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風生子 風中女王每個人的結局

　　黃莉將4歲大的兒子送進幼兒園后，便在丈夫陳曉安的陪同下，走進了廣東省陽春市人民醫(yī)院。下午，黃莉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一個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個孩子時不同，這次黃莉輕松了許多。她早已為小兒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準備。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陳曉安，如愿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我們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長，留下了許多快樂的回憶”，黃莉說，自己有五個兄弟姐妹，陳曉安有一個姐姐，“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個人孤零零地長大”。
　　現在，這對30歲的年輕夫婦帶著孩子與朋友們聚會時，他們一家常常會成為受人關注的對象―對大多數只有一個孩子的朋友來說尤其如此。
　　相比陳曉安這些游離體質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學擔任教師的朋友劉小靈生育二胎，則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業(yè)單位供職的朋友們大多不被允許生育二胎。倘若違規(guī)，他們除了需要繳納高額社會撫養(yǎng)費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處罰。
　　
　　頂風生二胎
　　與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擊隊》中展示的超生家庭為逃避懲罰而流落異鄉(xiāng)的遭遇不同的是，現在的陳、黃夫婦沒有再經歷那樣的尷尬。
　　他們生活在陽春市的一棟中產階層聚居的電梯樓里，盡管不時會在大樓入口處的宣傳欄上看到街道辦事處張貼的計劃生育宣傳資料，但黃莉對其從不在意。懷孕期間，黃莉每天接送大兒子去幼兒園，到市場買菜，但從未有人對她懷上二胎有過指指點點。
　　陳曉安是陽春市一家頗具規(guī)模的房地產開發(fā)公司總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這家公司的總裁。兩年前，陳曉安放棄了在廣州經營的一家數碼產品公司，回到陽春老家跟岳父學做地產生意。
　　他將陽春這個縣級城市稱為“小地方”，豐富的人際關系讓他在這里生活得如魚得水。在他以生意人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為數不少。
　　現在已在陽春市從事運輸業(yè)務的劉小靈開玩笑地說，“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會要兩個孩子的”。劉小靈曾經是陽江一所中學的體育教師，但他像父輩一樣有著強烈的“多子多�！钡膫鹘y(tǒng)觀念。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個男孩之后，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兒也已經呱呱落地了。
　　而陳曉安的另一個朋友，在陽江經營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劍也正期待著第二個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個女兒已經快滿三歲了�，F在已經懷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劍平一起在店里打理生意。他們希望能生下一個兒子。
　　陳曉安和他的朋友們都知道生二胎舉動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作為“體制外”的生意人，他們并不擔心這會給自己造成多大麻煩。
　　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生育二胎對政府、企事業(yè)單位的員工這類群體，卻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生育兩個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眾多中國人的夢想。但上個世紀中期后形成的盲目增長人口的政策逐漸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產生了嚴重影響：1950年中國總人口為5.52億，而到1980年，這一數字已經被刷新為10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終將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并在兩個月后把“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這句話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后。從此，控制人口增長便成了中國政府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內都嚴加貫徹的重要任務。
　　1981年出生的陳曉安、黃莉夫婦可以說是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zhí)行前的幸運兒。4年后，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山村里出生的張軍就沒有他們那么幸運了。
　　張軍現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單位從事空間技術研發(fā)的高科技人員，但他曾差點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當他于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村子里出生時，已經有了一個三歲大的姐姐。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親當年有過一段在農村親戚家里東躲西藏的可憐經歷。母親現在很少提及那段經歷，“那是她最傷心的往事”，張軍說。
　　在懷上張軍后的大半年的時間里，每當有風吹草動，他的母親便會鉆進親戚家堆放紅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濕的地窖中驚恐得大氣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計生人員發(fā)現，她很有可能會被強行注射墮胎藥物。
　　臨分娩前，這位頑強的母親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兒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參與過農村計生工作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回憶中，從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后的這段時間里，計劃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務一樣被嚴格地執(zhí)行。類似“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這樣的刺眼標語曾被刷遍全國的大小鄉(xiāng)村。
　　盡管生育二胎對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農村居民而言是冒險之舉，但在類似“多子多福”、“養(yǎng)兒防老”這些傳統(tǒng)觀念影響和社會保障機制長期缺失的狀況下，多年來依然有大量中國家庭頂風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廣東潮汕一帶，多數居民一直有著強烈的非生個男孩不可的傳統(tǒng)觀念，他們甚至將男孩視為延續(xù)家族血脈的根基。而對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給孩子提供更為完整的成長環(huán)境的動機驅使下，有條件的家庭也不惜冒著風險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去年曾作過一次有關生育的網絡調查，在超過6000位的參與者中，有77.5%的人認為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是最理想的狀態(tài)。
　　長期研究人口和社會學的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鄭梓楨認為，過去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老化速度過快、勞動力數量下降，“小皇帝”等諸多社會問題，已經逐漸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生態(tài)失衡”。
　　在他看來，獨生子女的普遍存在會導致孩子們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這樣的家庭和社會關系，這樣的社會結構是違背社會生態(tài)的。
　　今年七月，廣東省向國家提出了“‘單獨’可生兩胎”試點（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胎）的申請。鄭梓楨是支持該申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認為現在推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社會條件已經“大致成熟”。
　　事實上，二胎家庭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也從未中斷過。
　　像城市里不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樣，陳曉安和黃莉夫婦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長教育環(huán)境，這對年輕夫婦堅信獨生子女的童年不夠完整。
　　盡管他們的大兒子現在才4歲大，但已經逐漸懂得去關心自己的弟弟了。黃莉說，大兒子現在會很樂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愛的玩具。
　　每一個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著他們認為值得堅持的理由。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環(huán)境，而農村家庭則保留著“多子多�！薄ⅰ梆B(yǎng)兒防老”這類的傳統(tǒng)觀念。
　　陳曉安的朋友劉小靈、李平劍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在當地也都有著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劍說，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歲的女兒只能長時間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鬧中長大，但在家里沒人跟她玩”。
　　除了給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長環(huán)境外，減少子女今后贍養(yǎng)老人的經濟壓力也是他們的一個共同意愿。“獨生子女長大成婚后，要同時照顧一個小孩和四位老人，這壓力實在太大了”，李平劍說。
　　但有少數家庭會在特殊情況下作出生二胎的決定。
　　在粵西經營著一間小照相館的林雄、李華夫婦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林雄是當地一所中學的美術教師，李華則經營著照相館的生意。這對過著平靜日子的夫婦原本沒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親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強烈刺激了這對夫婦，他們對三口之家的家庭結構喪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華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
　　而當年冒著被強制墮胎風險也要生下張軍的那位母親，其最重要的動力跟大多數農村居民一樣―延續(xù)香火、老有所養(yǎng)。
　　盡管家境、動機不同，但這些二胎家庭都為此付出了代價。
　　
　　再生一個的成本
　　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事業(yè)單位和國有企業(yè)均長期對員工嚴加管束。這些單位一旦因違規(guī)生育而不能通過上級計劃生育部門的考核，單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將被“一票否決”，失去所有表彰、獎勵的機會，而單位主管領導也將面臨無法評優(yōu)、提拔的風險。
　　即便是私營企業(yè)、個體工商戶，也有可能會因員工的違規(guī)生育而失去各類優(yōu)惠政策的照顧。而所有違規(guī)生育的人員，都需要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yǎng)費才能在戶口本上給孩子爭取到入戶登記。否則，他們的孩子將成為沒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這些嚴厲的懲罰措施使得大多數人都不敢輕舉妄動。而那些鐵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將為此付高昂的代價。
　　曾在學校做教師的劉小靈為了不影響到學校的計生考核，無奈放棄了教師的職業(yè)。他現在是個小型車隊的老板，靠幾輛卡車為建筑工地運輸物資掙錢。他那被曬得渾身黝黑的膚色直觀地顯示這并不是門輕松的生意。但陳曉安稱，這個小車隊的老板有數百萬的身家。
　　劉小靈至今未給已出生4個月的女兒辦理入戶登記。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再去辦理，“說不定今后政策變了，就不用交那么多社會撫養(yǎng)費了”。
　　如果要給違規(guī)超生的二胎孩子辦理入戶登記，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幾乎是每個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經濟發(fā)達的城市，這筆費用的額度就越高。
　　在廣州某中產階層聚居的花園式小區(qū)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委會負責人稱，目前廣州違規(guī)超生一個小孩所需繳納的社會撫養(yǎng)費可能會高達30余萬元。
　　根據廣東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規(guī)定，城鎮(zhèn)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夫妻雙方將分別按當地縣（市、區(qū)）上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基數，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yǎng)費。
　　2010年，廣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當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yǎng)費。
　　在2000年生下第二個孩子后，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的林雄、李華夫婦付出了四萬元社會撫養(yǎng)費。這筆社會撫養(yǎng)費幾乎耗去了他們此前的大半積蓄。更糟糕的是，林雄還因此被學校開除了公職。
　　這對夫妻現在正努力地經營著就是小照相館，這是他們家現在唯一的經濟來源。林雄說，照相館現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們在當地過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隨著兩個孩子年齡的增長，子女未來的教育開支讓夫妻倆感覺到壓力正在襲來。一旦大兒子數年后考上大學，動輒成千上萬的高昂學費將會對這個家庭經濟狀況產生明顯沖擊。林雄和妻子現在還沒有什么辦法去應對。他們的共同心態(tài)態(tài)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這對夫妻從不后悔當年生二胎的舉動。林雄說，只要孩子們不用孤獨地活在這世界上，比什么都重要。（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社會撫養(yǎng)費比較
　　二胎罰款的數目，基本按照當地統(tǒng)計部門公布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予以征收，目前的倍數的區(qū)間為2―6。超生人員上年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再按照1-2倍加收社會撫養(yǎng)費。
　　廣州 約為30萬
　　北京 約為24萬7千元
　　上海 約為16萬元
　　天津 約為8―19萬元
　　溫州 約為31萬元（曾開出的最高罰單為101萬元）
　　杭州 約19.5萬元
　　廈門 約為15萬
　　南京 約為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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