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北京史巨擘】侯仁之談北京《侯仁之談北京》

　　 　　他被稱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沒有他，人們恐怕難以像今天這樣明白北京的歷史。他被公認為中國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之一，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將他譽為中國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學家。他是最早接觸《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的中國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銳和果敢，我們或許要在“申遺”的路上徘徊更久。
　　當我國目前已經(jīng)入選的33項世界遺產(chǎn)的光芒閃耀于天地之間時，當更多的文化遺產(chǎn)因獲得有力保障而轉(zhuǎn)危為安時，一個名字值得記憶與敬重，那就是中國“申遺”第一人――侯仁之。
　　
　　幽深靜謐的北大燕南園，一時尋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號。
　　攔下一位騎車的中年人問路，剛一報出門牌號，那人便問，“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隨即指了指不遠處的二層小樓，又補充一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學時聽的第一個講座就是他講北京城的歷史�！�
　　步芳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稱，2006年，96歲的老先生端坐在簡樸的客廳里。由于帕金森癥的困擾，他無法行走，一見到記者就雙手合十，為不能親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約好早上九點采訪，您瞧，老先生七點就穿好衣服坐在這兒了，可認真了”，大兒子侯方興提供的“背景”，更讓記者暖意在心。
　　把剛才中年人稱他為“大家”的話轉(zhuǎn)述給侯仁之，他費力地抬起手，搖了搖，一字一頓：“我算不上‘大家’，千萬不要這樣說。”
　　停在半空中的手，布滿青筋和皺紋。這雙歲月蝕刻的手，承載著太多動人心魄的記憶。而最讓人難忘的是，20多年前，正是這雙枯瘦而有力的手，拉開了中國“申遺”的厚重帷幕。
　　
　　從兩塊城磚講起的故事
　　
　　中國的“申遺”故事，要從那兩塊城磚講起。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陰霾漸漸散去，中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從沉寂走向昂然。就在這個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國和加拿大幾所學校的講學邀請。距離上次漂洋過海去異國求學，已經(jīng)20多年過去了，新鮮的信息、新銳的思想撲面而來，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讓侯仁之為之振奮與興奮。興奮之余，他沒忘了這次出國還要完成學校交給他的一項重大任務――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師生的強烈請求，為該校帶去兩塊中國城磚。
　　一番精挑細選，北京大學選定了兩塊帶字城磚，總重近50公斤。這么重，不便攜帶，在那時只能海運，而海運的時間較長，一般要一兩個月。正好這時候侯仁之接到匹茲堡大學的邀請，北大就請他先將兩塊城磚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帶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贈送給對方。
　　侯仁之有些納悶，兩塊再平常不過的城磚，為什么會引起對方那么強烈的興趣？
　　到了匹茲堡大學，他被領(lǐng)進一間布置得很“中國”的教室，紅木桌椅、高懸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來自神秘的東方。原來，這所大學有18間以國家命名的教室，這間就是其中的“中國教室”。匹茲堡大學原打算將兩塊城磚鑲嵌在這間教室的墻壁上，但知道這城磚上有字后，他們決定將城磚放在圖書館公開展覽，并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
　　國人視同棄物的舊磚頭，卻被外人視為寶物，這令侯仁之感慨、感嘆，“我們還有無數(shù)更為珍貴的東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視與愛惜”。
　　兩塊城磚，沉甸甸地壓在侯仁之的心頭。
　　在美國考察期間，侯仁之結(jié)識了很多學者，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198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他第一次聽說國際上有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而此時，這個公約誕生已有12個年頭了，但國內(nèi)幾乎還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國朋友疑惑不解，中國歷史那么悠久，又有著極其珍貴的文化遺址和著名的風景勝地，為什么不參加這個公約？“中國的萬里長城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也是屬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話，猶如棒槌一樣，重重地擊打著侯仁之。
　　學者的敏感，讓第一次接觸“申遺”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釋懷，“這是一件大事，我國不但應當引進有利于建設物質(zhì)文明的各種技術(shù)、設備和資金，而且也應該積極參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國際文化科學活動”。
　　回國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體介紹了有關(guān)“世界遺產(chǎn)公約”的情況，明確提出：“建議我國盡早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并準備爭取參加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
　　1985年12月12日，中國終于成為“世界遺產(chǎn)公約”締約國。1987年12月，在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第十一屆全體會議上，中國的故宮博物院等6處文化與自然遺產(chǎn)被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1999年10月29日，中國當選為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成員，成為世界上第89個加入該組織的成員國。到2005年7月，我國已擁有33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數(shù)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拯救”盧溝橋
　　
　　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關(guān)于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的學說，他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為了北京，為了那些“活”著的遺產(chǎn)，在侯仁之溫和的內(nèi)心中，常常迸發(fā)出勇士的豪情。
　　“在盧溝河上，有一座美麗的石頭橋，老實說，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橋。”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把“最好”獻給了盧溝橋。1937年7月7日，這座曾經(jīng)“最好”的橋，目睹了侵華日軍對中國軍隊的挑釁，也聆聽了中國軍人抵抗侵略的第一聲槍響。那設計嚴謹、結(jié)構(gòu)堅固的橋身，那精雕細刻、裝飾著神態(tài)各異小獅子的橋欄，無不展現(xiàn)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術(shù)和杰出的石雕技藝。然而這座近800年歷史的大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卻已疲憊不堪，因常年頻繁使用，未曾很好維修，橋體破損嚴重。
　　“文物古跡是城市文脈的載體，丟了它們，就丟了城市的記憶”，侯仁之心急如焚，當即寫出《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一文，明確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盧溝橋所面臨的問題，雖然發(fā)生在首都，影響卻在全國，甚至在全世界�！�
　　幾天以后，北京市政府決定：自1985年8月24日開始，盧溝橋禁止機動車與獸力車通行。
　　古橋從此正式“退役”。
　　此后，盧溝橋不僅多次整修，還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guī)劃》中，與宛平城同時被列為舊城外的1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qū)之一。
　　
　　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拯救”盧溝橋，只是侯仁之眾多的義舉之一。他像是一位歷史地理的守護者，始終深沉地凝視著他熱愛的那片土地。
　　北京西站向南不遠，有個蓮花池公園，一到夏天，滿池荷花映日紅，風景如畫，煞是好看。然而早在十多年前，這里卻是一個垃圾場。為它引來源頭活水的，也是侯仁之。
　　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西站即將破土動工，選址就在蓮花池畔。當眾人都為這一巨大的工程喝彩時，一絲憂慮掠過侯仁之的心頭，“要知道北京西站這樣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設，必然會使其周邊的地理環(huán)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侯仁之最擔心的就是附近的蓮花池。
　　當時還有人建議，直接將車站建在蓮花池上，這樣既不存在居民搬遷問題，還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勢修建車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將能大大縮短工期，縮減經(jīng)費。但侯仁之堅決反對，他反復強調(diào)“先有蓮花池，后有北京城”，“蓮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頭”。有關(guān)方面很重視他的意見，最后決定將西站的主樓東移一百多米，從而使蓮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西站的主體建筑基本建成的時候，侯仁之和夫人張瑋瑛為了了解蓮花池的整修情況，專門到工地去了一趟。那時正在內(nèi)部裝修，電梯還沒有裝上，兩位年逾80的老人就互相攙扶著，一步一步走走停停上到了頂層。來不及喘息，兩個人就扒著欄桿往下看。這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因為池子雖然保住了，但干涸的蓮花池儼然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倉庫，絲毫沒有要被整修改造的跡象。
　　蓮花池，讓侯仁之愈加放心不下。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組第六次學習，邀請侯仁之作報告。這一次，他給市領(lǐng)導們拋出了一個新穎的題目―――《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侯仁之娓娓道來，從北京最初建城為薊，講到蓮花池的水是薊城的生命之源，再點出蓮花池的存在影響著一個古代城市的一步步成長。侯仁之連續(xù)用了兩個加重語氣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喚醒”蓮花池。
　　接著他又把話題轉(zhuǎn)向后門橋。后門橋位于元大都中軸線起點與皇宮中心點之間，他在敘述北京的變遷過程時，再三強調(diào)“中軸線”的重要意義，“它可是從老北京到新北京的歷史見證者”。然而，后門橋殘破凋零的情況，讓他覺得悲哀。后門橋當時已經(jīng)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是兩邊的石橋欄已經(jīng)破損，水面也已經(jīng)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廣告牌在招攬著人們的視線，“多丑啊”！他重重嘆息。
　　兩個月后，蓮花池恢復改造工程啟動了。兩年后，后門橋的整治修復也作為北京市重點工程項目開始動工了。
　　如今，蓮花池水清幽蕩漾，后門橋下碧波漣漪。“我晚年兩個最大的心愿，都實現(xiàn)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家里成了“信訪辦”
　　
　　剛進入上世紀90年代，房地產(chǎn)開發(fā)浪潮涌動于北京城，推土機在老城內(nèi)開動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來。這些信多是素不相識的老百姓寫給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訴”某地的古跡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會收到好幾封這樣的信，家里幾乎成了“信訪辦”。
　　那時的侯仁之很忙，出國講學、寫書，還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實。能幫著協(xié)調(diào)的，就親自聯(lián)系；自己辦不了的，就委托在相關(guān)部門工作的學生們做些工作，從沒讓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擱過。
　　受身體和年齡的限制，到了90歲的時候，侯先生已經(jīng)難以再漂洋過海出國交流講學，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連騎著自行車出去轉(zhuǎn)轉(zhuǎn)也已經(jīng)成為奢望，但他依然關(guān)注著北京城，關(guān)注著那些珍貴的歷史遺產(chǎn)。
　　歲月不饒人，如今時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嘆，這幾年工作得太少�！拔艺娴哪敲春脝�？”當榮譽、敬重和成就一一賦予他時，他常常這樣自問。
　　他說，他只是個平凡的人，這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
　　在侯仁之執(zhí)教60年時，雕刻藝術(shù)家熊秉明曾贈給他一首小詩：
　　黑板映在孩子們眼睛里／我在孩子們眼睛里寫字／寫了又擦去／擦去了又寫／有些字是擦不去的／我在孩子們眼睛里寫字。
　　在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歷史上，“申遺”第一人侯仁之對歷史的敬重、對故土的熱愛，也一定是擦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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