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被信仰”了? 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現(xiàn)今，權貴資本亟需神圣化，因此很可能出現(xiàn)公權力與傳統(tǒng)信仰的合作，將國家祭拜作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信仰核心，用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實論證改革起點的正當性，賦予世俗發(fā)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構。
　　又過年了。國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于春節(jié)期間組織學生參與網上“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活動。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國文明網、央視網、光明網、新浪網等主流媒體，將向學生征集春節(jié)吉祥物、春聯(lián)、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內容是，一拜壯美河山，二拜炎黃始祖，三拜歷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億兆黎民。
　　千百年來，中國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習俗，向與公共權力無涉�？墒�，今年“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其間批評如云，不僅事關過年，更與當今中國人如何安心緊密相關。
　　
　　如何給祖國拜年
　　
　　“年”在遠古時，曾是傳說中會給人們帶來壞運氣的怪獸。“年”一來，萬事不吉；“年”一“過”，事事如意。用鞭炮轟，貼紅春聯(lián)，“年”就過去了。這就形成了千年相傳的“過年”與“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樣，政府創(chuàng)新要給國家拜年。
　　中國人的信仰習俗中，還沒有給祖國拜年這一說。曾有“天地君親師”的祭拜慣習，把中國信仰象征性地建構為五種信仰關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國”取代，以“天地國親師”代表安定中國人心的五種祭拜對象。不過，這一傳統(tǒng)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們則被替代為“個人崇拜”，拜年甚至成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節(jié)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來經濟發(fā)展，這些信仰習俗被公權解放，國家就充當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對象。
　　但是，沒有廟堂，也沒國廟，怎么去給抽象的祖國拜年呢?試想，一拜壯美河山，漫天沙塵算什么；二拜炎黃始祖，歷史傳說遙無期；三拜歷代英杰，故居瞻仰門票貴；四拜革命先烈，紀念空間商業(yè)化；五拜英雄模范，華蓋蒙頭成貴族；六拜億兆黎民，貧富分化農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項拜年指示中，從一拜到六了，唯獨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雙親太卑微，無法代表祖國母親?為此，這一“拜年指示”無法得到民眾認同。
　　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人的日子較前好過多了，但人心總未有歸屬。如拜年的對象，純屬官方定義，國人無從選擇，必然就只是一種國家信仰的表達工具，不具備人心歸屬與信仰認同的意義。中國發(fā)展了，卻無法解決信仰危機問題。因為中國人有信仰，卻無法認同，無法自由表達。我們都“被信仰”了。
　　
　　人俗國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國人國不離家，家不離國；愛國如家，移孝忠國，故能視家如國。至于在祖國與國家間，卻有不同的社會學或政治學意涵。祖國是一融政治、倫理、道德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征價值體系。人可為她生，也可為她死。但現(xiàn)代國家，則是一個法律概念。中國學人把天下視為中國文化信仰的載體，而把國家當作世俗權力的統(tǒng)治者，僅因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構總未能夠完成，總是被那些身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為對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自己獨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國一體，實際上是把國家倫理化，把權力親族化。當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正式建立了國家祀典，從此成為一朝一建、歷代奉持的權力信仰傳統(tǒng)。20世紀民國初年，國民黨也有此作為，整頓信仰體系�？梢哉f，家族親子化的權力邏輯與國家倫理化的信仰邏輯，兩者始終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親子倫理的實踐邏輯里面，給祖國拜年，等同于給母親拜年，恰好因祖國是一個融權力、倫理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征體系，無形中也賦予了對國家體系公共權力的認同。
　　依照中國人的習俗，同是一家親，必燒一炷香。而我們今日給祖國母親拜年，必然就是同燒一炷香，天下一家親了。如果說，祭祀儀式能創(chuàng)造人們信仰與崇拜的神靈，那么，給祖國母親祭拜的儀式，也能創(chuàng)造出當今中國人信仰與崇拜的象征體系。在此，人與超越者的信仰關系，就能轉換為人與母親、人與國家的關系信仰。國家與個人的區(qū)別消失了，成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國“被拜年”的同時，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與被信仰的邏輯差異，一字之差，何止千萬里。信仰的個人自由，納入了國家信仰之中。
　　給祖國母親拜年，本無大錯，但此舉出自公權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說明公權宗教性的建構取向。信仰是不能隨意創(chuàng)新的。雖然，權高王為峰，人俗國家圣，但信仰不是國本，更非治國之本，它們僅僅是公民社會之本，無法成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種改革
　　
　　朱學勤曾認為，30年中國改革可分兩種。一種是80年代中后期開明官員與激進學者的合作，一種是政府與資本的合作。其結果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依近年來公權力的正當性建構路徑來看，權貴資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會出現(xiàn)第三種改革，即公共權力與傳統(tǒng)信仰的合作。
　　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在思想政治領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現(xiàn)了所謂的“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30年的中國發(fā)展，把理想主義與世俗經濟的發(fā)展結合起來，無疑就為了證明這一改革起點的正確。迄今，經濟發(fā)展了，但對此起點的正當性證明遠未結題，“三信危機”尚未解決。
　　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實，變成了國家正當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國家視為神圣崇拜的對象。經濟發(fā)展成為神圣的證明路徑，給國人以意義深遠的信仰要求。國家祭拜由此也會成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信仰核心。給祖國母親拜年，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信仰要求，一種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權力神圣化的信仰儀式。所以，官方指示給祖國母親拜年，似當為權力整合信仰，賦予世俗發(fā)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構。此當為第三種改革初露之端倪。
　　針對此類中國現(xiàn)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關系”作為一種外來術語，實難捕捉中國公權力與宗教信仰之間那種糾結與合作關系。國家與宗教的制度關系，表現(xiàn)在哪?國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國家與宗教的關系，不是西方術語中的政教關系。這既非國家，亦非宗教。它們卻是信仰，權力信仰，文化或習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奧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國家、政道之設教。這在表面上是一項行政性任務，官意凌駕于民俗，公權規(guī)制了信仰，本質上則是建構國家正當性的一條路徑。這些年來，官方管理文化，組織各種國祭、公祭，號召學生讀經、國慶60周年長跑：而學術界不少國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間脈脈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國民國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為國捐軀者為神圣，為國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國家者當然就是國教了。由此觀之，緣此信仰慣習的國家，實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國教的。能夠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國，緣何還多此一舉、復興國教呢?只是那些國教提倡者們，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樣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這些都有一個指向：怎樣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應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則是中國人源自于民族國家認同的那種普遍焦慮。為此，一項項活動，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無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誠然，國家需要信仰。然其與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實，信仰無非兩大類型，一種是超自然的，另一種是超社會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種，國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種。國人不知其異，以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雖然它們的制度分割與實踐取向，會給中國人帶來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實踐的現(xiàn)實里面，它們之間卻有很多很深層的混淆。
　　比如，對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實踐方法；對國家的信仰，則是犧牲的邏輯，其間有差別。犧牲邏輯可以替換，信仰卻不能。盡管20世紀中國曾有多種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難免有為國犧牲者提供實踐邏輯的被信仰要求，使倫理、科學、美育、哲學、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構為國家信仰的共同體，犧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犧牲的邏輯與信仰的邏輯轉換了。
　　正是因為這一根本性的轉換，幾十年來，中國社會被單位組織、中國民間資源被政治動員、中國人心被主義改造，一個稱之為祖國的公共權力共同體，把國家置換為信仰，把國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現(xiàn)在中國的問題是，公權力能給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應有的信任與認同。而我們正忙著信仰的，大多是一個很難屬于我們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國人心安何處?傳統(tǒng)方法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現(xiàn)代社會的要求則是：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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