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一個人的命運及其背后的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

　　這個題目是從我的朋友張嘉諺的文章里借用來的：他在為貴州流亡詩人黃翔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靈肉史--天空下的一個人和一個人的天空》（又名《逃》，《自由之血》）寫的序言里，這樣寫道：作品“表現(xiàn)的是作家的‘人身全體經(jīng)驗’，是一個‘人’生命本文的再現(xiàn)。它也表現(xiàn)了個體血肉交融于群體之中，其背景呈現(xiàn)為一種社會體制的‘整體運動’”1。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詩人黃翔在貴州高原上流亡和監(jiān)禁時，本書的作者就在其臨省四川承受著同樣的生命的苦難。這同一“天空”下的共命運，是一個重要的提示：我們所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體制運動。那個時代對于我這樣的年齡的人，是與我們自身的生命血肉相連的，因此，很容易就讀出本書的敘述背后的種種或顯或隱的意味；
但今天的年輕人，如果不是太敏感，就自然將其視為絕對的“過去式”的存在，不但陌生，而且荒誕，不可理解。這就需要作某種解讀，甚至作詞語的社會學解釋--作者自己也一再談到，他有一種“咬文嚼字”的“惡習”，喜歡作詞語背后的探尋與揭示。

　　現(xiàn)在，我們就來作這樣的嘗試：解讀作者的命運，并對可能涉及的某些時代詞語作某種考釋。

　　原罪、另冊

　　作者的人生故事的開端，和所有初參加革命的共和國初期的年輕人一樣，是單純而充滿夢幻的--這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本來，“在稍有教養(yǎng)的群體里，長虱子將被認為是一種羞恥”，但在革命隊伍里，虱子卻成了“光榮蟲”，在當時人們（包括作者本人）的認識里，虱子的地位的“置換”，是“證明著社會的進步”的；
這樣的夢幻式的感覺到后來作者成了牢獄里的罪犯，與虱子結下了不解之緣，就自然破滅：再也無法從中尋找“詩情”了2。但真正將作者從云端拉到地面的，卻是１９５５年的一紙文件：這是縣委書記向全體干部正式傳達的中共中央肅反運動十人小組的文件3，其中規(guī)定凡有海外關系，或直系親屬被殺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肅反運動本身就反映了執(zhí)政者對“敵情”的嚴重估計，如毛澤東所說，“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里面’來了”，“我們的機關、部隊、企業(yè)或團體里是有人偷竊機密的。這種人就是混入這些機關、部隊、企業(yè)或團體內的反革命分子”，4當時甚至規(guī)定這樣的暗藏的“反革命”數(shù)要“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實際卻遠遠超過此數(shù)，毛澤東親自推薦的一個典型洛陽拖拉機廠，４８名科技人員中，肅反對象就達１３人，高達四分之一以上5，這就直接導致了肅反運動的擴大化，并成了后來的“鳴放”時期人們意見最多的一個問題，許多人都是因此而被打成“右派”的。毛澤東在當時的一個內部指示中，曾規(guī)定對“有反革命的歷史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單位內處于“領導控制與群眾監(jiān)督之下”6，而這里卻將“控制”與“監(jiān)督”擴大到“有海外關系者”與“直系親屬有被殺者”，將他們置于“準專政”的地位，其背后的理念則是因為社會關系與血緣關系而具有某種“原罪”。而剝奪其在所謂“要害部門”工作的權利，則顯然是一個制度性歧視。這是一個開端：“血統(tǒng)論”從此越演越烈，并逐漸形成了所謂用人制度上的“階級路線”，一個建立在血緣關系與社會關系上的新的等級制度也在開始孕育。

　　這是直接改變了千千萬萬人在新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他們的命運的。本書的作者即是因此而被迫從軍隊的要害部門“轉業(yè)”到了地方--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這里的“轉業(yè)”不過是“清洗”的漂亮說法，一個典型的詞語游戲。它的深層意義就是“打入另冊”（“另冊”也是毛澤東從１９２０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中發(fā)掘出來的一個“革命語匯”，其含義是：放逐于社會結構的邊緣，甚至逐出“門外”，置于“無家可歸”的境地7），這正是“為若干年后當右派分子奠定了基礎”的8。作者當時因為年輕，當然無法預計以后會發(fā)生的一切，也就相對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命運的逆轉。但同命運的好友卻因為比他更有社會經(jīng)驗而陷于絕望，最后自殺身亡，“用果斷的方式了斷他在未來的茍活中將要領教的那生不如死的感覺”（這自然是作者寫作本書時痛定思痛的認識），卻也因此揭示了“另冊”背后的血腥9。

　　或許為了掩蓋，又有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諄諄教導”。但這不過是再一次地制造幻想。事實是，本書的作者早已與他的“反革命”的父親“劃清了界限”，“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以至親眼看見父親綁赴殺場，也毫不動心，還主動向組織匯報，表示“忠心不變”--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人們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線”，是最無人道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里，出生在被鎮(zhèn)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地可疑，甚至有罪。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原罪”。

　　而本書的作者還是一個知識分子，這就又多了一層原罪，“書讀得越多越蠢”、“書讀得越多越反動”，這也是那個時代的革命邏輯。因此，本書的作者即使在監(jiān)獄里，也是最不被信任，視為最具危險性的，在《頂頭上司們的是是非非》里寫到的那位識字不多的分隊長就認定他的勞改中隊里一切問題，從逃跑到偷吃生紅薯的“反改造”，無不根源于這個“有文化”的張某人，于是，“黑手”、“搖鵝毛扇的”、“坐山雕”這樣的惡名，就幾乎成了張?zhí)彀V和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代名詞。這位囚犯中的“文化人”，也就因此承受更多的“階級仇恨”，那位“政府”（這是勞改犯人對管教者的稱呼）將“堆砌如山的貶義詞”噴灑在他身上，以“蹂躪認識方塊字的人為樂”，當然不僅是個人的品質問題：他執(zhí)行的是一個體制的命令。

　　組織

　　如本書的作者所說，“組織”，這是五十年代（實際一直延伸到以后）“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其背后的理念是：一切歸于組織，一切交給組織，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這里所說的“一切”并非夸大之詞，而是確乎如此，并且有實質性的內容與制度性保證：就連最具個人性的性愛與婚姻，也要由組織安排。

　　于是，張?zhí)彀V的命運又出現(xiàn)了第二個逆轉：當他與自己的心上人胡君“確定了關系”（這也是那個時代的詞語），卻不能自行辦理結婚的法律手續(xù)，而必須向所在的單位的組織領導呈交“申請結婚”的“報告”；
而命運卻偏偏捉弄他：領導經(jīng)過政治審查，由人事科派人到胡君的組織，說明張某人的家庭與本人都有歷史問題，然后由組織出面，要求胡君“慎重考慮”。但胡君卻毫不動搖，在她不計后果的堅持下，盡管組織最后勉強批準，但卻著意降低婚禮規(guī)格--那個時代，連婚禮由什么級別的領導出席講話，都是有等級性的規(guī)定的；
這一次張、胡之婚，沒有一位副科長以上的領導光臨，就是表示了組織上的一種態(tài)度，一個警示，“這個結婚儀式的氣氛只是在婚禮和喪禮之間的檔次”，正是預示著以后的一切。

　　在本書中，還記載了一個聽從組織安排婚姻的悲�。鹤髡咚�在某軍政大學里一位區(qū)隊長和他當年的大學同學正在談戀愛，準備結婚，不料，軍部的一位老領導看中了他的未婚妻，經(jīng)過組織審查，得到批準，再由組織出面，要求這位女大學生聽從安排；
當她說明自

　　己已有意中人時，組織表示：“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作工作”，并且指出，這是是否愿意“為革命犧牲個人利益”的一個“考驗”。--這樣，對于個人婚姻的強行干預，既有了“革命”的神圣名義，又有了不可抗拒的組織安排，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只有兩種選擇：或聽從而茍活，如那位女大學生一樣；
或拒絕而死亡，還要背上“背叛革命”的罪名：那位區(qū)隊長就是這樣走上了引爆自殺之路。這是作者參加革命后所看到的第一次流血。10

　　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組織安排，這更是必須絕對地無條件地聽從的。看起來，這似乎十分簡單：組織上叫怎么說就怎么說，就行了，這是最省事的，是大多數(shù)“奴隸”的選擇，但卻未必安全，因為組織上如果為了某種需要有意耍起“陽謀”（如作者所說，這也是最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時代新詞語）來，也是要聽話者付出代價的。作者在勞改農場最好的朋友朱老弟，一位窮苦出身的農民子弟，就是組織上找他談話，安排他在全縣擴大干部會上“帶頭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fā)言”，并特意布置：“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天真幼稚而忠誠的朱老弟，聽從組織的安排，作了“內容尖銳”的發(fā)言，結果成了“面目猙獰，靈魂丑惡，充滿狼子野心，忘本變質”的“反面教員”--組織也正需要這樣的“反面教員”，至于他個人及其家庭因此會受到怎樣的磨難，則是組織不予考慮的:這也是“為革命”而“犧牲個人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１９５７年相當多的右派都是組織安排的。本書的作者就是因為響應黨的號召，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并不激烈的發(fā)言，卻被記者按照當時組織的需要將發(fā)言內容進行了“拔高”（即“拔”到鳴放時期組織的意志的“高度”），最后又在組織安排的“封閉學習”中，被同樣響應號召（這時的號召，已不是鳴放，而是反擊右派了）的積極分子揭發(fā)出來的：在張?zhí)彀V“墮落”成右派的整個過程中，其中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其實都可以看到組織的作用：數(shù)百萬的右派就是這樣被“網(wǎng)”進去的。

　　領袖

　　“組織”如何影響本書作者及中國人的命運，這是一個大題目，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除以上的討論外，這里，再試換一個角度：“組織”是需要實體來體現(xiàn)的。首先是“領袖”，他是組織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組織的意志與權力，這既是具體的，實質性的，同時又是象征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實際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上層，對于底層的普通民眾，他是可望、可聽而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一種象征的意味，可以說是組織的“神體”。前述貴州流亡詩人黃翔有一首詩，寫到現(xiàn)實生活中領袖不斷發(fā)出的“指示”對自己的影響：仿佛是“從上蒼降下的指令”，“那個無形的人的臉上固執(zhí)地傳出來的看不見的鈴聲”：“它仿佛隨時在不可知的遠處傳訊我。我總想抗拒它的牽制，竭力避免對他作出可悲的機械的條件反射，但我像一頭匍匐在主人面前的馴獸，不斷地接受著他發(fā)出的信號。日復一日，我竟然慢慢地習慣了宇宙鈴聲的撫弄了。它已經(jīng)變成了我每日不可少的樂趣，一種古怪的畸形的嗜好。每時每日我都像守著一闋美妙的音樂似的守著這該死的鈴聲。只要有一時刻聽不到它的聲音，我渾身就癱軟下來，落如無可名狀的空虛”11。這樣的一種幾乎是無可抗拒的精神的控制力，在普通民眾的感覺中，是具有某種神秘性的；
而體制的統(tǒng)治利益也需要竭力制造與維護這樣的“領袖”的神靈式的神圣光圈，稍有褻瀆，就必加嚴懲。

　　本書的作者的幾個難友，本來，無論就其出身，還是文化程度，都不具有前面所說的“原罪”，但也被“網(wǎng)”進了革命監(jiān)獄。他們的“故事”說起來都是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的：一個舊社會的殺豬匠，新社會的屠宰工，看見墻上掛著的馬、恩、列、斯的領袖像，好奇地問：“那個大胡子的洋人是哪個？”得知此人名叫馬克思以后，就開了一個玩笑，對著畫像吼了一聲：“你下來，看老子啄（四川方言，意為踢）你兩腳”，卻不料飛來橫禍：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即鋃鐺入獄。還有一位小學教員，就因為一時興起，高舉鳥槍，在學校操場作射擊狀，偏偏前方正懸掛著一張“偉大領袖”的肖像，于是，就以“現(xiàn)行反革命”的罪名，成了大牢里的“二十九號”，最后被判十年徒刑12。--這是在那個時代隨時都會發(fā)生的荒誕劇與悲劇，其所造成全社會的精神緊張與恐怖，正是維護精神控制的“神力”所必須的。

　　與其說這是“個人崇拜”，不如說是“組織崇拜”，從根底上是為了加強體制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神圣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盛行的“早請示，晚匯報”、“背誦語錄”等儀式，就將這樣的神圣統(tǒng)治推到了“準宗教”的極端。但這對于普通的老百姓，特別是已經(jīng)落入“地獄”的囚犯，卻是意味著一場空前的精神迫害和磨難。本書《頂頭上司的是是非非》里敘述的那位我們已經(jīng)熟悉的分隊長對犯人的精神蹂躪是令人發(fā)指的：“在大背毛主席語錄的日子里，他每每會指定些和他文化程度相當?shù)陌胛拿ふ境鰜懋敱姳痴b。如果背錯一字一句，將會被認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的政治錯誤，這壓力壓得背誦者戰(zhàn)戰(zhàn)兢兢，聲音顫抖，頭上冒汗。此時這位隊長會按亮手電筒，其光柱直射在背誦者的臉上，以便在這股強光的幫助下，讓他那雙瞎湊合的眼睛，欣賞到背誦者那張因驚恐而變形的臉，而這位隊長的臉上，也會泛出一絲心滿意足的獰笑”。悲劇也終于發(fā)生：一位農民出身，精通農事，卻自稱“文蟒（‘文盲’）”的犯人，因為背錯了語錄，慘遭毒打，過度緊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睡夢中從床上翻滾下來，跌斷了腿，還嚇成了瘋子，不停地“用他那難聽無比的歌喉高唱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最后悲慘地死去13。--這領袖的圣光與無辜者的血，是互為表里的。

　　領導

　　如果說“領袖”是組織的“神體”，那么，各級組織的“領導”，即是組織的“肉身”。這正是反右運動中，所要反復強調的：組織不是虛的，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單位的具體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
因此，聽從組織的安排，也要落實到聽從單位領導的安排。這里，還有一個層層聽從的問題：每一個等級上的領導，都要聽從上一層領導的指示與安排，即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這又是與等級授權制相一致的：各級領導的權力來自上級組織領導的任命，自然有服從的責任。這樣，個人與組織的關系，最后就落實為個人與某個具體的領導的關系，并且極容易形成或一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本書寫到的那位朱老弟與張部長的關系中，就明顯地蒙上了這樣的陰影。是這位“張同志”對他這個山區(qū)的的窮孩子進行革命的啟蒙教育，后來又接受他作自己的通訊員，算是改變了農民身份，參加了革命。因此，朱老弟一直視張部長為恩人，他的命運也就隨著張部長的態(tài)度而變化：當張部長欣賞他時，他被推薦到縣委宣傳部當上了干事，還在張部長的主持下，與縣婦聯(lián)的一位美女喜結良緣；
后來，張部長需要他帶頭鳴放，如上文所說，他就作了一次奉命發(fā)言；
但不料形勢變化，張部長又需要他當“反面教員”，就把他拋了出來；
這一回，他不再馴服，居然在反省書上揭發(fā)了張部長的作風問題，張部長也就毫不猶豫地將他投進了監(jiān)獄：張部長作為組織的代表、化身，掌握著生殺大權，處置一個不聽話、也沒有用了的“工具”，真是易如反掌！

　　朱老弟后來在獄中對本書作者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他說張部長是“公報私仇”。事實上，每一個組織發(fā)動的“革命運動”，不管有著多么“神圣”的理由，一落實到基層，就必然為無數(shù)的掌握了權力的張部長們提供“公報私仇”的機會。革命口號下的個人恩怨的糾纏，幾乎是中國的“運動”的一個帶有本質性的“特色”。前面說及的那位小學教員的偶然的“作射擊狀”的動作，之所以會成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鐵證，就是因為他的校長早已看中了他的戀人，不過是想借機奪妻。不能把這些都視為個人的惡行，從根本上說，所有這些人為制造出來的“運動”（“運動”這一詞就含有“運作而使動之”的“操縱”的意思），都是通過對人的私欲，人的本性中惡的因子的誘發(fā)，煽動人與人之間的殘殺，特別是社會結構中的權勢者對弱勢者或不馴者的迫害，以維護統(tǒng)治的合法秩序。

　　身份：右派、勞教分子

　　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右派就是這樣的“大義”與“私欲”相結合制造出來的。但這卻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數(shù)百萬人因響應號召，發(fā)表言論而獲罪。因此，對這些用“陽謀”制造出來的“反革命”，如何確定其身份，如何使對他們的懲罰獲得某種合法性，運動的發(fā)動者還是費了一番周折的。右派這個命名就不是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就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材料，最初是叫“右傾分子”14，顯然是從思想傾向的角度來命名；
正式提出要給有些人戴“右派”這頂“帽子”，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５ 日寫的在黨內傳閱的《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同文中又有“右翼知識分子”的提法，因此，在隨后（５ 月１６日）所寫的《中央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的批評指示》里，又有“右翼分子”這樣的命名，并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５ 月２０日）所沿用15。而在社會上公開“右派”這一命名，則是通過何香凝這位國民黨左派元老，于１９５７年６ 月１ 日在中共中央主持的民主黨派座談會的書面發(fā)言提出來的；
何從孫中山的國民黨存在左派與右派的分野說起，說到社會主義時代也有左、中、右，“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地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對社會主義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16。這里談的也是政治傾向。因此，從一開始，對“右派”的劃分（即“什么是右派”），就著眼于思想、政治的傾向，以至態(tài)度，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與主觀隨意性。毛澤東在前述《事情正在其變化》這一綱領性文件中，就提出鑒別“政治上的真假善惡”的兩大標準：“主要看人們是否真正要社會主義和真正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后來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最主要的就是這兩條區(qū)分“真假善惡”的標準，而非法律的標準。在同一文中，毛澤東又說：“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那么，意見正確與否似乎又不是標準；
還說：“什么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于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那么，說什么也不可信。劃分依據(jù)究竟是什么呢？毛澤東說：一是“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右”，二是“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出來的”17。而政治態(tài)度是否右，善意還是惡意，就完全取決于各級領導（他們中有無數(shù)的“張部長”）怎么“看”了。而怎么“看”，又是與他們的利益直接相關的。這一點，在后來公布的前述《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得到了“準法律”的確認（這一標準是作為中共中央全會的文件正式規(guī)定的，具有法律的效用）。這一《標準》，實際上有兩個部分，一是根據(jù)前述區(qū)分“真假善惡”的標準而戴上的“大帽子”，如“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反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分裂人民的團結”等等；
一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質性的具體標準：除了反對（實際是批評）黨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如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等等），否認成就，攻擊各項運動（實際是提出批評意見）外，最重要的，就是“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成員，誣蔑工農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18。這里規(guī)定得再明白不過：凡反對（批評）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成員，反對（批評）工農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者，皆為右派--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個是否“以……為目的”的限制，但這類屬于動機的標準是完全可以由掌權者的主觀意志來認定的，即說你有這樣的“目的”，你就有這樣的“目的”。這樣，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數(shù)十萬、上百萬的人們落入“右派’的陷阱，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是“在劫難逃”。而這樣的右派標準的準法律的確認，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卻是難以估量的：它首先確立的是“組織”的不受限制、不受監(jiān)督的絕對權力：不僅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它所做的一切事情（發(fā)動的運動，開展的建設等等）都不可批評，而且它的各級組織及領導成員，也不可批評，這是一種不可置疑的，超越法律的絕對的豁免權。而規(guī)定“工農干部”與“革命積極分子”同樣享有不可批評、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則是與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相聯(lián)系的：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即已提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論斷19，以后又明確指示各級組織“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20，并一再強調要組織“工廠主要干部和老干部”以及“黨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21。而“左，中，右”的劃分，除了政治態(tài)度以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其歷史，階級成分與出身。毛澤東在一個內部指示中，即指出：“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兇”的是“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中的“右派和反動分子”，“他們歷史復雜，或是叛徒，或是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和親戚被鎮(zhèn)壓的”22，這其實是與本文一開始談到的１９５５年肅反運動十人領導小組的文件精神一脈相承的，是一種血統(tǒng)論的“階級分析”。反過來，所謂“左派”就必然是“工農干部”，以及后來所說的“根正苗紅”的出身好、政治態(tài)度鮮明（絕對聽從各級組織領導）的“革命積極分子”。這樣，按照家庭出身與政治態(tài)度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實際上是一次重新劃分“階級”，同時又賦予“左派”（工農干部與革命積極分子）以與各級組織的領導同樣的不可批評的絕對權力，又將“右派”列為專政對象，事實上剝奪其一切權力，這就建立起了一個新的上下有序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是存在著幾層等級關系的：一方面，如上文所分析，在各級領導之間是一個對上逐級依附、服從，對下逐級控制與發(fā)號司令的關系；
而在每一個基層組織中，單位領導處于最高層，左派則處于雙重地位：一方面，他的左派位置是領導賜予又隨時可以收回的，因此，對于領導就先天地有一種依附性；
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不受領導之外的任何人的監(jiān)督、批評的特權，以及按照領導旨意任意監(jiān)督、迫害右派的特權。處于最底層的右派則要承受領導與左派積極分子的的雙重管制。

　　但要真正給右派定性、定罪也不那么容易。第一次公開給右派定性是毛澤東為１９５７年７ 月１ 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那里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23。而在沒有公開發(fā)表的文章里就說得更清楚：“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24。盡管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但仍有一個事實難以回避：右派都是因言論而獲罪；
據(jù)本書作者回憶，當他被宣布為右派以后，他的善良的妻子曾這樣安慰他：“領導說過，右派只是思想問題”25，可見當時即使是地方領導也不能否認這一事實。毛澤東對此的解說與應對卻頗耐尋味：他一方面斷言：“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行者，而且是行者”。所以后來定《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就特意加上一條“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
蓄意推翻某一部門、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
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26，以說明右派確有反革命行動。但“推翻基層單位的領導”，還有“煽動……”云云，都是隨意上綱的分析，無法證實；
只有“組織……小集團”似乎可以落實，因此，許多當年右派的罪名中都有這一條，本書的作者也是被宣布為“南充市文聯(lián)的反黨集團”的首領的，盡管他當時只是一個業(yè)余作者，曾被推舉為詩歌組組長，僅憑這一點，也可以當作“行者”而治罪了。但毛澤東又說：“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而且“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xù)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27，可見毛澤東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右派實際上并沒有“觸犯刑律”，要將其辦罪，并無法律依據(jù)。所以他后來又有“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但實際上是敵人”28這樣的說法。

　　但對右派不進行懲罰與管制，是不可能的；
法律依據(jù)不足，就可以另定法律法規(guī)，反正權力在自己手里。于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１９５７年８ 月３ 日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勞動教養(yǎng)問題的決定》，規(guī)定對于下列四類人將“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yǎng)”：“１，不務正業(yè)，有流氓行為或者有盜竊、詐騙等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的，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
２，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yè)、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
３，機關、團體、企業(yè)、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參加勞動和破壞紀律、妨礙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方，無生活出路的；
４，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yè)轉業(yè)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活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29。雖然讀不到“右派分子”的詞語，但其為懲罰右派提供法規(guī)依據(jù)的目的是一看即明的。８ 月４ 日《人民日報》社論《為什么要實行勞動教養(yǎng)》中，也說得很清楚：“對于這些壞分子，一般多地說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
采取簡單的懲罰辦法也不行；
在機關、團體、企業(yè)內部也決不能繼續(xù)留用；
讓他們另行就業(yè)又沒有人愿意收容他們。因此，對于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社論盡管強調“勞動教養(yǎng)與勞動改造罪犯是有區(qū)別的”，但同時又說：“勞動教養(yǎng)管理機關必須制定一套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紀律，不能允許被勞動教養(yǎng)的人破壞這些制度和紀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不準他們隨便離開農場和工廠而自由行動，不準破壞公共秩序，不準破壞生產，否則就要受到處方，情節(jié)嚴重的還要受到法律制裁”，在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強制勞動改造，與勞改犯并無實質性的區(qū)別。區(qū)別僅在勞動教養(yǎng)者每月有２０ 元左右的“工資”，需交伙食費，勞改犯僅有零花錢一元五角，囚糧、囚服則不計價。而另一個區(qū)別則更帶實質性：勞改犯有明確的刑期，而勞教卻無具體期限，僅有“表現(xiàn)良好”者可“酌情批準”解除的籠統(tǒng)規(guī)定，這漫漫無期的勞教給受害者帶來的精神磨難與肉體痛苦，恐怕是更令人恐怖的。

　　這樣，本書的作者和１９５７ 年的無數(shù)受難者一起，獲得了兩個“身份”：“右派”與“勞教分子”。中國古代對于犯人要在其面部烙上罪惡的印記，而這右派與勞教的“身份”也就是這樣的印記，是永遠擺脫不了的。如本書作者所回憶，在他所在勞教農場及以后的監(jiān)獄，管教干部經(jīng)常發(fā)出的警告，就是“不要忘掉身份”，“這意味著不認罪，而不認罪是犯人的萬惡之源”。而認罪的表現(xiàn)，也是“改造”好了的標志，就是“靠攏組織”。而所謂“靠攏組織”，一要會拍領導的馬屁，二要能夠檢舉同類，“立功贖罪”，也就是要放棄人的尊嚴與良知。這就是所謂“勞動改造”的實質：通過懲罰性的勞動，將“人”變成“非人”，這正是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我們說右派的苦難，其實是包括這兩個方面的。如本書作者所說，右派中也是有左、中、右之分的。所謂“右派中的左派”，就是從這樣的雙重摧殘與奴役中尋出美來，并從中獲利，其實就是魯迅說的“奴才”。而“右派中的右派”，就是不承認自己的“身份”，以各種方式進行抗爭者，在勞教所、勞改隊里有一個命名，叫作“反改造分子”，對他們就要“大力挽救”--“在勞改隊，這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大力二字用得尤其貼切”，所謂“大力”就是“往死里整”。于是就有了本書作者所說的“挨繩子”的滋味，“其功能主要是緊緊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環(huán)，讓疼痛來促使他改惡從善，進而落實‘我們對敵人從來不施仁政’這一基本政策”。而這樣的刑法還不必由主子（領導）自己動手，自會有“右派中的左派”主動而積極（甚至是創(chuàng)造性的）效勞。在本書作者的感覺中，這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斗場觀看奴隸角斗士相互廝殺”是有著“血緣關系”的。

　　單位證明，檔案

　　本書的作者在“挨”了一次這樣的“繩子”以后，決定要從勞教隊里逃跑。這是他反抗體制給他安排的命運的一次悲壯的努力和掙扎。

　　但要掙脫體制的控制，可真不容易。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沒有“單位證明”。在那個時代，人的一切行動，外出乘車購票，在旅館投宿，以至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都需要單位證明：證明你的身份，政治的可靠程度。這就說到了中國的一個基本制度，即所謂“單位體制”。如一位研究者所說，“單位體制的成型與確立，是中國對這一超大型社會進行有效調控的制度化成果”，這一單位體制有兩個重要特點：“單位被認為是強有力的黨和國家的代理者，扮演著政治（或國家）和經(jīng)濟（或社會）雙重角色”，“從單位和個人的關系來看，它充當了個人安身立命的公共空間這一特殊角色，任何一個中國人必須依靠單位賦予的身份才能獲得行動的合法性基礎”30。這里自不可能對單位體制問題展開全面的討論，只能就本文的討論所涉及的方面，指出一點，即單位組織實際上是代表黨和國家對其成員實行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控制，由于每一個人都是納入某一單位的（農民也是納入生產隊的），因此，各類各級單位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網(wǎng)，所有的中國人都被網(wǎng)絡其中，受到嚴密的控制。前面所說的《勞動教養(yǎng)條例》，除了為懲罰右派提供合法性，一個重要的目的與功能就是要加強單位體制對其成員的控制：如不服從單位的分配，安置與調動，即所謂“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或被單位開除，就要被送去勞教，甚至勞改，對之實行專政。這樣，全體中國人，只能有一個選擇：安心于單位的控制，老老實實地做好組織分配給自己的工作，無條件服從組織的任何調動與安排，就可以獲得基本的生活和發(fā)展的條件；
一旦被單位除名，就只有被勞教甚至勞改的唯一出路。即使要逃跑，僅沒有單位證明這一點，就在諾大的中國，找不到一處立身之地。像本書的作者這樣挺而走險，制造假證明，也很容易被警惕性極高的專政機關、人民群眾所發(fā)現(xiàn)，隨時捉拿歸案，收入網(wǎng)中。

　　單位控制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單位組織對每個成員所制定的“檔案”。本書多處談到“檔案”，并且毫不諱言：“有我類似背景的人，可能都不喜歡檔案袋”，甚至提起檔案，都會頭皮發(fā)麻。檔案讓人恐怖之處有二，一是“檔案中都有社會關系這個重要欄目，凡有親人在歷次運動中被殺、被、被管者，（還有所有的‘海外關系’），都要老老實實填入其中，如有隱瞞，等于欺騙組織，也就等于自毀前程”；
二是個人歷史與歷次運動中的政治表現(xiàn)，以及各個時期的政治鑒定。--這里還要插述一點：在反右運動以后的“制度建設”中，除頒布《勞動教養(yǎng)條例》以外，１９５７年７ 月１７ 日，國務院還通過了一個《高等學校畢業(yè)分配工作的幾項原則規(guī)定》，要求對每一個畢業(yè)生進行政治審查，并作為制度固定下來，而且這樣的政治審查的結論是要裝入檔案的。當時的北大的領導這樣解釋政治審查的必要與作用：“我們決不能讓一個在政治上有嚴重問題的人，在工作崗位上擔任他所不應該擔任的工作”31。這里說得很清楚：凡是在檔案上有“不良記錄”，無論是個人政治表現(xiàn)，還是家庭關系與社會關系的，都將打入“另冊”，控制使用。--這也有一個專用名詞，叫作“內控”，經(jīng)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今天提起這個詞語，都會引起無盡的痛苦的回憶。本書的作者就提供了一個例子：一位農村中的高中生，在建國初期，滿懷“保家衛(wèi)國”的豪情參加了志愿軍，后被美軍俘虜，他拒絕策反，毅然回到祖國。但因為他的檔案里有曾經(jīng)被俘的記錄，就在政治上判了死刑，沒有一個單位愿意接受他，只能在農村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

　　盲流，“泡起”，收容所

　　也有在“單位”（包括容納農民的公社，大、小隊）與“勞教所，勞改所”之間游蕩的人群，這就是所謂“盲流”。本書的作者在成功地逃出了勞教所之后，就加入了這個“盲流”大軍。中國的“盲流”的主要構成是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饑荒，所造成的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農民。而中國政府是嚴加禁止的。在發(fā)動反右運動的１９５７年１２ 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還聯(lián)合發(fā)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過嚴格的戶口管理，做好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在此之前，即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國務院《關于各單位從農村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guī)定》還明確規(guī)定：城市“各單位一律不得私自到農村招工和私自錄用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這樣，實際上，就是要推行“城鄉(xiāng)隔離的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建立“非農業(yè)戶口”與“農業(yè)戶口”的等級身份制，將農民強制留在農村，一面承受國家工業(yè)化的代價，一面卻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許多權利，置于近乎二等公民的境地32。這也是一種按“出身”劃分（農民，還是非農民）的制度性歧視，與我們在前文所談到的以“家庭出身”（反動家庭，還是革命家庭）劃分的制度性歧視，是等級制社會結構的兩大支柱，它們都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得到強化并最后成型，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在這樣的結構中，“盲流”的存在自然是非法的，是一個破壞性的因素；
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與六十年代初期的大災荒年代，這樣的盲流大軍卻一度發(fā)展到相當?shù)囊?guī)模，離鄉(xiāng)逃荒的農民之外，還有城市的貧民、游民，以及本書作者這樣的逃亡的勞教犯，以及勞改犯。本書的有關敘述提供了一幅相當真切的那個時代的“盲流”圖--這也是我們有關那個時代的歷史敘述中有意無意地遮蔽的。

　　于是，就有了盲流們聞之色變的“收容所”。作者介紹，當時的游民中是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用語的，相當于今天所說的“黑話”，其中最具威脅性的詞語，就是“泡起”。所謂“泡起”，就是把你送到游民收容所去關押。從表面上看，收容所是屬于“社會救濟”的范疇，由民政局主管，但為什么竟使“盲流”如此恐懼呢？除了會遣送回原籍（這自然是盲流們所不愿意的）外，看看作者的描述，就可以知道“泡起”的滋味了：“我被泡在二樓上，樓口有‘可靠游民’把守，除干部帶領任何游民不得上下樓梯，上樓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十多個躺在扶欄背后的水腫病患者，游民稱這類人為‘泡脹了的’，他們或躺在地板上呻吟，或靠在墻壁上嘆息，他們現(xiàn)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迎接死亡”，收容所完全無異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監(jiān)獄，而且?guī)缀醭闪恕巴Ｊ�房”，難怪在盲流們的眼里，“‘泡’幾乎成為死刑的代名詞，是不用子彈的槍斃”。收容所之外，還有游民改造農場，那就更是變相的勞教農場，本書的作者很快就決定要再次逃亡，這是很自然的。--收容所的問題直到２００３年才得以暴露與初步解決，其實是應該追溯到幾十年前本書所描述的那個時代的。

　　陷阱，檢舉揭發(fā)，群眾專政

　　本書的作者盡管成功地逃出了游民改造農場，但最后仍被緝捕歸案。其中的關鍵是他所投奔的勞教隊的好友的哥哥的舉報。而且仔細考察本書作者的命運，幾乎他的所有的不幸，都來自舉報：１９５７年，使他成為右派的“鋼鞭材料”就來自他的一個好友的揭發(fā)與誣陷；
１９６６年，又是他的親弟弟的檢舉，使他的本已改名換姓在新疆落腳的妻子被“清理”出來，并最終造成了家庭的悲劇�？梢哉f，叫作張?zhí)彀V的這個人在他的人生道路的每一道關口，都有一個“陷阱”在等著他，而陷阱的制造者往往是他所最信任的朋友和親人，他也終于落入深淵，幾乎永世不得翻身。本書一再地使用“陷阱”這一詞，其中是包含了無盡的痛苦，無奈與困惑的。但在反右運動的發(fā)動者那里，卻另有說法。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大功告成以后，寫有一篇文章，“意氣風發(fā)”地宣布：“過去的剝削階級（按反右運動的邏輯，右派不是‘過去的剝削階級’，就是‘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或者是他們在革命隊伍中的代理人--錢注）完全陷落在勞動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變也得變。至死不變、愿意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33。毛澤東將張?zhí)彀V與數(shù)十萬、數(shù)百萬的右派命運中的“陷阱”，稱之為“勞動群眾的汪洋大海”，絕不是詩人的形容，而是體現(xiàn)了他的一種政治追求的，即所謂“群眾專政”。這也是“中國特色”：它以空前的思想控制力與社會政治動員力，煽動起全民族的仇恨與斗爭狂熱（當時叫“革命激情”，毛澤東的用語是“斗志昂揚”），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階級斗爭，參加者以千人、萬人、數(shù)十萬人、數(shù)百萬人計的群眾斗爭大會遍布中國每一個角落，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

　　無一處不是斗爭的場所。批斗會也開到了勞教農場，勞改監(jiān)獄：在犯人之間也要展開階級斗爭，當時有個說法，叫作“狗咬狗”。其實這樣的全民性的斗爭會，就是要把全民訓練成只會撕咬同類的嗜血的動物。這也是一種“政治動物”，其革命警惕性之高，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本書中寫到了一個細節(jié)：一位政治覺悟極高的“革命群眾”畫了一幅漫畫，質問張?zhí)彀V：“為什么要裝一臺礦石收音機？”這是懷疑他要和“敵臺”取得聯(lián)系。還有一件事發(fā)生在勞改農場：張?zhí)彀V因工受傷，在胳膊上纏了塊破布，在收工的路上，被管教股長看見，立刻厲聲問道：“你這是什么聯(lián)絡符號？”這些“革命聯(lián)想”當然不只是荒誕，而是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社會氛圍：凡是“敵人”，他的一舉一動，都無不暗藏“反革命”的陰謀；
再進一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敵人，所有的小事，都可能反映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這也是那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而這樣的心理、氛圍的背后，卻隱藏著一種普遍的恐懼心理和不安全感：既然可以懷疑別人是“反革命”，當然也就不能避免自己被別人懷疑，這樣的“人人自�！�，就逼得每一個人更加“革命”地去揭發(fā)別人，以示“忠誠”而自保，我們前面所說的舉報，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這樣的恐懼氛圍中產生的。而張?zhí)彀V的舉報者，大都是親密者，則更反映了“群眾專政”創(chuàng)造者更深的用心：只有將“專政”深入到、落實到被專政者的家庭、親屬、朋友內部，才能真正制敵于死命。因此，必要動用體制的強大力量，或進行“劃清界限，大義滅親”的思想灌輸，或施行“反戈一擊，立功贖罪”的誘惑，或利用人的私欲，朋友之間、家庭內部的矛盾，或發(fā)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恩威并舉的政策攻勢……，由此布下由親人親手制造的“陷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將“敵人”置于孤立無援，走頭無路的絕境，“不想變也得變”，如死硬到底，就真的只能如毛澤東所說，“戴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了。很顯然，張?zhí)彀V及他的右派同伴命運中布滿的“陷阱”，正是這樣的“群眾專政”的體制造成的；
不僅被迫害者受盡精神磨難與皮肉之苦，參與者自身也為之付出了代價：本書即提到那位提供“鋼鞭材料”的右派“朋友”，后來在平反時，曾向領導表示，他曾誣陷過一個叫張?zhí)彀V的人，在張未出獄以前，他不愿出獄�？梢韵胍�，這幾十年來，他的內心經(jīng)歷了怎樣的精神的煎熬。

　　網(wǎng)

　　在我們的討論，以及本書作者的敘述中，都一再提到了“網(wǎng)”這個詞。毛澤東在他的反右檄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里，也說右派是“自投羅網(wǎng)”34�！白酝丁痹圃疲�恐怕只在特定的含義下，適用于右派中的少數(shù)先覺者。他們對體制的弊端看得比較透，在提出批判時，即作好了犧牲的準備。但絕大多數(shù)的右派，則是被精心布置的“羅網(wǎng)”網(wǎng)進去的，本書的作者即是其中的一個。而且經(jīng)過了反右運動的編織，這個“網(wǎng)”就日趨完善，成型：它網(wǎng)絡一切，全中國，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地方，全在控制之下，無一漏網(wǎng)；
它極其嚴密，甚至達到了精致的地步，用高度集中的權力，動員了一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法律、法規(guī)、政策、道德、觀念、輿論……的力量，將社會每一個成員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隱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嚴絲密縫，少有疏漏；
而且有嚴厲的監(jiān)控、懲治機制，不僅有監(jiān)獄、勞教所、收容所這樣的專政或準專政的國家機器，還有群眾專政的系統(tǒng)，將“鉆網(wǎng)”的一切努力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之中，如有試圖“破網(wǎng)”者更是嚴懲不殆。這是真正的“天羅地網(wǎng)”，使一切掙扎、抗爭都顯得無用與無效，所需要的只是“絕對服從”。

　　在文革（那是一個“大收網(wǎng)”的時代，“全民專政”與“全民被專政”的時代）剛結束時，曾有一位詩人寫了首“一字詩”，用一個“網(wǎng)”字概括他的時代感受，引起了無數(shù)人的強烈共鳴。但也有人對其大加討伐，其實還是在顯示“網(wǎng)”的神威。魯迅早就為人與人之間的“不相通”而感慨不已：不同的人在“網(wǎng)”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自有不同的感受。但也有深受其苦的人，卻沉湎其間，仿佛離開了“網(wǎng)”就不知怎么活了，于是，仍然為“網(wǎng)”大唱贊歌：這也是頗能顯示“網(wǎng)”的精神控制的神威的。

　　網(wǎng)不住的：思想與人性

　　但網(wǎng)的神威又是有限的。

　　本書特地引述了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的一段話，是大有深意的：“中國的皇帝，印度的大莫臥兒，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說，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廁所，禁止你思想！”

　　思想是禁止不了的，這正是想控制一切的“帝王”與“圣人”所最感懊惱與無奈的。人生活在“網(wǎng)”的籠罩下，自然不免要受其精神的控制，但卻出于本能地要想“網(wǎng)”外的東西，這樣的“想”是怎么也網(wǎng)不住的；
而且“網(wǎng)”本身的邏輯、行為也會起一種“反面教育”的作用，即促使人們從另一面去想，懷疑一旦產生，“網(wǎng)”的精神神威就會露出破綻，發(fā)生動搖。我們已經(jīng)說過，右派中的大多數(shù)開始都是沒有覺悟的，是嚴酷的現(xiàn)實使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打破種種精神幻覺，開始了獨立思考。本書在這一方面涉及不多，但也談到了自己在勞教過程中思想的某些變化，以至他在逃跑以后，自以為可以自由說話的時候，就在那位勞教隊的好友的哥哥面前，“為彭德懷元帥大鳴不平，認為他才是真正關心人民疾苦的忠臣，有說所謂的‘自然災害’純屬政策失誤的借口，情緒激動之中，甚至把大救星比作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盡管他沒有想到這位哥哥是奉命套他的話，這些“反動言論”后來都成了他的鐵的罪證；
但這樣的對中國現(xiàn)實與社會的認識，卻是不經(jīng)過反右及以后的種種批判斗爭，年輕單純的張?zhí)彀V所絕不會有的；
也就是說，正是勞動教養(yǎng)將他從一個胡胡涂涂的右派，改造成了一個有自覺意識的真正的右派。這大概是改造者所未曾料及的。至于本書提及的勞教隊里成立的“列寧共產主義聯(lián)盟”的數(shù)十個參加者，更是“網(wǎng)”自身培育出來的“沖決羅網(wǎng)”的戰(zhàn)士：這是足以使“網(wǎng)”的制造者膽戰(zhàn)心驚的。

　　還有，人要消化，要上廁所，這也是禁止不住的。人要活著，這種人的日常生活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比一切體制的力量都要強大。本書中有一章，叫作《難以忘懷的吃吃喝喝》，詳盡地敘述了在勞改農場中，圍繞著“吃吃喝喝”所展開的生死決斗：一方面，體制的力量要這些犯人死：饑餓也是一種懲罰；
另一方面，犯人們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氣，千方百計尋找各種吃食，以維持生命，而且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努力：“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存（僅限于吃飽肚子），他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因為生存是他不可褫奪的最基本的權利”。作者說得很好：活著，維護人的生存權，而且“在活的那個瞬間，活得像個人的樣子”，“這既是最低標準，在某些特殊背景下，還可能是最高境界”。因此，作者說那些在饑餓的年代，為了尋食而不惜冒險的犯人身上，有一種“勞改英雄主義”，盡管不無調侃之意，卻也有相當?shù)恼鎸崱?/p>

　　仔細考察本書作者的個人命運，還有一個頗耐尋味的現(xiàn)象：在他命運的每一轉折點上，不僅如前文所說，處處充滿陷阱，而且總有人暗中相助：在他和妻子雙雙被打成右派的時候，一對老紅軍夫婦自愿免費為他們帶孩子，還為他們的秘密相會打掩護；
在他從勞教隊、收容所逃出以后，又得到了一對青年農民夫婦、“可愛的農民伯伯”、“重慶的‘表嫂’”、“成都的‘大姐’”這些并不相識的好人的幫助，那位重慶的“表嫂”還因此付出了五年有期徒刑的代價；
在他天津因舉報而被捕時，公安分局的張副局長竟含蓄地對他表示同情、理解并特意給予關照，那“深情的目光”給他以極大的慰藉并終生難忘；
在作為“要犯”獨自關在黑牢里時，也有兩位看守兵冒著絕大的風險和他秘密交談，并主動提出要幫助他逃跑；
在勞改農場里，他更是得到了彝族分隊長一家的多方照顧，才得以熬過那些最艱難的歲月。這些暗中相助者，并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貴人”，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也有不少體制中人；
他們的相助，多數(shù)不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共鳴，而是出于人的善良天性，出于同情落難者的民族傳統(tǒng)。如作者所說：“支撐受難者活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們的身上閃耀著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無窮無盡”，“這些好心人可能早已忘掉了他們所做的善事，他們本著自己的良心生活著。這些良心構成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美德--那是一座美德的萬里長城，它頑強而又不露聲色的抵御著邪惡的入侵”。

　　這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與體制也“網(wǎng)”不住的。于是，就有了本書中最為動人、最震撼人心的篇章：兩位“一網(wǎng)打入法網(wǎng)的網(wǎng)友”，兩個獨居犯人之間的長達七個月的秘密通信。作者說他們是“內心深處的難友”：這內在心靈的力量比任何外在的強制力量要強大得多。極權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時，甚至可以奪去人的生命，但人對自由與獨立的渴望與追求卻是永遠壓制不住的，并且是代代相傳的；
在這場自由的人與專制體制的持續(xù)搏斗中，無數(shù)的先驅者與無辜者已經(jīng)付出巨大的血的代價，這是我們這些“幸存者”的內心永遠也無法安寧的，于是，就有了這本血寫的書，以及我的這些泣血的文字，這將是一個證明：爭取自由與獨立的信念沒有喪失，因為人還在，而人將是最后的勝利者。

　　２００３年６ 月２４日--７ 月５ 日

　　1 張嘉諺：《焚燒的教堂--〈自由之血〉或“人”的自由解讀》，載《藍》總第１０ 期。

　　2 參看本書《我和幾群虱子的分分合合》。

　　3 據(jù)毛澤東：《中央轉發(fā)五人小組辦公室關于中央一級機關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爭情況簡報批語》一文的注釋，１９５５年５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處理胡風反革命案五人小組，同年７ 月擴大為十人小組，以后實際上成為全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簡稱“肅反運動”）的領導小組。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５ 冊，１９６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4 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發(fā)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寫的按語》，１５４頁，１５８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５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5 參看毛澤東：《中央轉發(fā)河北省委關于肅反斗爭的兩個文件的批語》注釋２，２０７頁；
《中央轉發(fā)洛陽拖拉機廠肅反斗爭情況報告的批語》，２８２頁�！督▏�以來毛澤東文稿》５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親自批轉的《建工部關于在設計部門發(fā)動設計人員開展肅反斗爭》的報告里，還特地談到“技術干部多從海外歸來，與海外聯(lián)系廣，歷史不大清楚”，２７４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５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6 毛澤東：《中央轉發(fā)洛陽拖拉機廠肅反斗爭情況的報告批語》，２８２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５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7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１４--１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8 參看本書《恩恩愛愛與凄凄慘慘》。

　　9 參看本書《三個自殺者的悲悲戚戚》。

　　10 參看本書《三個自殺者的悲悲凄凄》。

　　11 黃翔：《臉上的鈴聲》，收《黃翔：狂飲不醉的獸形》，天下華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2 參看本書《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

　　13 參看本書《關于三個瘋子的生生死死》。

　　14 見《中共中央關于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的工作的批評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４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冊），６１３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15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冊），６１３--６１４頁，６１５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16 轉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１１２--１１３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7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２８頁，４２６頁，４２７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8 轉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５００--５０１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9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２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0 毛澤東：《中央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６ 月６ 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６１５--６１６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1 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１９５７年６ 月８ 日），《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３１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22 毛澤東：《中央關于反擊右派分子斗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６ 月１０ 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６１７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3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３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4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夏季的形勢》（１９５７年７ 月），《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５６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5 參看本書《恩恩愛愛與凄凄慘慘》。

　　26 轉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５０１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7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３８--４３９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8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 日），《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７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9 轉引自（英）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２０２頁，華岳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30 劉建軍：《單位中國》，３ 頁，２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31 轉引自（英）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２０１--２０２頁，華岳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在本書１２７頁，還談到反右以后的另一個重要的體制建設，即１９５７年６ 月２５日，根據(jù)毛澤東主席的命令，成立了一支新型警察部隊，即“人民警察”。除“鎮(zhèn)壓反革命；
防備、阻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壞”外，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對于破壞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定的公民，盡管他們沒有犯罪，也可以制止，或給予行政處分”。

　　32 參看何家棟、喻希來：《城鄉(xiāng)二元社會是怎樣形成的？》，《書屋》２００３年５ 期。

　　33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１７７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７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下文所說“斗志昂揚”一語，也來自此文。

　　34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４３７頁，《毛澤東選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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