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西望大陸五十年:望大陸

　　 　　據(jù)臺５０多年間，國民黨的大陸政策雖幾經(jīng)變化，但在大勢面前，終于“回擺”。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時隔半個多世紀，中國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再次踏上大陸土地。時移勢變，國共兩黨這對過去的生死對頭，如今基于民族大義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保梗矗鼓陣�民黨政府從大陸敗退后，偏安于臺灣孤島。面對一海之隔的神洲大陸，國民黨當局從蔣介石的“反共復國”，蔣經(jīng)國的“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到李登輝的“兩國論”，再到連戰(zhàn)的“九二共識，和平對話”，其大陸政策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于國民黨各個時期主政者的理念不同，其大陸政策及兩岸和談的目的也各不相同。
　　
　　蔣介石時期：“反共復國”與國共密使
　　
　　堅決反共 “夢想反攻大陸”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蔣介石主政時期正值東西方兩大陣營激烈對抗的冷戰(zhàn)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臺灣作為圍堵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橋頭堡，想將臺灣變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臺“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華盛頓簽署《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此時的蔣介石政權剛從大陸敗退到臺灣島，一心想反攻大陸，奪回政權。為了得到美國的支持，配合美國的“圍堵”政策，蔣介石積極參與朝鮮戰(zhàn)爭，并叫嚷對大陸“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國民黨召開“七全”大會，確立了“反共復國”的具體目標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制定的《中國國民黨反共抗俄時期工作綱領》提出：開展“心理作戰(zhàn)”和“敵后作戰(zhàn)”，加強反共理論策略的研究和宣傳。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國民黨“八全”會議則明確將“反共復國”定為今后工作中心。這一時期，國民黨將半數(shù)兵力集結于外緣島嶼，舉行大規(guī)模軍事演習，擺出隨時反攻大陸的軍事態(tài)勢；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期間還派出４０余股武裝特務騷擾大陸。為了打擊蔣介石的軍事挑釁，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解放軍炮擊金門，重創(chuàng)島上駐軍，兩岸間的軍事較量十分激烈。
　　
　　堅持一個中國立場 考慮開辟接觸渠道
　　盡管蔣介石的大陸政策以“反攻復國”為主，但是蔣也不愿完全關閉國共和談的大門。首先從國際形勢看，１９５２年的朝鮮停戰(zhàn)，特別是１９５４年在日內(nèi)瓦召開的有關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國際會議，讓蔣介石感到深切的不安與憂慮。因為這意昧著他指望借朝鮮戰(zhàn)火重返大陸的夢想變成了泡影，同時，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臺灣當局的國際地位再次受到嚴重的沖擊與震撼。其次，蔣擔心朝鮮戰(zhàn)爭一停，讓美國都感到頭痛的解放軍將揮師南下，臺灣的安全堪憂。其三，此時蔣介石政權已經(jīng)度過了來臺后最為艱困、飄搖時期。蔣介石利用朝鮮戰(zhàn)爭帶來的喘息時機鞏固了政權，臺灣的社會政治局勢逐步穩(wěn)定。所以，內(nèi)部安定后蔣介石開始考慮開辟渠道與中共接觸，為可能的國共和談做準備。
　�。保梗担茨辏�杜勒斯提出一個名為“神諭”的方案，以臺灣地位未定為前提，旨在制造“兩個中國”。杜勒斯在與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會談時，一再堅持說存在著“兩個中國”，正如同時存在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他還面告蔣介石，美國把臺灣同中國大陸之間的沖突看成是國際戰(zhàn)爭而不是內(nèi)戰(zhàn)。這一方案立刻遭到海峽兩岸的猛烈抨擊，雙方都聲明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蔣介石在臺北的公眾集會上強烈譴責“兩個中國”的設想“荒謬”絕倫，斥責提出此主張的“民主國家”是“不守正義”、“不講公理”、“乘人之�！�、“落井下石”。在此情況下，中共的對臺政策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yōu)椤傲⒆阄淞λ艡C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方針，一方面為經(jīng)濟建設營造和平環(huán)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外國勢力插手兩岸問題。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召開，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明確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zhàn)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保保梗担赌辏保霸�，毛澤東在會見相關人士時表示：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照舊”，臺灣“現(xiàn)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xié)議公布”。
　　與國共兩黨都有淵源的民主人士章士釗１９４９年曾代表國民黨政府參加過北平和談。１９５６年，章士釗帶了一封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前往香港。信中建議實現(xiàn)第三次國共合作，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提出兩岸統(tǒng)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tǒng)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jīng)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xié)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的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在祖國統(tǒng)一后回故鄉(xiāng)看看。而信中提出兩岸統(tǒng)一的“一綱四目”可算是“一國兩制”的雛形。
　　
　　密使兩度接觸“反右”“文革”再次耽擱
　　章士釗在香港將信交給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立即從香港飛往臺北，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介石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聽后，展開中共的信件反復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經(jīng)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于１９５７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告訴他決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實際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１９５７年４月，臺“立法委員”、國民黨被俘高級將領宋希濂的哥哥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jīng)廣州乘火車抵達北京。周恩來在北京有名的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在談起宋希濂時周恩來說，宋希濂是抗日名將，在滇西惠通橋指揮的戰(zhàn)役中重創(chuàng)日軍，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還說今年是宋希濂５０歲生日，讓宋宜山去看看胞弟。這使宋宜山深為感動。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中共關于兩黨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１）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２）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tǒng)轄下的自治區(qū)，享有高度自治；（３）臺灣地區(qū)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４） 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宋宜山回香港后立即寫了一篇１．５萬字的報告，但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中共在大陸的成就贊揚過多，蔣介石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據(jù)近一二年披露的最新材料，１９６３年底，在絕秘的情況下，周恩來和張治中副委員長到廣東省邊境，與能溝通國共兩黨關系的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張稚群秘密會晤，從而溝通了臺灣當局與大陸，在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達成默契。
　　還有一位奔波兩岸的使者，他就是作家、教授曹聚仁先生。由于在江西當中央社記者的經(jīng)歷，曹與陳毅和蔣經(jīng)國都是至交，并曾在國民黨當局的授意下與中共領導人討論過統(tǒng)一問題。１９６５年，蔣經(jīng)國告訴曹聚仁臺灣方面希望與中共談判，并請他由香港赴臺灣會見蔣介石。蔣氏父子與曹聚仁三人在日月潭經(jīng)過幾次討論后擬出六項談判條件，其主要內(nèi)容為：（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qū)，仍任國民黨總裁。撥出江西廬山地區(qū)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jīng)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２０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jīng)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shù)額照撥補助。（四）臺灣�？哲姴⑷氡本┛刂�。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qū)，三個師駐臺灣。（五）廈門和金門合并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之間的緩沖與聯(lián)絡地區(qū)。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六）臺灣現(xiàn)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曹聚仁與蔣氏父子談妥六項條件后立即將有關情況報告給了中共。然而，當此事正在進行之際，１９６６年大陸開始了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chǎn)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和談又一次擱淺。
　　１９７５年春節(jié)，蔣介石將兩岸和談的使命交給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但是蔣介石卻于同年４月５日去世，而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周恩來、毛澤東也于１９７６年先后逝世，國共和談互動最為頻繁的時代終于結束。
　　
　　蔣經(jīng)國時期：“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與打破兩岸隔絕
　　
　　推行“本土化”、“以變求存”“葉九條”將一國兩制具體化
　　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８年蔣經(jīng)國主政期間，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沖突相對緩和，美國為了與蘇聯(lián)抗衡，同中國政府建交，并與臺灣當局“斷交”。在美國與臺“斷交”的形勢下，臺灣島內(nèi)可謂“愁云慘霧”，內(nèi)憂外患叢生，蔣經(jīng)國為“求變求存”，開始推動“本土化”政策，廣納人才，并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建設，緩和省籍矛盾和社會矛盾。
　　這一時期，祖國大陸的對臺政策也發(fā)生重大變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jīng)濟工作上來。在這一方針下，１９７９年全國人大發(fā)表充滿親情的《告臺灣同胞書》，中共中央也提出“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的對臺方針。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fā)表了中共對臺新方針，即“葉九條”，建議舉行國共對等談判，商討共同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叭~九條”內(nèi)容包括，統(tǒng)一后臺灣享有高度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臺灣現(xiàn)行社會、經(jīng)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實現(xiàn)兩岸“三通”，開展文化交流等，將“一國兩制”方針具體化。
　　
　　突破４０年軍事對峙開始實質交流互動階段
　　在國際環(huán)境變化及大陸的和平攻勢下，蔣經(jīng)國一方面加強臺灣的軍事防衛(wèi)能力，一方面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叫囂，調整大陸政策。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蔣經(jīng)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的口號，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和平統(tǒng)一方針相對抗。蔣經(jīng)國的大陸政策在經(jīng)歷了消極對抗、醞釀試探、局部開放等幾個階段的調整后，逐步形成一個以所謂“維護臺灣安全”為中心，通過民間、間接、單向、漸近等方式發(fā)展與大陸關系的政策模式。這樣，海峽兩岸局勢逐步走向緩和，互動關系初步形成。政治上，國民黨雖然仍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的“三不”政策，但在具體執(zhí)行中已被突破。比如１９８６年發(fā)生了臺灣“華航”機長王錫爵駕機回大陸事件，該事件雖然由兩岸民間談判解決，但背后卻為國共兩黨所主導，雙方具有官方性質的非政治性對話也逐步開始；經(jīng)濟上，兩岸交往增多，臺商到大陸投資者日眾，間接貿(mào)易已經(jīng)開放。
　�。保梗福纺辏乖拢保等�，臺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飛抵北京采訪，此事在臺灣引發(fā)一場軒然大波，兩位記者和《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受到指控，差一點坐牢。但是它為臺灣記者奔赴大陸開辟了道路，此后一批又一批記者踏上大陸土地。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被臺灣民眾稱為“一個具有歷史性而又非常值得特別紀念的日子”，臺灣紅十字會在臺北、高雄兩地開始辦理探親登記，當天辦理赴大陸探親登記的就達１３３４人，民眾像潮水般涌入紅十字總會，辦公室被擠得水泄不通，服務人員應接不暇，“每一位前來辦手續(xù)的人都掩飾不住一臉的興奮、喜悅”。隨著“探親熱”的出現(xiàn)，在臺北市書店和攤頭，介紹大陸作家文學作品和學術思想的書籍大量出現(xiàn)，大陸各省地圖和旅行指南比比皆是，杜康酒、茅臺、云煙更是奇貨可居。而臺灣藝人凌峰以探親名義拍攝的電視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則受到臺灣各界的普遍歡迎和喜愛。兩岸關系終于打破了近４０年的軍事對峙狀態(tài)，開始了實質交流、互動的新階段。
　　但是，蔣經(jīng)國主政時期將其主要精力放在臺灣的經(jīng)濟建設上，大陸政策的調整是迫于島內(nèi)外的輿論壓力及臺灣民眾的強烈要求，在國家統(tǒng)一的問題上，蔣經(jīng)國的態(tài)度并不積極，這就為后來的兩岸關系留下變數(shù)。
　　
　　李登輝時期：“兩國論”與“汪辜會談”
　　
　�。保梗福改辏痹拢保橙帐Y經(jīng)國逝世，同年７月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進入上世紀９０年代，冷戰(zhàn)結束，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兩岸經(jīng)濟與社會的進一步融合成為必然。但作為惟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以及國力日漸強大，中國逐漸成為美國和日本聯(lián)合防堵的對象，這讓島內(nèi)少數(shù)“臺獨”勢力看到了“希望”。這一時期，臺灣經(jīng)濟繼續(xù)快速發(fā)展，國民黨當局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并推動所謂“總統(tǒng)直選”，各種“臺獨”組織也開始由暗轉明。
　　
　　“江八點”引起強烈反響 李登輝公然拋出“兩國論”
　　祖國大陸方面，改革開放政策已初見成果，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再次提出舉行政治談判的建議。１９９５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新春茶話會上發(fā)表了《為促進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完成而繼續(xù)奮斗》的重要講話，提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就和平統(tǒng)一談判、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愿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歡迎臺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訪問大陸等八項主張。江澤民的講話在海峽兩岸和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臺灣島內(nèi)輿論認為這篇講話頗有新意，合情合理，希望臺灣當局能順應歷史潮流，盡快對江澤民講話作出回應，使兩岸關系有一個新的發(fā)展。港澳報紙稱，“江八點”貫徹“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精神，全篇充滿一個“誠”字，可以說披肝瀝膽，公忠為國，情見乎詞，躍然紙上。
　　為了回應江澤民的“八項主張”，李登輝以“在兩岸分治的現(xiàn)實上追求中國統(tǒng)一；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增進兩岸經(jīng)貿(mào)往來，發(fā)展互利互補關系；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借此自然見面；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等六條作為回應。但是，李登輝表面上主張“追求中國統(tǒng)一”，暗地里卻利用手中權力，通過一系列政治、經(jīng)濟、法律措施，有計劃地一步步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策劃和制造“臺灣獨立”的陰謀。
　　首先，在政治上，李登輝違背國民黨長期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由“一個中國”的政治定位，漸趨蛻變成“兩國論”。李登輝在上任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曾明確表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钡�１９９０年５月間，他開始脫離一個中國原則，聲稱“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現(xiàn)實”。１９９１年２月制訂的“國統(tǒng)綱領”，則開始以“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為兩岸關系定位。１９９４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交談時，毫不隱諱地表示要建立“臺灣人的國家”。１９９７年２月又公開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他公然拋出“兩國論”，妄稱兩岸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系”。
　　其次，在法律上，為臺灣的“法理獨立”做準備。從１９９１年開始，在李登輝的主導下，通過多次“修憲”，從“國大”、“立法院”民意代表的產(chǎn)生方式，到“總統(tǒng)”、“省市長”的改選，再到“中央”權力機構與行政區(qū)的重新設定，使臺灣省逐漸等同于“全國”，在法律上實現(xiàn)其“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目的，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則早已名存實亡了。
　　第三，在經(jīng)濟上，采取“戒急用忍”政策，拒絕“三通”，阻止兩岸經(jīng)濟的正常交流、發(fā)展，以此降低和拖延兩岸統(tǒng)一的壓力。
　　第四，在民族和情感認同上制造兩岸中國人的分裂。李登輝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對祖國大陸進行丑化污蔑，把“一國兩制”說成是要“并吞臺灣”；把“務實外交”四處碰壁說成是大陸打壓；把我正常的國防建設說成是“武力威脅”，以此挑拔兩岸人民的感情，制造仇恨。另一方面，又通過推行所謂“本土教育”，讓臺灣人民建立“臺灣人意識”，舍棄“大中華情結”，鼓吹“新的臺灣民族”的興起，企圖從文化和血緣上割斷兩岸人民之間的聯(lián)系。
　　
　　“海基會”、“海協(xié)會”成立“汪辜會談”堪稱里程碑
　　但是，與李登輝的愿望相反的是，隨著祖國大陸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社會文化的不斷進步，兩岸民間經(jīng)濟、文化交流已經(jīng)成為任何人擋不住的歷史潮流。而在兩岸交流中所衍生出的問題，也令臺灣當局無法回避兩岸間的談判協(xié)商。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鶗�”）成立，負責處理兩岸交流過程中的具體事務，雖然名為“民間組織”，實際接受臺“行政院”指導，具有半官方性質。為了促進兩岸交往，大陸方面也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成立了“大陸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簡稱“海協(xié)會”）。１９９２年，兩會在香港會談，確立了以一個中國為核心的“九二共識”。在此基礎上，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鶗�”董事長、臺灣工商界巨子、前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先生與“海協(xié)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會談，這是兩岸第一次具有官方性質的公開接觸和談判。這次會談簽署的四項協(xié)議，包括《共同協(xié)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xié)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xié)議》、《兩岸聯(lián)系與會談制度協(xié)議》。正如汪老所說，“汪辜會談”對發(fā)展兩岸關系和兩岸交流秩序化是一座里程碑。第一次“汪辜會談”以后，兩岸交流得到迅猛發(fā)展。然而１９９５年６月，李登輝到美國大肆宣揚“中華民國在臺灣”，引發(fā)了臺海危機，中斷了第二次“汪辜會談”。
　�。保梗梗纺辍�１９９８年江澤民主席與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實現(xiàn)互訪，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穩(wěn)定發(fā)展的新時期。克林頓提出包括“不支持臺獨”在內(nèi)的對臺“三不”政策，使臺灣感到“形勢逼人”。島內(nèi)主流媒體普遍認為，臺當局推動已久的“務實外交”、“戒急用忍”政策以及民進黨的“臺獨路線”基本上走進了死胡同。臺灣的因應之道，除以更積極的大陸政策確立兩岸良性互動機制、加強兩岸交流之外，已無他途。在形勢的壓力下，臺灣當局終于同意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年逾八旬的辜振甫先生來到祖國大陸。分別五年之后，汪辜二人終于實現(xiàn)了第二次握手，成為又一個歷史性時刻。申請此次新聞采訪的海內(nèi)外記者共有４６７名，遠遠超過了第一次“汪辜會談”時２００多人的記錄。第二次“汪辜會談”達成了多項共識，包括兩會將進行政治、經(jīng)濟等各方面的對話，進一步加強兩會間的多層次交流與互訪等，辜振甫先生還邀請汪道涵先生訪問臺灣。但是隨著李登輝“兩國論”的拋出，第三次“汪辜會談”被迫停止。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辜振甫先生在臺北病逝，“汪辜會談”就此成為絕響。
　　
　　連戰(zhàn)：堅持“九二共識”與開啟“和平之旅”
　　
　�。玻埃埃澳昝襁M黨上臺后，島內(nèi)“臺獨”勢力猖獗，泛綠陣營利用執(zhí)政優(yōu)勢，從政策、法律、文化各個方面大搞“去中國化”，大肆宣揚“臺獨”理念，培植“臺獨”土壤，企圖實現(xiàn)“獨立建國”的目標。李登輝雖然已離開國民黨，但國民黨因害怕被泛綠陣營扣上“聯(lián)共賣臺”的帽子而失去選票，在兩岸政策方面立場轉趨保守，既不敢提“一中原則”，也不敢提“兩岸統(tǒng)一”，僅表示要“捍衛(wèi)中華民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因“兩顆子顆”再次輸?shù)簟翱偨y(tǒng)”選舉，而兩岸形勢也因民進黨的急進“臺獨”路線變得更為緊張危險，國際社會越來越擔心兩岸有爆發(fā)戰(zhàn)爭的危險，連美國也不時向臺灣當局發(fā)出警告。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終于下決心排除“臺獨”勢力的阻撓，赴大陸展開“和平之旅”。
　�。玻埃埃的辏丛拢玻度眨瑖�民黨暌違大陸５６年之后，黨主席連戰(zhàn)終于踏上神洲土地。他在南京以感性的口吻說，兩岸間不是距離問題，亦非千山阻隔，而是我們有著歷史的心酸。他向前來歡迎的數(shù)千南京市民高聲呼吁，兩岸中國人攜手合作，“讓中華民族在廿一世紀揚眉吐氣，好不好！”現(xiàn)場的群眾則以齊聲叫“好”相唱和。同樣，連戰(zhàn)４月２９日在北京大學發(fā)表演講，寄語青年學子“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前后共１９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讓連戰(zhàn)再次感受到大陸人民期盼兩岸統(tǒng)一及對臺灣同胞的強烈情感。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了連戰(zhàn)和國民黨訪問團一行，雙方最后達成三點共識，其中包括：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促進兩岸關系發(fā)展；促進兩岸同胞的交流與往來，共同發(fā)揚中華文化；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qū)和世界的利益。兩黨基于上述體認，將共同促進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平等協(xié)商；促進終止敵對狀態(tài)，達成和平協(xié)議；促進兩岸經(jīng)濟全面交流，包括“三通”；促進協(xié)商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雖然國民黨沒有公權，但國共兩黨協(xié)商的結果值得臺灣的執(zhí)政黨認真思考及嚴肅對待。
　　連戰(zhàn)訪問大陸，不僅是國共兩黨關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還開創(chuàng)了兩岸黨對黨交流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它營造了一個兩岸真誠、友善的氛圍，這是兩岸關系正�；�的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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