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恥辱者”到“合唱者”]恥辱的意思

　　從1998年以個人生存體驗書寫《恥辱者手記》的摩羅,到寫《中國站起來》的摩羅,二者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一次改信,還是盧梭式“浪漫主義者”發(fā)展的必然?
　　
　　2009年末,摩羅的新書《中國站起來》出版,書中摩羅展現的立場令很多人感到震驚。一位網友的評論清晰地表達了這種震驚的原因:“一個關注個體自由的人,如何會陶醉于空洞的國家敘事?”從1998年以個人生存體驗書寫《恥辱者手記》的摩羅,到寫《中國站起來》的摩羅,二者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一次改信,還是盧梭式“浪漫主義者”發(fā)展的必然?
　　
　　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評者們也承認,十年前,摩羅曾經以文字到達過他們的內心。“我不諱言我對摩羅的私人尊敬。如果他日見面,我仍愿稱他一聲老師�！眰髦�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楚望臺說。
　　“他一個人來,背一個很重的書包,裝滿了書,人謙和誠懇,是一個讀書人的標準形象。”楚望臺回憶起五六年前在一次講座上見過的摩羅。
　　這種一以貫之的“謙遜真誠”的姿態(tài)在他的朋友圈中依然保持著相當不錯的觀感。即使是在猛烈批評《中國站起來》的同時,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仍然對自己的這位故友有所維護:“以我多年來對摩羅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誠的人之一。他是真誠地認為自己觀點正確才寫這種語無倫次的文章的�！�
　　1998年,來自江西省都昌的“底層人民的兒子”萬松生因為著名的“黑馬文叢”進入文壇視野。他在《恥辱者手記》以一個邊緣的民間思考者的身份探討良知、正義和尊嚴,引起轟動,并被北大教授錢理群譽為繼魯迅之后的“精神界戰(zhàn)士”。他現在的這個名字正是來自于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1年過去,沉寂數年摩羅又推出的新書《中國站起來》,批判魯迅、胡適、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導致中國人“精神大崩潰”,并斥之為“洋奴”。
　　摩羅這幾年的思想軌跡是什么?一個“站起來”的摩羅和作為“恥辱者”的摩羅,二者遷移機制是什么?這是記者最初的好奇。
　　
　　遷移
　　
　　不論是在摩羅的博客中,還是與記者面對面的訪談中,他并不承認現在的自己推翻了十年前的自己,他承認的,只是視野上的遷移。――也就說,由于數年的人類學和殖民史的閱讀和補課,原本對國際關系史一無所知的書生看清楚了。
　　真的是這樣嗎?解釋浪漫主義色彩濃烈的摩羅,很多人要求記者回到思想軌跡的深處。
　　筆名“崇拜摩羅”的韓立勇是摩羅作品的長期追蹤者,在他的個人閱讀體驗中,摩羅曾給他巨大的精神幫助。2002年,韓立勇通過北大錢理群教授輾轉找到摩羅,從此建立起私人友誼。在他看來,摩羅的轉向并不是突然的,“他從前經歷的苦難是來源于努力成為一個知識分子,而到了2002年出版的《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他發(fā)現知識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給他歸屬感,反而對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懷疑”。面對2009年的《中國站起來》里的摩羅,韓立勇發(fā)現已經很難理解,“一個曾經站在個體本位價值上,去追問社會正義的人,如何能如此陶醉在國家、民族這樣虛華的意識形態(tài)符號之中�！�
　　而對自己“視野的遷移”,摩羅有自己的解釋。他堅持講完他母親的故事。“我勸我母親信基督教,她一直不聽,但也不反駁我。后來她給我一個理由,她說:我是信‘迷信’的,一直信到老了,怎么可能去改信呢?”“信迷信”這個詞對摩羅觸動很大,他發(fā)現他的母親沒法給自己的信仰命名。他認為這個命名權由社會的主流掌握,他們認為他們提倡的是文明科學,而那些邊緣人所信奉的是迷信。她只能按主流的命名來給自己命名,按照別人的方式�！盀槭裁次揖筒荒苷�面來理解我母親的精神生活呢?”
　　在追本溯源之后,他將這種“底層人被描述”的狀態(tài)歸結于“五四”以來知識精英對中國人的妖魔化上。對此,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有了自認為圓滿的表述:“底層社會永遠比上流社會更有文化。在中國社會,只有底層群體才能永久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敝袊�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也被摩羅定義為底層,而同構的是,這種底層的困境也是一種來自于強權的描述和污蔑。
　　在摩羅的描述里,所有圍繞他展開的爭議都被他關在門外,他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人,與任何主義無涉,他提出的一個證明是:“北京這么大,任何觀點的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而我到北京十年,和任何圈子都沒有摻到一起”。一周只上一天班,剩下的六天他是這樣安排,早上7點起床看書寫文章,午睡后接孩子放學,晚上看書或者陪孩子玩。
　　盡管如此,記者走進摩羅的書房,還是一眼看到了書桌上潘采夫寫的那篇批評文章。那里面有一句十分鋒利的話:“吮著魯迅的乳汁成長的摩羅,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親,用‘弒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摩羅平靜地解釋,反駁魯迅,是因為他最終發(fā)現,魯迅也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擁有“描述權”的精英,而他自認為一直與長期失語的底層人站在一起,反對魯迅已無可回避。摩羅用一個方式取消了以邏輯對接進行討論類似批評文章的可能性――他認為批評者沒有看懂他的書,即使是宣布與他絕交的余杰和徐晉如,也自說自話,沒有擊中靶心。那么,“靶心是什么?”摩羅回答:“中國人沒有獨特的劣根性�！�
　　很難判斷,這種回應是心跡上的坦承,還是交鋒上的回避。
　　
　　分化
　　
　　九十年代的摩羅和余杰雙星并耀,在經歷了80年代末的低潮之后,文藝界和高校青年們在他們身上再度發(fā)現了一種發(fā)聲的可能性。
　　當時二人惺惺相惜,余杰評價摩羅的文字就是20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而摩羅則將余杰與盧梭、拜倫、魯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論。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為何摩羅余杰這二人也越走越遠,竟至因《中國站起來》一書而絕交?余杰的回答是:“理念上的根本對立�！�
　　在北京印刷學院工作期間,摩羅曾經承受過巨大的外來壓力。因為發(fā)表過太多的批評意見,摩羅教學的課程一度經歷學生告密揭發(fā),不時有政治輔導員到堂旁聽,最后乃至遭遇停課。而這次摩羅面臨的更多是故友的壓力。
　　面對摩羅現在的轉向,曾經被摩羅視為精神導師的吳洪森不留情臉地批評:“摩羅在表面的狂熱之下,是出于功利主義的理性選擇。在巨大的經濟的心理的精神壓力之下,一個跟頭翻到另外一個極端去,對他是最好的選擇了。”
　　余杰認為,摩羅的這種轉變說明他完全背叛了過往,喪失了知識分子獨立言說的底線,“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再到《中國站起來》,這三本書的思想觀念層層遞進,清晰地顯示了當代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從萌芽到發(fā)展再到成熟的軌跡。它們在票房上的成功,無非依靠兩大靈丹妙藥,一是民族主義,二是民粹主義�！�…他用這本書重回大陸圖書市場,并獲取了一些人的喜愛�！�
　　而楚望臺的判斷相對溫和,他更愿意從思想脈絡上理解這樣的轉向�！耙粋�相信天地不仁,又看破人心惟危的知識分子,他的后路只有兩種――或者成為一個嬉笑怒罵,嘲諷一切、解構一切的犬儒主義者;或者成為一個奉國家為偶像,將個體生命意義寄寓到民族命運洪流中去的國家主義者�！�
　　密集的批評當中也有一些贊揚之聲。錢文忠評論:“一切模糊和常識都被他的思想燒煉,一切虛偽和結論都被他的斧鉞責問”。
　　如果我們選取另一個觀察樣本,在豆瓣網上,這本書的總評不及格,但卻出現了有趣的兩個極端,給出5星評價的占34.4%,給出最低1星評價的占39.7%,也就是說看過這本書的人一般來說,要么是極度認同,要么是極度反對。盡管摩羅指責很多人以意識形態(tài)對他展開批評,但另一個事實是,贊揚他的大部分文章,同樣以意識形態(tài)為分野。
　　在批評者看來,知識結構缺陷是摩羅的要害。楚望臺認為:“摩羅并不適合觸碰這樣的話題,他的視野和他批判的這些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經世致用之學上他是無知的,在意識形態(tài)建構上他是無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狀態(tài)下,用一種文學式的筆法來發(fā)議論。但是離開了個人的生存體驗,連以前那種文學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錢理群列名《中國站起來》一書的聯(lián)袂推薦,但卻拒絕出現在新書發(fā)布會上。電話里,在記者的追問下,錢理群表述了二層意思:其一,“我參與推薦他的書,除了友誼之外,還因為在當下中國確實面臨著如何看待歷史與現實,以及如何與國際社會相處的問題,討論本身就有意義�！逼涠�,“我對中國當下的看法、對‘五四’時代的看法、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都與摩羅不同�！�
　　接下來記者的另一個問題或許有些尷尬――“你是否依然保持對摩羅‘精神界戰(zhàn)士譜系的自覺繼承人’的評價?”電話那頭的錢理群陷入了短暫的沉默,“我想他自己也不會接受了吧”。
　　
　　危機
　　
　　實際上,錢理群曾對他當面表達過對這種轉向的擔憂,“摩羅是一個容易鉆牛角尖的人,我曾經提醒過他,不論你提出什么樣的觀點,起碼在心中要留有三分質疑。但他說,很難�！�
　　讓記者感到困惑的是:摩羅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對這個問題,摩羅同樣困惑。“一開始我期待一個小說家的身份,但在2004年完成了《六道輪回》的創(chuàng)作之后,我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并沒有特殊的才華”。
　　在采訪中,摩羅一直拒絕給自己定義一個身份――如果說有,在錢理群的觀察里,就是摩羅一直強調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他向記者強調,盡管在北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但他和他的愛人依然每個月寄錢給家鄉(xiāng)的親戚。
　　“我所面臨的是自己三十年底層生活經驗的處理,我從來就不是任何‘主義者’,我要解決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問題�！蹦α_說。
　　如果細察摩羅那些激情揮灑的文字,身份認同的危機實際上從很早就已經存在。
　　在1999年《寫作的限度》中,摩羅描述自己:“存在的虛無感和精神的虛妄感緊緊地纏著我,內心的那份失落和凄惶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當我面對內心那顆孤獨的靈魂時,我對”人“、”生命“、”真理“、”正義“、”價值“等等東西全都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11年之后,坐在望京家中的書房里,摩羅聽記者念完了《恥辱者手記》中的另一段話:“長期以來我對自己可能會成為一個文化人懷著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對于中國文人的極度憎惡。在我和朋友的交談中,用來指代最丑惡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國文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中最丑惡的東西總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現”――他的表情已經釋然。他認為當年自己還相信存在一個知識分子烏托邦,而現在他相信知識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樣,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除了個別像馬克思那樣的精神圣徒除外。
　　與此相得益彰的,是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展現的自信和昂揚:“我們盡早擺脫殖民時代所強加給我們的精神創(chuàng)傷,我們應該挺起脊梁,以飽滿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偉大氣魄,將今天崛起的趨勢變?yōu)槊魈灬绕鸬默F實�！�
　　在宏大敘事中,“恥辱者摩羅”的思想困境在“愛國者摩羅”那里終于得到了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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