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柏林

　　我和顧彬面對面坐在波茨坦廣場附近一家連鎖餐廳里。我們是最早的顧客。午餐很簡單：色拉、金槍魚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著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廳開幕式的酒會上，柏林詩歌節(jié)組織者托馬斯跟我說，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們的龍王爺）祈禱，明晚千萬別……可諸神讓位給天氣預報，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誦會趕進室內。我和顧彬來參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詩歌節(jié)。午飯后，他要趕去參加一個關于翻譯的專題討論會。
　　柏林是我到過的第一個外國城市。1985年夏，我從北京出發(fā)，在巴黎換機前往柏林。顧彬在機場大門外等候。我跟顧彬1981年在北京相識。那時候跟老外接觸還得有點兒膽———擺脫影子對人的跟蹤與其說是現(xiàn)實的，不如說是心理的。
　　那時柏林還有東西之分。剛到西柏林，我就問一位德國人柏林墻在哪兒，她回答倒簡單：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會撞上。我們來參加“地平線藝術節(jié)”，看來地平線的確是柏林墻以外的想象。

　　中國作家代表團由王蒙帶隊，浩浩蕩蕩，我是編外人員。王蒙一掃官場作風，帶著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場，自己先買了件棕色皮夾克，得意洋洋去見西德政要。我花30馬克買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價錢翻了兩倍。
　　顧彬那時住在土耳其移民區(qū)，他尚未得到教授職位，過著清貧的日子。他給我們做麻辣豆腐湯，不怎么正宗，卻讓遠離故土的中國胃激動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協(xié)在一家餐廳請客。色拉和帶血的牛排———中國作家們大眼瞪小眼，基本沒動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館饑腸轆轆，眾人又去中餐館找補了碗湯面。
　　那時候膽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餓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廳。等侍者拿來菜單———光一道菜就30多馬克，我們傻了眼，只好說聲對不起，撒腿就跑。
　　德國漢學家莎沛雪開車去東柏林看她妹妹，約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備森嚴的邊境檢查站，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受到禮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請我們把一份當天的西柏林報紙藏在身上，連同我們在西柏林低價兌換的東德馬克“走私”過去。我們成了大款，請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飯，體驗到西方游客去“過渡時期”中國的優(yōu)越感。剛過中午一點半，飯館就關門了，我們不禁會心地笑了。于我，這笑有一絲酸楚。
　　二十一年彈指間。顧彬依然皺著他那著名的眉頭向我微笑。他這憂郁的面具，讓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說他過了耳順之年，卻像憤青般奮筆疾書，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種很難歸類的人，可這個世界非把他歸入漢學家和譯者，讓他惱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個多災多難的城市。它曾于1806-1808年被拿破侖占領；1933年希特勒上臺；1945年柏林被攻克時夷為廢墟，由美蘇英法四國共管；1948年，蘇聯(lián)對西柏林實行隔離，英美法聯(lián)軍用飛機空投物資保住對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墻在地平線上出現(xiàn)，西柏林成了孤島；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試圖翻越柏林墻或渡河時喪命……
　　柏林墻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體的所有鏡頭都對準狂歡的人們。那時我剛離開西柏林不久，搬到奧斯陸，在電視前目瞪口呆。據(jù)說，德國少數(shù)知識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東德人在統(tǒng)一問題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為攻擊的對象。那時只顧追逐西德馬克的東德人，很快就領教了那玩意兒的厲害：兔子轉身變成猛虎，逼得他們走頭無路———東德工業(yè)全面破產(chǎn)，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全體老百姓淪為“賤民”。
　　我至今還能回憶起初讀東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說《分裂的天空》的感覺，那還是遠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來，所謂“分裂的天空”，絕不僅限于政治含義，深究起來其實是人類內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來我半遮半掩告訴德國朋友，我還是更喜歡統(tǒng)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們全都贊同，嚇了我一跳。當年那是藝術家和窮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當年樸素寧靜的生活方式，被大國首都的野心和商業(yè)化的喧囂所取代。說到底，我更喜歡的是當年的特殊氛圍———末日感，那是人類處境的一種真實隱喻。
　　……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個家，如果家這個概念還有意義的話。我獨自漫步在街頭，看紀念教堂廣場那些街頭藝人的表演。我其實也是個街頭藝人，區(qū)別在于他們賣的是技藝，我賣的是鄉(xiāng)愁，而這個世界上鄉(xiāng)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過四十歲生日。那天在一個臺灣朋友開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國漢學家當·斯達一家，他們專程來柏林看我。有照片為證：我端著一盤魚朝鏡頭傻笑，好像推銷廣告。對，那魚就是鄉(xiāng)愁，關于大海的鄉(xiāng)愁。
　　17年過去了，我依然喜歡漫無目的地滿大街溜達。如果說巴黎是陰性的話，那么柏林就是陽性的，它像德國古典哲學一樣迷戀空間和秩序———街道寬，屋頂高，公園大；我從未見過有這么多綠地的城市。如果說一個城市是放大鏡，那么一個人則是塵封的書中的某個字，兩者本來毫無關系，除非上帝或歷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尋找那個字，并鎖定其含義。一個漂泊者甚至連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間的潛臺詞而已。
　　詩歌節(jié)結束了，我從旅館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開車送我去機場。我當年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線聯(lián)系。我?guī)缀趺磕甓紒戆亓郑琘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樣招待我。記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國學生會的頭頭們在餐館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對耳環(huán)在燈下閃爍，露水般晶瑩易逝。
　　Y現(xiàn)在吃的是職業(yè)翻譯這碗飯。她17歲從中國到柏林讀書，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還溜。作為單身母親，她帶著8歲的女兒和德國男朋友在一起。他們和別人合住一個大單元，這種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縮寫），從名到實都有點兒像當年插隊的“集體戶”。這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chǎn)物，保留著原始共產(chǎn)主義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繳房租外，每周按人頭繳25歐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夠再分攤；大家做飯打掃衛(wèi)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也是職業(yè)翻譯，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間。她的男朋友前兩年由于中年危機搬到另一個“集體戶”去了，大概由于距離帶來的新鮮感，他們倆又和好如初。這里除了Y一家，還有個剛搬進來的研究生，專門研究老年人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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