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自由之城】 自由之城別墅

　　熱血青年們打起背包，開始了邁向延安這座自由之城的“朝圣之旅”，這是一段交織著艱辛與驚險的旅程。 　　 　　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chǎn)黨扎根延安后，從國內(nèi)外記者發(fā)回的各種關于這個邊區(qū)首府的報道里，國統(tǒng)區(qū)的青年們仿佛望見了一座民主、平等、積極向上的自由之城。它如同一塊純凈的圣地，對熱血青年們產(chǎn)生了強烈的吸引力。
　　一幅令人驚異的景象出現(xiàn)了。穿著各式服裝、背著簡單背包的青年大軍，從五湖四海出發(fā)，奔赴中國的西北角。這些“朝圣者”的口號很一致――“到延安去！”
　　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抗戰(zhàn)時期前往延安的青年，至少有3萬余人，他們當中有學生、作家、音樂家、畫家等等。“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當年，作家何其芳這樣興奮地描繪著青年人從四面八方涌入延安的情形。
　　不過，這的確是一段交織著艱辛與驚險的旅途。
　　
　　陜道難
　　
　　在當時，想去延安，西安是必經(jīng)的門戶，兩地相距近400公里，不通火車。如果從西安開始步行，皆是連綿崎嶇的山路，至少要走十天以上。所以，如何在戰(zhàn)時搭上一趟去延安的順風車，以翻越這八百里秦川，這是橫亙在許多青年人面前的最大難題。
　　1938年2月末的一天，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來了一個叫徐懋庸的年輕人。這位27歲的作家要求到延安工作。時任黨代表的林伯渠同意了他的請求，但什么時候有去延安的車，還不一定，林伯渠讓徐懋庸等人去旅館等通知。
　　這一等就是數(shù)日。徐懋庸等人天天到辦事處去問車，總是說沒有。三月初，他們忽然聽說，近期有一輛大卡車，會載著國民黨的幾個官員去延安參加三八紀念大會。于是趕忙到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一封介紹信，搭上了順風車。
　　幾天后，徐懋庸等人和國民黨官員同車前往延安。一路上，同行人等誰也不愿意說話，多少有些尷尬。
　　但抵達洛川的第二天早上，車子剛出北門就壞了。徐懋庸只能在洛川住了三天，直到司機打電話到西安，派了另一輛車來，才繼續(xù)前進，到了延安。
　　作家陳企霞的遭遇更加狼狽。1940年1月，陳企霞夫婦從重慶出發(fā)前往延安，剛到成都，就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公路遭到嚴重破壞，車輛無法通行，兩人不得不找了當?shù)氐穆灭^住了下來。盤纏快用完了，只好寫信向重慶的親戚借。
　　陳企霞的夫人鄭重此時已經(jīng)懷孕，妊娠反應嚴重，加上一個月等不到車，心情愈加煩躁。一天，她飯后出門散步，一不小心掉進了一個大炮彈坑，費盡口舌才讓人把她拉上來，回到旅館后，鄭重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好不容易公路通了，道路兩旁擠滿了一個月來滯留的旅客。此時的人們也顧不得是否舒服了，只要有車就上。陳企霞夫婦擠上了一趟沒有頂棚和座位的卡車，再次啟程。車子開得很顛簸，沙塵彌漫，嗆得人睜不開眼睛，最后每個人都一腦袋灰，大家互相見了，都捧腹大笑。
　　就這樣，他們一路風塵仆仆，終于抵達西安。隨后，在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登上了開往延安的汽車。當車子開入邊區(qū)，所有人頓時齊聲唱起歌來，嗓子都喊啞了。
　　
　　虎口脫險
　　
　　不過，與翻山越嶺的勞苦相比，另一種難，更讓人刻骨銘心。
　　1939年4月，國民黨內(nèi)部以絕密形式向各級組織下達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加強了對邊區(qū)的封鎖。從西安到陜北的路途上，密密麻麻地設置了幾十個檢查站，遇到趕赴延安的青年，便直接扣留下來，送往集中營監(jiān)禁、教育。
　　對于這些青年來說，八百里秦川于崎嶇之外，又增添了一份險惡。
　　1940年11月中旬，一輛載有數(shù)名醫(yī)務人員的卡車從重慶出發(fā)，前往延安。車上就有女作家陳學昭。全體人員身著軍裝，佩戴著第十八集團軍胸章，他們事先得到囑咐，“行軍途中若遇特務問話，你們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理睬�！�
　　12月中旬，當他們行至陜甘寧邊區(qū)不遠的銅川市，突然遭遇國民黨的武裝人員。一行人被趕下車，關在一個又臟又臭的旅館內(nèi)，陳學昭睡在鋪著干稻草的泥地上。
　　審問多在夜里兩三點鐘進行。一行人一個個被叫去問話：“你們從哪里來？原來是做什么工作？為什么要到延安去？”審問者還聲稱，“共產(chǎn)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zhàn)”、“共產(chǎn)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
　　一天晚上，陳學昭被叫去，問道：“你們當中哪個叫陳學昭，你講出來，對你沒有害處�！�
　　“是男還是女？”陳學昭佯裝不知。
　　“滾！”審問者惱怒地放走了她。
　　音樂家賀綠汀也有著類似的經(jīng)歷。1941年初，他帶著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和女兒，登上了一支開往延安的車隊，同行的大部分是當時在重慶的文化人。一行人走到半途，“皖南事變”爆發(fā)，氣氛一下子緊張到頂點。領隊要求每個人都想好一套說辭，以應付國民黨軍隊的盤查。
　　一天，車隊開到一個小縣城，突然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住。士兵端著刺刀上車檢查，還戳破了賀綠汀的女兒的餅干罐，她被嚇得大哭起來。
　　接著，所有人被趕下車，被押到了一條河堤旁邊，面對他們，軍隊架好了機關槍。
　　雙方在寒風中對峙了良久，在領隊的交涉下，眾人又被押回了憲兵司令部。又過了很長時間，一個軍官站在凳子上對大家說，這是一場“誤會”。最后，除了一輛卡車被扣留，其余車輛予以放行。
　　
　　偽裝者
　　
　　1941年2月，31歲的艾青與幾個同伴，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重慶啟程奔赴西北。考慮到路途安全，艾青托一位學生，為他弄來一個國民黨高級參謀的身份證件。
　　由于這個證件僅允許一人通行，他們便將上面的“一”字改為了“三”字。幾個人準備先乘國民政府的汽車到陜西寶雞，然后繞道耀縣，再從這里進入陜北。
　　行至寶雞，他們又遇到兩個也要去延安的朋友，于是又將證件上的“三”字改為“五”字。為了裝得更像，一個同伴還上街把頭發(fā)剃了個精光，一位女士特意在行李中放了一件新羊皮夾克和一雙高跟鞋。艾青也準備了印刻考究的高參名片。
　　就這樣，艾青扮作國民黨高參，幾個友人，有人扮成高參太太，有人扮成勤務員，有人扮成秘書，有人扮成副官，幾個人搖身一變，繼續(xù)趕路。
　　當他們搭乘一趟長途汽車趕到耀縣時，天色已晚，城門半閉。守衛(wèi)的軍警按三五人一撥，逐個檢查證件。輪到艾青，軍警用手電照了照名片，又翻查了行李，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破綻，手一揮，放他們進去了。
　　在城內(nèi)旅館，幾個人懸起來的心稍稍放下，正準備休息，突然一名軍警敲門進來，聲稱局長要親自看一下證件。將證件拿走后，直到夜深也沒有歸還。
　　艾青一行人擔驚受怕，徹夜難眠。天剛微亮，幾個人爬起來合計，應該趕緊要回證件，城門一開即走，以免夜長夢多。
　　一個叫羅烽的同伴，自告奮勇來到了警察局，找到了昨夜查房的那個軍警，發(fā)現(xiàn)此人正在打瞌睡。羅烽一把推醒他，厲聲責問道，看證件還要一夜不成？再不給，我們長官就要發(fā)脾氣了！
　　對方還了證件。于是，艾青一行人匆匆北行，出了城門。
　　臨近延安，盤查越來越嚴密。一天，艾青等人在路上忽然遇到一個國民黨軍官，亦步亦趨地跟著他們，頓時又緊張起來。
　　羅烽給那位軍官的隨從遞過去一支煙，聊了起來，得知這個軍官來頭不小，是某警備區(qū)司令，在這一帶頗有權勢。因是雜牌軍，一直得不到重用，對國民黨頗為不滿。
　　車到宜君，艾青一行人大膽決定，請這個軍官吃上一頓飯。此人欣然應邀，在一間小酒館里，三杯酒下肚，便指名道姓罵開了蔣介石。艾青怕搞出麻煩，趕忙對他說：“還是莫談國事吧�！币环�推杯換盞，雙方成了朋友，從此暢行無阻。
　　1941年3月8日，艾青一行人歷盡艱險，終于抵達了延安。當天晚上，毛澤東打著火把親自拜會了他們。
　　后來，艾青回憶這段往事時，才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一趟，他們足足經(jīng)過了大小47次的檢查，才安然到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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