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主義 國際關系 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困境與建構主義的挑戰(zhàn)

　　* 該文為教育部國家文科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所承擔的教育部重大項目“北約東擴、歐盟東擴與俄羅斯的關系及其長遠戰(zhàn)略影響”中期成果。 　　摘 要 冷戰(zhàn)結束后，北約組織不斷向防區(qū)外擴展。無論是新現實主義的北約消亡論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存在論都沒有預測到北約組織的擴張。面對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困境，建構主義以國際社會化以及安全文化理論為工具來分析北約問題并挑戰(zhàn)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及方法論，從而不斷豐富對北約東擴問題的理論分析。
　　關鍵詞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 建構主義 北約東擴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2006066
　　
　　冷戰(zhàn)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擴大是國際關系學界較為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對于這一問題，不僅有大量的學者從政策層面進行分析，同時也有大量的國際關系學者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前后，理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對于北約未來的預測與現實國際政治有著相當大的偏差，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都沒有預測到冷戰(zhàn)后的北約會以一種相當強勁的勢頭向外擴展。針對這一現象，許多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始進行反思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效用。如羅伯特?勞赫豪斯（Robert W. Rauchhaus）大聲質疑說，為什么國際關系理論沒有預測到北約的擴大？[1]因此，圍繞冷戰(zhàn)后北約的擴大問題，國際關系理論的幾大流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一、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北約擴大預測的失效
　　
　　冷戰(zhàn)結束前后，一大批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對北約的未來進行預測，主要包括現實主義的“消亡”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存在”論。岡瑟?赫爾曼（Gunther Hellmann）與萊茵哈德?沃爾夫（Reinhard Wolf）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從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種角度對北約的未來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析。新現實主義認為，隨著蘇聯(lián)威脅的消失，同盟的凝聚力將會下降，北約停止作為一個有效的同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新自由主義則宣稱北約高度的制度化將保證其以某種形式得以生存。同盟或者以目前的形式繼續(xù)下去，或者在成員國之間通過合作性安排來適應新的安全環(huán)境。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北約的消亡可能性最大，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預測是北約或者繼續(xù)存在或者發(fā)生深刻的轉變。[2]但是，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都沒有預測到冷戰(zhàn)后的北約會以一種相當強勁的勢頭向外擴展。
　　早在冷戰(zhàn)結束前，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對北約的前途就持一種較為悲觀的態(tài)度，認為北約的消亡是必然的。1989年東歐劇變之前，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就斷定，蘇聯(lián)威脅的下降將鼓勵西方同盟為遏制一個直接的軍事挑戰(zhàn)付出較少的代價，西方對于威脅認識持續(xù)性地減小將最終導致北約的消亡。[3]他說：“沒有明晰和現實的威脅，無論是歐洲的政治家還是美國的納稅人都不可能支持美國在歐洲大規(guī)模的軍事存在。雖然北約復雜而詳盡的制度性結構將會減緩其解體的速度，但只有蘇聯(lián)威脅的復興才可能使北約留存并維持既有的模式�！盵4]同樣，就在柏林墻倒塌后不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ier）就預測說，沒有蘇聯(lián)的威脅，北約將中止作為一個有效的同盟出現。蘇聯(lián)的威脅把北約國家綁在一起，這一進攻性威脅消失后，美國有可能放棄歐洲大陸，北約這一防御性同盟也將解體。[5]1990年，格倫?斯奈德（Glenn Snyder）也預測說，歐洲所發(fā)生的劇變將導致一個多極世界的出現，其中，北約和華約將會崩潰或發(fā)生急劇的變化。[6]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家沃爾茲（Kenneth N. Waltz）1990年也寫道，北約正在走向消亡，現在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機構還將存在多長時間，即使它的名稱還會暫時得到保留。[7]
　　 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困境與建構主義的挑戰(zhàn)國際觀察 200７年第１期與現實主義對北約的態(tài)度相比，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北約的未來沒有太多的悲觀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北約不同于傳統(tǒng)的軍事同盟，主要是因為：第一，北約高度的制度化；第二，北約不僅僅要在軍事上對一個共同的敵人進行威懾，還存在其他的目標，如促進成員國安全、防止成員國之間的安全競爭。蘇聯(lián)的解體使北約的一項主要任務消失了，但是其他的任務還繼續(xù)存在，如抑制德國、使美國仍保留政治與軍事存在，以及應對冷戰(zhàn)后出現的新威脅。[8]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西莉斯特?沃蘭德（Celeste A. Wallander）認為，北約需要被理解為一個安全管理機構，它不僅僅用來應對外在威脅，而且也用來處理成員國之間相互不信任、誤解等問題。北約不僅僅是一個同盟，北大西洋理事會以及北約的其他機構在推進成員國之間的合作與協(xié)商、在處理彼此不信任問題上，都發(fā)揮著關鍵作用。[9]
　　因此，在對待冷戰(zhàn)后的北約問題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學者主張：第一，利用北約已有的規(guī)范與程序來處理新的問題，而不是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組織；第二，改變北約，在進行必要的改革后再來處理問題；第三，利用現有機制加強同其他行為體、國家及非國家的聯(lián)系，尋找制度目標。[10]制度學派以制度為工具來分析北約的最大貢獻是，他們認為，作為一種制度的北約能夠在面對變化了的環(huán)境下持續(xù)地生存下去，主要是由于制度屬性的作用。冷戰(zhàn)的結束沒有帶來北約的消失，這就是制度的力量。
　　盡管新自由制度主義預測北約在冷戰(zhàn)后將繼續(xù)存在下去，但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沒有對北約的擴大作出準確的預測，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與現實國際政治的偏差使得人們對其理論的效用提出了質疑。
　　
　　二、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辯論
　　
　　盡管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北約擴大問題上的預測失效，但是他們并不認為是其理論本身的失誤，相反，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學者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并試圖論證各自觀點的正確性。[11]
　　北約作為一個冷戰(zhàn)時期的傳統(tǒng)的軍事同盟，其在冷戰(zhàn)后的繼續(xù)生存、改革以及擴大引發(fā)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學者極大的興趣：同盟何以形成？同盟何以持續(xù)發(fā)展下去？同盟何以擴大規(guī)模等？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同盟是對威脅能力的一種反映，實力分配的變化決定同盟的命運。同盟的凝聚力依賴于成員對成本與收益的計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對手所造成的威脅決定同盟的凝聚力。例如，沃爾特從理論上系統(tǒng)地回答了為什么同盟會瓦解以及為什么有的同盟面對困境會繼續(xù)生存下來的問題，尤其是，在原有的合理性消失后，為什么有的同盟會繼續(xù)生存下來？沃爾特精辟地指出，影響北約的繼續(xù)生存與擴大，最大的因素是霸權國的領導地位。[12]因此，從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出發(fā)，在歐洲安全均勢以及北約外在威脅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北約的消亡是符合其理論的必然路徑。
　　然而，冷戰(zhàn)結束后北約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不斷向防區(qū)外擴張。針對這一情況，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正是制度的力量保障北約的繼續(xù)存在并得以擴大。制度被創(chuàng)造出來是因為國家認為制度符合他們的利益，制度應該得以延續(xù)，只要，而且僅僅只要其成員有動機來維護他們就行。當國家在一種穩(wěn)定的制度下進行合作時，會較少關注相對收益。因此，盡管外在的威脅已經消失，但是北約的制度性因素還存在，北約擴大反映了北約制度性力量的存在。如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認為，聯(lián)盟是一種制度，其持續(xù)的時間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制度的特點，制度難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運行就有一種自發(fā)性，較少依賴聯(lián)盟內成員國的意志。北約在冷戰(zhàn)后還是具有強大的力量，這證明了國際機制的重要性。[13]亞歷山大?格修（Alexander Gheciu）也認為，北約遠遠不是一種地緣戰(zhàn)略安排用來應對蘇聯(lián)的威脅，北約是一種制度，它把內在的安全邏輯和外在的安全邏輯結合在一起。北約的創(chuàng)造者不僅要對潛在的地緣戰(zhàn)略挑戰(zhàn)作出反映，而且還要創(chuàng)立集體的西方認同，保護歐洲大西洋地區(qū)的自由主義規(guī)范。[14]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對北約的制度框架大加贊賞。他說，北約本身是一個政治法律框架，有完美的政治協(xié)商、軍事運作模式，程序完備，有一體化的軍事結構。[15]
　　但新現實主義批判了新自由主義關于制度與相對收益的觀點，指出北約的擴大并不是制度的力量，而是大國主導下的擴張。新現實主義認為，即使是在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合作，國家也會關注相對收益。國家尋求維持其獨立并努力避免卷入國際組織，當收益不平衡地進行分配時，即使是強大的國際制度也必然崩潰。[16]制度作用的強弱依賴于國家的意圖，強大的國家利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大。[17]
　　從上述理論出發(fā)，沃爾茲明確指出，冷戰(zhàn)后北約的繼續(xù)生存與擴張是美國所推動的產物，他說：“北約之所以繼續(xù)生存下來并向東擴大，完全是美國的力量在發(fā)揮作用，是大國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北約在冷戰(zhàn)后的留存和擴大并不是制度的特點，而是美國使之如此。國際機制由大國創(chuàng)立，服務于國家利益，而不是服務于國際利益�！盵18]
　　總之，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的相互辯論不僅反映了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與現實國際政治之間的困境，同時也反映雙方試圖努力論證各自理論在變化了的國際環(huán)境下仍然具有相當的生命力。面對理性主義的困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及其方法論開始介入北約問題的研究并挑戰(zhàn)理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及其方法論。
　　
　　三、理性主義的困境與建構主義的挑戰(zhàn)
　　
　　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困境與其結盟理論密切相關。在理性主義看來，不結盟或結成小的同盟是理性的行為。因此，同盟的擴大，尤其是在促使同盟形成的合理性不復存在的背景下實現擴大是不現實的。新現實主義認為，一般來說，國家不會選擇結盟。因為結盟會減少行動的自由，并且還要承擔被欺騙的風險。只有在一個國家不能維護其安全、不能保護他們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時才會選擇結盟�，F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都認為，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情況下，少數幾個成員結盟優(yōu)于許多成員結盟。一般來說，國際組織的規(guī)模越大，新成員的貢獻就越小，從合作中獲得利益的分配就越小，搭便車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成本以及達成一致的成本就越高。[19]因此，從理性主義的同盟理論出發(fā)，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不可能預測到北約的擴大。新現實主義理論不僅不能預測到北約的擴大，相反，從其同盟理論出發(fā)還預測冷戰(zhàn)終結后其結果是北約趨于瓦解。即使北約繼續(xù)得以生存，本身也沒有必要擴大。[20]新自由主義預測，由于制度的作用北約將繼續(xù)生存下來，但它不能預測到北約所發(fā)生的深刻轉型，尤其是北約的擴大。
　　因此，在主流的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以其獨特的方法論視角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建構主義從國際關系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并以其主要的核心概念，如規(guī)范、認同與文化來分析世界政治。在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難以有效預測并分析北約及其擴大的情況下，建構主義從國際社會化、安全文化的視角對北約的擴大、北約的未來以及北約與俄羅斯的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際關系的社會建構主義方法開始挑戰(zhàn)理性主義范式。建構主義拒絕理性主義的基本方法和理論前提，并對理性主義所給定的一種穩(wěn)定的成員認同、利益和偏好提出疑問。建構主義批駁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第一，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不是永恒的客觀存在，而是一種社會建構。所謂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家造就的。第二，國家利益不是提前給定的，也不是不變的，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是共有觀念建構的產物。
　　同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所認為安全利益是客觀存在的、是通過“捍衛(wèi)”而實現的相比，建構主義的安全觀是建立在行為體的規(guī)范與認同基礎之上的，認為安全利益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被發(fā)現、被認識的過程。如在溫特看來，國家利益是指國家―社會復合體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獨立、經濟財富和集體自尊。[21]溫特反對理性主義關于國家利益的首先給定論，認為國家利益是認同的產物，認同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同樣，卡贊斯坦也認為，安全利益是行為體對文化因素作出反映后而定義的，利益是通過社會互動過程形成的，是“定義”的而不是“捍衛(wèi)”的。[22]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北約既不是像新現實主義那樣所理解為一種結盟的形式，也不是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理解為一個功能齊全的國際組織，而是被視為一個具有價值觀與規(guī)范的國際共同體的組織。許多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運用建構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論來分析北約及其擴大，如弗蘭克?施默芬寧(Frank Schimmelfennig)、亞歷山大?格瑟（Alexander Gheciu）、彼德?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勞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羅伯特?魯賓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23]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介入為分析北約擴大問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研究視角。
　　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國際社會化理論是北約問題研究的一個新的視角。針對中東歐國家要求加入北約以及北約的擴大，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在北約與中東歐國家之間存在一種國際性的社會化過程，亦即北約將自身的行為規(guī)范、價值觀通過社會建構的過程使中東歐國家得以接受，中東歐國家通過學習北約的規(guī)范與價值觀并內生為自身的行為規(guī)范，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對北約的認同并得到北約的認可。施默芬寧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分享共同體的價值觀和規(guī)范，它就可能被一個國際組織接受為成員。內在化的過程越快，它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也就越早。[24]
　　對北約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社會化互動研究的西方學者主要有弗蘭克?施默芬寧與亞歷山大?格瑟等。弗蘭克?施默芬寧把一個國際組織的擴大視為一個國際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化就是社會行為體把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基本信念與實踐內在化。通過這種方法，行為體獲得了共同體的集體認同。從國家層面上看，內在化是指把一個國際共同體的基本信念與實踐嵌入國內決策的過程。從制度層面上看，成功的內在化是把基本的共同體規(guī)范一體化于國家的憲法，并演變?yōu)榉�(wěn)定的國內法律。成功的內在化要求把共同體的基本信念與實踐有效地嵌入國內制度與國內事務并決定國家的行為。弗蘭克?施默芬寧還認為，國際社會化的方法為解釋北約擴大提供了答案：第一，中東歐國家想努力成為北約成員國是因為他們想分享西方共同體的價值觀或規(guī)范，尋求一種認同并得到西方的認可；第二，北約決定擴大是因為要加強自由民主的規(guī)范和多邊主義，在中東歐國家營造基于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規(guī)范基礎上的穩(wěn)定的和平。[25]
　　同樣，亞歷山大?格瑟也認為，社會化是一個吸收新成員融入共同體或社會群體并吸取規(guī)范和原則的過程。在他看來，成功的社會化其結果在于采納新的規(guī)范，重新定義認同和利益，并與那些規(guī)范相一致。為了把一個行為體變成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共同體的基本信念與實踐必須成為一個行為體認同的內在的一部分。在國際社會化中，一個國際共同體及其組織把他們的基本規(guī)范與價值觀“教”給一個國家或社會。國家與共同體以及組織的關系依賴于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認同與利益建立在共同體的價值觀與規(guī)范的基礎上。為了成為共同體的成員，國家不得不接受共同體的“授課”，即內在化他們的價值觀、規(guī)范和實踐。他們也不得不經過一個試用的階段，共同體要對這些申請國進行評估，看他們是否內在化共同體的認同或者是簡單地適應它。獲得完全的成員國資格的標準是社會化過程有充分的進展，而且共同體認為，這些申請國是他們中的一員。[26]
　　除了國際社會化的核心概念外，建構主義關于安全文化的核心概念也為解釋北約擴大提供了極好的視角。北約的擴大就是北約安全文化以及規(guī)范與認同的擴大。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安全文化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是行為體與社會關系的不斷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為體逐漸確定其行為規(guī)范、集體認同與安全利益。[27]
　　冷戰(zhàn)結束以來，文化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日益增加。許多西方學者從文化角度探討安全問題，其中以彼德?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應的安全文化理論�？ㄙ澦固拐J為，安全是規(guī)范、文化與認同的結合。國家安全文化通過規(guī)范、文化及認同得以表現出來。規(guī)范為有著特定認同的行為者的適當行為描繪了一個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規(guī)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規(guī)范與認同，因而對安全利益的認識也大不一樣。[28]除彼得?卡贊斯坦外，西方學者，如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勞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羅伯特?魯賓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都在這一領域有較為突出的貢獻。如日內瓦高級國際研究院教授基思?克勞斯認為，冷戰(zhàn)后的一個共識正在出現，那就是文化在形成國際政治行為，以在塑造安全方面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思認為，有三種文化共同塑造了安全文化，即外交文化、政治文化與戰(zhàn)略文化。外交文化是國家在正式或非正式場合互動中的行為規(guī)則，包括特定的程序與約定；政治文化是描述國內政治制度或安排的區(qū)別，揭示不同政治辯論的社會基礎；而戰(zhàn)略文化則是建立在軍事機制基礎上的一整套規(guī)范與態(tài)度，如關于戰(zhàn)爭的政治目標、實現這些目標的最有效的運行方法。三種文化之間有相互重疊的部分，也具有共同的特點，其中心部分就是安全文化。[29]
　　盡管建構主義流派的理論家們的觀點不盡相同，但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都運用理論進行實證研究，對實際問題進行剖析，如對冷戰(zhàn)時期形成的北約的研究就是一例。建構主義把北約更多視為一種制度而不是一個同盟。但是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不同的是，他們關注的是國際制度怎樣有助于形成規(guī)范，并改變國家的偏好。[30]
　　在卡贊斯坦的筆下，北約代表了一種安全文化，其內涵是：北約“代表了基于共同價值觀及對自由民主的集體認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體”，北約“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安全共同體，民主國家不僅不相互打仗，還可能發(fā)展一種集體認同，使合作變得容易，為特定目的而產生合作的制度。這些制度的特點是民主的規(guī)范、決策原則，其中，……規(guī)范與原則的實施加強了共同體的意識及主體的集體認同”。[31]溫特也從非競爭性及團結一致的角度解釋了“安全共同體”及“集體安全”這兩種國際關系領域的現象。在溫特看來，北約這樣一個“功能良好的集體安全體系”就是一個多元的安全共同體，“這種結構沒有一個單獨的元首，但是仍然能夠實施制度性集體行動”。[32]
　　總之，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化理論與安全文化理論認為，行為體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環(huán)境之中，不同的行為體在這種關系與環(huán)境中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形成對世界的認識以及對自己的定位。社會化導致行為體接受共同體的規(guī)范與原則，并內生為自身的規(guī)范與原則，在此基礎上形成與共同體相一致的安全文化。建構主義的理論使得國際關系理論對北約問題的分析與闡釋出現新的研究視角與方法，極大地豐富了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面對現實國際政治發(fā)展時所遭遇的理論困境。
　　
　　注釋：
　�。�1］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9.
　�。�2］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1, Autumn 1993, pp.2628.
　�。�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15:556, 1990.
　�。�6］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7］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8］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p. 614.
　�。�9］ Wallander and Keohane, ?Risk, Threat ,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10］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3, Summer 1996, p.464.
　　［11］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 Autumn 2000, pp.705735;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1(Summer, 1993),pp.550; Richard Rupp, “NATO 1949 and NATO 2000: 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 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etc.
　�。�12］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64168.
　�。�13］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14］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2.
　�。�15］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3.
　　［16］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11.
　　［17］ Kenneth N. Waltz ,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O Expansion , The Debate over NATO Enlargement,” ?Conference Papers?,March 910,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8］ Kenneth N. Waltz, “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pp.541.
　�。�19］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M.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5679;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20］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556, 199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21］ 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第293294頁。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3］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tc.
　�。�24］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25］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ume 8, Number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pp.198199.
　　［26］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27］ 彼德?卡贊斯坦著:《文化規(guī)范與國家安全――戰(zhàn)后日本警察與自衛(wèi)隊》(李小華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
　�。�2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9］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30］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17.
　�。�31］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95397.
　�。�32］ 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第261頁。
　　
　�。ㄗ髡吆喗椋�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qū)發(fā)展研究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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