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國人的“權(quán)利”概念（下）

　　中國領(lǐng)導人似乎并不情愿對政治改革給予同他們所珍視的社會經(jīng)濟目標一樣的重視，西方觀察家對此感覺失望，但是那些受政策影響最深的人——普通的中國人民——多少有不同的感覺。如果觀察一下最近爆發(fā)于中國的抗議運動，我們將發(fā)現(xiàn)它們大多框定在孟子、毛澤東而非洛克、杰斐遜的話語中。?

　　天命的象征含義在許多農(nóng)村的群眾抗議中很明顯。僅僅在幾年前，湖南的農(nóng)民就以公元前3世紀第一次農(nóng)民起義的歷史締造者、起義者陳勝、吳廣的姿態(tài)起誓，示威的隊伍行進在“替天行道”的條幅后并以此表達他們希望鄉(xiāng)鎮(zhèn)政府減低稅收的要求。孟子的聲音回蕩在他們的言辭中：“民怒彌天”、“天下可憂在民窮；
天下可畏在民怒”。同樣有趣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些反對聲音回應時的姿態(tài)，在湖南的一個鄉(xiāng)村，稅務局在辦公處所外張貼了這樣的標語：“國家稅收如同征收皇糧，不可違抗�！�?①但是今天的現(xiàn)實當然比皇權(quán)時代改變了許多，當代的農(nóng)民示威者擁有了其他更現(xiàn)代的修辭武器來進行對抗、斗爭。今天的示威者以毛澤東意味的語句來宣稱：“造反有理！”、“一切權(quán)力歸農(nóng)民”、“農(nóng)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新地主下地獄！”?②?

　　農(nóng)民并非是惟一從皇權(quán)時代與革命啟示中尋找資源的示威者，在農(nóng)村附近衰落的工業(yè)中心，近年來同樣爆發(fā)了相似的群眾事件，1992年重慶紡織廠下崗工人的示威抗議就是其中一例。1992年11月該工廠宣布破產(chǎn)，3000個工人需要自己找新的工作，而退休工人每月的退休金也從原來的150到250元減少到僅僅50元。為了抗議降低的薪金，請愿活動就此展開。??

　　帶領(lǐng)游行隊伍的退休工人們在武裝警察面前下跪，聲淚俱下地懇求道，他們只想向當局提出請愿，以此獲得原有水平的退休金，也就是生存的權(quán)利……退休工人們稱退休金是他們退休前勞動積累的體現(xiàn)，屬于他們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在職工人稱：我們只是按命令來工作，商業(yè)的損失是由于指導生產(chǎn)的經(jīng)濟計劃中的錯誤所致，因此損失不應該歸咎于工人。政府應該對工人的未來負責，并為他們提供工作與培訓，以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quán)利。?③?

　　如果說剩余價值和經(jīng)濟計劃的說法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影響，那么以下跪為形式體現(xiàn)的對基本生存權(quán)利的要求則有更為悠久的傳統(tǒng)。?

　　我們在城市和農(nóng)村的示威中都發(fā)現(xiàn)了許多孟子思想的表述。例如1995年的一個報告就曾經(jīng)寫道：“遼寧和四川的工人們常以游街或集會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他們要求獲得生存所需的食物�！�?④社會學家李靜君（Ching Kwan Lee）對最近關(guān)于中國勞工動亂的調(diào)查總結(jié)道“生存權(quán)的要求在示威標語中占最大一部分”。?⑤在生存要求的表面就是今天的工人對長久以來形成的抗議模式的回應。在毛澤東及其同志發(fā)動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工人罷工，也就是1922年安源煤礦工人罷工時，罷工宣言就稱“我們要命！我們要飯吃！現(xiàn)在我們餓著了！我們的命要不成了！我們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后手段。”。?⑥而最近安源煤礦的幾次請命示威中，退休煤礦工人要求更高的退休金，這更顯示了中央領(lǐng)導設(shè)定的小康圖景與工人實際的經(jīng)濟狀況之間的差距。?⑦?

　　當代中國工人對于生存和經(jīng)濟要求的示威話語中往往夾帶著馬克思主義的修辭：“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工人階級萬歲！”?⑧而他們更為頻繁地使用中央領(lǐng)導人的口號，比如在安源請愿者的例子中就是“加強三個代表！我們要吃飯，我們要邁步進入小康！”?⑨這些看起來像是回應官員們的口號實際上卻是對于基本生存權(quán)這一古老要求的宣揚。一篇報紙上關(guān)于北方工業(yè)城市沈陽一系列的工人示威的報道作了以下描述：??

　　“工人在政府辦公樓前游行抗議他們悲慘的生活狀況……心軟的官員難以駁回他們對補助金與工資的要求，沈陽市市長說，人民是我們的人民，至少他們要能吃上飯�！�?⑩??

　　可以肯定的是，席卷今日中國城鎮(zhèn)的示威浪潮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并表現(xiàn)為不同的形式。在農(nóng)村，隨著國家對農(nóng)業(yè)稅的廢除，土地糾紛取代了抗稅示威成為觸發(fā)集體暴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對于社會經(jīng)濟公正的持續(xù)要求——它們往往以對生存的道德要求為形式——?依然是聯(lián)系起其他不同事件的線索。盡管土地糾紛關(guān)注財產(chǎn)權(quán)，但也往往以道德經(jīng)濟的話語被表述。如，在廣東順德最近發(fā)生的抗議土地征用事件中，村民們向更高一級的官員抱怨地方干部“不關(guān)心農(nóng)民是否有土地和生計”。11深圳附近的一次土地糾紛事件中，抗議者向外國記者解釋道：“我別無選擇，我有責任與其他村民一起為保護我們的土地而斗爭。我們要斗爭到奪回土地，因為那是我們的命根子。”12而溫家寶在對這些土地糾紛的情況作出回應時也宣稱：“一些地方非法占有農(nóng)民的土地，并且不給予農(nóng)民合理的經(jīng)濟賠償和生計安排，從而在農(nóng)村引發(fā)了群眾抗議事件……我們不能在土地問題上犯任何歷史錯誤。”13此番論述之后便有政府為建設(shè)更公正的“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而許下的大量承諾。這些事實均體現(xiàn)了對于人民過上體面生活這種權(quán)利的廣泛認同，而這又暗示著，盡管中國政府對于美國人定義的人權(quán)似乎缺乏關(guān)注，但是國家并不必然因此遭遇道德的真空。?

　　盡管美國也面臨著貧窮或者流浪者帶來的持續(xù)的社會問題，我們卻從未發(fā)現(xiàn)當代美國出現(xiàn)要求經(jīng)濟正義的社會運動，反之，大規(guī)模的運動通常都集中關(guān)注對個人公民權(quán)的要求。例如，數(shù)不清的、有時甚至帶上了暴力色彩的關(guān)于墮胎問題的對峙，在其中，“泛生命論”（pro?life）的擁護者將未來孩子對生命的“自然權(quán)利”作為其論點的依據(jù)，而“泛選擇論”（pro?choice）鼓吹者則強調(diào)“生殖權(quán)利”，即婦女對于控制自己身體的“自然權(quán)利”，盡管對抗如此激烈，雙方均認同在這些激烈的論戰(zhàn)中，政府需要保護不可剝奪的個人權(quán)利（不管是要支持還是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對于韋德一案的決定［Roe V Wad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1973］）。?

　　再來想想當今美國持續(xù)存在的其他不穩(wěn)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極端主義武裝團體，這些團體近年來在整個國家大肆發(fā)展起來，它們聲稱杰斐遜派的基本論點可以聯(lián)系到一系列針對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恐怖主義襲擊上來。14這些團體堅持認為它們的行動符合美國革命的精神，它們崇尚擁有武器以維護自由的個人權(quán)利，而這種基于第二修正案的自由成為了它們活動的主要原因以及美國大革命的永久遺產(chǎn)。15密蘇里五十一武裝團的一位成員如此解釋道：“大革命主要的觸發(fā)因素同樣存在于今天，那就是任何人不能干涉一個自由人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quán)利。”16在這些團體的成員眼中，他們特立獨行的武裝團是為維護個人自由的自然權(quán)利，對抗壓迫性的聯(lián)邦政府而存在的。他們的許多文章經(jīng)常涉及18世紀共和黨的思想——把武裝的公民視為對抗專制的最好防護手段，在其中托馬斯•杰斐遜提倡武力的論述更是經(jīng)常被帶著極度熱情的人所引用。17

　　在美國，甚至根本上是經(jīng)濟問題的示威都是限定在公民權(quán)利的問題上�！凹又菘苟愡\動”（California Tax Revolt）就是一例，它成功地挑戰(zhàn)了向上升的財產(chǎn)稅率以及1978年第13條款，并點燃了美國類似的示威抗議運動。18運動的領(lǐng)導者哈維爾•賈維斯從公民對抗專制的權(quán)利這一角度而非社會經(jīng)濟上的考量來為他的行動辯護，他說：“美國自由政府的全部基礎(chǔ)事實上被沒有限制的稅收所破壞了，這種不斷上升的征稅只能帶來專政�！�19

　　上文論述了中國和美國的主流在權(quán)利概念方面存在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于大眾示威的意義，但我并非想暗示所有的中國人僅僅考慮社會經(jīng)濟的安全而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考量，這樣的論斷會像認為美國人僅僅關(guān)心政治自由而遠離一切物質(zhì)利益的想法一樣愚蠢。在中國存在與民主政治相關(guān)的運動，而美國則存在婦女要求同工同酬所引發(fā)的平等運動，這些例子都足以使我們拋棄那種誤解。20但我相信，需要強調(diào)兩種政治文化之間的重要差異，這一差異不但體現(xiàn)在抽象的哲學話語中，而且體現(xiàn)在政治修辭與大眾抗議中。正因如此，我對近年來美國社會科學關(guān)于中國問題研究的中心論點是相當懷疑的，這些論點認為近來我們在群體事件中可以觀察到的大眾使用的“權(quán)利”話語是對公民權(quán)的新訴求，而這種訴求會對中國政府的權(quán)威產(chǎn)生根本性的挑戰(zhàn)。裴敏欣在論及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以及法制改革時，提出中國社會整體上出現(xiàn)了“上升中的權(quán)利意識”。立足于對改革歷史的觀察來展望未來，裴敏欣預言：“中國處于萌芽階段的反對派可能會變得更有彈性，更老練圓滑地挑戰(zhàn)對民主的進一步發(fā)展產(chǎn)生抵制作用的政治體制。”21同樣，歐博文和李連江在他們對當代中國農(nóng)村抗議運動的研究中也指出，“作為一個公民這樣的認識正在滲透進大眾日常用語中”�！拔覀儾荒艿凸肋@些上升的權(quán)利意識以及國內(nèi)的‘權(quán)利討論’的隱含意義，尤其是在一個一直以來對權(quán)利的保護相當弱的國家當中�！币驗椤敖裉鞂�權(quán)利要求的反抗力量日后將變成具有深遠意義的反霸權(quán)結(jié)構(gòu)”。22而大衛(wèi)•茨韋格（David Zweig）也將中國“當前政治和社會的兩難局面”歸結(jié)于“不斷涌現(xiàn)的具有權(quán)利意識的農(nóng)民與貪婪的企業(yè)化官僚階級之間的對抗”。23美爾•古德曼（Merle Goldman）則在她的《從同志到市民》中論述到中國大眾“在20世紀最近20年來最顯著的變化在于不斷發(fā)展的對權(quán)利的自覺意識，特別是對政治權(quán)利的認識”。她接著說，公民權(quán)和市民社會快速而大范圍的發(fā)展所擁有的潛力可以“產(chǎn)生具有如西歐發(fā)展早期一般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24

　　1995年中國勞動法對于勢如潮漲的勞資糾紛的影響引起了國內(nèi)觀察者的高度關(guān)注25。瑪麗•蓋勒（Mary Gallagher）把這個新的法律以及相關(guān)的司法制度看作能促發(fā)“社會沖突的增加以及中國工人的權(quán)利意識”。26同樣的論斷也出現(xiàn)在關(guān)于中國的新聞報道中，一篇最近發(fā)表于《商業(yè)周刊》的文章受波蘭“團結(jié)工會”的先例的啟發(fā)，熱切地指其為“一場席卷中國的新勞工權(quán)利革命”。27

　　毫無疑問，“權(quán)利”與“公民”兩詞充斥在當代官方與大眾的話語中。但是作為擁有生存權(quán)利的公民的要求似乎更多地跟隨著孟子和毛澤東的步伐而非洛克、杰斐遜的自由傳統(tǒng)。1922年毛澤東在其所寫的關(guān)于推進國家勞動法實施的文章中，確定了勞動法所應賦予的三種“權(quán)”：（1）生存權(quán)；
（2）勞動權(quán)；
以及（3）勞動全收權(quán)。28當然，我們并不能就此得出結(jié)論認為最新的勞動法中公民權(quán)的新含義就預示了民主革命會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生。社會學家李靜君對法律及法定權(quán)利作為工人與官員互動的一種模式化語言而印象深刻；
而事實上，當她告訴示威抗議的領(lǐng)導人他們的行為是為公民的法定權(quán)利進行抗爭時，她得到的是嘲弄：“工人的想法并不是先進的！”“法定權(quán)利？什么法律，哪里有法律？”291995年勞動法的條文是為實現(xiàn)政府目的而設(shè)計的：“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quán)益，調(diào)整勞動關(guān)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30

　　中國政府本身就積極地在“生計”和“權(quán)利”這兩個概念中建立聯(lián)系。在2003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政府資助的作為慶祝中國官方雜志《人權(quán)》一周年紀念的藝術(shù)展中，該雜志主編將展覽稱贊為描繪了“中國政府和人民要求人權(quán)的斗爭故事。并生動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小康生活和積極發(fā)展中國的人權(quán)事業(yè)的精神”。31?

　　盡管當代中國普遍的“權(quán)利討論”是由官方鼓勵展開的，這卻并不能否定這些討論將刺激進一步的大眾示威抗議運動。事實上中國人的“人權(quán)”概念實際上可能包含了“人民的權(quán)力”（people?s power）的含義。然而，對于從國家那里獲得所需福利的愿望（T.H.馬肖爾稱之為“社會性公民權(quán)”［social citizenship］）卻不能等同于保護對抗政府的權(quán)利的要求（市民公民權(quán)［civil citizenship］），前者也不能等同于對于政治參與的要求（政治公民權(quán)［political citizenship］）。更進一步，中國人的“政治公民權(quán)”（比如選舉權(quán)，舉行游行集會的權(quán)利等等）通常也被理解為政府授予的特權(quán)而非自然的、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安德魯•內(nèi)森指出：“中國的政治權(quán)利一直被看成是由政府給予公民的，它的目的是使公民可以為國家做出貢獻�！�32

　　中國的“公民”一詞——就字面而言是“公共性的個人”——隱含的意義是政治共同體中集體性的成員資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非一種相對于國家而言對個人的、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的訴求。盡管“權(quán)利”一詞在孟子的中心思想中并未成型，它在19世紀中期隨著美國傳教士W.A.P.馬丁33將其傳入中國而對中國的政治話語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但是這個“權(quán)”的含義卻從一開始就與西方哲學話語中的“權(quán)利”不一致。甚至馬丁有時在使用“權(quán)”這一概念時，也將英語中的“權(quán)威”等同譯為“權(quán)利”。34而中國思想家“在晚清進行內(nèi)部的關(guān)于人權(quán)的討論時”35——正如史雯（Marina Svensson）所歸結(jié)的，常把“權(quán)利”的概念放在儒家，更多的時候是放在孟子思想的框架之中。?

　　作為現(xiàn)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權(quán)利自覺意識”的支持者，梁啟超明確地把他的權(quán)利概念與孟子對于人之德性的理解聯(lián)系起來。36梁啟超的“權(quán)利”概念隱含著追求集體之善的倫理義務，而并不是對于個人自由的保護：隨著權(quán)利意識不斷地發(fā)展，人們的責任感也越來越強。37這一理解是集體而非個人自由的表達。1922年由共產(chǎn)主義者領(lǐng)導的安源煤礦工人罷工的宣言突出了生存權(quán)的要求，這些煤礦工人又以返工宣言保衛(wèi)了他們歷史性的勝利，并起誓為共同權(quán)利繼續(xù)作斗爭：“我們從今日起，結(jié)緊團體，萬眾一心，為我們自己的權(quán)利去奮斗！”38?

　　梁啟超當然不是惟一一位將權(quán)利這一概念作為其哲學基礎(chǔ)的現(xiàn)代中國思想家，但若不管派別之間的差異，盡管西方思想也對權(quán)利的討論形成了日益重大的影響，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權(quán)利一直被看成是與更大政治共同體的道德義務相一致的概念。透過王陽明，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信奉孟子對人性的倫理解讀，即將權(quán)利觀念看成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間的相互責任，以及集體責任。39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共同創(chuàng)辦者之一陳獨秀總結(jié)到，為了民族的利益必須：犧牲一部分個人的權(quán)利，來保護整個公民全體的利益。40又一個相似的論點滲透到中國政府官方的話語中，這種論點認為政府既是公民權(quán)利的贊助者也是其受益人。細查所有從晚清到現(xiàn)在的中國憲法，內(nèi)森發(fā)現(xiàn)“權(quán)利這一概念，在任何一部憲法中都被看成是來源于國家中的公民權(quán)，而不是自然人天然地被賦予的人格（human personhood）”。41

　　把權(quán)利看成是由政府權(quán)威認可的增強民族團結(jié)繁榮的渠道，而不是天然賦予的保護以對抗政府的入侵——在這樣的語境中，大眾對于政治權(quán)利的實踐要求也許更應被看作對政府權(quán)力的認可而非挑戰(zhàn)。2004年，安源的請愿者以“中國共產(chǎn)黨給予我們的民主和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42來作為其示威運動的合法性證明。而在林林總總的宣言書和請愿書中，憤怒的退休工人依然強調(diào)他們的抗議僅僅是在要求政府承諾的經(jīng)濟正義，因此并不覺得有政治性威脅。一位安源的運動積極分子解釋道：“我們要工資和福利，不是權(quán)利�！�43

　　在對從宋代新儒家開始的中國人人權(quán)概念的哲學起源和含義的細致研究中，史蒂芬•安格爾極具說服力地表明：“中國的權(quán)利話語并不是企圖模仿西方經(jīng)典的未完成品……它來源于中國人自身的概念和考量，有其一貫的歷史傳統(tǒng)……?中國有豐富且獨特的權(quán)利話語�！�44這當然也不是說中國人所有的權(quán)利概念就是完全一致的、不變的、或者未受外國影響的。但是，我們應該警惕在別的文化和政治語境中“權(quán)利討論”具有的不同的起源與變化著的含義，而不是想當然地認為在當代中國“權(quán)利”這一標簽相近于盎格魯-撒克遜的天賦人權(quán)以及市民社會的觀念，或者單在這之上提出自由主義式的對強大國家權(quán)力的批評。

　　余锎　譯

　　注 釋?

　　　�、� 于建嶸：《農(nóng)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載于《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2003年第3期，第1—16頁。?

　　　�、� Ouyang Wei，“Peasants in Yintao Township，Shuyang County，Jiangsu Province Rise Up Against Tax Collections”，in Bai Xing（no.250），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October 28，1991），p.55；
Shih Men，“Reference News，”in Zheng Ming（no.191），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September 10，1993），p.40.?

　　　　③ A Niu，“A Strike Takes Place in Chongqing Knitting Mill”，in Zheng Ming（no.186），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April 6，1993），p.67.Emphasis added.?

　　　�、� “Dispatch from Beijing：‘Labor Unrest Reportedly Occurs in Liaoning and Sichuan’”，in Lianhe bao（Hong Kong），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May 8，1995，pp.42-43.?

　　　�、� Ching Kwan Lee，“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Routledge，2003，p.80.?

　　　�、� 《安源工人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卷一，第41頁。?

　　　�、�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is no Small Matter”：A letter to the Ping Mining Company Concerning the Demand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Declining Retirees? Pensions，unpublished manifesto（in Chinese）n.d.?

　　　�、� Ching Kwan Lee，“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Routledge，2003，p.81.?

　　　　⑨ Yu Jianrong，The Plight of China?s Working Class：Annals of Anyuan，New York：Mirror Books，2006，p.365.?

　　　�、� Sun Yupeng and Ma Guang，“Replacing Concepts，Taking Part in Reform?Dialogue on Problems of Industrial Workers”，in Liaoning ribao（22 Nov and 6 Dec 1994），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March 16，1995），p.24.?

　　　　(11) Luis Ramirez，Voice of America，August 13，2006.?

　　　　(12) Chris Buckley，“China?s land grabs fueling unrest，says Premier”，Reuters，January 20，2006.?

　　　　(13) Chris Buckley，“China?s land grabs fueling unrest，says Premier”，Reuters，January 20，2006.?

　　　　(14) Lane Crothers，Rage on the Right：The American Militia Movement from Ruby Ridge to Homeland Security，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

　　　　(15) 事實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允許集體而非個人擁有武器的權(quán)利。?

　　　　(16) D.J.Mulloy，American Extremism：History，Politics and the Militia Movement，New York：Routledge，2004，p.47.?

　　　　(17) Neil A.Hamilton，Militias in America，Santa Barbara：ABC?Clio，1996，p.1.?

　　　　(18) David O.Sears and Jack Citrin，Tax Revolt：Something for Nothing in Californi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26-235.?

　　　　(19) Harold Jarvis，I?m Mad as Hell：The Exclusive Story of the Tax Revolt and Its Leader，New York：Times Books，1979，p.7.?

　　　　(20) Craig Calhoun，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Michael W.McCann，Rights at Work：Pay Equity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al Mob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但是注意到以下一點是重要的：平等付酬是以平等對待個人這種權(quán)利來表現(xiàn)的，而非一種集體的經(jīng)濟權(quán)利，參考Margaret Weir，Politics and Jobs：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其中分析了“爭取工作權(quán)利”運動在美國一直以來的失敗，并把美國的例子與法國最近的示威抗議進行了比較，后者是由要求基本工作權(quán)利的大學生發(fā)起的。??

　　　　(21) Pei Minxin，“Rights and Resistance”，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Routledge，2003，pp.40-43.?

　　　　(22) Kevin O?Brien and Li Lianjiang，Rightful Resiste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26—127.而要對當代農(nóng)村示威抗議作出更謹慎的評價，需要注意在中國歷史之前一段時期農(nóng)民持續(xù)的不安定狀態(tài)。參考Thomas P.Bernstein and Xiaobo Lu，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23) David Zweig，“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Can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nage Rural Conflict?”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Routledge，2003，p.132.?

　　　　(24) Merle Goldman，F(xiàn)rom Comrade to Citizen：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p.24.?

　　　　(25) Ching Kwan Lee，“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Theory and Society，no.31（April 2002），pp.189-228.?

　　　　(26) Mary Gallagher，Contagious Capitalism：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121.?

　　　　(27) Dexter Roberts，“Waking Up to Their Rights”，Business Week（August 22/29，2005），p.123.?

　　　　(28) 《湖南工運史料選編》，長沙，1984，第1卷，第148—149頁。?

　　　　(29) 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116.?

　　　　(30) 《中國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總則：第一條）。?

　　　　(31) 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

　　　　(32) Andrew J.Nathan，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07.?

　　　　(33) 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

　　　　(34) Stev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eds.，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Armonk，NY：M.E.Sharpe，2001，p.xv.?

　　　　(35) Marina Svensson，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p.2.?

　　　　(36) 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3-154.?

　　　　(37) Stephen C.Angle，“On Rights Consciousness”，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second edition,vol.2(December 1999).?

　　　　(38) 《安源工人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卷一，第45頁。?

　　　　(39) 劉師培，《中國民情精義》。?

　　　　(40)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載于《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卷一。?

　　　　(41) Andrew J.Nathan，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11.?

　　　　(42) Yu Jianrong，The Plight of China?s Working Class：Annals of Anyuan，New York：Mirror Books，2006，p.372

　　　　(43) Ibid.，p.417.?

　　　　(44) 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6-207，pp.250-251.??

　　［余 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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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tài)》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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