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軟權力_軟權力

　　摘 要:本文首先從關系性權力角度界定軟權力的含義，認為軟權力是區(qū)別因果性權力的一種關系性權力。文章認為，對國際制度的投資（制度設計、議程設置、政治動員、承諾）可以為國家?guī)�來重要的社會資本。文章進一步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制度建設、議程設置、制度內的政治動員以及對制度的可靠承諾等角度，概述了中國軟權力的國際制度層面意義。文章最后還從對制度的戰(zhàn)略認識、社會性有組織力量的培育以及關于制度知識的增長等方面思考了中國軟權力積累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 軟權力 中國的軟權力 國際制度
　　??中圖分類號:Ｄ８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７）02002735
　　
　　一、作為關系性權力的軟權力
　　
　　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描述了17世紀前半期菲利普二世時代繁盛的西班牙，當時的西班牙獨領風騷，在西歐的宮廷與坊間生活中，用西班牙詞來點綴會話是一處時髦的派頭，西班牙喜劇，塞萬提斯的作品，乃至西班牙的化妝品都在西歐（特別是法國）披靡一時，所有西班牙的事物都受人追捧，西班牙可謂歐洲真正的風尚之都，一切都是從南向北傳播著。[2]布羅代爾描述的這種場景多少讓人想起現在的美國、一個世紀前的英國、200年前的法國，乃至1400年前盛世階段的中國唐朝在當時全球或者區(qū)域中的地位。用今天的詞語概述的話，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文化上的傾慕、制度上的景仰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竭力模仿的事實，使中心國家掌握了可以影響外圍國家的軟權力。
　　 “軟權力”這個概念是由約瑟夫?奈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是否衰落那場辯論中首先提出的。[3]它與命令式的硬權力構成權力硬幣的兩面，互為輔成；它是指一國通過制造情勢，而使其他國家接受它的價值觀念并模仿其行為方式的能力。[4]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的硬權力與軟權力可謂達到頂峰，美國幾乎可以毫無制約地在世界上做其想做的任何事情，做其想做而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為別人想為而為不了的事情，它無所不為，而且似乎無所不能。據說，連海外美國的軍事基地也被贊為傳播美國文化的“基地”，因為基地給當地帶來美國式的流行文化，并將這種大眾文化傳而播之，從而打造美國的軟權力。至于冷戰(zhàn)后蔓延世界各國的反美主義是否意味著美國軟權力的悄悄流失，那是另外一回事。無論如何，軟權力這個概念因為90年代至今美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影響力而被國際關系學界廣為引用，甚至連國務活動家們對之也趨之若騖，將其視為鍛造強大國力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一般來說，或者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行動理論來講，政治學中所說的權力是指一方根據需要來影響另外一方的能力，所以，“權力”與“影響”常被看作是同義詞。政治學與社會學中關于權力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不過，權力的要義無非如韋伯與達爾所說的那樣是一種“關系”，亦即構成關系的各個單位之間的行為存在互相依賴。單位或者個人之間一旦存在依賴關系，權力就產生了。[5]權力總是包括一系列的影響手段，例如勸說、威脅、強制以及暴力的使用。當然，按照奈的觀點，這已經是老一套的做法了，屬于硬權力范疇，就產生影響的手段而言，軟權力是讓別人在價值觀念上尊崇你，行為上模仿你，通過潛移并默化的方式讓別人無形中服貼并跟從你。軟權力意味著你可以通過制造情勢，巧妙地將自己獨特的東西變成更多人接受的比較普遍的東西。一般的權力理論認為，權力是讓別人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軟權力是施動方讓被施動方做它自己愿意并且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他心甘情愿地去做這些事情，而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受到別人的影響，并按照別人的預期行事了。換句話說，他的行為已經無形中受到別人的控制。公司的產品要有好的銷路，當然不會愚蠢到用強賣的手段去開辟市場。高明的銷售商是慢慢改變或者培育消費者偏好與口味，讓消費者逐漸形成對其產品的依賴從而欲罷不能，這是生產者對消費者的軟權力。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也如此，恩威并施仍然經常被各國所運用，但是畢竟只能圖一時之效，要是能夠讓別國接受你的觀念、模仿你的制度、追隨你的行為，其效果當然會事半而功倍。
　　軟權力這個概念使用不慎，也會和國家利益這個概念一樣淪為一個大而不當、空洞無實的概念。例如，軟權力這個概念彈性太大且不精確。在嚴謹的學理分析中，首要忌諱就是概念太大、太寬泛。一個概念如果無所不包的話，就意味著它可以與任何事實結果建立相關性。換言之，它可以解釋一切，但進一步說，因為它能解釋一切，也意味著它可能什么都沒有解釋。美國制度與文化的吸引力與其建立有效的全世界反恐聯(lián)盟之間到底存在多強的相關性，就是很難分析的問題。我們可以說美國制度與文化的吸引力有助于促使日本追隨美國的反恐路線，但是，我們又如何解釋同樣服貼美國制度與文化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在反恐斗爭中最終會與美國分道揚鑣呢？
　　由于太富彈性，導致軟權力這個概念很難測量與劃分。比如，我們說中國的軟權力正在上升，或者美國的軟權力正在流失，那么我們到底用什么標準衡量軟權力的上升或者下降呢？一個人說“我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但是顯然，我們不能斷定說他喜歡其中的60%或者90%。隨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的加大，人們喜歡說中國的軟權力也在增強，但是要我們像統(tǒng)計學家那樣給出中國確切的軟權力規(guī)模則實非易事，也不可能。因此，有的時候，“軟權力”就如“情感”一樣，著實很難度量其輕重多寡，只能身同感受，可描述，但難以展開邏輯分析。
　　既有彈性，那么也就很難測量，我們很難在軟權力與國家行為的效果得失之間建立邏輯上的因果聯(lián)系。據說伊拉克戰(zhàn)爭甫一結束的時候，美國軍隊到達巴格達，巴格達市民夾道歡迎，媒體將其美化為美國軟權力的結果，這著實讓人有點啼笑皆非。在我們看來，避免這類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必須區(qū)分關系性權力與因果性權力。軟權力是有關主體之間的一種關系性權力，而非因果性權力。關系性權力是指行為體交往中因為知識、溝通、信息等因素而產生的彼此關系中的影響與被影響、支配與依附的狀態(tài)；因果性權力則指能夠直接改變別人意志與方向的權力。警察以威力脅迫歹徒放下兇器，我們說警察擁有因果性權力；有時因果性權力不一定能達到這個目的，歹徒的親朋好友可能曉之以理而對其產生軟化作用，這是關系性權力。在一種人際關系中，人們容易被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所打動，喜歡與講信譽的人交往，傾向于精神上讓自己時時受益的那些人溝通，或者因為社會關系的遠近而產生認同上的親疏，如此等等，導致有些人對其他人擁有更大的影響力與號召力，這就是關系性權力。我們在運用軟權力概念時要牢記這一點。
　　把軟權力與關系性權力聯(lián)系起來，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借用在社會學理論中流行的社會資本概念來拓展我們對軟權力的理解。[6]首先，軟權力與文化資本相關，國家（主導國家）可以有意識通過教化將自身的價值符號內化到他國價值體系中，從而獲得影響他國政府與民眾認知的權力資源。其次，當我們從關系性權力理解軟權力的時候，軟權力更與社會資本概念接近。社會資本產生于社會聯(lián)系與義務中，個人或者組織可以借此網絡達到自己的目標。
　　國家的軟權力同樣與一國在國際社會的關系網絡中具有的游說、動員、號召等能力成正向關系。最后，社會資本可能是公共產品，例如，信任對群體來說就是一種公共產品，信任的存在可以克服集體行動、促進社會合作；社會資本也可能是私人資產，擁有更多社會資本的個人、組織或者階級可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積聚自身權力。國際關系中的軟權力更多地被視為一國的私人資產，而非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
　　硬權力與軟權力是互為輔成的。軟權力以硬權力為基礎，但是堅強的硬權力并不必然意味一國由此可以產生足夠的軟權力，有的時候，一國的軟權力可能在其積累長時間的物質權力之后才會顯現出來。因此，國家在硬權力許可的條件下，需要適時地為軟權力進行投資，而這種投資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得到回報。只有那些在國際關系處理上富有創(chuàng)新的國家，才會產生更多讓其他國家追隨的軟權力資源來。企業(yè)界流傳的一句話是：一流的企業(yè)做標準，二流的企業(yè)做品牌，三流企業(yè)做產品。這段話倒能貼切地說明第一流創(chuàng)新型國家在國際關系中通過確立標準所產生的標桿作用。
　　
　　二、作為軟權力的國際制度
　　
　　國際制度主要指國際關系中的行為體在相互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用以規(guī)范與組織彼此關系的原則、準則、程序以及規(guī)則，通俗地說，它們是國際社會交往以及社會秩序賴以展開及形成的規(guī)則與規(guī)范。制度對組織與調控相互依賴的世界是有意義的，一國能夠確立善治的制度，顯然會贏得其他國家尊重與支持，增強其影響他國的軟權力。
　　作為軟權力的國際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含義：第一，國家的政治理念與主張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貫徹到制度設計過程中去？或者說，如何確保制度的規(guī)范不與本國國內基本規(guī)范相沖突？第二，國家在制度框架下的議程設置上擁有多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第三，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政治動員與結盟能力。第四，國家對國際制度良好的遵守與承諾如何為其帶來更大的軟權力？第五，國際制度作為國家的戰(zhàn)略性資產。
　　制度建設：學者們有時將國際制度分為軟的國際制度與硬的國際制度。硬的制度帶有分配性含義，決定國家以何種方式通過制度得到更大的利益，國家會圍繞制度的安排與執(zhí)行，以合制度（法）的方式展開利益的斗爭與分享。因此，如何決定國際制度的形式、程序與內容，或者國家在國際制度網絡中的關系型地位如何，實際上反映和影響了國家軟權力的強弱。[7]因此，制度形成初期各國圍繞制度形態(tài)及程序的斗爭，一直是20世紀國際關系斗爭的一項重要內容。
　　多邊制度是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表達意見甚至集體決策的重要場所。根據權力制度理論，既定制度總是體現該制度形成前利害攸關方的意志與利益。制度主義者一般認為，二戰(zhàn)后國際社會中的制度建設深深打上了美國的印記，主要國際制度的核心規(guī)范體現了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張，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制度，是服從有管制的自由主義理念的。當然，一國主導或者積極參與制度建設離不開其在國際體系中的硬權力配置狀況，但是，要使制度能夠為更多成員接受并遵守，并被認為對國際公共利益維護具有積極價值，一國還需要提出制度建設的先進性的理念，并使制度能夠代表國際社會更廣泛的共容利益。
　　在制度建設過程中，一國（或者國家集團）應該使所建立的制度與其國內意識形態(tài)不構成根本性的矛盾。國際關系學者研究表明，二戰(zhàn)后美國致以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制度建設），是與大蕭條之后美國國內信奉管制的國內經濟思想相一致的。[8]進一步說，美國在無需改變國內規(guī)范的情況下建立與其國內規(guī)范一致的國際制度，并使其他國家在遵守這些國際制度的時候潛移默化地對其國內結構進行改變，美國因此獲得了更大的軟權力。相對地，一個國家如果只是參與國際制度而不能將自己的政治經濟理念貫徹到國際制度中，那么它只是在追隨或者被同化，在軟權力的享有上就非常有限。
　　國際制度也是當代國際關系穩(wěn)定、福利賴以增進的不可缺少的公共產品。國家能夠發(fā)起并促成更多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當然也有著與區(qū)域或者全球共容利益相配合的國際制度，這無疑會為其贏得更多的軟權力。制度的發(fā)起者以及制度的維護者，在享有制度給自己帶來的巨大軟權力的同時，有義務及責任承擔制度運行的成本，并成為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重要一方，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或者完全只是以私利為行動的出發(fā)點、置公益于不顧，則會使制度中的其他成員對其領導性地位表示懷疑。
　　議程設置：任何多邊制度中的成員，往往都可以大致分為沉默（不行動）的多數與特殊利益集團，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奧爾森稱之為潛在集團與特權集團。[9]潛在集團成員傾向于搭便車，他們對集團利益大多漠不關心，寧愿坐享其成，而那些利害攸關方則傾向于采取積極行動、推動制度的運行，并通過議程的調整與設置，將自己的意圖與目的貫徹進去。要在國際制度中擁有較強的議程設置能力，國家首先需要恰當地“造事起勢”，奈將此稱為“制造情勢”。所謂能夠“造事起勢”，無非通過各種渠道將事與勢引向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并且這種事勢變進要隱蔽到在別的國家看來是正當合理的，從而可以一呼而百應，形成集體行動的共識。人們經常懷疑，恐怖主義真的如現在宣傳的那樣成了世界安全最嚴重的危害之一嗎？我看沒有這么絕對。但是現在幾乎大部分國家都把恐怖主義看作是洪水猛獸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內，恐怖主義都成為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答案比較簡單，因為美國認為這個問題在優(yōu)先排序上最重要，而美國也有能力通過關系性網絡將恐怖主義變成全球安全重要話題。比較而言，第三世界的貧困、強國對弱國主權的戕害、行私利為實的明目張膽的國際干涉等這類更為重要與迫切的問題在制度內卻鮮有被人提上日程。
　　動員與聯(lián)盟（需求的聚合）：然而，制度作為大多數國際成員表達意見甚至集體決策的場所，其議程調整與設置需要通過既定的程序完成。利害攸關方從提出動議到付諸表決，需要在多邊制度內展開政治動員甚至結盟活動，以使議程獲得廣泛性的支持。因此，利害攸關方不能使設置的議題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其設置的議題當然與本國利益休戚相關，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議題必須看起來符合更多成員的共容利益。在今天的世界上，國家利益只有與區(qū)域或者全球共容利益相協(xié)調與配合才可以獲得更多正當性。
　　與軟權力相關的幾個因素決定一國在制度內的動員能力。第一，國家對制度規(guī)則與規(guī)范的熟悉與理解，或者說一個國家對既定國際制度擁有多少信息。比較而言，國家在那些與國內規(guī)范及制度接近的國際制度內，更便于利用制度的程序與規(guī)則，反之亦然。第二，國家的倡議在多大程度上合乎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容利益，從而有助于推動集體行動。第三，國家對制度規(guī)范與價值的鼓勵與推崇。對動員能力來說，強調制度規(guī)范的意義是：國家在交流與互動中使制度的價值與規(guī)范在其他國家產生內化；在制度規(guī)范的名義下可以發(fā)起請愿對那些違背規(guī)范的成員制造國際壓力；對不認同制度規(guī)范的成員行為進行懲罰與制裁。說到底，國家要在制度內獲取更多關系性權力，它需要對制度進行持續(xù)投資。
　　動員與聯(lián)盟的目的在于匯聚成員的預期，從而為集體行動提供觀念與認同支持。美國在全球反恐戰(zhàn)爭中組建了非正式的“意愿聯(lián)盟”（coalition of willing），以及最近美國學界提出了“民主國家聯(lián)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這些都反映了政治動員在美國國際政策準備與執(zhí)行中的意義。
　　承諾與聲譽：聲譽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社會資本，也是一國維持可靠社會關系的重要資源。國家在制度中的聲譽會因為其反復無常、出爾反爾的行為而受損。對于那些潛在的或者傾向于搭便車的小成員來說，聲譽并不是它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對制度維系具有關鍵作用的成員國來說，堅強的承諾以及負責任的行為會為其贏得聲譽�？煽康某兄Z與良好的聲譽是國家在國際制度中重要的信用資本，它為其他成員提供信心以及預期，從而提高一國在制度內的政治動員能力。美國上到20世紀70年代初放棄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承諾、近到在許多國際環(huán)境與軍備控制制度內頻頻違約，其在制度內的聲譽并不為人稱道，這是其軟權力流失的表現。
　　需要強調的是，本人一直認為，民主國家并非在制度的承諾與遵守一定就有良好的信譽，其內在的特性（相互制衡）以及由于民主至今只能在特定領土范圍才有效（國家可能將國內成本轉嫁到國際上，讓其他國家公民承擔）的事實，導致我們在現實中看到民主國家對國際制度承諾有時非常軟弱無力。即便國內規(guī)范與國際制度規(guī)范接近的國家，也并不必然保證該國能夠很好地遵守制度。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在另外的文章中做求證，在此不做論述。
　　作為戰(zhàn)略資產的制度：從工具性角度講，制度可以視為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一項重要戰(zhàn)略資產。制度可以看作是國家達到其更大利益的替代工具，在各國越來越把制度作為全球治理重要框架的背景下，聰明的國家會巧妙地“挾制度以令諸侯”。
　　作為軟權力的制度，也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資本，構成國家關系性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是當今國際關系中最具合法性的外交活動場所，集體意志與利益可以圍繞制度而得以匯聚、表達和貫徹。國家借助制度可以獲得更多的共同信息，通過成員預期的匯聚而更容易明確地判斷彼此行為，仰賴多邊集體性決策而賦予自身行動以正當性，借助制度將治理理念傳播到他國并在他國產生內化效應。對重要國家來說，制度還承載著其治理與秩序理念。在今天的國際關系中，國家應該更多借助多邊制度安排而非單邊或者雙邊行為實現與擴大自己的利益。
　　
　　三、國際制度與中國的軟權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最積極的變化之一就是逐步參與并融入到大多數重要的國際制度中，明確多邊制度外交為中國新外交的重要內容之一。有關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已經有很多的文獻。[10]下面，我們根據以上闡述的作為軟權力的國際制度的幾個方面，對中國參與國際制度與中國的軟權力做一概述，這一概述不是分析性的，但是可以為我們提供較完整的輪廓。
　　制度建設：我們有必要區(qū)分中國參與的制度與中國發(fā)起或者合作共同建立的制度。在前種情況下，這類制度一來大多數為西方國家，特別為美國所主導與支配，二來這類制度具有很強的剛性。所謂剛性，是指中國不大可能在改變制度基本價值規(guī)范的前提下參與這類國際制度，相反，參與這類制度還會對中國國內形成很大的變遷壓力。[11]這類制度由于對中國國內以及外交產生的改造作用，因而本身并不會中國帶來軟權力，相反，中國由于接受這些以西方價值觀念為基礎的制度規(guī)范，需要積極改造自身以適應國際社會。這意味著中國還處于模仿與學習別人的階段，國際規(guī)范對國內規(guī)范產生著調整作用，而非相反。但是，由于中國在這類制度中具有良好的承諾與聲譽，中國通過履行這些制度會獲得信用資本。
　　在后種情況下，中國積極通過單方面或者多邊手段倡導、發(fā)起建立了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國際制度。[12]例如，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是中國與相關周邊國家共同倡議建立的兩項影響較大的正式制度。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政治安全組織，合作組織以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為基礎。自由貿易區(qū)的規(guī)劃則是近20多年來中國國內穩(wěn)定有階段的經濟改革的結果，國內經濟進步（企業(yè)成長、市場經濟體制、多種經濟形式、個人經濟權利釋放、緊密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lián)系，等等）為中國倡導與周邊國家建立開放自由貿易區(qū)提供了國內保證。
　　國內需求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參與的東亞制度建設中扮演著重要的驅動作用。與參與前類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制度建設中的國內需求驅動的一個意義是，國家在不需要做國內結構被動變更（由此產生的可能風險）的情況下，會將自己對利益的主動理解貫徹到區(qū)域制度規(guī)劃中。前面所說的中國參與建設的東亞經濟制度是個典型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國內需求驅動還可以促進國家將國內成功的治理理念帶到國際制度建設中，并通過國際制度而盡可能使該理念在他國產生內化效應。
　　中國在區(qū)域制度建設中的積極主動行為，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也意味著中國在區(qū)域供應公共物品的能力在加強。至少在中國周邊，中國龐大且開放的國內市場、比較完善的投資環(huán)境、充裕的外匯儲備、以合作安全觀處理糾紛與事端等，對地區(qū)經濟繁榮與政治穩(wěn)定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議程設置：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議程設置能力包括能否影響他國所關切議題的排序以及對國際環(huán)境的認知，并通過對話等手段使成員對自己設置的議程形成共識。國家可以通過提出創(chuàng)新型的理念引導制度內成員的行為方向，也可以利用制度提供的關系與程序網絡決定議程的先后優(yōu)次。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區(qū)域治理的議程設置上顯得更為積極與主動。在觀念層面，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在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合作框架、中非合作論壇以及諸多周邊制度建設中取得較廣泛的認同，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中國領導人還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以民主原則改革、補充、完善現有多邊國際制度。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lián)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fā)表的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全面闡述了對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看法，主張以平等開放的精神來維護文明與發(fā)展模式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協(xié)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諧世界。[13]在具體實踐層面，例如，2000年9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朱?基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建議得到東盟有關國家的支持。2001年11月，中國和東盟10個成員國正式宣布未來10年建成自由貿易區(qū)的目標。在2003年8月開始的歷輪朝鮮核問題的六方多邊會談中，中國始終扮演著重要的“協(xié)調者角色”，對會談進程、議題解決方向、起草共同聲明以及說服各方簽字上，可謂功不可沒。
　　動員與聯(lián)盟（需求聚合）：按照前面分析，國家在國際制度內的政治動員與聯(lián)盟能力，與其能否在議程設置中訴求更廣泛或者共容利益有關，或者說，國家在制度內如何以及是否代表最大多數國家的最大多數利益，而非僅僅以本國利益為行動原則。在全球與區(qū)域制度中，中國追求利益的行為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則，這幾個原則的實踐有助于中國在制度外交中獲取成員較為廣泛的支持。第一，中國能夠站在發(fā)展中國家立場考慮制度設計與改革，在大多數多邊制度活動中，中國堅定站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一邊。例如，在聯(lián)合國人權會議、世界貿易組織多輪貿易談判以及多邊國際環(huán)境談判等問題上，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國是工業(yè)化大國相關政策的重要制約力量；第二，在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下，中國在國際制度外交中強調自身利益與全球/區(qū)域利益合作下的共贏原則。中國享受到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經過過去近30年的改革，中國市場本身也成為世界開放度最高的市場之一。共贏原則成為中國加入WTO談判以及中國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基本原則之一。第三，中國在國際制度外交中主張民主化原則，強調協(xié)商、談判在達成公正國際制度安排中的意義，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主義對制度建設的干擾。[14]
　　承諾與聲譽：大部分經驗研究表明，中國對所參與國際制度的承諾是可靠與有力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5年來，一直維持著較好的承諾記錄。[15]諸多因素確保中國對國際制度的承諾是可靠可信的。在觀念層面，中國承認大部分現行國際制度在維持國際和平與穩(wěn)定中的意義，并在肯定國際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意義上接受并遵守國際制度。因此，中國對國際制度的遵守不完全是出于“國際制度對中國有工具性意義”的考量，在中國的世界觀念與國際制度相互建構過程中，中國對主要國際制度認同的提高有利于中國從規(guī)范上支持并維持現有國際制度。在組織層面上，國際制度規(guī)則在中國國內已經有比較長的內部化過程，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為了順應普適的國際制度規(guī)則，中國國內法律以及政府規(guī)章做了大規(guī)模的立、改、廢工作，為國際制度的執(zhí)行奠定了比較牢靠的國內基礎；中國國內結構相對集權的特點，也有助于中國政府自上而下地在國內貫徹國際制度規(guī)則；另外，中國的社會力量對國家（政府）制約有限，從而可以確保政府對國際制度的承諾，在國內較少受到非政府因素的牽制與干擾。最后，從工具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在中國國內制造了大批得益者（中產階層、具有競爭力的產業(yè)部門、國有與私營經濟力量、沿海外向型城市帶等），這些得益者構成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溝通行為體，并且擁有比失利者更多的進策渠道與影響，至少從中期來看，他（它）們是中國承諾國際制度的國內支持力量。
　　可靠的承諾與良好的信譽加強了中國在關系性權力中的地位，也有助于說明中國為什么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而非某些學者所武斷認為的中國崛起是可怕與威脅的。
　　
　　四、對國際制度與中國軟權力的一些思考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交理念上逐漸接受多邊主義，外交手段上愈來愈強調多邊制度外交的重要性，這種變化體現了中國外交的進步性轉型。國際制度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不僅僅顯示在對國際秩序的維持上，其作為戰(zhàn)略資產，在國家對外關系中也不可忽視。當然，要說中國軟權力的增加一定與中國參與國際制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此說法的學理依據還有待論證。但是，正如上文所析，制度與中國軟權力至少存在如下一些關聯(lián)：第一，國際制度是當今國際關系中關系性權力展開的重要合法場所，參與國際制度可以拓展中國的關系性權力（軟權力）網絡；第二，國際制度構成全球與區(qū)域治理的核心基礎，中國需要在制度設計、建設以及改進中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與方案；第三，中國關于國際制度的知識與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政治動員能力；第四，對制度的承諾提高了中國的信譽，并有助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就中國軟權力的國際制度層面來說，仍然有以下幾點值得學術界與政策界做進一步的思索。[16]
　　第一，從戰(zhàn)略層次上，國際制度是當今主要國家規(guī)劃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礎，也是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機制（mechanism），制度的程序與分配意義非常明顯。從全球意義上說，制度形式決定全球治理與秩序的形態(tài)；而從單個國家意義上講，制度形式又決定國家以何種方式、在何時并最終能得到什么，是國家軟權力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制度設計、變遷、改革對大國來說具有戰(zhàn)略性的價值。隨著中國硬權力的擴大以及在國際關系中地位的穩(wěn)步上升，加上戰(zhàn)后60多年來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國際制度正處于一種調整與變遷的壓力之中，新近有關聯(lián)合國改革的爭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凸現了多邊制度外交在今后中國外交中的地位，也是黨的十六大報告所強調的多邊外交的意義所在。今后中國多邊制度外交面臨的一個轉型，是從過去被動接受的反應型外交轉向求變求進的主動型外交。在求變求進的主動型外交中，中國需要在戰(zhàn)略上更加重視制度設計與變遷的意義，并將制度設計與中國的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觀結合起來。
　　第二，從社會意義看，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軟權力離不開國內發(fā)育良好的非政府組織。史學家錢穆曾經指出，自從士人階層消失后，中國社會缺少能夠采取集體行動的民間力量，社會中的個人完全成為平鋪的狀態(tài)。[17]社會學家們也將沒有組織起來的個人稱為原子化的個體，他們處于一盤散沙狀態(tài)，無法集體行動。建國以后，由于公民結社以及非政府組織受到多種限制或壓制，成熟的社會組織一直沒有得到完好的發(fā)育與成長，使得中國的社會力量極為薄弱。且不說社會力量的薄弱與不足已經在中國國內治理中顯露出諸多弊端，在外交與國際政治舞臺上，中國基本也是政府一條腿走路，沒有形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力量兩條腿走路的良好機制。有的學者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18]在國際制度的建設、議程設置以及政治動員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性組織力量更顯得極為貧弱。近年來，隨著中國與其他貿易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的訴訟日益增多，各級政府在協(xié)助應訴方面顯得力不從心，民間力量的分散，又使企業(yè)、商會在組織應訴上難以集體行動。民間力量的培育與壯大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中國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對外關系（包括國際制度外交）上，民間有組織力量，是因為其有著獨特的社會性關系網絡，對豐富與開拓中國的關系性權力其作用不可小視。
　　第三，在知識層次上，關于國際制度的信息也影響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軟權力。有兩派學者還沒有加入目前中國的制度研究，從而制約著中國的制度研究進步，一是國際法學者，另一是國際經濟學者。說到底，制度建設與設計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法治、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結合國際制度的國際法與國際經濟學研究可以為制度設計提供有關程序與福利安排的基礎性知識。由于缺少來自國際法與國際經濟學者的研究與辯論，中國目前有關國際制度的經驗與技術知識較為匱乏，制度研究所能產生的政策價值因此也顯得非常有限。秉承國家與人類關懷的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理應在這一問題上作出獨有的貢獻。
　　
　　注釋：
　�。�1］ 本論文是提交給2006年7月30日在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舉行的關于中國軟權力的小型會議論文，也是本人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2年“國際制度與中國”課題的一部分。本人對胡鞍鋼、門洪華、陳玉剛、郭樹勇的評論以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表示感謝。
　�。�2］ ［法］布羅代爾著，吳模信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74277頁。
　　［3］ 參見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4］ ［美］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5］ 參見［美］羅德里克?馬丁著，豐子義、張寧譯：《權力社會學》，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8081頁。
　　［6］ 有關社會資本的著作，可以參考：［美］林南著，張磊譯：《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羅伯特?普特南著，王列等譯：《使民主運轉起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蘇長和：《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6310頁。
　　［8］ ［美］安瑪麗?斯勞特：“對世界的管制”，載［美］魯杰主編，蘇長和等譯：《多邊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179頁。
　�。�9］ 參考［美］曼庫爾?奧爾森著，陳郁等譯：《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lián)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有關主要文獻見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構》，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03年；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zhàn)略的框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蘇長和：“中國的國際制度理論研究”，載王逸舟主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1995―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蘇長和：“中國與國際制度”，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0期；蘇長和：“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qū)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1期。
　�。�11］ 參見蘇長和：《中國與國際制度：一項研究議程》。
　�。�12］ 關于近年來中國在東亞倡議、發(fā)起或者與其他國家共同建立的一些正式與非正式制度，見蘇長和：《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qū)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表6。
　�。�13］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lián)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2005年9月15日電。
　�。�14］ 可參考同期郭樹勇的文章。郭樹勇：“論新國際主義與中國軟實力外交”，載《國際觀察》2007年第2期。
　　［15］ 關于中國在WTO中5年來的承諾，有一些相反的批評性看法，認為中國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不過總的來說，這些帶有批評性的看法大致也是在肯定中國具有良好承諾記錄的前提下做出的。
　�。�16］ 龐中英闡述過中國軟權力的構成以及發(fā)展之道，詳細見龐中英：“關于中國的軟力量問題”，載《國際問題論壇》（內部交流刊物）2006年春季號，第812頁。本期《國際觀察》雜志刊登另外三篇文章也論述了中國的軟權力內涵以及構建問題，分別參考《國際觀察》本期發(fā)表的門洪華、陳玉剛和郭樹勇的文章。
　�。�17］ 錢穆：《國史新論》，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3856頁。
　�。�18］ 例如，王緝思教授在論述中美關系時，一直強調從“中國與美國的關系是一個國家與一個社會的關系”來考察中美關系。見王緝思：“‘美國市民社會研究’書評”，《博覽群書》2005年第11期。
　　
　�。ㄗ髡吆喗椋荷虾Ｍ鈬�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教授，常務副院長，上海，200083）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權力 中國的軟權力 軟權力 硬權力與軟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