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27年改造,27年守望|黃維郎

　　改造一個人需要多長時間?原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給出的答案是“27年”。特赦出獄后，他最自豪的，是等待他27年的妻子。 　　 　　黃維將軍去世21周年后，2010年9月29日，黃維將軍之女黃慧南講述父親的改造歲月和晚年生活。
　　在黃慧南家中，我們一起聽黃維將軍在1970年代末的對臺廣播。在這個需要仔細聆聽的嗓音中，黃維回顧了作為戰(zhàn)犯的27年。他對國民黨不想背叛，對共產黨不想離棄，但又始終想保持獨立的人格。
　　“我是罪大惡極的戰(zhàn)犯，解放后受到寬大和改造……”，9月29日下午5時，黃維平靜而顯蒼老的話語從一臺老式的卡帶錄音機里傳了出來。這是1970年代末錄制的對臺廣播。音色未變，斯人已去。
　　作為父親的黃維，在這個從出生之時便從未謀面的女兒那里，曾經沒有占據位置，但是女兒卻強烈地感受到父親對自己的“在乎”。而對黃維“在乎”的人，是他執(zhí)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噓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終于迎來了丈夫，但是團聚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護城河離開了人世。
　　
　　“我本以為爸爸的形象很猙獰”
　　
　　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學的教室里上課，在讀高二，突然被教導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親來了，現在住在錦江飯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感覺這個人與我是不搭界的，我一點都不想去見。
　　父親被俘后，我一直與媽媽、外婆、姨媽、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媽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報所工作，后調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中學教書。我喊姨夫“爸爸”，姨媽“媽媽”，用上海話喊媽媽“姆媽”。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懷疑姨夫不是我的父親，他們對我像親生女兒一樣。我沒有覺得有一點奇怪的地方。
　　但是教導主任說，這是給你的一個政治任務，你要幫黨做工作。當時媽媽已經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我就跟著姨夫來到了上海錦江飯店。一見到父親，我很心平氣和地喊了聲“爸爸”，他從上到下打量著我，然后找些話題聊天。比如現在在哪上學，讀高幾，生活怎么樣，以后準備學什么等等。我說，以后想學醫(yī)。父親并沒有反對。
　　我當時心里想“也沒那么可怕”。本來以為爸爸的形象很猙獰，他被說成放毒氣的殺人魔王。我看到他覺得這個老人挺和藹的。
　　我爸爸等一批戰(zhàn)犯被組織到各地參觀，乘專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與家屬見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們聊天時還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員在旁邊做記錄。組織參觀非常有效，他逐漸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
　　我們和父親聊了很久，還一起吃了午飯。但是，我對他還是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關心他在上海要待幾天。我也不知道父親離開時，母親還懷著我。
　　后來，我才知道那是1948年的夏天，爸爸帶著媽媽、兩個哥哥、姐姐正在廬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趕回武漢。
　　
　　“徐蚌會戰(zhàn)”，傳來父親陣亡消息
　　
　　在武漢，爸爸籌辦了新制軍官學校并任校長兼陸軍訓練處處長。這個學校是根據美國顧問團的建議而成立的，準備仿照美國西點軍校的體制建校，培養(yǎng)國民黨陸海空三軍高級軍官。
　　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在首都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打亂了爸爸的計劃。國防部決定對軍隊進行全面調整和編配，組建若干個兵團，以兵團為基本作戰(zhàn)單位，集中兵力固守戰(zhàn)略要地。1948年9月，蔣介石組建十二兵團，并讓父親擔任司令，但父親辦軍校正漸入佳境，他不想干，但這是蔣介石的命令，聽說蔣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無論是蔣介石還是陳誠，都由不得父親不愿意，作為陳誠土木系的重要將領，父親從黃埔軍校一期畢業(yè)后，幾乎一直在陳誠第十八軍任旅長、師長、軍長，深得陳誠信任，在此用人之際父親自然難以推脫重任。
　　但是，十二兵團的主力部隊是原國民黨軍整編第十八軍， 該軍兵力已相當于一個兵團。第十八軍軍長胡璉同時兼任整編十一師師長的職務。胡璉認為兵團司令官非己莫屬。然而第十八軍歸華中“剿總”白崇禧指揮，由于桂系與中央軍的矛盾眾人皆知，第十八軍軍長胡璉自然難當此重任。在陳誠和參謀總長顧祝同的推薦下，久離軍隊的父親在各方博弈下出任十二兵團司令官。被任命為副司令的胡璉，一怒之下便以父親病重為由離開了部隊。
　　就這樣，父親只好答應去就任。他在南京覲見蔣介石時說：“校長，等打完這一仗，我還想回去辦軍校!”蔣介石應允了。
　　10月底，在漢口組建完成的十二兵團轉移至河南確山、駐馬店等地集結待命。部隊長途行軍，人困馬乏之際，解放軍11月6日發(fā)起淮海戰(zhàn)役（國民黨方面稱“徐蚌會戰(zhàn)”）。12月15日，第十二兵團除副司令胡璉等人逃脫外，整個兵團徹底覆滅。
　　在父親離開近半年后，母親蔡若曙等到的卻是父親在“徐蚌會戰(zhàn)”中陣亡的消息。媽媽聽說爸爸戰(zhàn)死了，覺得天都塌下來了。
　　父親被俘后，國民黨政府宣布黃維陣亡，并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眼看大勢已去，國民黨安排撤退臺灣，母親1948年年底帶著襁褓之中的我和三個未成年的兒女去了臺灣。
　　幾個月后，母親偷偷回了一次大陸。憑著直覺，她不相信父親會死。終于，她得知父親被俘了。至于當年如何被俘，我一直沒有去主動問父親，但是隨著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漸多，也了解了一些細節(jié)：
　　1948年11月25日， 黃維兵團被合圍于宿縣附近的雙堆集。11月27日，在父親突圍當天，中共地下黨員、八十五軍一一零師師長廖運周率部起義并反戈一擊，打亂了父親的突圍計劃。
　　12月1日，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官胡璉抵達雙堆集，12月7日，胡璉赴南京求援。蔣介石在官邸宴請胡璉和宋希濂，并放映電影《文天祥》。隨后，胡璉帶回消息“自行突圍”。12月10日晚，八十五軍第二十三師師長黃子華率部投降。12月15日晚，父親與兩個副司令官胡璉、吳紹周分乘三輛坦克突圍。陳誠之子陳履安曾告訴我：“胡璉把一輛最新型號的坦克給了黃維，就是這輛從未啟動過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胡璉坐著舊坦克反而沒事，跑了出來”。
　　
　　功德林監(jiān)獄，最頑固的戰(zhàn)犯
　　
　　胡璉突出重圍后，遇到了第十八軍未被包圍的騎兵，先逃到蚌埠，后去了南京，開始了與我父親完全不同的人生。父親在南平集附近的周莊被俘。從被俘起的第一天開始，父親就表現出不合作。
　　中原野戰(zhàn)軍聯絡部長楊松青動員十二兵團的高級將領給被圍在陳官莊的杜聿明、邱清泉寫勸降信。八十五軍的參謀長陳振威寫好了信，請各人簽名，只有父親不簽。
　　一個年輕的新聞記者采訪父親：“你為什么不早些投降�！�
　　父親把桌子一拍，大吼起來：“有戰(zhàn)死的烈士，沒有茍活的將軍，我為什么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 我要戰(zhàn)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父親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關到位于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路一號的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李大釗曾在這里被張作霖殺害。初到功德林時，父親與管教人員堅決對立。管教人員曾撰寫回憶文章說：他認為自己所以成為階下囚，就是因為打了敗仗，“抗戰(zhàn)勝利時共產黨也尊稱蔣先生是人民領袖，失敗了就罵他是獨裁者�！�
　　有人回憶說，在學習中，黃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按蠹艺f抗戰(zhàn)結束后蔣軍搶奪勝利果實占領根據地時，他說國軍是當時合法政府的正規(guī)軍隊，只要在中國的領土內，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撓軍隊進駐就是叛亂”。而且，對其他認罪悔過的戰(zhàn)犯，還大肆譏諷挖苦。他對監(jiān)獄睡覺不許關燈的規(guī)定也非常不滿，大罵沒有人性。當時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里既有國民黨戰(zhàn)犯也有日本戰(zhàn)犯，日本戰(zhàn)犯享受不用勞動優(yōu)待。黃維就大罵：“我們再有罪也沒日本人罪大，憑什么日本人可以待著，我們就要勞動�！�
　　當時監(jiān)獄規(guī)定每個戰(zhàn)犯要讀一些指定的學習書，并結合自己的“罪行”談讀書體會，聽說杜聿明伯伯讀了《論持久戰(zhàn)》，寫下萬余字的讀書筆記，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讀后感寄給蔣介石，而父親卻拒絕寫任何悔過書，他說自己“無罪可悔”，唯一慚愧的是十幾萬大軍在自己的領導下潰敗，所以父親在戰(zhàn)犯和管理人員眼里是“拒絕改造”的典型。
　　在這期間，媽媽帶著四個孩子離開了臺灣，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陸定居上海。我媽媽的字寫得很漂亮，她經常去街道、居委會幫忙出黑板報，做些抄寫登記工作。幾個月之后，媽媽通過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母親就是這樣執(zhí)意要回到父親身邊，執(zhí)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親回家團圓。
　　在上海，雖然身為戰(zhàn)犯家屬，媽媽的工作還算如意，姐姐黃敏南報考復旦大學，校方報到周總理那兒也順利獲批入了學。我在高中入學時報考復旦附中，它不敢收，但是握著檔案又舍不得放，幸虧班主任和畢業(yè)于金陵女子大學的北郊中學女校長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點中學北郊中學。
　　
　　第一批特赦，父親缺席名單
　　
　　1956年，母親獲準與姐姐一起去監(jiān)獄看望父親。媽媽帶去了我的照片，那張照片被父親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寶貝一樣始終珍藏著。那時我9歲，媽媽突然帶我去照相館照照片，我不知道是為了送給父親。
　　此后，傳來了父親要釋放回家的消息。
　　北京的有關部門通知我姐姐和姨媽，上海這邊有關部門通知我媽媽，都說準備迎接父親回家，要我們家人注意聽廣播，但真的等到廣播時，沒有聽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單，功德林監(jiān)獄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邱行湘等10人獲釋。這個名單里并沒有父親的名字。
　　母親萬念俱灰，長達11年的等待，從臺灣、香港輾轉到上海，從上海到北京的無數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來，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媽媽總在這么想。一天下班后，母親帶著大量的安眠藥來到圖書館書庫。前來查閱資料的同事發(fā)現了她，緊急送往醫(yī)院后，終于挽回了生命。
　　媽媽是個善良、熱情，要強上進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緊張，長期處于壓抑中，那時候也不知道以后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媽媽的希望徹底被毀滅了，就這樣得了精神病。這是上海龍華醫(yī)院精神病�？漆t(yī)院的專家診斷確診的。媽媽出現幻聽、失眠等癥狀，無法繼續(xù)工作。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不足10年后，媽媽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xù)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圖書館，是上海圖書館給我母親辦的退休，雖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個月有得發(fā)，還可享受公費醫(yī)療。媽媽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藥，這個待遇對她太重要了。
　　后來，我們了解到，父親本應在第一批被釋放的內定名單里，但由于父親頑固，認罪態(tài)度很不好，戰(zhàn)犯管理所不同意釋放他。
　　
　　“永動機”的奧秘
　　
　　抗戰(zhàn)后期，武器主要從美國進口，國軍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親在昆明、重慶組建遠征軍、編練青年軍、防守大后方，與美軍及武器裝備有過廣泛的接觸。1947年春，父親被調到國防部聯勤總部任副總司令，裝備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對新式武器裝備有廣泛的了解和濃厚的興趣。
　　父親研究“永動機”與這個有關。而靈感來自爸爸被俘后在河北井陘關押時，他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轆轤提水，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把重力變?yōu)閯恿Γ�讓“轆轤”一直轉下去該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類的一個發(fā)明了。
　　父親認為：研制“永動機”，是因為打仗打敗了，還想為人民做點事情。
　　但是，戰(zhàn)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認為，黃維研究“永動機”，就是為了逃避改造。為了阻止父親的研究計劃，他的設計圖紙和文字資料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轉給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經過近一周的論證后，答復稱違背現代物理學原理，是不可能實現的，并將理由和理論依據寫好退回給他。
　　家里也知道了父親要研制“永動機”。為了說服他配合改造，母親和姐姐經常去監(jiān)獄勸說。姐姐帶了很多永動機不能實現的書給他看，他氣得要命，就給扔掉了。
　　1968年4月，父親等人從秦城監(jiān)獄轉到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圖紙和實驗設備也一同帶了過去。時任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負責人金源曾回憶：因為這個執(zhí)拗的興趣，黃維曾被認為“怠慢學習”，而我覺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從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拔易尮芾硭�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zhàn)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黃維研制‘永動機’。”
　　在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時，爸爸身患五種結核：肺結核、腹膜結核、淋巴性結核、副睪結核、精囊結核。1952年春天，結核病發(fā)作，腹膜結核發(fā)展為腹膜炎，出現了大量腹水，父親說，“嚴重時皮下都是水，‘晃蕩、晃蕩’的，兩腿腫脹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當即把他送到復興醫(yī)院治療。戰(zhàn)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請了北京著名的醫(yī)學專家前來會診。此事甚至驚動了周總理，治病需要特效藥鏈霉素，但當時還不能國產，即便是蘇聯生產的也是質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周總理辦公室批準，從香港購買此藥，可以動用外匯。
　　在27年的改造期間，父親的餐桌上每天都會有一斤牛奶、兩個雞蛋和三兩肉。戰(zhàn)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證供應，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餓死人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都沒斷過肉類的供應。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剛開始是豬肉，后來是牛肉，最后又吃黃羊肉。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國家那么困難對他們還那么好，還專門派戰(zhàn)士去內蒙古打黃羊給他們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員當時為何越來越胖，原來是浮腫了。爸爸提起這件事，很感動。
　　經醫(yī)護人員4年的精心治療護理，結核病終于根治。爸爸的思想在此時有所轉變，他曾說，“感謝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樣重的病，又病得這樣久，若在過去，雖然我是國民黨的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
　　但是，爸爸還是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永動機”的研究。
　　在撫順，爸爸終于制作出了一臺“永動機”。但是，“永動機”只轉動幾圈便停了下來，并不能像當初設想的那樣無止境地轉動下去。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設計、制造、試驗、失敗再設計、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陽臺上，一平方米大小。特赦后，爸爸還在家里研究，他讓我抄寫要上交的“永動機”方案的報告和他寫的論文;我哥黃理也被調過來研究，他是學機械的，來幫畫圖紙，一年來好幾次，有一次借調了一個月，還有我姨夫的學生，以及他的朋友，不少人都協助過。爸爸堅持了幾十年，一直沒有放棄。
　　
　　父親回家了
　　
　　父親在撫順改造的時候，我也來到了東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是老三屆，高中畢業(yè)后也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號召離開了上海，去了吉林延邊的農村插隊。
　　而1966年，母親住在清華大學的姐姐家，被紅衛(wèi)兵剃了陰陽頭，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會早請示晚匯報，居委會干部說，你來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類分子，就讓她回去了。
　　媽媽與爸爸也失去了聯系，我們不知道他去了撫順，直到“林彪事件”后，有關部門找到我母親，了解全家人的情況，并告訴了父親在撫順的地址，父母才恢復了聯系。
　　那個時候我身體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給媽媽的信中都要提到我，問我的病情，他舍不得花我外婆和我媽媽寄給他的錢，反而寄出來給我媽媽，說給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在東北時，我也想趁就近的機會去看看他。我回家的時候可以去撫順停留下，一直有這個想法，但是沒能攢夠路費。
　　1975年3月21日，父親作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戰(zhàn)犯之一獲釋了。出來時，爸爸已經71歲了。我母親早已在上海統(tǒng)戰(zhàn)部領導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離了27年，父母親終于相會于前門飯店。
　　我得到消息后趕到了爸爸所住的前門飯店，爸爸對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個大套間，他要工作人員在那里放張床，要我住在那。后來因為父親在北京工作了，我們就把家搬到北京來了。最初，爸爸并沒想定居北京，提出帶著老妻回江西貴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享受政協委員待遇，并對他格外照顧，每月工資200元。
　　爸爸剛出來那一段時間，他真的是特別得意，因為前前后后特赦出來這么多人，沒有一家是這樣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離了，要不改嫁，有的人還被拒之門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媽媽這么等他。
　　但是我媽媽這二三十年都是靠藥物，大量吃藥以致成天昏昏沉沉的，幻聽、幻覺、幻視都會有。她擔心爸爸說錯話，一旦爸爸在會上發(fā)言她就緊張。
　　1976年春，媽媽偷偷離開了家，向離家不遠的護城河走去，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我爸聽說消息后，他不會游泳直接就沖了下去，大家把他救了上來，結果就重病了一場。
　　現在一些文章中，對我媽媽很少提及，唯一提及的是黃維兵敗后，她去找胡璉領撫恤金，“不料一見面他就破口大罵，說全軍覆滅的將軍，還有什么臉來要撫恤金!”這事我沒聽家里人說過。我倒是聽我姨媽說起，胡璉突圍出來后，住在上海仁濟醫(yī)院住院養(yǎng)傷。1949年1月，姨媽陪媽媽去醫(yī)院看望胡璉，主要是為了打聽爸爸的詳細情況。姨媽印象最深的是胡璉說，“突圍時，我車上爬滿了人，我就用機槍把人掃光，培我（黃維號培我）心太軟，他不干，怎么出得來?”
　　父親特赦后專注于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工作，他晚年最不愿意見到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郭汝瑰，曾是國民黨國防部的中將作戰(zhàn)廳廳長，他受命設計國民黨軍的作戰(zhàn)計劃，誘使蔣介石改變徐州“剿總”固守蚌埠的作戰(zhàn)方案，把黃維引進了包圍圈。另一個就是他突圍前極度信任的中共黨員廖運周，他率部陣前起義， 頓時亂了父親的陣腳。父親看到這兩人總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還梗著脖子不和他們說話。
　　父親是一個認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協文史資料里有一篇文章認為“鄧演達是陳誠告密害死的”，父親看到這篇文章非常氣憤，寫文章反駁了這個說法。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是他為此花了有小半年的時間，到處查資料核實，訪問親歷者。他平時是不會主動聯系人的，可為這事他走訪了不少人，用事實說明鄧演達不是陳誠告密害死的。
　　這并不意味著父親是陳誠土木系的人他才會為其爭辯。比如曾有人回憶說，在改造期間他對所在學習小組組長、同是土木系的邱行湘就沒有好感，認為這個過去的陳誠侍衛(wèi)長，“一點氣節(jié)都沒有”。
　　但是，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入高潮時，父親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當時有位主管領導讓父親登臺做大會發(fā)言，說這是上頭交辦的政治任務。父親堅決推辭仍然無效，最后聲明寫不出夠水平的發(fā)言稿，如有稿子可代為上臺念一念。此事通過媒體報道傳了出去，政協很快收到匿名投訴：黃維是頑固的戰(zhàn)爭罪犯，且在淮海戰(zhàn)役中敗于鄧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資格“批鄧”。父親獲悉此事后說：“這件事使我內疚，本不想為而又不得不為，如果許我檢討，我可登報聲明�！备赣H的這一要求自然不會被應允。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后，父親才有機會一吐心中郁悶：“壞了我黃維的名聲事小，壞了共產黨的名聲事大，‘四人幫’做了共產黨的敵人做不到的事!”
　　（摘自《看歷史》2010年第12期）
　　【本欄責任編輯 蔣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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