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被告是件好事

　　林丹一直在找粵羽俱樂部討要薪水，如今卻在人民法院成為被對方起訴的對象。這條新聞令不少人感到迷惑：明明是利益受損的一方，林丹等人怎么反而成了被告？變成被告后，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可能要向俱樂部賠償呢？
　　實際上，情況并沒有那么復雜，這只是勞動爭議過程中常見的法律程序而已。根據我國《勞動法》的相關規(guī)定，如果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產生爭議，當事人一方可以直接申請勞動仲裁。本次事件中，林丹等人早在去年就向廣州越秀區(qū)勞動仲裁部門提出仲裁申請。今年2月，勞動仲裁部門支持了林丹等人的討薪要求，后者也算是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但問題在于勞動仲裁部門出具的裁決書未必具有一錘定音的終局效果，對裁決內容表示不滿的一方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推翻裁決內容并重新進行判決。目前看來，粵羽俱樂部正是選擇了這種策略。盡管他們在勞動仲裁階段屬于被申請人的地位，但是當他們提起訴訟時，就取得了原告的身份，而另一方的林丹等人則成了被告。這是法律程序中的一種表述方式，并不代表粵羽俱樂部針對林丹等人提出了另外的索賠要求。人民法院接下來審理的仍然是原先那起討薪事件，同樣可能判決俱樂部必須支付拖欠的薪水。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是欠錢的一方，俱樂部怎么還有臉提起訴訟，試圖推翻勞動仲裁呢？包括在林丹那里，也認為對方啟動訴訟程序的目的很可能只是為了拖延，并非妄想翻盤。而且，哪怕一審結果仍然維持勞動仲裁的結論，對方仍然有可能繼續(xù)申請二審，進而延長整個討薪事件的周期。

　　純粹從道德和輿論的角度去評判，上述說法都存在一定的道理，也比較容易在大多數人那里形成共鳴。然而，站在法律的角度，必須承認另一個事實：那就是無論是否占理，提起訴訟本來就是粵羽俱樂部的權利，不會因為公眾形象或者社會評價而被肆意剝奪。哪怕他們的確存在拖延的企圖，該走的法律程序還是要走，人們能做的只是等待未來的判決結果。
　　進一步來看，即便法律程序有時會推遲正義降臨，但無論如何，這是給人們提供了一條尋求正義的路徑。尤其對中國職業(yè)體育來說，如果有更多的爭端在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得到解決，勢必能讓更多人學會遵守規(guī)則。
　　像林丹這種遭遇俱樂部欠薪的情況，此前在中超或者CBA都不算什么新鮮事。尤其在職業(yè)化程度最高的足球圈，昔日曾頻繁傳出球員拿不到薪水的新聞。那個時期，很多球員只能忍氣吞聲，最多從輿論那里尋求一點幫助，想起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鳳毛麟角。在很多人心目中，體育圈更看重“行規(guī)”，而非“國法”。行規(guī)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未必總是把運動員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在此種背景下，不少運動員曾深陷求助無門的困境。
　　隨著中國職業(yè)體育的發(fā)展，如今在權益維護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以林丹討薪事件為例，就在運動員以個體身份訴諸法律途徑的同時，中國羽協也以欠薪為由取消了粵羽俱樂部參加羽超聯賽的資格，在“國法”與“行規(guī)”之間實現了雙管齊下的效果。一旦職業(yè)體育中的欠薪問題被納入法律范疇，在《刑法》中設置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曾被稱為“惡意欠薪罪”），完全可能被用來懲處那些長期拖欠薪水的俱樂部老板，形成更加強大的威懾力。
　　無論林丹案件最終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從整體趨勢來看，運動員拿起法律武器為自己維權總是件好事。俱樂部未來不能再指望依靠人情世故甚至江湖習氣來管理，必須將更多問題擺在規(guī)則的框架內解決。職業(yè)體育來說，這也是發(fā)展過程中必須跨過去的一道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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