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性的眼神在變遷|眼神人性

　　已有文章評說，這次奧斯卡獲獎外語片《竊聽風暴》是一次“倫理想象力”的勝利。從文化作品的“正面”理解，想象力是針對世俗生活的實際匱乏所作的理想式樣的虛幻補充，也就是《紅樓夢》所謂的“假作真時”。影片中的特工竊聽者維斯勒，因為聽到耳機中傳來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而淚水盈眶，因為看到布萊希特“初秋九月”的詩句而心弦震顫，因為對于男性長者自戕的哀鳴，因為對于女性麗人遭辱的憤懣，最終他背棄命令，隱瞞和虛構(gòu)每天的竊聽報告，使得一份發(fā)生在眼皮低下的揭露文字，得以跨越高高的柏林墻。竊聽者拯救了藝術(shù)家；在觀眾眼里，竊聽者也拯救了自己。影片結(jié)尾，當年的竊聽者如今是統(tǒng)一后德國的一位動作機械的送報人。影片沒有使用一寸長度的膠卷，來記錄他可能必定會受到過的審查和懲罰，這可被視作編劇、導演和觀眾都非常愿意而且喜歡給予的，對于人性的一次獎勵。
　　
　　影片是好看的。只是，將這部電影故事的脈絡(luò)發(fā)展和結(jié)尾定格，最終定位在“一個不是根據(jù)生活本身而是根據(jù)生活邏輯、倫理邏輯編造出來，而它相當具有說服力”的位置，這實在是評論者出于“倫理想象力”過于大膽的“藝術(shù)”判斷。劇中人物、情節(jié)、場景等等安排和結(jié)構(gòu)，是作品創(chuàng)作者們的天然自由，只是，影片交代的年代背景是確鑿的，這個背景當然包括了“四年后”柏林墻倒塌的史實。既然是電影藝術(shù)家的手“觸碰”到如此宏大當代事件的真實墻壁，作為觀眾的我們便無法斷說，那堵存在過的真實墻壁是由于倫理邏輯的“編造”而倒塌、而被拆除的。
　　作為境外的電影獎項，對于全球范疇“外語片”的抉擇，奧斯卡有自家標準；這多元世界多元規(guī)則的選擇題的解讀，不是這篇短文能夠承擔的。只是，對于“編造”的結(jié)論，人們大抵都會不屑。
　　《竊聽風暴》的男主角，竊聽者維斯勒的臉部幾無任何表情。這是他工作特質(zhì)的標志，也是他保護自己的必需。影片中，在柏林墻倒塌后的時間段里，維斯勒出現(xiàn)在屏幕上的，都是背影。即使他沿街送報行走，給觀眾的也僅是側(cè)影。只有在最后，手捧劇作家的著作，導演給了他一個特寫，這是維斯勒在影片中唯一的微笑。結(jié)尾的對話是意味深長的：
　　服務(wù)員：書要包起來嗎?
　　維斯勒：不用了，這是寫給我的。
　　包裹或者包裝，都被卸去。對于人性，無論怎樣地深說“淺說”，其底里永遠是一塊不會干涸的沼澤地。而維斯勒綠色眼球閃動著的，就是這樣一種溫暖的復(fù)雜光芒。
　　《竊聽風暴》讓所有男人都活到了最后，好人劇作家活著，壞人文化部長活著，從壞變好的人維斯勒更活著，而僅有的女人死了。極具風范的女演員主角，在影片中富有象征意義地洗了三次澡。首先為慶賀演出成功，等候自己伴侶、劇作家歸來的“愛”；其次是遭受文化部長車內(nèi)強暴后的“自我肉體掃除”；最終是被不可抗拒力強迫簽字，繼出賣肉體后，更出賣了靈魂，準備了斷此生的最后凈身。風暴掠過是廢墟，死去的女性是永遠不能重建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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