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作文 和父親林楓在一起的日子

　　 　　林楓,1906年9月生,黑龍江望奎人。1924年入天津南開中學(xué)讀書,曾參加進步學(xué)生運動。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在北平、天津一帶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后又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視員、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秘書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在東北任職,后調(diào)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wù)院第二辦公室(文教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1977年9月29日在北京逝世。中共第七屆、第八屆中央委員。
　　
　　兒時記憶里,父親好像并不喜歡我,我很怕他
　　
　　母親說,父親生性沉默,除了喜歡看書,就是喜歡孩子。然而在我兒時的記憶里,父親好像并不喜歡我和妹妹雙雙。他老是那么嚴肅,老是對我們不滿意,我很怕他。
　　1945年9月,父親奉毛主席的指示帶著干部團從山西去東北。由于路上要過敵占區(qū),很危險,中央指示不準帶孩子。父親和母親決定忍痛把三歲的我和十一個月的妹妹雙雙留在河北省涿鹿縣我母親的老家。直到1948年10月,父母親才派人把我和雙雙接回了他們的身邊。在與父母分開的這三年里,大部分時間我住在母親的后奶奶家里,受盡了虐待,天天想著回到母親身邊�？墒钱斘覀冊诠�爾濱火車站見到父母時,已經(jīng)不認識他們了。雙雙的寄養(yǎng)家庭沒有告訴她有自己的親生父母,所以回到哈爾濱后,雙雙經(jīng)常宣布“這里不是我的家”,要回到“我自己的爸爸媽媽”家去。雙雙每次說這句話時,母親就傷心地流淚。不久,遼沈戰(zhàn)役勝利結(jié)束,我們?nèi)�家來到沈�?我和雙雙直接進了位于北陵大院里全托的東北人民政府機關(guān)小學(xué)和幼兒園,很少有機會見到父母。
　　那時候東北剛解放,百廢待興,父母顧不上我們。幼時和父母分離造成感情上的隔閡時時影響著我們,尤其當他們嚴厲地批評我們的時候,就以為他們不喜歡我們,越發(fā)躲著他們。星期六,他們派人去學(xué)校接我,我就藏在床下邊不回家。有一次在飯桌上,父親看著雙雙,慈愛地挑起左眉向她笑。很少見到父親的雙雙不知這是什么意思,竟嚇得哭了起來,父親也很沒趣兒地走開了。當時,我們痛苦,父親母親更痛苦。有次我給母親講我小時候在后太姥姥家過的悲慘生活時,她說:“你活下來了,這就不錯了!”我知道母親的意思,我的兩個姐姐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條件下都沒能活下來。
　　我和父親最大的一次沖突是在1960年的暑假。那年,我十八歲,剛剛結(jié)束了緊張的高考,我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xué),可真是松了一口氣。父親母親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在那里召開的會議,也帶著我們?nèi)チ?我就和朋友們玩瘋了。父親母親很怕這樣優(yōu)越的條件會慣壞了我們,天天逼著我們寫大字、讀報紙、納鞋底子,早晨5點起來磨豆?jié){、幫著工人拔草…… 我很不愿意做這些事,常常溜出去和朋友們玩。父親發(fā)現(xiàn)了幾次后,終于“火山爆發(fā)”了。他整整罵了我三天,而且上綱到“革命與反革命”的線上。他說:“少奇同志說,‘以前是反革命的老子有革命的兒子;現(xiàn)在有可能是革命的老子有反革命的兒子’!你十八歲了,整天還是玩、玩、玩。你媽十八歲的時候已經(jīng)在領(lǐng)導(dǎo)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了!你看看外邊那些干活的農(nóng)民,他們在十八歲的時候要干活養(yǎng)家,他們能玩嗎?”“干部子女條件太優(yōu)越,脫離群眾,很危險!”“你是干部子女,條件比別人好,你就應(yīng)該利用這個條件努力學(xué)習(xí),學(xué)成全班最好、全系最好、全校最好,這才對得起人民給你提供的這個條件�！彼�“罵”夠了,轉(zhuǎn)身往外走時,還重重地留下一句話:“你到底走什么路,你自己決定,我沒有時間和你沒完沒了地這么說,我還有六億人的事要照管呢!”
　　我被他罵得哭了好久,心里覺得很委屈,并不真正理解為什么他那么生氣。過了這么多年以后,現(xiàn)在回想起這件事,再看看這些年來在一些干部子女中出現(xiàn)的問題,才開始理解那時父親思想中深深的憂慮。
　　盡管我那時并不真正理解父親,但那次的批評在我思想上造成了壓力。我在清華學(xué)習(xí)很努力,一方面是受清華良好的學(xué)風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心里在和父親賭氣。心想,我就要學(xué)一個全班最好給你看看!我在清華大學(xué)工程物理系學(xué)習(xí)的頭三年,正碰上我們國家的困難時期,常常吃不飽飯。但我仍然刻苦學(xué)習(xí),到四年級時,我的主科成績?nèi)�是五�?被列在當年中央的一份有關(guān)高級干部子女學(xué)習(xí)情況的報告里,其中特別點名表揚的三個人中,我是其中之一。那時我才看到父親的臉上有了一個淺淺的笑容。
　　
　　
　　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四個月
　　
　　“文革”中,一夜之間,我的父親被打成了“黑幫”,我很不理解。那時候,我對父親還沒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我深信他是一個正派人,是一個對黨對國家忠誠的人。他對子女那樣嚴格要求,不可能是裝出來的。
　　后來,我也被打成了“反動學(xué)生”,在學(xué)校里被斗了幾次,不分配工作,在軍墾農(nóng)場和清華大學(xué)監(jiān)督勞動了三年。
　　“文革”中我們最后一次聽到父親的音信是1966年12月18日,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批斗大會后。北京幾所大學(xué)的造反派組織聯(lián)合召開批斗大會,聲稱要“血染十八塊”,即要對付十八個他們所謂的“黑幫”分子、“三反”分子,其中除我的父親外,還有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的夫人張潔清,北京市副市長劉仁,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等人。我的朋友們親眼目睹了那次殘酷的斗爭會以后,驚駭?shù)迷S久不敢告訴我們詳情,只說我父親因為不肯跪下,被打得很厲害。聽有人說,父親在三○一醫(yī)院治胳膊,弟弟炎炎就打扮成紅衛(wèi)兵到三○一醫(yī)院去找父親,但沒有找到。從這以后,我們就再也沒有聽到父母的消息了。
　　1972年8月5日,我們被允許在秦城監(jiān)獄會見父親。六年來,他老人家音信全無,突然知道他還在世,我們姐弟幾個都很興奮。但當我們在秦城監(jiān)獄見到父親時,誰也不敢相信這位骨瘦如柴、目光呆滯的老人就是父親。從秦城回到北京后,我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求讓父親出來治病,而且允許我們姐妹照顧他。幾天以后,毛主席批準了我們的請求,父親被送到北京阜外醫(yī)院就醫(yī)。那時,他還沒有解除監(jiān)護,當時的中央專案組,讓秦城監(jiān)獄的看守和父親同住在一個病室內(nèi)。阜外醫(yī)院內(nèi)科的主治醫(yī)生鄭德裕大夫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他是吉林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的,在東北時曾聽過我父親講話,對老一輩的革命家很有感情。他對專案組的這種做法很有意見,以一個醫(yī)生的身份對專案組的人說:“林楓的病情很嚴重,有生命危險。你讓看守和他住在一個病室內(nèi),他就緊張,睡不好覺,病情就會惡化。要是死了人,毛主席的批示就白批了�！睂０附M沒有辦法,只好讓看守搬到對面的病室內(nèi),而允許我們姐妹晚上守在父親的房里。我那時覺得鄭大夫真是了不起,他敢這樣和專案組作斗爭。父親在阜外醫(yī)院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在他生命垂危、氣管已經(jīng)切開而無法發(fā)出聲音的時候,他用嘴型對阜外醫(yī)院的醫(yī)生和護士們說:“謝謝你們!”
　　看守搬走了以后,我們姐妹幾人就輪流陪夜。第一個晚上是我陪的,父親很興奮。六年了,他聽不到外面的真實消息,連林彪出逃的事也是前幾天在秦城會見時我們悄悄告訴他的。他不停地說呀、問呀,而且聲音很大, 護士長幾次來告訴我們說他把整個病房的人都吵醒了。我也幾次提醒他不要再說了,但他就是停不住。后來專案組也聽說了,專案組的人跟我說:“你父親是個五分鐘才說一句話的人,怎么現(xiàn)在突然話多起來了?”我把這話告訴了父親,他低頭不語,半天才說:“五分鐘一句話,六年下來也夠說幾天的了�！�
　　從1972年8月到12月底,父親一直處于一個犯人監(jiān)外就醫(yī)的狀態(tài)。專案組的人要我們保證,除了我們姐弟幾人及醫(yī)護人員外,其他任何人不許進病房和我父親交談,否則我和父親就要承擔一切責任和后果。那時有些老同志聽說了我父親住在這個病房,就找到這里來看望他。我非常緊張,趕緊讓叔叔阿姨們走。看到這種情況,父親對我說:“專案組不是說,主席批示‘放他出來治病’嗎?你去問問他們,這叫‘放’嗎?這也沒有‘放’呀!”
　　
　　鑒于當時的情況,我就沒有回貴州工作,而和妹妹們守在父親身邊。這四個月里,我?guī)缀跆焯烊メt(yī)院,即使不是我的班我也想去。和父親朝夕相處的四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父親一點兒也不可怕,他非常慈愛。父親以前總是忙工作,或是看書,沒有時間和我們談話�，F(xiàn)在他沒工作了,眼睛也壞得無法讀書了,每天下午他就坐在床上和我們聊天,從他午睡起來一直聊到夕陽西下,從北京大街上賣的燒餅夾醬牛肉一直聊到他幼時東北老家的生活。有時候我們談到母親,他說:“你媽呀,就是愛說。一說起來呀,黃河開了閘,擋都擋不住!”父親說得那么形象,逗得我大笑不止。
　　父親的頭腦非常清楚,與世隔絕了六年,很快就跟上了形勢。老百姓的反映告訴他,他很快就能作出正確的分析。以前他很遵守紀律,從不和我們講黨內(nèi)的事。現(xiàn)在黨內(nèi)的這些事都在大字報、小字報上公布出來了,我有疑問的地方去問他,他就耐心地給我講黨史。父親看到我們經(jīng)過了這幾年的磨難,比過去懂事了、成熟了,能給他辦事,甚至能和他深入地討論重大政治問題了,也很欣慰。所以在1972年10月,母親剛放出來的時候,為了讓母親早些跟上形勢,他讓我?guī)г捊o母親:“過去是‘三娘教子’,現(xiàn)在是‘子教三娘’�！弊屇赣H向我們學(xué)習(xí)。
　　
　　父親在深夜里把我叫醒
　　
　　1972年8月,父親從秦城監(jiān)獄出來時,母親還被關(guān)在當時設(shè)在中央政法干校的另一所監(jiān)獄,父親很想念母親。一天晚上,他心臟病發(fā)作,醫(yī)生給他采取搶救措施。他覺得自己活不過去了,就在深夜里把我叫醒,和我說了他想念母親的心情。父親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瞪得很大。我看著父親,覺得全身心都被他發(fā)自肺腑的話語震動了。可喜的是,父親終于活到了和母親相見的那一天。1972年10月,在我們一再寫信的請求下,母親終于被放出來,在監(jiān)護下住進了三○四醫(yī)院。開始時,只許我們姐弟幾個人探望,不許父親和母親見面。母親還沒有被放出來時,一個阿姨送給父親幾個很好的鴨梨。父親舍不得吃,說要留給母親。最后,幾個鴨梨都干成了黑硬塊,母親還沒放出來。有一次回家,我就把這幾個干梨帶回去,扔在了家門口的垃圾箱里。父親馬上就發(fā)現(xiàn)了,一聽說鴨梨被扔了,大發(fā)脾氣,拒絕和我說話。我嚇得趕緊騎上車,帶著幾個月的身孕,從阜成門飛速趕回和平里五號樓的家。幸好清理垃圾不及時,那幾個干梨還在垃圾堆的頂端。我探身進去把梨撿了起來,送回到醫(yī)院,父親這才平了氣。母親出來以后,我把這幾個干梨拿給了母親。母親用縫被子的棉線織了個袋子,把干梨放進去,掛在桌旁,天天看著。我去三○四醫(yī)院看母親的時候,把父親在病重時講的關(guān)于她的話告訴了她。母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重復(fù)這些話。母親去世的前幾年,我每年都回北京看她。她每次都要求我坐在她身邊并說:“你再把你爸爸和你說的那些話說一遍,他是這樣說的嗎?”我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復(fù)那些話。
　　1972年12月底,父親和母親都解除了監(jiān)護,他們終于得以相見了。父親給我在1973年1月出生的女兒起名“慶慶”。兩個“慶”字,慶祝他們雙雙恢復(fù)自由。在阜外醫(yī)院最后的兩三年,正是雙雙的女兒林林和我的女兒慶慶三四歲最好玩的時候。父親總是興奮地等著她們的到來。從午覺醒來就早早地準備著,直到被她們折騰得筋疲力盡,不再答理她們?yōu)橹�。但等她們走�?他又會躺在那里回味她們說的每一句有趣的話。父親后來身體越來越弱,盡管醫(yī)生著急地催促他起來走路,他就是不肯起來,只有慶慶能把他拉起來。我那時候在貴州工作,常把慶慶放在北京。我的妹妹京京每天下午帶著她去醫(yī)院。慶慶去了以后就“蠻橫”地把爺爺(我們家不分內(nèi)外,我的兒女稱我的父母為爺爺、奶奶)從床上拉起來,拉著他到外面散步。父親無可奈何,只好跟著她走。其他病人常會站在門口,微笑地看著這一老一少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紛紛招呼:“林老好!”看到慶慶有如此功效,父親那時的主管醫(yī)生王靜大夫興奮地對慶慶說:“你成了半個大夫了。我們給你一件醫(yī)生的白大褂,每天就在這兒上班吧!”慶慶到現(xiàn)在仍然記得每次去看爺爺?shù)臅r候,爺爺總是早就舉起了手在等她的情景。天真的慶慶不能理解爺爺怎么會預(yù)先知道她來,還以為爺爺能掐會算。我知道,父親每天都側(cè)耳聽著慶慶的小皮鞋在醫(yī)院走廊里跑過的聲音,所以早早就準備好了跟孫女握手。
　　
　　
　　“不要說很多話,要說一句話”
　　
　　父親常告訴我們要“沉下心來想問題”,“不要跟著風走”。他和我說:“不要說很多話,要說一句話�！蔽颐靼�,他是在告訴我,要把問題想透了再說話,只有把問題想透了,才能一句話點到實質(zhì)。記得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北京市全天停課、停工打麻雀,我領(lǐng)著弟弟妹妹興奮地爬到房頂上大喊大叫轟麻雀,父親從屋里出來,厲聲叫我們馬上下來。他的臉色非常嚴肅,但又不講任何道理。我當時很不理解父親為什么是這種態(tài)度。這個謎到很多年后才解開。父親每當看到我們處于這種盲目的狂熱狀態(tài)時,就會很生氣地說:“你們呀,就是要刮風、刮風!”
　　有一次,我和弟弟妹妹們在家里回憶小時候的生活,提到1960年暑假父親罵我三天的事。父親曾說他有六億人的事要管,沒時間跟我多說。弟弟炎炎開玩笑地說:“現(xiàn)在沒有六億人的事了,只管六個人吧(我們姐弟共六人)�！蔽野堰@話告訴了父親。他沉思了半天,抬起頭來嚴肅地說:“告訴炎炎,六個人的事和六億人的事一樣,都是很重要的!”
　　父親確實非常注意對我們的思想教育。“文革”中,我們姐弟六個都有過坎坷的經(jīng)歷。有時,我們對一些錯誤地對待過我們的人有情緒。父親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就對我說:“你要給妹妹做工作,讓她明白不應(yīng)該對這些人有情緒,如果我直接和她說,她會傷心,因為她確實在‘文革’中因為我受了委屈�？墒沁@些人只是普通群眾,他們是跟著錯誤路線走的。如果我們的隊伍在每次路線斗爭之后就分裂成兩半,那么這十次路線斗爭之后,我們不是就分裂成二十片了嗎?張國燾路線之后不是就走了一個張國燾嗎?高崗事件后,中央讓我出頭解決高崗集團的處理問題。我見到高崗的秘書,他是一個青年,他知道什么,還不就是執(zhí)行高崗的指示嗎!我就給他很好地安排了。那些所謂‘高崗分子’只要是對高崗問題有認識,我都給他們分配適當?shù)墓ぷ?讓人家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父親在處理高崗集團問題時,本著團結(jié)大多數(shù)干部的精神,寬宏大量地來處理,使那些同志中的不少人在認識了錯誤以后,又給國家作出了很多貢獻。
　　后來,父親的病情加重,1976年年底,又患了腦血栓。盡管醫(yī)生盡了一切努力,他還是在臥床十一個月后去世了。
　　父親去世以后,1979年7月和1984年7月,中國共產(chǎn)黨分兩次對父親的入黨時間和所謂歷史問題做了澄清,為他恢復(fù)了名譽。
　　父親沒有活著見到這一天。但我想,父親深深地懂得,只有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有了希望,他個人的結(jié)論才會有希望。
　　我覺得,父親和母親傳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就是對普通群眾和對勞動的尊重和熱愛。因為他們深深地懂得:群眾才是歷史真正的主人。 ■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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