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歌者的政治與家國:羅大佑政治

　　今年，羅大佑又在開巡回演唱會，主題叫“戀曲2100”。 　　不過，很多人不懂也不認同羅大佑的表達，包括許多年輕的娛記。有人說，1954年出生的羅大佑更宏觀，更意識形態(tài)，更歷史，而新生代則比較自我、膚淺。羅大佑也發(fā)現(xiàn)確實有代溝，但他不想做一個“說教者”，也不想做一個“迎合者”，他希望“老朋友”帶著自己的子女一起來聽演唱會，由他們當“翻譯者”。
　　羅大佑說他特別不喜歡“音樂教父”這個稱號，一再叮囑本刊記者替他傳達這一信息，他是一個音樂人，明白自己的職責是“用音樂替人們創(chuàng)造出更多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世界喘一口氣”。
　　和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4人組合“縱貫線”，剛巧碰上全球金融危機，于是，就有了《亡命之徒》，羅大佑想表達的意思是“每個人一輩子總有個時間是像亡命之徒一樣地生活”，那么就讓音樂產(chǎn)生共鳴吧，“人是我們唯一可以相信的共同體”。
　　羅大佑畢生都在努力用音樂傳遞人文精神，他說自己是一個“信息的使者”，通過音樂把個體與自然、社會、時代、災難……等等聯(lián)系起來。他的連接包括香港回歸、臺灣大選、 9?11事件、伊拉克戰(zhàn)爭、非典、印尼海嘯、臺灣3?19槍擊事件、世界金融風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直至日本海嘯和核輻射�！傲_大佑的歌不能沒有信息，除非羅大佑死了�！彼�說。
　　羅大佑從來也沒有遠離過社會現(xiàn)實。1986年，他被邀請到香港當一個音樂比賽的嘉賓，他馬上發(fā)現(xiàn)香港正在面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事情叫“七一”，“這是人類歷史上很大的一個事情，一個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碰到一次”，于是，他毅然從紐約搬來香港，寫出了《皇后大道東》和《東方之珠》等經(jīng)典歌曲。
　　《皇后大道東》也和《原鄉(xiāng)》、《首都》一起被稱為“羅大佑的中國三部曲”，他對香港前途的追問、對臺灣根源的探索，對內(nèi)地變動的思考，歌者歌之。
　　幾十年來，羅大佑有時候給人們描繪一個美麗的夢，有時候講述著那些無奈的社會變遷，更多時候則是對現(xiàn)實的批判。盡管他不承認，但毫無疑問他早已不僅僅是一個音樂人那么簡單。
　　和他的音樂一樣，羅大佑的人生同樣曲折動人。1985年3月，父親將他押上飛機，送他去紐約“好好思考未來”。那時，父親不想讓這個兒子搞音樂了，他搞音樂搞出滿城風雨來�！吨�乎者也》的發(fā)行讓這個瘦削冷峻的青年醫(yī)生一夜之間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這是一個身為知識分子的醫(yī)生對于缺乏自由的抗議，引起的社會爭論大得嚇人，洪水猛獸乎？時代良心乎？
　　在紐約，羅大佑大約住了兩年。但他對這座城市的觀察，入木三分：紐約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個都市，最大的一個人類原始叢林，它有全人類最好的和最壞的東西，最大的罪惡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1999年的臺灣大地震之后，他逃離了那個人類最深的都市，再也沒有回去。
　　很多人都認為，羅大佑的大陸時代真正應該是始于2000年。因為那年他在上海開了場盛大的演唱會，有評論說，那是他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羅大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遠比臺灣、香港更龐大、更熱情，甚至更忠誠的大陸歌迷群。不僅是明星，還是文化偶像，甚至是精神偶像，這才是成功的最佳追求。
　　今天羅大佑聽到記者轉(zhuǎn)述這些評價時，連連搖頭，很認真地說：“你聽著，羅大佑已經(jīng)不是掌聲能忽悠得動的人了�！碑斈旮赣H沒能改變羅大佑，如今，父親去世了，“更沒有誰能改變我了”。 年輕時的羅大佑，數(shù)度壓抑對音樂的熱愛，因為音樂不能當飯吃。但是音樂又數(shù)度把他從醫(yī)學拉回來，直到完全占領他為止。
　　從1987年到現(xiàn)在，大多數(shù)時間羅大佑都住在香港。當然，他偶爾也在北京和上海飄一段日子。在大陸快速崛起的這個年代，中國大陸的脈動是全球的最強音，羅大佑選擇擁抱和感受這個脈動。
　　“中國并沒有在世界之外�！绷_大佑說，他今天看到的是亞洲、歐洲、美洲三足鼎立的大格局，亞洲現(xiàn)在變成了美洲跟歐洲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者，而中國大國崛起的使命，便是去扮演一個好的協(xié)調(diào)者。羅大佑認為中國這個名字，本來就有一個“中”――中間人的味道。他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表達并參與著時代的宏大變遷。
　　2011年9月26日，羅大佑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
　　“現(xiàn)在不用再high了”
　　 《南風窗》：我去過兩次臺灣了，最難忘的一個場景是，2009年9月20晚上在南投縣埔里鎮(zhèn)桃米生態(tài)村，臺灣音樂人協(xié)會理事長陶?帶了一批臺灣音樂人在紙教堂前面演唱，紀念臺灣9?21大地震10周年，觀眾席地而坐，與音樂人零距離，互相感動。您也這樣下去過，對吧？
　　羅大佑：對的。正好今天是9月26日，1999年9月26日我從紐約回到臺北，地震后5天。這場地震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因為很多在地震中死了，去看看情況，了解一下災情。唱唱歌，總是唱跑調(diào)。我是臺灣出生的，在我5歲的時候就曾遇到地震，我們睡房在5樓，母親拖著我們小的就往下跑。忘不了一個母親帶著3個小孩往樓下沖那個感覺。我們是在地震中長大的，但大地震來的時候，誰都沒有辦法去很冷靜地面對。
　　《南風窗》：災難發(fā)生的時候音樂可以撫慰心靈。
　　羅大佑：我們能做的就是這些。那時很多人很驚慌，驚慌了3個月才定下神來。當時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去埔里地震災區(qū)視察，其中一架直升機降落時一下子就撞倒了樹，樹被撞倒后又壓死了一個女孩。大災難來了一切都是很亂的。
　　《南風窗》：剛才的問題打開了您的記憶。所以現(xiàn)在有很多評論說，羅大佑很宏觀、很意識形態(tài)、很歷史，年輕人都聽不懂了。
　　羅大佑：我們經(jīng)過的歷史其實蠻長的，他們沒辦法直接懂，也正常。我需要的就是和我一起成長過來的人，由他們?nèi)ジ�子女“翻譯”，他們帶著子女來看我的演唱會，這個可能比較實際一點。
　　要讓我直接告訴80年代這些小朋友的話，我覺得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方式、我們唱的歌――說起搖滾樂，他們就覺得搖滾樂像恐龍時代音樂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必須有一個翻譯者，有個解釋人在中間，這就是時代的變化。
　　《南風窗》：您想告訴這些翻譯者的是什么？
　　羅大佑：我現(xiàn)在在讀一本書，意大利作家依塔羅?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這是一本蠻有政治性的書。音樂現(xiàn)在也算是很沒落了，大家都知道不像以前一樣，文學也更糟糕。這本書告訴人們文學是最基本的，無論人到哪里去，都不能沒有文學。在被各種表演的媒體給踩下去以后，文學在這個時代可以發(fā)揮的作用更大，文學家會發(fā)揮出更大的想象力去把文學的使命傳遞下去。這對我們是很大的啟發(fā)。
　　 《南風窗》：我們注意到，這次演唱會現(xiàn)場最high的時候，觀眾并沒有跟您high起來，您會不會感到失落呢？
　　羅大佑：high起來是那個年代的搖滾音樂，但我唱的是慢歌，這歌是1983年出的唱片，已經(jīng)28年了，這些聽眾其實是在回顧這首歌的歷史。 當初他們是年輕人還在談戀愛，現(xiàn)在已經(jīng)當上了爸爸，他現(xiàn)在看到的是他的孩子變成電腦兒童。
　　搖滾最輝煌的時期過去了，電腦充滿每個人的生活空間。我就是想帶大家在現(xiàn)實的狀態(tài)下，跟我們回到過去的年代，不要忘了這些古老的樂曲。
　　《南風窗》：傳遞給“老朋友”們這種感覺，除了懷舊，還有別的什么意義嗎？
　　羅大佑：年輕的這一代可能得多花時間去想想人的本質(zhì)。這個東西是蠻重要的�？赡芤驗槲覜]有小孩子，我不知道很多父母對小孩子的擔心，可我看見的小孩子學業(yè)都很重，壓力都很大。我還記得有一位小朋友，他已經(jīng)受不了學業(yè)的壓力都跳樓了。
　　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有點老師在教訓學生的感覺？到目前為止我還是覺得孔子把仁講得非常好，設身處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F(xiàn)在我們?nèi)撕蜋C器在相處，至少是通過機器在相處，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很少，這其實是蠻大的問題�？萍荚斐傻钠渲幸粋�后果就是讓人遠離自然，遠離人性。
　　
　　“我們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風窗》：今天的羅大佑聽起來一點也不憤怒了，是不是年齡大了，憤怒不起來了呢？
　　羅大佑：要看怎么解釋憤怒了。
　　《南風窗》：當初在臺灣，羅大佑可是激烈批判現(xiàn)實的。
　　羅大佑：就是1982、1983年，主要是那時候社會比較封閉，所以出現(xiàn)像羅大佑這樣的言論，大家會覺得是在批判。你把羅大佑當初講的那些話拿到現(xiàn)在來看，誰理你啊，盡講這些，這樣還算抗議？
　　當時我講的那些，比如臺北不是我的家，其實那真不是我的家，這哪能算抗議？那個時候太封閉，我自己還是個剛畢業(yè)沒多久的醫(yī)生，也沒有那種拿這個當飯碗的感覺，自然也不會考慮這樣講話會不會丟掉工作，沒有這些壓力，就比較敢講，僅此而已。
　　《南風窗》：當年你們那代音樂人有沒有一種集體的自覺意識，要去吶喊改變這樣一個沉默的年代？
　　羅大佑：集體大概不會，集體那就叫革命了。我基本上還是把自己當作一個音樂人，當社會里很少有人講的時候，我出來講一講。現(xiàn)在那么多人講，每個人都在罵，還需要我講嗎？基本上音樂對我還是比較重要，我寫好聽一點的歌比較重要。
　　《南風窗》：在我們的印象里，華人世界的演藝明星中，您可能是最熱衷表達嚴肅命題的一個了，這跟你們這一代人所經(jīng)歷過的臺灣民主運動是不是有很大關系？
　　羅大佑：臺灣民主有幸，但也有很大的掙扎，血淚汗水的掙扎。我們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在對與錯之間，在民主和專制之間，一路掙扎著摸索過來。我們看著他們折騰，發(fā)生多么大的事情，也不敢出聲，最后只好在文學、歌壇上面表達一些聲音。
　　我用歌聲表達，龍應臺用她的文學表達，這都是時代的一個出口。臺灣的美麗島事件出現(xiàn)在1979年，也告訴我們要用這樣抗爭的方式去爭取。像施明德在美麗島事件被抓進去，其實他剛被關了15年，才出來3年而已，又被抓進去，那才是真正的厲害。
　　我1985年離開臺灣時，也是滿身傷口，國民黨覺得這個家伙很不聽話，對我的表達方式不開心。還沒有成立的民進黨也對我不開心，他們覺得你怎么不是在替我們講話？所以你不是什么抗議歌手。
　　什么時候我變成抗議歌手了？我從來沒講過抗議這句話。我們是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所以我們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風窗》：但是政治很敏感的。
　　羅大佑：政治無所不在，我覺得我的東西是在抵抗政治。我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統(tǒng)派”帽子我已經(jīng)戴了多年，是他們（臺灣綠營）給我的。我更想說的是，音樂人絕對是反戰(zhàn)的，反饑餓的，音樂人的希望就是唱歌。溫飽以后才有音樂。你看60年代那些嬉皮，就是反戰(zhàn)的。
　　《南風窗》：是不是1985年的政治壓力，影響了你后來的選擇，讓您刻意要離政治越來越遠？
　　羅大佑：不是，這是我自己不喜歡，因為完全透支了，我在臺灣覺得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自己就完全淡出了樂壇，逃離那種環(huán)境，應該是一個自我放逐，完全丟掉那些掌聲和鮮花。
　　
　　承擔責任
　　《南風窗》：過去這些年，您在大陸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和李宗盛他們組合“縱貫線”，到處開演唱會，有什么收獲嗎？
　　羅大佑：真正的成果是聚集了一批音樂人，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嘯時，證明音樂還是有一些力量把社會上消極的氣氛打消，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正好在這個時候“縱貫線”出現(xiàn)，也不曉得它為什么談成了，但是它的余波到現(xiàn)在還沒有消失。
　　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本身大部分都屬于政治和經(jīng)濟的范疇，當歌舞升平、精力很好的時候有一種玩的狀態(tài)，在很不好的時候，音樂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另外一種狀態(tài)，真的去承擔某種責任。
　　《南風窗》： 除了年齡上的區(qū)別之外，大陸的羅大佑和臺灣的羅大佑有什么不同嗎？
　　羅大佑：為什么幾十年前的羅大佑那么憤怒，現(xiàn)在不憤怒了？因為我是一個音樂人，不是一個抗議者、憤怒者，我不可以永遠是個年輕人，既然是音樂人，在一個大家拼命罵、對抗的時代，那我寫一些好聽的歌不是對的嗎？所以我告訴自己，現(xiàn)在應該寫一些好聽的歌。
　　《南風窗》：這幾年，在您的音樂中，關于大陸有什么特別想表達的東西嗎？以這次的“2100戀曲”演唱會為例，我看到你們有5個顏色的創(chuàng)意，可是，“紅色”段落的探戈，展現(xiàn)的是夜上海的紙醉金迷，“綠色”段落則是以臺灣原住民音樂為基調(diào)，這看起來挺混亂，您到底想傳遞什么信息？
　　羅大佑：我在表演里面用的是張愛玲的《海上花》。張愛玲是從那個年代的上海出來的。在租界時代，上海紙醉金迷，鴉片、娼妓、亂七八糟的投機。那也是一個逃難的時代、戰(zhàn)爭的時代，人們妻離子散，最好和最壞的東西、人性中最光輝和最丑惡的都在這個地方發(fā)生了，那種血淋淋的本性本身就是紅色的。
　　而現(xiàn)在，到上海我喜歡住外灘的和平飯店，看到很多老人在老街上跳舞，跳得很開心，那種熱情也是紅色的。和平飯店舞臺上表演的都是年輕人，他們的搖滾音樂也是熱情的，另外，你看街頭那些可憐的勞工，烈日當頭，滿頭大汗，那也是年輕的血淚汗，基本上都是來自于血的，紅色的。這些才是整個的都市感覺。
　　《南風窗》：今年是辛亥百年，聯(lián)想起來，當年很痛苦，有血淚，但也恰恰是我們從專制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社會的階段。您是要重新懷念這個東西嗎？
　　羅大佑：我覺得不是懷念，辛亥100年我覺得是非常不易，我總是覺得人不要忘本。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都是得之不易的�，F(xiàn)在仿佛任何人都覺得很辛苦，但最起碼現(xiàn)在我們真的是比10年前要好，你們現(xiàn)在還不夠幸福嗎？當年在臺灣我是“禁歌第一名”，我知道今天的東西得來有多不易。像現(xiàn)在開演唱會我沒有送批文，沒那么困難的，當?shù)鼐透愕枚�，現(xiàn)在已經(jīng)好很多了。
　　《南風窗》：那綠色呢？您想通過這些章節(jié)表達些怎樣的嚴肅意義？
　　羅大佑：綠色其實都是我們的夢。不客氣地說，臺灣原住民其實都是被趕到山上去的。能住平原，誰愿意住山上？閩南人遷到臺灣以后，跟原住民混在一起，因為漢族人比較多，會團結(jié)，就把他們趕到山上去了。漢族人則利用土地開發(fā)，做什么房地產(chǎn)、商業(yè)，都在遠離土地。
　　這部分在我的演唱會中，是想說人要到大自然中，人類跟科技還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在生活里面多制造一些綠色的氣氛。像日本的核電，還有7?23動車追尾事故，都是慘痛的教訓。國家發(fā)展太快了，非要追求什么都是第一名，沒必要，一個大國，還追什么呢？如果再這樣快下去，肯定是10倍20倍的代價。
　　
　　都市流浪
　　《南風窗》：您的歌里有一股濃濃的鄉(xiāng)愁味，比如《錯誤》、《鄉(xiāng)愁四韻》，臺灣在您生命當中是什么地位？
　　羅大佑：一直很復雜、一直很矛盾、一直都是愛恨交加。出生的地方自己沒法選擇，這是最麻煩的一件事。人旅行要去哪里，住哪里都可以選，但是出生的地方你不能選，就是這樣。所以，我還是很愛很愛臺灣的，沒辦法，因為在那個地方成長了很久，出生一直到20幾歲都在那里，只是我不習慣把“愛臺灣”掛在嘴邊。
　　《南風窗》：從紐約回來后，您沒有選擇在臺灣久留，卻去了香港做音樂，為什么？
　　羅大佑：臺灣我不想回去， 我覺得那個地方對我來講，政治味太濃了，大家對我的壓力太大，要求太多，說羅大佑不為他們講句話，就像羅大佑背叛了他們那個黨的精神一樣。去香港做音樂，只是因為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地方。
　　香港很有制度，你寫歌就有現(xiàn)金，香港作家作詞協(xié)會很多，他們自然會幫你收取這一部分的費用。另外，香港雖然小，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人比較守法，也是制度會讓人守法。最吸引我的一點是，香港英雄不問出處，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香港要很貨真價實才行。
　　 《南風窗》：北京呢？這個城市對您的音樂和人生有什么樣的影響嗎？
　　羅大佑：其實我2002年就到北京住過一年半，我很開心，我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空氣。這種空氣是一種能量，這個地方建都1000年，過去10年是1000年來最戲劇化的，很多東西全部拆掉重蓋，顯然是有一種很大的能量，所以我覺得呼吸蠻重要的。
　　不過，作為一個外來者，我只是看大局，能感覺到的是這個都市有1000年來的官僚文化沉淀其中，曾是最官僚的一個都市，這幾年洗涮得比較多一點，現(xiàn)在好了一點。當然，如果放到地球上的位置，它變得還不夠。
　　至于我的創(chuàng)作，以前我在北京會寫不出曲子來，這幾次住在北京我覺得能寫出曲子來了。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覺得旋律在跑，在睡夢中也會有一些旋律、一些新的東西在跑，醒過來會想把它記下來。我甚至有習慣，因為現(xiàn)在手機方便了，都有錄音功能，我覺得這個旋律還是新的話，我會把它錄下來。我發(fā)現(xiàn)錄的東西有新的感覺，也就是說，對這個都市開始有了音樂感覺。
　　《南風窗》：是您更熟悉北京以后這些東西出來了，還是北京的變化讓這些東西出來了？
　　羅大佑：在這個地方睡覺時，我整個人是放松的，睡得很安穩(wěn)，我覺得可能跟季節(jié)也有關系，因為現(xiàn)在是秋天。然后大家都忙，現(xiàn)在人高度分工，很忙，很有效率，每個人都忙自己的事情，空氣里面就有一種空間出來，作曲的人不會覺得隔墻有耳，不會在你談話時旁邊有人在看，那是羅大佑啊，那是不是周華健啊，我們有這樣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下聊聊天或者發(fā)發(fā)呆都沒人管你，這個空間很舒服。
　　以前我覺得北京這種空間很少，別人很容易侵占你的空間，現(xiàn)在我覺得大家要管好自己的那部分都來不及，所以沒有時間去侵占別人的空間了。
　　
　　音樂與家國
　　 《南風窗》：當大陸越來越有空間的時候，那么多臺灣精英都到大陸來，您會為臺灣的前途感到憂慮嗎？
　　羅大佑：我倒不會憂慮，這不是跑到大陸來的問題，只是說現(xiàn)在多一個地方可以跑。羅大佑當初跑到美國去，他會再跑回來，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資歷，需要學習，需要養(yǎng)分，像龍應臺也是一樣，來來去去。
　　臺灣畢竟是一個小島，一個小島能有多少資源？臺灣有想法的人應該往外跑，把外面的經(jīng)驗、理念帶回來，變成臺灣的獨特經(jīng)驗，然后再交換，再去外面帶資源回來，變成一個繼電所一樣。不要擔心人跑掉，如果有足夠的資源能再把人拉回來，還擔心什么呢？
　　《南風窗》：我們聊聊音樂本身吧。細聽過《皇后大道東》、《原鄉(xiāng)》、《首都》之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很多旋律都是一樣的，只是您分別用國語、臺語，或者粵語添上不同語言的歌詞。有人質(zhì)疑說羅大佑偷懶，您卻認為是一種探索？
　　羅大佑：我是在逆向追溯語言之間的共通性，把語言本身喪失的一種東西找回來，有時候你用同一首歌表達不一樣的語言時，會到忘記這是同一首歌的地步。好像我有一首歌叫做《再會吧，素蘭》，那個聽起來你會覺得整個人被拉到另外一個空間里去，我喜歡那種時空錯亂。在一個太工整的時空里，做藝術的人偶爾制造一些時空錯亂的感覺是好的。
　　聽旋律完全是同一首歌，但是因為語言會變得差異極大。我就會去想從當初那些相同的語意到現(xiàn)在，中間經(jīng)過了多少時間的演化，是誰主導了這些語言的改變，這個一直是我最大的困惑。
　　《南風窗》：這么多年下來，您對音樂價值的理解有什么變化嗎？
　　羅大佑： 禮、樂、射、御、書、數(shù)，樂排第二個，是有道理的。歌曲在社會里面必須要擔任一種教化的功能，我說羅大佑的歌曲里面不能沒有信息，就是這個意思。從廣播時代開始，一直到有唱片這樣一種媒體，讓我們可以賺大錢，音樂的力量很大，力量大的時候就必須注重這個工具，必須要能夠跟觀眾互動、教化，沒有這個功能我就不唱，這是我一定要堅持的。
　　《南風窗》：那作為一個音樂人，您有更大的野心嗎？比如有媒體說您要做精神偶像？還有音樂教父等等。
　　羅大佑：算了吧，這個太可怕，我就是開個演唱會，唱歌、拿錢，不拿錢就跟他們吵，這是個工作，不是精神偶像。尤其是媒體里面弄出來的這種高帽，什么音樂教父，我聽到自己都會笑。
　　我18歲就開始開刀了，我太清楚一刀下去人血淋淋的，人太脆弱了。音樂圈我入行蠻早，進出樂壇那么多次，我看到太多人起起伏伏，你要我沖昏頭太不容易了，再大的掌聲、再大的歡呼聲喊羅大佑，都不會讓我沖昏頭，我知道那是個假象，是觀眾需要那個感覺，不是我需要那個感覺。你要是被那個東西沖昏頭的話，只能說你還不夠資格站在這個臺上。
　　《南風窗》：那對國家呢？像您這樣一個在臺灣、美國、香港、大陸多年游走的人，怎么理解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字眼呢？
　　羅大佑：我相信人相似的地方多過不同的地方，尤其當你同樣一種語言，同樣一種背景的時候，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的可能性更大，這個東西其實也是音樂的目的，一首歌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里，能夠引起共鳴的人越多越好，我們不是在做一個拆散大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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