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歷史人物：商紂王】

我們都知道商紂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關于商紂王的故事，你了解有多少呢?下面就由小編給大家介紹下吧!

商紂王的本名叫子受辛，商人稱他為帝辛，由于帝辛昏庸無道，后人稱他為殷紂王。為帝乙少子，以母為正后，辛為嗣。帝紂天資聰穎，聞見甚敏;稍長又材力過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撫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歡心。時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載，帝乙崩，帝辛繼位。帝辛，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也是商朝的亡國之君。紂王除了天資聰穎、領悟力奇高之外，也是少見的大力士。關于紂王的一切，大多僅限于歷史記載，對于紂王的魔性來源，卻決少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紂王的魔力到底有多強，所以對于紂王的一切只能用空白來形容。

帝乙死，應立長子啟，因啟母賤不能立，而立少子辛為帝。帝辛自幼聰敏過人。 《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殷本記》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帝辛繼位后，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國力強盛。他繼續(xù)發(fā)起對東夷用兵，打退了東夷向中原擴張，把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特別是*徐夷的勝利，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對東南夷的用兵，保衛(wèi)了商朝的安全。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tǒng)一東南，把東夷和平原的統(tǒng)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統(tǒng)一東南以后，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fā)展，促進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詩里說："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慚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舊弊，不再屠殺奴隸和俘虜。而是讓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補充兵源，參軍作戰(zhàn)。他蔑視陳規(guī)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選賢任能，唯才是用，不論地位高低;擇后選妃，不分出身貴賤，立奴隸之女妲己為后。寵幸倍之，唯言是從。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資建鹿臺，造酒池，懸肉為林，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國庫空虛。他剛愎自用，聽不進正確意見，在上層形成反對派，殺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西方族的防范，連年用兵，國辦衰竭，對浮獲的大批浮虜又消化不了，造成負擔。

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lián)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乘機對商朝發(fā)起進攻，牧野之戰(zhàn)，大批俘虜?shù)垢辏�周兵攻之朝歌。帝�?于鹿臺。商亡。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濱，今墓尚存。

帝辛和商紂王，是同一個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稱號。一個人有兩種稱號，在中國歷史上唯此一例。這兩個稱號之間差別是巨大的，對不同的人群來說具有不同的含義。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說是商帝國的人稱呼自己的國君的叫法。因為國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甲骨和史書的資料來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國的人在稱呼君主時，便是在名字前加一個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將自己的君主稱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樣稱為后，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關。在商湯滅夏，建立商帝國之后，集王權、神權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滅夏之時，按《尚書》的說法，是打著天命的大旗的。天命為什么在商湯一邊，解釋起來有些費力。因而自商湯起，經不懈努力，終將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據(jù)現(xiàn)代人考證，即帝嚳，即儒家所稱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靈，因而護佑商人便順理成章。而且，歷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為溝通人間和上帝的橋梁和紐帶。因此，后代會象尊敬祖先一樣，將逝去的先王亦稱為帝。既然死后為神為帝，因此在人間的稱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稱號》)

商紂王，或殷紂王，則是周人侮辱、蔑視性的稱呼。商，是國名，是提醒人們，這是前朝的，被我們滅掉的。殷，則是地名，與日本鬼子稱東北為滿州一樣，中國人稱日本為倭一樣。如果說這還只是冠以蔑視性指代的話，那么，紂則是侮辱性稱呼。按《說文解字》援引謚法的解釋：“殘忍捐義曰紂”。用一句現(xiàn)代話來說，就是兇惡的壞蛋。而查遍現(xiàn)有《逸周書》的“謚法”篇，卻恰恰沒有這一句。

紂字，在《古文尚書》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壞蛋辛的意思�！妒酚洝分姓f，“天下謂之紂”，是商時的天下人呢，還是周時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馬遷將帝辛稱為帝紂，實在是不倫不類。王，是周人對國君的稱呼。這里面昭示著這樣一個事實：周人從未達到商人那樣的強力統(tǒng)治。周人滅商，是糾集所謂的“八百諸侯”的共同行為。而這些諸侯，按清人許宗彥的說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紂時，其地之廣狹，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撫而有之，要與之相安而已，豈得盡易其疆界哉?(許宗彥：《周禮記》。”說穿了，這些夏、商兩代所封的諸侯只是同盟軍，而非蕃屬，對于周王室的認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對其的控制力和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們相安無事，根本指揮不動。因此，終西周一朝，與這些諸侯的戰(zhàn)爭貫穿始終，并最終滅于諸侯。而周人本身，雖是諸侯中武力強盛的，卻與煌煌大商相差甚遠。

自明、清以來，古文《尚書》幾已被定為偽書，而現(xiàn)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古文《尚書》是可靠的先秦典籍。雖然，這本戰(zhàn)國時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這是彌足珍貴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會、政治，均是以此書為階梯。司馬遷《史記》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書而勾勒。在《尚書》中的三篇討商文誥中，《武成》作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為正規(guī)、鄭重的，可信度應當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說“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為戰(zhàn)前動員講話，極力詆毀敵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實度已難以言說。這種戰(zhàn)爭檄文的不足信，以三國時陳琳為袁紹寫的《討曹操檄》和唐代駱賓王為綠教業(yè)的《討武盟檄》即可窺一斑。帝辛在這樣的文誥里，形象自是不堪：《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到了《尚書·牧誓》中，罪狀便多了起來：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書·泰誓》，就頗有罄竹礁書之勢：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眼，以殘害于爾萬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婦。……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瓷盛玩于兇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治其侮。(《尚書·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脅權下滅;無辜吁天，移德彰闖。(《尚書·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點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朝涉之脛，剖哭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黷師綠;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尚書·泰誓下》)(《尚書》)的抨擊，到了司馬遷的《史記》便化為史實：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下。

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的結果，是“層累地選成”的結果，那么，人們自然而然地要問：誰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參與了“千年積毀”的“選謗”隊伍?仔細分析帝辛罪狀的累積過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與利益取向，結合“層累地造”的年代，這些人便再難躲著在陰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見。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大王季歷起便大肆擴張，據(jù)《竹書紀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歷命為殷牧師。自此時起，季歷先后攻伐始乎之戎。

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覺，帝武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為黎之搜——在黎舉行軍事演習，亦有人認為是商、周戰(zhàn)于黎，拘周侯昌，囚之 里。周侯昌的命運，《史記》、《竹書紀年》、《左傳》均說是帝辛有條件地釋放了西伯昌，而當代有人說是帝辛英明果決殺了周侯昌。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內政的同時，更理頻頻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備。

然帝辛積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托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zhàn)前夕，周武王仍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敢應戰(zhàn)，是呂尚強迫其出戰(zhàn)，才不得已而賈其余勇勉力一戰(zhàn)�！妒酚洝贰ⅰ吨駮�紀年》、《左傳》以鐵鑄的事實證明著這一切。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進一切地詆毀、抹黑自己強大的、天神一般的對手，以建立戰(zhàn)略聯(lián)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內奸，按現(xiàn)代的話，應該叫做“商奸”——那時尚未有漢民族。

“商奸”的隊伍是龐大的，但總體可分為兩類人。一類是神棍們。這便是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的由來。自帝武乙戲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權與神權之爭愈演愈烈。雖然經四代商帝數(shù)十年的奮力搏擊，王權占據(jù)上風，成為統(tǒng)治主導力量，但神權數(shù)百年的無上地位，致使隊伍龐大的神棍們不甘心失敗，一而再地與王權相抗衡，力圖再現(xiàn)伊尹、巫咸等時代超越王權的輝煌。至帝辛時，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強勢，神棍們撼之不動，便勾結外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成為倒商的急先鋒。曾經是商王朝中堅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時卻成為動搖商王朝統(tǒng)治基礎的主力。

一類是王黨內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微子、箕子、比干為首的王族反對黨。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本來，按照商王朝“兄終弟及”的傳承方式，這群人是離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長子。本來是最有希望稱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確實有部分大臣擁立微子。但以太史為首的帝黨擁立了帝辛。因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確立的禮制，是以嫡長繼承制為核心的。先是嫡長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齡次序排列，庶長子，庶治子等等。其實，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時，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時，其母已是后，故辛為嫡子。

帝武丁做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說時，仍不得采用“先帝托夢”的手法以掩飾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時，帝國內部已四分五裂，神權、王權之間，執(zhí)政集團與反對集團之間，帝權與貴族之間，諸多斗爭已積重難返，帝辛無人可用，只好重用外來的人才——費中、飛廉、惡米等，而這又引起了反對黨、尤其是貴族一系的強烈反彈。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

而費中，飛廉、惡米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是引起公憤的。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黨、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抹黑帝辛的第三類人，則是戰(zhàn)國諸子。出于對證明自己觀點的需要，先秦諸子無不“案往舊以造說”(《荀子》)，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為什么“層累地造”的中國古史誕生于戰(zhàn)國的原因。帝辛被作為反面典型，為證明仁義重要，就舉帝辛不仁不義的事例——沒有事例可以象蘇東坡那樣“想當然耳”;為證明尚賢、用賢的重要，就舉帝辛殘害忠眾以亡國的教訓;為證明天道亡國，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脛”、“刳剔孕婦”的實例;為證明防微杜漸的作用，就制造帝辛“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諸帝辛身上已是習慣之舉，多潑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積毀”的商紂王。

這些對帝辛肆無忌憚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置疑與反駁。在現(xiàn)存的典籍記載中，首先旗幟鮮明地指出這一點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貢。針對一擁而上抹黑帝辛，子貢一針見血地指出：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罕十九》) 子貢作為孔門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魯衛(wèi)”(《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政治感覺，一語道破了“千年積毀”現(xiàn)象的本質：“天下之惡皆歸焉”，所有的曾經見過的罪惡和所有的人們能想象到的罪惡，都“歸”于帝辛的頭上。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千萬別當失敗者，其結果是極其可悲的。在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下場都極可憐，但象帝辛這樣被肆意抹黑的卻絕無僅有。

在周人充斥著污蔑、謾罵的歷史記載之外，還有一幅真實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當此之時，帝祖甲的禮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統(tǒng)地位，嫡長繼承制的王位傳承已取代兄終弟及而成為主流。因此，微子啟雖然是帝乙的長子，并與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為其母生微子時地位尚低，故微子為庶出。而其母為后以后，生辛，故其為嫡出。此即太史所謂“妻之子”、“妾之子”的同來。

帝辛的即位，對微子啟的打擊可想而知。且微子啟素有賢名，其朋黨亦頗眾，幾與帝辛成抗衡之勢。故而終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終是最堅決的反對派，陰謀詭計，無所不用其極。在帝辛的強力打壓下，鋌而走險，通敵賣國，與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價地顛覆帝辛政權。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這副無恥之極的奴才相，千百年來無人出其右者。司馬遷如此揶揄，亦是鄙其為人。因而既然“微子啟、膠鬲與周盟”，早已通敵作了內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謂無恥之尤!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禮制改革而受到打擊，不僅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禮制改革的堅決反對者。因為按兄終弟及制，他們都是有機會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長繼承制之賜，則徹底斷了念想。這些心懷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對待禮制改革上，是與微子一派同仇敵愾的。雖然目的未必盡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擊帝辛方面卻是一拍即合。這些王族勛貴與微子一派或分或合，雖不象微子一派那樣喪心病狂，通敵賣國，但卻是帝辛實實在在的反對派。帝辛雖名義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實際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自盤庚以降，商族貴族離心離德已日漸難制，商帝的祭祠、行政、軍事難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時，廢貴族公議，形成君主集權，加大王族勢力。但受商代以氏族為社會基本組織單元的社會現(xiàn)實的影響，貴族的勢力仍是難以抑制的。這些貴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勢力，商帝亦難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強勢力可以壓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為政，烏煙瘴氣。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賢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時間商帝是強勢力的。然而，帝辛繼位時，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瘋狂，這些貴族亦蠢蠢欲動。 而整個商族，由于數(shù)百年的興盛，疲態(tài)盡顯，與古羅馬帝國滅亡之前極為相似。奢侈享受、貪生怕死，自私短視，“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樣。而且，商族好酒之風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無不酗酒成風，以至于“一國失日”。周人攻擊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這是商族整體的嗜好與行為，而“紂為長夜之欽”，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脫“俗”。

在如此情況下，商王朝中央已對周邊的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諸侯方伯時附時叛，時時騷擾、襲擊，尤其是東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擄掠。東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雖有齟齬，但不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懲滅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韋后，東夷再無人可制。雖武丁一朝服貼，但給后世商帝留下隱患。帝武丁可謂為一時之忿而自毀長城。因此，六七帝而東南不寧。自帝武丁迄帝辛，對東夷用兵就未停過。而在西邊，周人自帝武乙時已漸孳大�！吨駮�紀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記載相當奇特。現(xiàn)代人多數(shù)懷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絕對與周人脫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歷繼續(xù)驕橫征伐，被帝文丁所殺、至帝辛時，周侯昌變本加厲，已成西方大患。

這就是帝辛繼位后的局面，一個內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強環(huán)伺的老大帝國。帝辛繼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據(jù)現(xiàn)有的簡略記述，綜合起來可勾勒出一個大致輪廓：一是對內部的駕馭。帝辛一方面對四分五裂的內部龐大的反對陣營進行分化、打壓，不惜采取高壓手段，殺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簡拔外來逃臣中的飛廉、惡來為將，牢牢掌握軍隊。此二人亦不負帝辛重望，飛廉為伐東夷統(tǒng)帥，商亡后仍堅持戰(zhàn)斗，直至戰(zhàn)死。而惡來更是戰(zhàn)死于牧野。至于內政，用費仲以對抗諸方勢力。二是以戰(zhàn)功穩(wěn)局勢，樹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這與周人歷史命周侯昌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樣。四年，大搜于黎——即《左傳》所謂“紂為黎之菟而東夷叛”者，在西邊舉行軍事演習以震懾西部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蘇，獲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現(xiàn)代人認為，帝辛為解除西邊威脅，于此時殺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說的那樣因諸侯聲援而懼而釋之。

在解決了西部威脅后，帝辛掉頭東征、南伐，對時常侵襲至王畿的東夷進行*，傾全國之力以期滅掉百年來的肘腋之大患。商與東夷之戰(zhàn)是一場漫長的、消耗極大的苦戰(zhàn)，經數(shù)十年方決出勝負。而此時商王朝所有的精華已消耗殆盡，雖然是戰(zhàn)勝者，俘虜、財貨無數(shù)，但帝國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強勢，只能將周人在西部征伐視若不見，而是極力地消化戰(zhàn)果，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撫平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

而這時，一直被帝辛強勢壓制的反對派在關鍵時刻給虛弱的商帝國致命一擊——大夫帝甲、內史向摯、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賣了帝辛極力隱蓋的帝國真相，引導周人乘虛而入，煌煌大商頃刻間轟然倒塌，帝辛山河夢斷，壯烈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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