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堅持 史鐵生的堅持

　　驚聞史鐵生先生辭世噩耗，我又重讀了他的一些散文，也讀了史鐵生的朋友們以前寫他的一些文章。我不知如何表達對他離去的震驚和痛惜，就只好去閱讀。而這種集中閱讀是可以相互參照的，且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比如，《我與地壇》中有個句子曾廣為流傳：“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jié)日�！敝刈x史鐵生，讓我知道了這個句子的來歷。據(jù)他說，當年他陷入絕望幾欲自殺時，是聽了卓別林的勸。在一部電影中，一個女人想自殺，但被卓別林扮演的那個角色發(fā)現(xiàn)了，女人埋怨他，發(fā)瘋地喊：“你為什么不讓我死？為什么不讓我死！”卓別林慢悠悠不動聲色地說：“著什么急？早晚會死的。”
　　這個故事讓我產(chǎn)生一些聯(lián)想。自從史鐵生七十年代初患病之后，生死問題便成了他考慮的首要問題，直到他寫出《我與地壇》，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決。因為《我與地壇》不只是一篇美文，其中還融入了他豁達、從容的生死觀�！段遗c地壇》發(fā)表那年，正好是史鐵生的不惑之年。
　　說到《我與地壇》，我想談談姚育明《回顧史鐵生的》一文。姚育明是《上海文學》雜志社的編輯，與史鐵生相熟，1990年12月曾到北京組稿。她自然是希望能組到史鐵生的稿子的，但史鐵生當時并未做出任何許諾。姚育明回到上海不久，卻收到了史鐵生寄去的《我與地壇》，讓她大喜過望，終審看后也興奮地說要發(fā)到來年第一期。不巧那期稿子小說的分量不夠，終審便讓姚育明和史鐵生商量，看能否把這篇稿子作為小說發(fā)表。史鐵生不同意，且很堅決地說：“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fā)。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fā)也行。”史鐵生的態(tài)度讓編輯部感到為難，于是曾任《上海文學》執(zhí)行副主編的蔡翔很嚴肅地對姚育明說：“你好好和史鐵生商量，就說幫《上海文學》忙，史鐵生人蠻好的，也許他會改變主意�！币τ�明是否又與史鐵生商量過，此文未寫到，只是寫到了編輯部的一個變通做法：最終，《我與地壇》既沒放到小說欄目中也沒放到散文欄目里，而是以“史鐵生近作”為標題發(fā)表出來了。
　　這件事情讓我感慨的地方有三。一、據(jù)《我與地壇》文后所標日期，這篇長散文寫成于1989年5月11日，改定于1990年1月7日。而從定稿到交出稿子又花去將近一年時間。早就聽說史鐵生寫得很慢，且對自己的文字精益求精，《我與地壇》便是一例。二、沒想到編輯部對小說與散文的定位如此隨意，他們?yōu)榱艘粋�現(xiàn)在看來很荒唐的理由，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史鐵生商量。為了勸說成功，終審還給姚育明支招：“再說小說的地位比散文重，沒有虧待他啊�！比�、史鐵生的答復讓我看到了他柔中有剛的一面，他堅持散文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fā)表，是在捍衛(wèi)一種文體的尊嚴。
　　那么，散文的尊嚴又是什么呢？說白了其實很簡單：真實。這種真實是所寫之人和所敘之事的真實，更是一種心情的真實，思緒的真實。史鐵生說：“在白晝智謀已定的種種規(guī)則籠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著一些無家可歸的思緒，那大半就是散文了。”（《病隙碎筆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甚至可以說《我與地壇》是思緒之文。而那些經(jīng)年累積的思緒，是不允許虛構的。
　　但小說卻可以是虛構的真實。在真實的本義上，小說真實顯然是無法與散文真實相提并論的。但非常奇怪的是，20世紀以來，小說似乎已形成了一種文體霸權，以至于小說的地位高過了散文。比如，在許多人心目中，所謂作家往往是指小說家，沒有寫過小說的散文家通常不夠作家的份量。什么時候我們開始有了這種偏見呢？不得而知。但當年的《上海文學》編輯部起碼是持有這種偏見的。否則他們就不會那樣去勸說史鐵生了。
　　我是很欣賞史鐵生先生的這份堅持的。我甚至猜想，當史鐵生如此堅持作品的文體屬性時，很可能他會覺得，《我與地壇》冠以小說之名是對它的傷害甚至侮辱�！段遗c地壇》發(fā)表已經(jīng)二十年了，它被無數(shù)讀者喜歡的諸多原因中，很可能有讀者也是在散文層面與它形成心靈共鳴的。如果它是小說，讀者當然也會喜歡，但也許這種喜歡就成了另一種喜歡，而且，它那種撼動人心的力量可能也會因此減弱。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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