房價，地產(chǎn)大佬同樣會召開閉門會議，甚至有的地產(chǎn)商以“不蓋房”為由相要挾。對利益的追逐既是經(jīng)濟資本的屬性，同樣也是社會資本的屬性。資本會因為繁殖而增值，而強化，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并不是社會資本的致命之處。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個社會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另一些人卻處于被禁止的狀態(tài)。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國的關系網(wǎng)絡，而另一些人卻只能在鄰居家串門。在此意義上，如果說任志強的“不蓋房倡議”是挑了一次驚艷的花槍，那么，民間“不買房運動”的曇花一現(xiàn)，留給人們的則是一種“蚍蜉撼樹”的悲涼，是局部見證中國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的一曲挽歌。

　　開放社會的社會資本

　　設若重建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重建社會關系，那么首先要知道我們需要怎樣一種社會關系，以適合民眾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適合一個開放社會的成長。顯然，在集權主義社會里，在只有一個中央連接點的星狀體結構中，并無社會可言。因為在這里一切紐帶都需要通過位居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權利來進行連接。其危險在于，當權力失靈，整個結構立即土崩瓦解。

　　社會學家傾向于將社會資本的組織形式分為垂直式與平面式。前者為柱狀，后者為網(wǎng)狀；
前者是等級制的，而后者是貫穿著一種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會，現(xiàn)代的或傳統(tǒng)的，專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際溝通和交換網(wǎng)絡構成的，這些網(wǎng)絡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橫向”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訴求的行為者聯(lián)系在一起。還有一些則以“垂直”為主，將不平等的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與依附關系之中。

　　顯然，這種柱狀的等級式的結構所代表的仍是一種封閉的、斷裂的社會結構。在帕特南看來，密集但是彼此分離的垂直網(wǎng)絡可以勉強維持每一個集團內部的合作，但是不會使全社會進入一種信任與合作的狀態(tài)。

　　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從本質上說，中國轉型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由于過去社會一直處于被壓抑或者沒收的狀態(tài)，社會必須尋到并贖回自己應有的邊界。而開放社會的好處就在于，國家有義務承認公民個體的價值優(yōu)先于國家的價值，而公民能夠遵照自己的權利而不是政治或權力設定的紐帶來締結自己的關系，或者說開拓自己的社會資本，并在此基礎上使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達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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