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秦曉_秦曉

　　在退休前,秦曉的身份是體制內經濟高官、央企高管,但他更像一名士大夫,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像傳統(tǒng)儒生一樣思考家國命運。他提出,改革的目標,是構建一個以現(xiàn)代核心價值觀為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tài),令“做學問的人都感到震撼”。
　　
　　三個多月前,北京稻香湖景酒店高朋滿座,名流云集,時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的秦曉,與資中筠、雷頤、徐友漁、高全喜等人圍席而坐。
　　“中國的問題應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認識和解析,或者說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xiàn)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xiàn)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會上,這位63歲的央企領袖臉上掛著慣有的微笑,其演講思維縝密、語言精彩,他認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去意識形態(tài)化,重啟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是推進現(xiàn)代性社會構建的價值基礎。
　　這是香港博源基金會與《讀書》雜志第二次攜手舉辦研討會,主題是“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半個月后,秦曉的這套普世價值理論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畢業(yè)生典禮上得到公開傳播,他期望新一代知識分子應擔當秉承普世價值的使命。
　　一個月后,秦曉退休,辭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的職務,結束了大型央企領導的顯耀身份,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角色混跡于民間團體“博源基金會”。
　　9月份,《秦曉集》系列出版,這套叢書不僅是收集秦曉二十多年來在企業(yè)管理和經濟學領域的實踐與理論研究成果,更引人關注的是《追問中國的現(xiàn)代性方案》一書,直接將話題指向社會價值和社會制度領域。
　　這位長期身居國家政府和大型央企的高官,提出了一個令人刮目的改革目標:構建一個以現(xiàn)代核心價值觀為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tài)。
　　“秦曉作為體制內的一位金融家思考中國當代問題,而且切入到現(xiàn)代性這個角度,這使得我們這些做學問的人感到震撼�！敝袊�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高全喜感嘆說。
　　
　　接班人的教育
　　對于秦曉本人來說,對國家轉型、對社會形態(tài)的思考與身處體制內外無關,“我覺得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有關吧。”秦曉說,“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是受傳統(tǒng)的理想教育,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教育比較多,有對國家、對民族的發(fā)展前途比較關注的情結�！�
　　秦曉出生于1947年,國共內戰(zhàn)期間,幼年秦曉在軍旅中度過,新中國成立后,他隨北調的父母來到北京。
　　作為一個干部子弟,秦曉從小接受了系統(tǒng)的精英教育,從六一幼兒園到育才學校,再到當時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秦曉一路被傳以“接班人”思想,對共產黨、對國家形成了強烈的主人翁意識。
　　“當時的公共領域教育,就是你不光是要當一個好學生,當接班人,你要關心國家命運,國家命運和每個人是連在一起的,沒有國家就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鼻貢曰貞浾f。
　　這種主人翁意識直接催生這些精英學生的家國情懷,他們對上一輩的革命成果倍感珍惜,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有著與生俱來的責任感。
　　家國情懷有很多種抒發(fā)形式,對于秦曉而言,他不太認同激進的階級斗爭。在“四清”運動中,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為主的部分學生進行串聯(lián)、罷課,給中央寫“進言書”,要求學校里搞“階級斗爭”,“清理資產階級思想”。
　　后“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斗爭不斷深化,矛頭由文化思想界直指部分黨政領導和老干部。高中時代的秦曉參與過“四清”運動,但是很快發(fā)現(xiàn)階級斗爭過激了,有了初步的反思意識。為了“糾正”紅衛(wèi)兵的過激行為,秦曉和他的同學孔丹等人,組織北京西城區(qū)幾十所中學紅衛(wèi)兵成立了“首都紅衛(wèi)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陸續(xù)發(fā)出了13個通令,反對批斗、抄家、體罰,針對保衛(wèi)中央黨政機關、保護老干部、保衛(wèi)國家機密、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等作出規(guī)定,試圖制止紅衛(wèi)兵對“統(tǒng)戰(zhàn)對象”的胡亂抄家等行為,恢復秩序。
　　當時,周恩來指示國務院秘書長為“西糾”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種活動的便利條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卻把“西糾”定為反動組織,周恩來是它的后臺。“西糾”解散后,秦曉和他的同學們開始通過思想傳播的途徑來引導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他們自辦了一份名為《解放全人類》的小報,發(fā)刊詞是“從解放紅五類到解放全人類”,并組織了一系列活動,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倒行逆施提出質疑和批判。
　　四中被軍管后,秦曉等人因反對“中央文革小組”而被學校拘留、審查,成為運動后期的處理對象。
　　1968年,在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劉進的指引下,秦曉與他的同學們不辭而別,跑到了內蒙古大草原,后在錫林郭勒盟的一個牧場開始了知青放牧生活,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
　　秦曉至今認為,在內蒙古的下鄉(xiāng)期間積累了寶貴的人生財富,了解了中國最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
　　
　　內部書的啟蒙
　　收獲并不能掩飾一代人的悲劇,千萬青年人放棄學業(yè)別無選擇地下到農村進行勞動,激情過后前途迷茫,這些青年開始在困惑中學著理性地思考“革命”的意義。
　　獨立思考、反思經歷、審視人生的風氣在知青群體中蔓延,知青們開始讀書、通信、討論問題。當時各種“內部書”和手抄書為這些知青枯燥的勞動生活注入新鮮的活力。其中有灰皮書、黃皮書和白皮書�！包S皮書”是比較前衛(wèi)的文學作品,遠離當時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手法,例如意識流小說;“灰皮書”是學術性圖書;而“白皮書”是更政治化的文件、圖書。
　　秦曉稱這些是在“文革”前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專供一定級別官員、知識分子看的內部書籍,秦曉的家中藏有不少,但是在學校的時候一直沒用心去看,直到下鄉(xiāng)期間才靜下心來研讀,同時這些書籍在知青之間交換流傳。
　　此外,秦曉通過劉進介紹讀到了手抄本小說《公開的情書》。這是劉進的姐姐劉青鋒和她的丈夫金觀濤兩人合寫的書信體小說,描繪了一群分散在工廠、農村等不同地方的大學生通過書信往來,討論問題,保持著獨立的思考。小說主人公為秦曉等人的獨立反思起了榜樣作用。
　　“大家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們又跌到底層,這些經歷也促使我們反思了很多問題�！鼻貢哉f。
　　1972年,部分大學重新招生,秦曉終于有機會再次逆轉命運,進入山西礦業(yè)學院機械系學習,畢業(yè)后被分配到煤炭部國際司。
　　此后不久,“四人幫”被粉碎,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經濟轉折期,個人與國家命運幾經跌宕,秦曉在思想上已經走過了信仰困惑時期,開始習慣獨立、理性地思考問題,“四人幫”粉碎之后中國該怎么辦是這代“接班人”討論最多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知識分子思想得到解禁,他們不再盲目輕信,而是要重新回到認識論上去,探尋追求真理的方法論,彼時秦曉接觸眾多當時的知識精英,包括孔丹等當年的同學、“農村發(fā)展研究組”的一群年輕人、金觀濤夫婦等。
　　交流的過程激發(fā)了秦曉對知識擴充的需求,1980年,秦曉已年過三十,但他仍然渴望繼續(xù)學習,考入中國礦業(yè)大學學經濟,攻讀企業(yè)管理系研究生。
　　其間,秦曉研讀了大量討論體制改革的書籍,“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后,我們也卷進去成為一個參與者,雖然層面不一樣,但也都關注著,參與思考�！鼻貢哉f。
　　秦曉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是中國現(xiàn)代性轉型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代,其主要標志是所謂“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的發(fā)端和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當時的政治界、知識界和民眾形成高度的共識使“啟蒙”和“改革”獲得了巨大活力。
　　
　　方法論的探索
　　“不好意思,我想出去抽根煙�！辈稍L到一半的時間,秦曉煙癮發(fā)作,起身沖往外陽臺。在招商局大廈頂樓平臺放眼望去,穿過維多利亞港直至遼闊的海際線,十年間,秦曉大量的思考的時間都是站在這里吞云吐霧間進行。
　　改革為秦曉這一代知識精英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和實踐的空間。1983年,研究生畢業(yè)后,秦曉進入中南海工作,成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的秘書,高層官職生涯使秦曉有機會直接接觸到改革的決策層面。
　　此后由于突出的外語水平,秦曉被調往石油部擔任國際司副司長一職,后再調去了中信公司,直至中信公司總經理。2001年,秦曉開始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肩負亞洲金融風暴重創(chuàng)后的企業(yè)改革重組重任。
　　在改革方向明確的市場中,官員的標簽逐步退去,“作為企業(yè)領導人,我是授權經營企業(yè)的,當然要經營好。一個企業(yè)家應該更關注在外部給定條件下他該怎么樣做,敏感的企業(yè)家會發(fā)現(xiàn),外部是在變化的,他會捕捉其中的機會。此時在我的視野中,不存在國民的概念、所有制的概念,也不存在誰進誰退的概念,我該賣掉就賣掉,該買進就買進來,該怎么優(yōu)化資源就怎么調整。”秦曉說。
　　在此其間,秦曉盡可能把自己從國有企業(yè)領導這一角色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市場經濟中的企業(yè)經營者角色,他對企業(yè)管理進行系統(tǒng)性的學習與研究,并在中信集團初步實施他早期的大型企業(yè)戰(zhàn)略。
　　不論企業(yè)家如何獨立,秦曉依然身在體制內,市場環(huán)境的變幻和企業(yè)改革發(fā)展的進程不能磨滅這位精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在中信期間,就開始看到市場改革進程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國有企業(yè)存在的問題,并且也形成了系列的思考,后來這些問題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都暴露出來了�！鼻貢哉f。
　　秦曉對國有企業(yè)改革與管理的思考整理成初步的理論體系,鋪開了其理論和學術研究之路。“當時的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就很喜歡我的文章,還推薦我去中央黨校講課�！鼻貢哉f。
　　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也曾驚嘆:“秦曉在公務繁忙之余,還努力把工作中的觀察、體會總結出來,形成自己的理論判斷。他思考的問題范圍廣、角度新、程度深,讓人折服�！�
　　50歲那年,秦曉開始攻讀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寫得很苦,收獲很大�！鼻貢哉f,嚴格的學術訓練幫他建立起一套縝密的分析問題的方法。
　　有著強烈主人翁意識的秦曉,在推動改革(不論是企業(yè)改革還是社會改革)中,都體現(xiàn)出其強勢的一面。他認為“風俗是自上而下的,時尚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改革者的理念是影響改革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秦曉認為,招商局集團十年的蛻變式發(fā)展經驗就是,在企業(yè)內部形成統(tǒng)一的改革意識,建立一套合理配套的企業(yè)管理體系。
　　而我國20世紀90年代是共識破裂的年代,前十年的“思想啟蒙”在推動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被淡化和遺忘了。政治體制改革被懸置,市場化改革在產權、政府職能、要素價格方面裹足不前,導致改革伴生了諸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又引發(fā)了知識界對改革的質疑和恐懼。
　　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過去三十年改革進程伴生的種種問題,秦曉認為解決這些滋生的社會問題、推進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是一個終極使命,而如何構建社會和如何推進改革是個方法論的問題。
　　因此,2008年年初,以秦曉為核心的博源基金會成立,以推動學術及政策研究為目標,著眼于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及國際關系領域內的中長期問題。這是秦曉為自己退出體制內后繼續(xù)履行“接班人”職責的平臺。
　　退休后的秦曉再次轉換到最初的知識分子角色,對這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進行思考,并以其學識和影響力參與未來的構建。他這樣描述“當代中國問題”:中國的社會轉型,便是從一個前現(xiàn)代性(傳統(tǒng))社會轉變到一個現(xiàn)代性社會。這一轉型自晚清始,已經歷了百多年歷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計劃”;而今重新提出這一目標,并有序地推進這一進程,關乎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這是“對政治家、社會精英和民眾的社會歷史責任感的呼喚”。
　　“我不用什么身份,就是一個普通中國公民,老百姓就可以講話的嘛。”秦曉說,在他看來,政治就是將多數(shù)人團結到自己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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