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官的十年堅守

　　 　　談及“范跑跑”時，王旭明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無恥”，至今，他依然語氣很重，“我對支持和理解‘范跑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一個民族應有它的道德底線，如果有人低于這條道德底線，整個民族還默然坐視，悲乎！
　　
　　急匆匆邁進國家教育部大樓，王旭明前來“認領”記者，“抱歉，來晚了！”聲音洪亮。這幢位于北京西單鬧市區(qū)的建筑高大蔭涼，門衛(wèi)森嚴，一樓大廳，教育部直屬機關職工作品滿滿鋪陳，書畫飄香。
　　一起進了電梯�！懊娉什松�吧？”王旭明特意端詳了幾眼電梯內(nèi)壁鏡中的自己，那個他，身材高大，一款藏藍短袖T恤，神色略顯疲憊，黑發(fā)在定型水的幫助下茁壯向上，讓他看上去依然精神。
　　如白駒過隙般的，是王旭明擔任教育部新聞官的１０年，5年新聞處處長、5年新聞發(fā)言人，１０年間，中國教育政策的任何調(diào)整，均一石千浪，牽動萬戶。如今，他要離開。2008年7月18日，一紙調(diào)令對外公布：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出任教育部下屬語文出版社社長。
　　他不大的辦公室，宛如一個兵荒馬亂的戰(zhàn)場：兩束百合日漸凋零，記者送的，于他是珍貴的告別紀念；幾副鏡框隨意散落于墻角，各個時期的王旭明在照片中定格淺笑，意氣風發(fā)；兩只書柜空空如也，大小紙箱自由橫列，塞滿他歷年收集的各類報紙雜志……他在一旁解釋，剪報習慣留存至今，能帶走的只是這40多個紙箱和地上那塊“助學政策助我成才”宣傳板。
　　“有問題盡管問！”王旭明連連示意，給記者滿上信遠齋的桂花酸梅湯，“這是專門用來款待貴客的”。在離任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的最后節(jié)點，他忙碌異常，談話間，手機與座機齊響，多是慰問、約采訪或飯局。他掛完電話，“咱們接著談”，分身乏術之際，他依然維持昔日風度，彬彬有禮。
　　就在今年2月20日，《新民周刊》記者對王旭明做過一次專訪，隆冬之時的北京殘雪清寒，王旭明侃侃而談對中國新聞發(fā)布制度的種種設想，也積極回應外界對他個人的諸多指責，表情煦暖昂揚，那時的他未曾料想5個月之后，他將作別一站5年的教育部新聞發(fā)言臺。
　　一度被稱為中國最有爭議的新聞發(fā)言人的他，每次表態(tài)均引發(fā)激烈反響與非議。有評論干脆稱，“王旭明能夠在這個位置上干5年，已是奇跡”；也有同情聲，說他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鍋”。究其原委，恐怕要追尋到王旭明對教育政策的自我發(fā)揮部分與其鮮明的個性表達部分。
　　未曾料想到的還有，對此次王旭明的離任，媒體與公眾的態(tài)度發(fā)生的顛覆扭轉，數(shù)日來，亦有聲浪翻滾，稱他為“直率新聞官”，“帶來了魅力十足的政府部門與公眾的交流”。
　　基于此，最初疑竇叢生的王旭明在偶爾空檔，也艱難反思，試圖求解。他多次對記者表示，他“始終沉浸在感動的氛圍中”，神情已然愉悅安定。
　　
　　作別
　　
　　他透露，早在7月初，他就被相關領導找去談話，征詢對于工作調(diào)動的意見。他回答，服從組織安排。思忖兩日，他下了這一決定。
　　那天中午，王旭明作客新浪網(wǎng)，訪談持續(xù)一個多小時。下午，他繼續(xù)履行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職責，參加由國務院新聞辦主持的一個奧運籌備工作會議。會后，他趕往京城東邊，參加《中國青年報》為他籌劃的一次送別活動，數(shù)年來他收集的最多剪報緣自該報。
　　當天，他還接到白巖松的電話，說要送他一份“告別禮物”，當晚10點，“實在精疲力竭”的王旭明如約作客白巖松主持的《新聞一加一》，白巖松在握手分別時總結，王旭明是在“用心做事”。這個評價，王旭明很認可，“用心做事、用心做人是我追求的理想，我也一直這樣做，我干得很累，但心理狀態(tài)很輕松”。
　　也在這天，他收到200多條短信，分別來自媒體、同行、朋友與各部門官員，“剛開始還想回，后來發(fā)現(xiàn)根本來不及”。官員們給王旭明發(fā)的短信，最普遍的格式是，“旭明兄，祝賀你高升，再接再厲”。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為副廳局級，語文出版社社長是正廳局級，按級別，王旭明算升了一級，“官員的思維方式跟媒體不一樣，就是表達對一個人的好，他們也是含蓄的、準確的、行政性的，能這樣說，就是鼓舞”，王旭明解讀。
　　“這只是我這幾天工作的一個縮影。原以為宣布免職后，我能輕松點，沒想到更加緊張”，王旭明承認，宣布離任之后的這個禮拜，是他自擔任新聞官以來，個人出面接受采訪最為密集之時。
　　為何要如此頻繁亮相？“一為還債，在任職業(yè)新聞發(fā)言人期間，我一直奉行能不說就不說、能動員其他官員說就動員他們說，不得已為之才自己出面，當中欠下許多媒體的債，覺得對不��；其次，我為新聞發(fā)布制度叫好，我還想再為新聞發(fā)布制度奔走、呼號一次，并不是希望媒體關注我，我是希望大家借我來關注新聞發(fā)布制度；第三，從今開始，我就由教育政策的職業(yè)宣傳員變成業(yè)余宣傳員”，他向記者解釋。
　　
　　十年
　　
　　2003年9月22日，北京順義天竺鎮(zhèn)，來自66個部委的100多名新聞發(fā)言人參加了為期5天的首期中國新聞發(fā)言人培訓班，其中包括王旭明、衛(wèi)生部新聞發(fā)言人毛群安、公安部新聞發(fā)言人武和平與鐵道部新聞發(fā)言人王勇平，他們被稱為“黃埔軍校一期學員”。
　　王旭明自詡“本質(zhì)內(nèi)向、羞澀”，這一評斷與他在公眾面前的表現(xiàn)判若兩人。2006年1月，教育部與衛(wèi)生部、公安部，一并躋身成為首批定時定點舉行新聞發(fā)布會的試點部委。此后每月25日下午3時，王旭明都會準時與記者相約在教育部發(fā)布大廳，在2006年1月25日的首場教育部定時定點新聞發(fā)布會上，王旭明坦言自己“緊張，卻埋在心底，給人的感覺是鎮(zhèn)定自若”，迄今，他已主持了26場教育部定時定點新聞發(fā)布會，“就像給自己戴上了金箍，壓力某種程度上也變成動力”。此次卸任，也讓他成為施行定時定點發(fā)布會3位部委新聞發(fā)言人中，最先一個作別新聞發(fā)言臺的發(fā)言人。
　　王旭明是不念稿的新聞發(fā)言人，比喻是他最喜歡使用的修辭方式，常脫口而出，枯燥生硬的教育政策變得生動起來。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被王旭明視作“偶像”，“趙啟正能把一個政策說得那么好！他曾形容，臺灣（地區(qū)）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好比人的胳膊與身體的關系，這給我太深的印象，嚴肅政策用比喻，傳播效果會更好”。同樣讓他稱道的還有李肇星、沈國放、武和平、毛群安、徐寧甚至還包括曾任薩達姆新聞官的薩哈夫；諸如吳儀、李金華與仇和，都是他欽佩的官員，“我們需要一大批能突破自我的官員”。
　　有網(wǎng)友也將他的觀點濃縮成“王旭明語錄”，傳于互聯(lián)網(wǎng)，“教育買衣論”、“媒體無知論”、“中國教育成功論”，均為例證，常被提及的“名校生養(yǎng)豬論”，緣自王旭明講，“大學生養(yǎng)豬，媒體不必嘩然！”也因王旭明強烈的個人色彩，有人批駁他“不應以官方身份表達個人觀點”。
　　作為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始終堅持“立場是國家的，語言是自己的”，他宣稱“以一己之聲，傳達政府之聲，二者并不矛盾”。他稱自己為“性情中人”，面對外界非議，“心理素質(zhì)好”是他的最大優(yōu)點，“能抗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出了再大的事兒，睡一覺，第二天就好了”；而他自認的最大缺點是，“情緒化十分明顯”。
　　在接受白巖松訪問，談及“范跑跑”時，王旭明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無恥”，措辭激烈，流傳甚廣。那時他尚未知曉將要離任。至今談及此，他依然語氣很重，“我對支持和理解‘范跑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一個民族應有它的道德底線，如果有人低于這條道德底線，整個民族還默然坐視，悲乎！有人說我罵人，那樣的表態(tài)已考慮到我的新聞發(fā)言人身份，如果僅表達我個人看法，我的話更難聽！”
　　
　　羅亭
　　
　　王旭明習慣用“十年新聞官”概括自己走過的人生路，“新聞官是國際通用詞語”，他強調(diào)，自己“喜歡新生事物，但喜新不厭舊”。
　　十年來，他始終如箭在弦上：通常凌晨２點前休息、清晨7點起身，倦怠之際，中午在辦公室沙發(fā)上躺會兒，“從教育部辦公樓出去，我隨便倒在一個地方，就成一攤泥一樣；體力與腦力都處于透支狀態(tài)，十年來，幾乎沒好好翻過一本書”。而今，他對出版社工作仍不熟，“要從學前班學起”，但他慶幸自己“終于可以喘口氣了”，沒車的他也思忖著，是否該去考個駕照了？
　　公眾場合中的王旭明，注重儀表，風度翩翩，“我喜歡擺pose”，記者給他拍照時，他這樣調(diào)侃，果真擺了個造型。他坦言自己僅有的美學基礎來自大眾傳播媒介――報紙和電視，“比一比，看一看，注意適合自己的，襯衣、西服都是自己置辦”，又說，“美是多元的、千姿百態(tài)的，沒有最美，適合自己的才美”。
　　平日的他，言辭豁達。在主持一臺關于國家助學政策的晚會時，王旭明朗誦詩歌，一位記者干脆說他“又假又矯情”，他反駁自己是“自我欣賞”。
　　他習慣獨自消化某些焦慮或憤懣的情緒：游泳、唱KTV、一個人遛馬路、坐咖啡館、跳舞……他喜歡跳的舞，是老式的交誼舞，大學時代掃“舞盲”，也將他一并掃了。要不然，就是跟兩三位知心友人相聚言歡，他不抽煙，也幾乎沒有酒量，“不到萬不得已，不喝”。
　　他對喜歡的書籍如數(shù)家珍：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張承志的《黑駿馬》，“張承志的小說永遠昂揚著理想主義精神，很激勵我”……但他最為著迷的還是話劇，曹禺的《雷雨》，各種版本，他起碼看過幾十遍；而電視劇，他常看十分鐘，就“不忍卒看”了。
　　數(shù)年來，屠格涅夫的《羅亭》始終占據(jù)著他辦公桌的一角。激情與理想的光環(huán)讓羅亭與眾不同，這個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是王旭明的“精神依托”，他認為，“羅亭這樣的人很多，哈姆雷特、唐吉訶德、項羽、李叔同……都是一類。我情愿做一個有追求的唐吉訶德”。情緒低落時，他常拿起《羅亭》，翻一翻，覺得似乎“又有力量了”。
　　他也意識到與羅亭的區(qū)隔：羅亭的一個特質(zhì)是夸夸其談，他努力讓自己言行并舉，“我與羅亭們的不同在于，我還兼有許多實際色彩，要不然，我怎么能走到今天？”此外，來自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羅亭衣食無憂，而他仍需每日為生活奔忙，他曾跟記者作比，“我現(xiàn)在已有了房子，如果有單位肯每月提供我5000元錢，我就辭掉一切工作，盡情享受”，末了自己先笑了，轉而道，“但不會嘛！當然這說得有點玩笑話，有點悲哀”。
　　他最欣賞自己的仍是，“至今還存有年輕人的熱血與激情、理想與抱負，所不同的是，現(xiàn)在又多了一份成熟與厚重”。
　　當王旭明黯然離任時，不少媒體將“個體堅守”褒獎于他。他在任時并未得到如許呼聲。
　　一位中央級部委的新聞發(fā)言人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公眾與媒體對王旭明離職事件的反應中，同樣身為新聞發(fā)言人的他們更關切：公眾與媒體對新聞發(fā)言人究竟秉持怎樣的評價標準？新聞發(fā)言人如何開展工作，方能得到公眾與媒體的肯定？
　　“這些問題的解答，對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王旭明遇到的問題，是我們都可能遇到的”，這位發(fā)言人感嘆，“當公眾與媒體對于王旭明的評價發(fā)生180度的扭轉時，連我們，也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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