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濫用私權與濫用公權都應受到制止

　　江平的家位于北京南五環(huán),從市中心打的過去,要近百元。10年前,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此偏僻一角置業(yè),就是想盡可能不受打擾,“地遠心自偏”,不料效果不彰,登門拜訪者仍絡繹不絕,這位“法律界的良心”、“我們時代的法學導師”,無論身處何地,總會有人惦記。
　　今年正趕上他八十壽辰,造訪者較往年更多,其中的主體,是他或長或少、分布在各行各業(yè)的學生。在中國政法大學一屆又一屆學生心目中,江平是“永遠的校長”,雖然時至今日,他不做校長已有20年。江平不僅僅屬于政法大學,也不僅僅屬于法學界,許多場合,只要江平到場,眾人都會起立鼓掌�！敖�老師擁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響力�！痹�《中國律師》雜志主編劉桂明說。
　　“20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現(xiàn)在我們更應該講民主主義�！�
　　“共和國的60年,前30年就是從法律實用主義到法律虛無主義,后30年是從法律經驗主義到法律理念主義。就是說,我們國家經歷了四個法律時期:法律實用主義、法律虛無主義、法律經驗主義,現(xiàn)在走向法律理念主義�！�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憲法不等于有憲政,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問題�！�
　　“過去的30年,講的發(fā)展是硬道理。未來的30年,人權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的演說感染過無數(shù)人,其中不乏廣泛傳播的警句。
　　今年初,在法律界為他祝壽時,他說:“嚴格說來,改革30年我實際上做了一個我分內的事情,就是為私權而呼吁。因為我選擇了民法、選擇了私權,就是因為在中國私權的保護太薄弱了,或者說中國的私權在強大的公權面前,始終是處于弱勢。這個私權可能是包括私人企業(yè)的權利,可能包括私人財產的權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廣義的私權。”
　　私權在公權前的卑微,江平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56年,26歲的江平從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yè)回國,正趕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與北京政法學院的一些青年教師寫了關于整風的五點建議,結果被打成右派。命運弄人,因為學業(yè)優(yōu)秀,他實際上是提前了一年回國,可謂“搶來一頂右派帽子”。
　　噩夢接踵而至。新婚妻子不堪政治壓力與他離婚�！霸瓉淼钠拮觿倓側朦h,還是預備黨員,組織上有這個壓力,要轉正,就要看你組織上是否劃清界限,這是很殘忍的選擇。我從人民變成了敵人,今天可能無法想象,但如果處在一個非常重視意識形態(tài)、非常重視政治純潔性的時代,那是一種泰山壓頂?shù)膲毫��！苯�平說,“所以現(xiàn)在我對那些處在那種情況下家庭還沒有破裂,對堅持的那一方,是很欽佩的,因為她終究感情戰(zhàn)勝了政治因素。”
　　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勞動,一條腿又被火車壓斷。在病床上考慮問題,“無非是婚姻可能麻煩一點�！�28歲,又是右派,又是瘸腿,這怎么辦?江平往好處看,“撿回了一條命�！�
　　“靠什么支撐?比我更厲害的也有,有些人經不住了,確實有很多人沒有看到改革開放的那一天,沒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人總還要有一個奮斗的精神,自強不息吧�！�
　　文革當中,江平重組了家庭,夫妻兩地分居,寒夜里,身高體壯的大老爺們一針一針地給孩子織毛衣。在那個公檢法砸爛、法學教育停滯的歲月,江平在市郊一所中學教書謀生,從蘇聯(lián)帶回來的幾箱書,被當廢紙賣掉。那天,他寫了一首五絕:“西天朝圣祖,讀經寒窗苦。誰知歸來后,卷卷皆糞土。”
　　他從那些書中挑了一本《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來。1978年,在江平被打成右派22年后,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學院的講壇上,率先在國內開設了介紹西方國家民法的兩門課程――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他借鑒的參考書,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盡管此時他已步入生命的秋季。他不僅在大學校園里廣受歡迎,還參與了我國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4年出臺的《民法通則》和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988年,江平當選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進入90年代,他參與制定的《公司法》出臺,此后,又陸續(xù)參與《信托法》、《合同法》、《物權法》的立法工作。
　　 1988年,江平成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此前,他擔任過幾年副校長職務。在他的主持下,法大蕩漾著自由的學風與民主的空氣,而江校長的人格魅力與對師生的愛護,讓他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愛戴。
　　法大86級學生、博客中國和互聯(lián)網實驗室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王俊秀回憶,當年陳小平等青年教師因住房條件較差,就組織了與江平為代表的校方的對話,要求改變青年教師的住房待遇。兩位老少英雄在談判桌上相見,引來無數(shù)人旁聽。“江平先生說學校要先照顧老人和婦女時,陳小平說,這可違反憲法精神啊。憲法中的第一原則是人人平等。眾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1989年的某日清晨,江平拖著一條病腿,帶領一干教師堵在校門口,苦口婆心地勸阻激動的學生不要上街,“他是怕學生受到傷害,就像母雞護著小雞。”最終,他被司法部免職。
　　離開校長崗位后,江平成為法大終身教授。在90年代初法制改革相對沉寂的局面下,江平領導推出了西方大型法律文庫,推薦翻譯西方法律經典,為90年代自由主義的登場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在一系列社會熱點問題中,江平挺身而出,為社會公平、為中國深層次的改革大聲疾呼。
　　“我所做的只有吶喊�！彪ｑ笾�年的江平說。2008年的一場中風讓他語速放緩,思維也受到影響,但激越之心一如當年。
　　
　　崇德中學和燕京大學奠定我一生思想的基調
　　
　　人物周刊:對您1949年后的經歷,大家已經了解得比較多了,請您介紹一下您的高中時代和在燕京大學一年的情況。
　　江平:對我人生影響比較大的一段是1945年到1949年,就是抗戰(zhàn)勝利以后到解放戰(zhàn)爭勝利,因為這5年期間從國共合作到國共內戰(zhàn)。我的高中時間是1945年到48年,燕京大學是一年,1948到1949,這幾年我的生活發(fā)生了很重要的變化。
　　我讀的中學是崇德中學,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北京的教會學校相對比公立學校更民主一些,思想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這3年中我們能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能參加一些學生運動,能從實踐中看到國民黨的黑暗,那時學生的主要目的是爭民主爭自由,反饑餓反內戰(zhàn),我想這是當時多數(shù)青年共同的意志。
　　燕大也是教會辦的學校。我本身不信教,但在兩所學校里,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還是很深的,奠定了我一生思想的基調。
　　人物周刊:那您后來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年同盟,是您自愿的選擇還是有人動員您?
　　江平:這是自愿選擇。
　　人物周刊:還是覺得共產黨更有希望一些。
　　江平:是。這是當時多數(shù)青年的看法。當時的國內環(huán)境已經容不下中間派了,要么選擇國民黨,要么選擇共產黨,像民主同盟已經失去吸引力了。這是一個在政治上極端發(fā)展的結果。在我們青年看來,國民黨很腐敗,共產黨還是朝氣蓬勃的。所以當時并沒有從意識形態(tài)來看,不像后來發(fā)展為“反右”、“文革”,這是我們參加革命的一個基本的動機,還是希望政權能夠有民主有自由,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國家能民主富強自由。
　　
　　蘇聯(lián)為什么失敗
　　
　　人物周刊:您是從哪個階段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并不先天就會健康發(fā)展,也可能產生很大問題的呢?
　　江平:是在留學蘇聯(lián)階段。派到蘇聯(lián)學習還是很高興的。但是從1955年到56年,蘇聯(lián)揭發(fā)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出來,當時是公開聽的秘密報告,思想上第一次產生了懷疑。我們所追求的目標難道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嗎?難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對派里一半的人都殺掉嗎?一半的人失蹤或者殺掉。這時思想發(fā)生動搖。后來蘇聯(lián)有討論,斯大林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這個講話讓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時我也說了這些話,這些也是我成為右派的罪狀之一。當時我還年輕,朦朧地感覺到這些問題。
　　人物周刊:蘇聯(lián)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為什么沒有走向對整體制度的反思,比如建立起像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制衡機制?
　　江平:蘇聯(lián)社會內部斗爭也很厲害。嚴格來說赫魯曉夫思想是比較開明的,他糾正斯大林的錯誤是比較厲害的,但由于赫魯曉夫政府在其他方面還有問題,就下臺了。勃列日涅夫上臺了,他對斯大林的看法不同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沒有完全恢復名譽,但也沒像原來報告中那么嚴厲,所以蘇聯(lián)對斯大林的態(tài)度和評價,功過如何區(qū)分,各時期都有很大的爭論。
　　人物周刊:有報道說您在蘇期間與戈爾巴喬夫共事過。
　　江平:在莫斯科大學,他也是學法律的,他1955年畢業(yè),我1956年畢業(yè),認識。
　　人物周刊:戈氏當選蘇共總書記后,倡導新思維和改革舉措,有人認為他搞垮了蘇聯(lián),您對他如何評價?
　　江平:我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論是斯大林也好,還是戈爾巴喬夫也好,如果脫離他的制度背景來看的話,會很片面的。斯大林是制度的產物,戈氏也是制度的產物。我的意思是說雖然蘇聯(lián)是在戈氏當總統(tǒng)時瓦解的,但這也不是他個人的原因,根本上是制度的原因。
　　我在70歲的文集自序里引用了蘇共總書記久加諾夫的一句話:蘇聯(lián)是由于三壟斷完蛋的,一是只有共產黨能代表真理,二是只有共產黨能掌握政權,三是只有共產黨能掌握經濟利益。
　　人物周刊:也就是說蘇聯(lián)的失敗是必然的?
　　江平:或者說是蘇聯(lián)沒有競爭過資本主義,在競爭中失敗了。因為從內部情況看,它真正瓦解的原因,一是生產力的發(fā)展,一是人權的保障。列寧曾有一句話,社會主義要戰(zhàn)勝資本主義,最終要看他的勞動生產率能否超過資本主義。拿蘇聯(lián)情況看,二戰(zhàn)后40年,它的經濟始終發(fā)展緩慢,而且當時拿東西德相比,朝鮮和韓國相比,大陸與臺灣(地區(qū))相比,生活水平都相差一大截,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思考。第二個就是人權,凡是在蘇聯(lián)生活的人都深感缺乏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都有限制。這兩條造成老百姓不擁護你。
　　人物周刊:那么,您對自己十八九歲時的革命激情,有沒有過一些反思?思想界前些年有告別革命一說。
　　江平:任何議論不能超越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我們參加革命是大勢所趨,是歷史洪流。但后來共和國走了一些彎路,是我們萬萬沒想到也不能同意的。政治運動也好,經濟上餓死幾千萬人也好,哪一條,過去皇帝都要下罪已詔啊。兩三千萬人死掉,政治運動整死這么多精英,這是說不過去的。
　　
　　公權與私權的沖突
　　
　　人物周刊:您如何評價中國法治與法制建設近年來的整體狀況?
　　江平:從立法角度看,我們的立法進展比較大。在人大代表的選舉方面、農村基層民主方面,都有很大進步。這些年來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司法體制改革方面,是不理想的,比如我們在保障律師的權益方面,在保障法官的審判方面,在法院的體制改革方面,還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雖然在滿足老百姓的需求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嘗試,但是離司法公正、獨立仍然相距甚遠。
　　人物周刊:對因拆遷不斷侵犯公民權益,造成許多極端事件,您有何看法?
　　江平:《物權法》頒布后,有一個很可喜的現(xiàn)象,就是中國老百姓保護自己私權的意識大大提高。過去我們宣傳更多的是義務本位――哪些事情是百姓應該做的,自從市場經濟改革以來,權利意識大大增強。諸多強制拆遷所反映的問題,就是征收公民的私人財產補償?shù)闹贫?這是《物權法》明確規(guī)定的。這里更深層的是公權與私權的沖突,現(xiàn)在這方面的報道越來越多,公權侵犯私權現(xiàn)象不斷發(fā)生。從立法機構來說,比如國務院法制辦,已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尖銳性,所以自從《物權法》通過以后,就打算修改原來城市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補償辦法,但已經3年了還沒有修改。一個是說明工作拖拉,再一個說明矛盾比較大,爭議也大。私人財產必須得到保護,原來的辦法太任意了。
　　不久前北大幾個教授提出,原有拆遷辦法是違背《物權法》規(guī)定的。現(xiàn)在看來改得差不多了。改的基本的觀點:一是對什么是公共利益作了規(guī)定;第二,明確了涉及公共利益應是政府作為拆遷一方,而不是開發(fā)商作為拆遷一方,這是政府行為;第三,既然是政府行為,老百姓就可以按行政訴訟來保護私權;第四,更重要的是,拆遷補償必須按照社會評估機構的評估來補償,這樣的話老百姓的補償標準就會大大提高。
　　成都唐福珍的事有些特別。政府說是違章建筑,違章建筑當然應該拆了,但這里又有一個問題,違章建筑過去你一直縱容它、許可它、你本該禁止,勸阻,現(xiàn)在越蓋越大,那么,政府過去有沒有不作為的情況,或者有沒有誘使人家違法?
　　另外現(xiàn)在野蠻拆遷的現(xiàn)象特別嚴重。原因當然是開發(fā)商希望早日開工。野蠻拆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xiàn)有的拆遷辦法不合理�，F(xiàn)在拆遷主體是開發(fā)商與被拆遷戶,開發(fā)商拿到拆遷許可證,進行拆遷。合理的拆遷關系應該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征收房子,政府作為征收的主體,另一方是被拆遷戶。而不應該是由開發(fā)商直接來拆遷。
　　人物周刊:說到這點,在當年對待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問題上,您好像是支持拆遷的,您的看法引起了一些爭議。
　　江平:這里需要說明一下,我當時接受的是《東方早報》的電話采訪,記者問我的不是拆遷本身合不合法,政府的行為對不對,而是問我對法院作出的判決怎么看。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對法院的判決你不服可以上訴,可以告,但不能以不服從的理由加以拒絕,如果人人對法院的判決都采取我同意的就執(zhí)行,不同意的就抗拒,那不行。這話本身不涉及政府的行為有無過錯,政府后來已承認斷水斷電是錯誤的,現(xiàn)在拆遷辦法修改案已明確不能采取斷水斷電的方式強迫拆遷。
　　涉及到具體案件必須具體分析,在重慶釘子戶案件里,既有吳蘋夫婦濫用私權利,也有政府濫用公權力,所以后來雙方都作了妥協(xié)。說明雙方都有問題。私權應該受到保護,但不應該濫用私權,濫用私權與濫用公權都應是受到制止的。
　　人物周刊:另一起案件,發(fā)生在上海的楊佳襲警案,您的觀點是認可法院的判決,但當時也有人認為楊佳襲警是有深刻背景的,他受到了警方的羞辱。您是從什么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
　　江平:楊佳的問題也是兩方面的問題。我雖然沒有參與楊案的審理,但也有一些疑慮,就是楊佳為什么對公安局有這么大的仇恨,按常理如果沒有受到公安局不公平的對待的話,他恐怕也不會這么去做。
　　但另外一個問題,楊佳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fā)泄私憤,對公安機關發(fā)泄私憤,殺了6個無辜的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么罪?所以我認為法院判決楊佳死刑是公正的,但這個案子程序可能有欠缺,但不能因為說程序有欠缺就是殺他錯了。
　　(錄音整理未經江平先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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