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的現代”在中國出生|外國人在中國2018全集

　　隨著近年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與兩方國家互辦“文化年”的形式已經為人所熟知，正在進行中的“德中同行”，從2007年8月到2010年10月期間，在不同城市舉辦分站活動。目前，該活動已經走過了南京和重慶兩地。
　　日前，本刊采訪了該活動的項目總監(jiān)、歌德學院(中國區(qū))總院長米歇爾?康－阿克曼。
　　作為漢學家，阿克曼是最早將中國當代文學譯介到德國的人之一。1970年代就來到北京念書，先后4次來中國工作，他對中國有著深入的了解和獨特的看法。
　　
　　“政治和地震同樣是災難”
　　
　　《南風窗》：“德中同行”在南京和重慶的活動中，都遇到了一些不順利，第一次是因為政治原因，第二次是因為汶川大地震。
　　阿克曼：政治和地震同樣是災難。去年“德中同行”在南京舉辦的時候，正好趕上我們的總理接見達賴喇嘛，中國政府表示不滿，不滿的一部分就是影響了“德中同行”的活動。從活動本身來講，在南京是非常成功的，來的老百姓特別多，氣氛也非常好。遺憾的是，幾乎沒什么媒體報道。第二站我們本來準備在成都舉辦，因為政治因素，成都拒絕了我們只好換到重慶。
　　
　　在重慶的活動趕上了地震，計劃只好改變，在地震時期舉辦流行音樂節(jié)，在廣場上跳舞，這些都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們取消了許多活動，舉辦了一個賑災義演。我很高興的是，3天之內就組織起來了，一共募集了超過1億人民幣的捐款。 《南風窗》：文化交流難免會跟政治發(fā)生關系，那么歌德學院所從事的交流活動是否可以算做德國民間外交的一部分?
　　阿克曼：這個活動的主辦單位是德國外交部，委托歌德學院承辦。歌德學院不是政府機構，是民間組織，這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有關系，德國戰(zhàn)后形成的原則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化。組織這個活動，政府不干涉，但活動上也有政治人物參加，比如開幕式上有我們的總理來，外交部長也參加了在重慶的活動。但活動本身是面對老百姓的，不是一個官方的活動。
　　《南風窗》：歌德學院在德國的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中間，扮演什么樣的位置?
　　阿克曼：我們不是特別愛聽Public Diplomacy這個詞，這是大使館的工作。當然“德中同行”對歌德學院來講不是一個典型的活動，因為它將Public Diplomacy和Cultural Cooperation(文化合作)結合了起來。歌德學院更主要的任務是文化活動。如果我們的工作能改善中國老百姓對德國的印象，我們也不反對，但我們的工作目的的確是讓有創(chuàng)造力量的文化人接觸、合作、互相認識。
　　《南風窗》：歌德學院注冊為民間團體，但資金來自政府撥款，我想知道，對德國來講，官方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阿克曼：歌德學院和德國政府在1970年代簽訂了一個合同，內容是德國政府委托歌德學院在國外進行文化交流，政府給我們足夠的經費，可是不允許干涉我們活動的內容。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比較自由。歌德學院也會跟政府鬧矛盾，比方說我們請過一個很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他在國外有批評德國政府的言論，政府對此并不滿意，但也沒有辦法。
　　《南風窗》：政府沒有權力削減你們的開支?
　　阿克曼：對，是不可以變的。當然，給多給少在法律上沒有寫。
　　《南風窗》：中國也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但遭遇過西方輿論的抵制，說這是中國在搞文化擴張等等。歌德學院在活動的過程中，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摩擦?
　　阿克曼：那當然。不過歌德學院和孔子學院只在一個方面有可比性，就是教語言�？鬃硬⒉皇侵袊�的機構，而是各個國家自己的機構，比如一個德國大學愿意創(chuàng)辦一個孔子學院，可以向中國教育部申請一定的贊助。一是中國派一個老師，二是給一定的經費，但不多，三是給一些材料。中國在國外也有文化中心，好像中國人都不知道，中國5月底剛剛在柏林開了一個文化中心，這個文化中心跟歌德學院差不多。
　　中國把自己的文化拿出去，在國外還是受歡迎的。但我也知道西方媒體有這樣的說法，比如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的工具等，不過這種輿論現在基本沒了。你知道，西方媒體有各種各樣的時髦，那個時候孔子學院變成了一個時髦。
　　《南風窗》：如果有人質疑歌德學院是不是德國政府的工具，你會怎么回答?
　　阿克曼：第一，我們不是德國政府的機構；第二，我們不是一個工具，而是一個獨立性比較強的文化機構。我們覺得文化有自己的價值，把文化變成工具，文化就沒了。假如我感覺到德國政府在利用歌德學院，把它變成宣傳工具，那我早就離開歌德學院了。
　　
　　“我們需要一個平等的合作伙伴”
　　
　　《南風窗》：中德兩國政府的關系通常是不太穩(wěn)定的，有起有伏，默克爾見了達賴，兩國的外交關系就受影響。當兩國的官方關系出現低谷的時候。歌德學院是否有責任感去修補?
　　阿克曼：我們在中國有20年的歷史，我們發(fā)現政治上的高潮低潮，實際上不會影響我們的工作。無論是中國官方或者了解我們的中國老百姓，都比較信任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搞政治的。
　　關于西藏問題，這是一定要談的問題，但我們不淡誰對誰錯，也不談你對達賴喇嘛有什么看法。我們就談為什么德國人對西藏這么敏感，甚至有時候歇斯底里。在德國人頭腦中的西藏可能跟實際的西藏沒有多大關系，西藏對德國人來講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是一個特別的、要保留的、不允許動的地方，總之不是個一般的地方。這是一種幻想，可是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么中國人沒法理解德國人的反應，德國人沒法理解中國人的反應。
　　《南風窗》：德國人頭腦中關于西藏的幻象，本身是一個政治的產物，還是一種文化現象?
　　阿克曼：這里頭有許多文化的因素。全歐洲的人，在美國也有，對西藏的羅曼蒂克化是從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一些文人報告來的，他們好像制造了這種神秘感。歐洲現在沒什么宗教感了，但宗教還是有它的吸引力，很多人對靈魂、對心理有所要求，西藏恰好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越神秘越好。我知道，這個在中國現在也變成時髦了，很多知識分子也到西藏去找一種精神的啟發(fā)之類的東西。
　　我們要研究的是為什么會在西藏的問題上鬧了這么大的矛盾。當然這跟政治有關，可是為什么政治和媒體可以利用這個題目?媒體完全是個工具，老百姓對這個問題沒反應，媒體也不會報道。西方的媒體完全商業(yè)化了，所以要選老百姓有反應的題目。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么西藏這么偏僻的地方會成為一個題目，這是個文化現象，不是政治現象。所以我們請了幾個中國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談對西藏有什么概念，也請了德國的專家談，對西藏這種神化是怎么來的。
　　《南風窗》：你還沒有回應我剛才的問題，當兩國關系因為西藏等問題陷入低谷的 時候，你們是否覺得有責任去修補它。
　　阿克曼：現在在西方罵中國是個時髦，這跟中國的發(fā)展有關系，因為中國忽然間變成一個強國，任何一個強國都會使別國的人開始害怕。好多德國媒體對這種害怕不僅沒有責任感，還在使這種害怕上升，因為這對他們有利。我們對此有責任感，我覺得我們今天需要互相理解，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對中國政府沒有批評性。
　　《南風窗》：你的意思是，有責任讓德國人消除對中國的誤解?
　　阿克曼：我們起碼要讓德國人理解，現在媒體上描寫的中國不是實際的中國，過去的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也不是一個實際的中國。1990年代，德國媒體一律對中國表揚得一塌糊涂，好像中國是最成功的、所有的問題都正在解決的一個國家。我們的任務是推動互相理解的工作，這是非常難的，不是一個能立即見效的工作。
　　《南風窗》：最后一個問題，可以說你把一輩子最好的時光都獻給了文化交流事業(yè)，在中國工作過很長時間，觀察了中國在過去20多年間的發(fā)展。你覺得文化交流對中國的影響大嗎?
　　阿克曼：有很大的改變。1988年我們成立歌德學院的時候，我們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個窗戶，讓中國人可以看到西方。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們作為窗戶的作用越來越不重要了。
　　我們發(fā)現中國現在更是一個平等的合作伙伴。舉個例子，我從1980年代開始就對中國的當代藝術感興趣，那時候的當代藝術基本上就是模仿西方的大師。但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當代藝術，在國際市場上特別受歡迎。對我們來講，這很有益，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平等的對話。我并不喜歡過去中國人對待老外那種所謂的禮貌，實際上那是一種沒有自尊心的行為――中國人之間常常不講禮貌，一來我這種高鼻子的時候就變了了�，F在不一樣了，現在我跟一個中國人談話，很平等了。平等是一個有創(chuàng)造力的合作的條件。
　　中國開始有自己的文化了，也不能說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方面是重新發(fā)現自己傳統(tǒng)，另一方面是利用了外來的東西。這很有意思，我們在中國發(fā)現有一個“后西方的現代”的出生。這樣文化交流就有意思了，我從你那學不到什么東西的話，干嘛跟你合作?
　　所以，歌德學院的角色就從一個朝向西方的窗戶變成了文化合作的伙伴。這是這么多年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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