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萬歲詩朗誦原文 [《青春萬歲》的出版曾經遙遙無期]

　　 　　期待、期待…… 　　 　　《青春萬歲》是從1953年開始寫作的，經過千辛萬苦，最后幾周我就像生了一場大病一樣，頭暈腦漲，眼冒金星，寢食難安，四肢喪力，全無把握。我寫完了《青春萬歲》的初稿，怕手稿丟掉，我把相當一部分稿子抄寫到大型筆記本上，再買了大量五百字一張的豎寫稿紙，往稿紙上謄。除了我自己，我還委托我的妹妹王鳴與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幫助我謄寫。謄也謄完了，時至1954年冬，距離開始動筆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種東西，任何得意者、失意者，賦閑者，自命懷才不遇的窮酸者，自戀者，夢游者，熱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與編輯出版人員有私人關系者……都可一試，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寫作不由計劃安排，你想寫就寫，寫好了就能成事，那個時代有志于寫作者何其多也。
　　同時，你一旦從事了那個叫做寫作(一種酸酸的謙虛的說法)的事兒，你不管是怎么樣地學富五車，有怎樣的職位與學歷，具備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經驗閱歷，多少才華靈感、奇思妙想和犧牲精神英雄氣概……你仍然是不夠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確有這樣的寫作者，虔敬，獻身，追求，忘我，一股腦兒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獻給了文學，這樣的人很難容于大眾，也很難容于同道，也很難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讀者都喜歡匍匐著痛哭流涕著去仰視文學。他們寧愿去讀書解愁破悶，借他人之故事言語澆自己之塊壘。一個作家把文學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來設計，他們成功的可能性不超過百分之一，甚至多半會搞得鼻青臉腫――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親的一位同鄉(xiāng)、同學，他就是來自老解放區(qū)，時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劇的潘之汀老師。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區(qū)。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樓，我很欣賞。潘老師的妻子是一位話劇演員。身材姣好風韻猶存的她對我說：“趕明兒你寫了劇本我們演�！绷钗易砻杂�融。
　　不久，潘叔叔來信說：“你有了不起的才華……”，這樣的說法又使我發(fā)了一回高燒，只如快樂死了一回，又一縷“香魂”慢悠悠甜絲絲活了回來。
　　他說他把稿子介紹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吳筆名蕭也牧，他發(fā)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的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小說寫一個知識分子男士與工農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寫男要賞月，女則抱怨月亮不如燒餅，不能解決饑餓問題。這樣的小說與這樣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題為《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包括上綱上線的文題，今日讀起有喜劇色彩，但當時造成的卻是貨真價實的悲劇。此后吳小武的外形與言談，聲調與舉止，都給我以背時晦氣的感覺。
　　我晝夜苦等，夢里也看到了吳小武老師，得到了他的指點。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聲音顫抖，活像一個太監(jiān)在與皇上說話。吳告訴我，是編輯劉令蒙在審稿。直到次年春夏，沒有消息，電話也打不到劉編輯，忽然又從團市委領導處得到劉編輯在反胡風運動中“有事”的傳聞，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國青年出版社就在東四十二條老君堂，離我工作與居住的地點很近。我騎著自行車到出版社門口，看到一些戴著深度眼鏡，說著南方口音官話的一臉書生氣的編輯上班或者下班。我欲問無門，欲鉆(營)無路，欲討好無緣，欲交流不配，欲哭無淚。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變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萬歲》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頭。假如一只烏鴉向我連叫數聲，我想這很可能是稿子被徹底否定的標志……
　　到了1955年冬，吳小武和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老作家蕭殷找我談話。我們是在蕭老師家、東城區(qū)趙堂子胡同八號(后蕭老師到廣東工作，此院轉售予臧克家詩人)談的。蕭老師高度評價了稿子的基礎和我的“藝術感覺”，指出書稿主要問題在于主線，沒有主線成不了書。
　　原來如此!原來我的救苦救難神靈活菩薩，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偉大的主線!主線就是俺的魂兒啊!也就是俺的劊子手，喪門神!這樣的詞別說寫出來，理解并且實行起來，過去咱是聽也沒聽過。我只知道寫長篇最難的是結構，哪里知道結構里還有個“主線”老人家，他老就長在小說的命門穴上！
　　身材高大，駝著背，不停地吸著香煙，手指熏得黑黑的吳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說：這篇東西改好，你會取得大的成功。吳小武愛說的一個詞是“磨”，“還要好好磨一磨”。他這個“磨”字我聽著很苦。蕭殷老師則說準備由作協出具公函，給我請半年的創(chuàng)作假。
　　蕭老師還談到他因身體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種補劑，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們二位也談到了蕭老師一本書的稿費的事。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碰到高興的事就想起杜甫，雖然杜甫的詩作與我的經歷壓根就不沾邊。我以為，底下的事就該是一順百順，一通百通了。
　　……我現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的結果而是另外的呢?如果吳小武與蕭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凈利落地否定了呢?我還有勇氣繼續(xù)努力嗎?多么脆弱的青春、才華、激情和創(chuàng)造的沖動呀！除了感激這些思師，我能從中得出點什么更多的體悟來呢?
　　在等待消息的這一年我還寫過話劇劇本，我寫在一間大辦公室，午夜，掛鐘敲響了12時，各地傳宋與階級敵人戰(zhàn)斗的報告，事業(yè)波瀾壯闊，工作人員卻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與偉大的事業(yè)，這就是張力之所在，戲劇性之所在。
　　我把這個劇本的草稿寄給了曹禺大師。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復，他邀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他那時似乎住在鐵獅子胡同。他說我寫得有味道，但是內容不易掌握，說不清楚。此后數十年，我有機會見到曹師，他常�；貞浰�初讀我的習作時的感想。
　　
　　失望、失望……
　　
　　我在改《青春萬歲》，很順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親那里，中關村公寓，不受干擾。我已經找到了感覺，知道我在寫什么，知道我正在寫的與前邊與后邊都有著怎樣的聯結，知道什么時候應該承接前文，什么時候應該有所變化，有所旁騖。我愈來愈感到長篇小說的結構如同交響樂，既有第一主題，又有第二第三主題，既有和聲，還有變奏，既有連續(xù)，有延伸、加強、重復又有突轉與中斷，還有和諧與不和諧的刺激、沖撞……結構的問題，主線的問題，與其說是一種格式一種圖形不如說是一種感覺，對于小說寫作的音樂感韻律感與節(jié)奏感是多么的迷人!像作曲一樣地寫小說，這是幸福。什么地方應該再現，什么地方應該暗轉，什么地方應該配合呼應，什么地方應該異軍突起，什么地方應該緊鑼密鼓，什么地方應該悠閑踱步，什么地方應該欲擒故縱，什么地方應該稀里嘩啦……全靠一已的感覺。寫作的人怎么會沒有這種感覺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白，眾聲嘈雜，喁喁絮語，懸念如天，吊起胃口，原來如此，拍案驚奇，然后是余音裊裊，前后照應，會心盡意，天衣無縫或者故意賣個破 綻，引人輾轉反側。寫小說，有多少靈氣就有多少招術……我定可如期改好，改得很好。我的感覺與悟性與我的設計，我的苦思冥想一致，我的感覺解決了所有我的設計與苦思冥想中碰到的難題。
　　當寫作進入了找到感覺的狀態(tài)，那可真妙。想了再想，好句子好情節(jié)好細節(jié)好抒情好刻畫都油然而出，若有天助，若系天成。《青春萬歲》本來就是那樣圓潤，晶瑩，純真，熱烈，飽滿，動人；《青春萬歲》本來就呼吸在徘徊在飛翔在宇宙之間，等待著王蒙的尋找，等待著王蒙的發(fā)現，等待著王蒙的摭拾，等待著王蒙的撫摸；《青春萬歲》比它的作者好得多，完善得多，可喜得多，英俊和美麗得多。作者可以―般乃至許多缺陷，可以羞煞愧煞，而《青春萬歲》應該成為時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飛入千家萬戶，擁抱千千萬萬今年輕人的身軀，滋潤千千萬萬個年輕人的心靈，漾起千千萬萬今年輕人的微笑，點燃千千萬萬個年輕人的熱情。
　　在最享受的狀態(tài)中，我有余力再寫點別的。我一直是這樣，同時做一兩件事情，互相調劑互相補充互相變化，避免單打一，避免重復與疲勞，互相促進又互為休整。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歲半的時候，寫下了改變了我的一生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小說發(fā)表后，一時間人們爭說《組織部》，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里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與此同時，我的《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我們訂了合同，我得到了預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雖然這種說法令人惡心。正在籌備復刊的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命編輯找我約稿。他們已從作協等處得知我的長篇小說即將出版。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同志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預告了文學新人的成績，他說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與王蒙的《青春萬歲》反映了文學新人的成果。于是文匯報的編輯帶著預付的500元現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我給他們講了該小說的故事性不強，也許不適報紙連載。但他們堅持要載。
　　到了次年1月，我沒有在報上看到連載，我問是怎么回事，過了一段時間，他們說是計劃選個五六萬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罷。
　　期間，因為《組織部來了今年輕人》我受到“圍攻”，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門頭溝區(qū)齋堂公社(鄉(xiāng))的軍餉大隊(村)的桑峪生產隊(自然村)。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坝遗伞钡暮�義是慢慢體會的。《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卻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消息，我只能苦笑。
　　《青春萬歲》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勝唏噓，卻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實現。中青社請了當時文藝報的負責人馮牧代審，馮對此稿印象頗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寫到蘇聯文藝作品對于那時的中國青年的影響的地方刪一刪。這是我第一次到馮牧家里拜訪，他眉清目秀，口齒清晰，忙忙碌碌，隨隨便便，他一直是這么一種風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領導。
　　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反右”關口的黃秋耘對我關心備至。我常常到大雅寶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聲嘆氣，無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訴了我“精神又變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強調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他回顧了他親歷的整風反右時期的同樣場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見到邵接了一個電話，立刻神情一變，緊張地說：“要收了�！彼�還說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說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們想寫大躍進中的種種畫面與教訓，又不敢寫，他設想能不能出一個內部文學刊物，只限于領導干部閱讀參考，文學內參?曠古未聞。
　　他的說法令我產生了更加古怪的念頭，不，不是念頭，只是一個調佩罷了。我想說的是，如果閱讀文學作品有級別限制的話，能不能搞個上限，即辦一個只準二十三級以下員工和農民看的刊物?當然，我沒有敢多說，我流露了幾句，黃秋耘也沒有聽懂。
　　黃秋耘早年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喜愛文學，喜愛羅曼?羅蘭，尊崇人道主義。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寫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和《刺在哪里》，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來又寫了《銹損了靈魂的悲劇》，為一篇揭露陰暗的作品張揚。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極大的關心友誼，我永遠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終憂心忡忡，無可奈何，他使出了渾身解數，卻無法幫我發(fā)表什么新作。
　　從此，曇花一現地發(fā)表了一點小文字的摘帽右派們再次銷聲匿跡。我的姐姐告訴我，上面已經傳達，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凈，每次見面，不忘猛澆冷水降溫。形勢一變，偃旗息鼓，就跟沒有發(fā)生過那回事一樣。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
　　《青春萬歲》再次擱淺。黃秋耘不斷地給我出主意，一會兒說遼寧的《鴨綠江》開明一點，一會兒說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沒有戲。
　　這里有趣的是并沒有文件或口頭傳達說什么什么人從此不要再出現了。一切決定于精神與氣候，精神一變，氣候一變，一切自然改變，誰都不愿意往槍口上撞，當然，同時誰也不會正式告訴你根據什么你就歇著吧，你就名存實亡吧……沒有通知，沒有禁令，勝似通知，勝似禁令。你已經無法可想。
　　
　　等待、等待……
　　
　　中國文聯開了一次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在西山讀書會上放了周總理與周揚在會上的講話錄音。總理講話中提到，是周揚翻譯介紹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國來(文本有一部分是謝素臺譯的)，周揚立即表示這是他的一個失誤。總理說，介紹這些名著，要有一個好的序言或后記，引導讀者正確理解閱讀名著。
　　那時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動不動搞當頭棒喝，擊一猛掌，令人時時如大夢初醒，一頭霧水，一身冷汗。
　　周揚的講話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說：“王蒙，搞了個右派嘍，現在，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我們對他，要幫助�！�
　　黃秋耘早就告訴了我周揚講到我的話，并說這樣講對我是有好處的。
　　周總理講話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他講到他愛唱“洪湖水，浪打浪”，說有一張照片是他與演員們一起唱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個習慣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圓張著口，與大家不協調。他講用交響樂隊在臺上伴奏，使人聽不清唱詞，他只好躲到離舞臺遠一點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還是提倡音樂演出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也屬于端正文藝工作的方向范疇，但火藥味兒不算濃。
　　他講到，有了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為什么還要搞一個小提琴協奏曲呢?這時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遞了一個條子，講到協奏曲的成功與受群眾歡迎的狀況，周總理當場讀了李德倫的條子，而且說感謝李德倫使他增加了對情況的了解與有關知識。周總理的虛懷若谷感動了我。 　　周總理講話的核心不是這些具體問題，而是階級斗爭�？偫硪�文藝界做好準備，要在階級大風大浪中接受考驗，在這樣的大風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長才干，提高覺悟，克服弱點，等等。
　　總理講得語重心長，苦口婆心，乃至憂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風什么浪呢?他沒有具體講，我甚至想也許這個問題當時他也弄不清楚。反正是風浪要來了，非同一般的大風浪要來了，他看出了趨勢，他預感到了前面的考驗非同小可。他要告訴朋友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準備啊!
　　文藝界的人也愛他，據說他早在重慶就與一批左翼文藝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演員演出完畢，在卸裝以后的午夜時分，會在吃夜宵時驚喜地發(fā)現，周總理與他們在一起，總理為他們的演出成功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臺酒。而當演員們勸總理早點去休息的時候，總理會略帶煩惱地說：“你們怎么不懂，我現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許多這樣的征兆。韋君宜說過，她參加一次教育界的會，說到防修防變質的事，大家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現在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多么嚴重。
　　從韋君宜的敘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變修了嗎?是真的如臨大敵了嗎?是緊張過度了嗎?她似乎也弄不清楚，她似乎也很為難，很緊張。
　　不要說黃秋耘了，他說到陳翔鶴的《陶淵明挽歌》與《廣陵散》找了大麻煩，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記中寫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會是一個什么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被康生指責為借古喻今。說是康生還指出，田漢的戲《謝瑤環(huán)》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種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聯系到同一個時期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內中有上官婉兒私通謀反者一節(jié)，武后因惜才饒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兒額頭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懲戒。黃說這樣的細節(jié)，他看了覺得極不舒服。黃秋耘說起來，十分保密，而且嘆息不止，還能說什么呢?不久，他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與《魯亮儕摘印》也都被揪出來批上了。他一直是搖頭，嘆息，緊張，小心翼翼而又不以為然。
　　更高層也更典型的人物應該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譯者，這很有象征意義，因為，我相信一大批共產黨人，是出于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懸的正義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瘦得兩頰深陷，我見到他老，往往擔心他的細瘦的身軀支持不住他的相對巨大的頭顱。
　　形勢有變，《青春萬歲》審了又審，除馮牧外，團中央一位書記也參加了審稿行列，認為小說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是一大缺陷，但誰也不拍板，誰也不負放行或否定的責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飾他對稿子的欣賞，語言啦，詩情啦，細節(jié)啦，王某會寫散文啦，他說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為難，沉吟不已。要不你找個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出來?他這樣說。我知道，又沒戲了。我知道，他也頗感無奈。
　　高高低低的領導都預感到了大風大浪的逼近，但是沒有人說得清風浪的來源與形式，內容與層次，更沒有誰知道文藝界應該做出什么樣的準備。他們談論的口氣像是在談論一次臺風，或是一處峽谷險道，或是一次過關考試，更像是在談論一次無法預測的地震。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客觀的他者，一個身外的偉力，一個無法抗拒的威脅；不由他們做主，不由他們決定，不由他們歡迎或不歡迎，無法避免，無法逃脫，無法對之做出什么評價或者分析。
　　我是一個剛剛露頭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萬歲》的出版已經遙遙無期，到1963年為止，我只發(fā)表過五個短篇小說和一點點散文之類的文字，又面臨著徹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變相封殺，我越是急于發(fā)表東西，我變得急火攻心，饑不擇文。事后想起，這也是一種急躁，一種輕浮，一種失態(tài)。這種心態(tài)，既無法改變不利的外在處境，也寫不成什么真正有價值的作品。
　　記得1956年初夏，收音機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劇《茶花女》里的《飲酒歌》，走到哪里都聽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鳥，飛去不再飛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賀他與謝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青春萬歲》的序詩，他幫我改了一點，原文在“讓我編織你們”之后是“這該多么幸�！保�他給改成了“用青春的瓔珞和幸福的金線，編織你們�！彼�說，這樣也顯得(字數)整齊一些。他在給我的信里還說：“序詩是詩，而且是好詩�！�
　　時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85周年的大型文藝晚會，是以“青春萬歲”命名，而且，在會上朗誦了這首序詩。所有的日子，仍然活著。
　　而事實上，《青春萬歲》這部書卻是命途多舛的。半個多世紀前，即1953年開始寫作，1956年定稿的本書，先是打入冷宮近四分之一個世紀，1979年后才出版。時過境遷，這本書并沒有受到專家們的重視。然而，時至今日，它仍然不斷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從未中斷，前后已經發(fā)行了40多萬冊。
　　一部不無幼稚的“老年間”的書，卻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對于一個寫作人，應該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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