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顧頡剛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運動的主帥。從古史辨運動一開始，顧頡剛就特別具有歷史意識，在《古史辨》第1冊寫了一篇長達6萬字的《自序》，突出強調(diào)他倡導、組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詳盡地交代了古史辨運動的緣起。半個世紀以後，他又發(fā)表了2萬字的長文《我是怎樣編〈古史辨〉的》①。因此，古史辨運動產(chǎn)生的思想線索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細讀這兩篇自述，可以發(fā)現(xiàn)顧頡剛關於古史辨運動產(chǎn)生的思想線索的敘述有頗不一致之處。在1926年的《自序》里，顧頡剛認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有四：第一是自劉知幾至崔述的辨?zhèn)蝹鹘y(tǒng)，第二是康有為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jīng)學，第三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第四是故事傳說、民間歌謠的暗示。他說：
《新學偽經(jīng)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他的論辯的基礎完全建立歷史的證據(jù)上……後來又從《不忍》雜志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極愜心厭理。下面匯集諸子託古改制的事實，很清楚地把戰(zhàn)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①。
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jīng)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②。
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鷟、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恒、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L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zhàn)國諸子和新代經(jīng)師的作偽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就從偽史上去研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zhèn)握呱钸M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辯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教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jīng)歷的痕跡③。
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時，他卻說：
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fā)和幫助④。
這里，再也不談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對自己的影響了。
除了顧頡剛的自述以外，學者們對古史辨運動產(chǎn)生的思想來源多有分析。恒慕義《近百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屈萬里《我國傳統(tǒng)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施乃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大致都采納了顧頡剛《自序》的自我解說①。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則認為古史辨派的方法論一是受胡適一派考證方法的影響，一是受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清末今文經(jīng)學的影響②。王汎 森認為顧頡剛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論點“層累造成說”是受了崔述的《考信錄》、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民俗戲曲研究、康有為、章太炎這幾層影響而發(fā)展成的，但促成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③。
與上述諸說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一書里說：
北大教授錢玄同和北大學生顧頡剛逐漸找到一個新工作，這便是《古史辨》——即專門否定中國堯舜禹之古史，說這都是神話而不是歷史。
這工作的發(fā)起人是錢玄同�！凇缎虑嗄辍窌r代即熱心於廢止?jié)h字，認為“二千年所謂學問，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或“道教妖言”。要“廢孔教滅道教最徹底的辦法，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因此必須廢止?jié)h文。他認為中國文字“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他主張用世界語代漢文，而以英文法文為過渡�！�
廢止?jié)h字之事雖未成功，他覺得還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諸人盛稱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是偽書，是科學方法。姚際恒的偽書考、康有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擴大范圍考證“偽事”。他知道日本有一個幸德秋水，寫過“基督抹殺論”，說基督無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著又有一個白鳥庫吉，寫了“堯舜禹抹殺論”，說古書所傳堯舜禹之事皆為神話。此外，日本有一賤民階級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稱“廢姓外骨”，寫了一些書，專講日本希奇古怪風俗以及淫書酷刑之類。於是錢氏先仿廢姓外骨，改名“廢姓玄同”，繼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學幸德與白鳥之舌，說易經(jīng)代表生殖器崇拜，堯舜禹皆為神話。堯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稱堯舜的儒家和依據(jù)易經(jīng)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在他的啟發(fā)下，顧頡剛“大膽假設”古史皆“層累地造成”，再來“小心求證”。他們求證的辦法很簡單。一、過去許多疑古、考證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錄，再抄抄白鳥等人之說。二、因為沒有發(fā)現(xiàn)夏代銅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點外國講神話的書，例如洪水是神話等。四、再加他們的想象和附會，例如，說文說“禹，蟲也”，便說禹為動物，出於九鼎。這是民國十二年的事。這既好玩，又“科學”，可以嚇唬青年，可以使外國人覺得有趣。參加的人多起來，顧頡剛將這些文字、通信收起來，名曰《古史辨》，由樸社出版。這由民國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為這時已有土肥原進行、白鳥庫吉參加計劃的“滿洲國”運動，滅亡中國運動，無須他們來滅古史了④。
胡秋原認為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這一觀點瞭解的人很少⑤，而且也沒有被專家認同。比如王汎 森就認為：
這個說法是否影響到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觀點，是深深令人懷疑的。一方面是因為顧氏本人?K不懂日文，而且也沒有任何的資料顯示他曾接觸過白鳥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為白鳥的說法在當時的中國?K沒有引起過熱烈的討論⑥。
劉起釪也認為：
此說?K沒有對顧頡剛先生1923年所倡堯舜禹是神不是人的疑古學說產(chǎn)生影響，因顧先生倡其疑古學說時，?K不知有白鳥、橋本等之說，當時他剛從大學畢業(yè)，所承受的學術源流實際主要是乾嘉經(jīng)學，又接受了一點胡適等人介紹的西方學術，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者之說接觸⑦。
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東洋史學的“堯舜禹抹殺論”對我國的古史辨運動究竟有沒有影響？如果有，這種影響到底有多大？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胡秋原強調(diào)錢玄同在古史辨運動興起中的作用，以錢玄同與顧頡剛?K稱，這是很具卓識的。就地位而言，錢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就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19年成為《新青年》編委，而顧1920年7月方從北京大學畢業(yè)。楊尚奎認為顧頡剛討論古史先後有兩個有代表性的論點，一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是“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⑧。“層累”說是在與錢玄同的通信討論中提出來的，顧頡剛的《自序》回顧這一過程時很坦率地承認：
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zhèn)喂ぷ鞯臅r候，原是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上；
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jīng)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jīng)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⑨。
從“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到懷疑經(jīng)書本身，錢玄同的這一點撥使顧頡剛的思想起了質的變化，這才導致出顧頡剛對《尚書·堯典》所載堯舜禹事跡的否定，從而產(chǎn)生了“層累”說。至於“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也是如此，顧頡剛晚年所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說：
至於錢玄同，他態(tài)度沒有變，那時卻對我講了一個笑話�！X玄同講了這個故事，就對我說：“我們對今古文問題，也當作如是觀。今文家好象蓮香，古文家好象李女，我們千萬不要上她們的當！”在這段話的啟發(fā)下，我就寫出了《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一個長篇論文，又寫出了《秦漢的方士和儒士》這個通俗小冊子⑩。
錢玄同不但引導顧頡剛“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11，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許多激烈疑古的論點。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他說：
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
舜，借為“俊”，大也�！皥颉薄八础钡滓饬x，就和“圣人”“賢人”“英雄”“豪杰”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瓐蛩催@兩個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
大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託古改制”12。
“六經(jīng)”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13。
《儀禮》是戰(zhàn)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14。
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號。……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fā)揮他們的哲理，有做《彖傳》的，有做《象傳》的，有做《系辭傳》的，有做《文言傳》的，漢朝又有焦贛京房一流人做的《說卦傳》，不知什么淺人做的《序卦傳》，不知那位學究做的《雜卦傳》，配成了所謂“十翼”15。
《春秋》，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象“流水帳薄”，都是極確當?shù)呐Z。……至於《左傳》，……這部書底信實的價值，和《三國演義》差不多。……從實際上說，“六經(jīng)”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16。
在《論獲麟後續(xù)經(jīng)及春秋書》中，他對顧頡剛說：
我現(xiàn)在對於今文家解“經(jīng)”全不相信，我而且認為“經(jīng)”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經(jīng)既沒有，則所謂“微言大義”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17。
在為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說：
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和偽古說之大成的書18。
否定堯舜、否定六經(jīng)、否定六經(jīng)與孔子的關係、甚至否定《說文》，就是要通過“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來達到“廢孔教滅道教”的目的，這就是古史辨運動的真精神，是古史辨運動與歷代辨?zhèn)位顒硬煌乃�，也是古史辨運動代表人物與歷代辨?zhèn)渭业母緟^(qū)別。所以，考辨古籍、考證人物的真?zhèn)?K非古史辨運動的真諦，它只是手段。而錢玄同正是把握了這種“真諦”的人，胡秋原視他為古史辨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錢玄同這種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沒有受到日本學術界的影響呢？胡秋原說他廢姓源於外骨，以《易經(jīng)》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堯舜的存在源於幸德秋水和白鳥庫吉，這種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錢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東京看望其兄錢恂，小住三四個月，隨兄游覽名勝，?K學習外語。1906年春回國，9月又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師范科。1910年5月回國19。從18歲至23歲，錢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過的。他會日語，對日本學術界的情況應有所了解，因此，他的學術觀點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自屬必然。就以對易卦起源的認識來說，錢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說的提倡者，20這和他們都在日本生活過相當一段時期是有關的。21幸德秋水作為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的日本有著廣泛的影響，其著作《社會主義精髓》、《廣長舌》、《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都被中國留日學生所翻譯。特別是《社會主義精髓》一書，1903年7月日文首版後僅兩個月，留日學生就出版了中文譯本，以後不到4年時間竟又接連出版了兩個新的中文譯本。所以，錢玄同、郭沫若受他的影響，一點都不奇怪。
白鳥庫吉（1865～1942）千葉縣人，文學博士，1890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yè)，後任學習院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01－1903年留學歐洲。吸取語言學、民族學方法研究東亞及中亞各民族歷史，創(chuàng)辦學術刊物《東洋學報》，主持滿鐵的滿蒙史跡調(diào)查工作，創(chuàng)立東洋文庫為日本東方學奠定基礎，被譽為日本東洋史學的創(chuàng)始人，主要著作有《西域史研究》、《滿鮮歷史地理》等，有《白鳥庫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鳥庫吉在東洋協(xié)會評議委員會上作了一次講演，其記錄在東洋協(xié)會發(fā)行的《東洋時報》第131號（1909年8月）刊出，題為《支那古傳說的研究》。文章說：
中國傳說之背景以儒教為理想，其中包括負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傳說一直被視為歷史事實，無人提出疑問。現(xiàn)試以別種解釋，批判其所謂之人物遺跡，?K探討其由來。……
首先載錄堯舜禹事跡者，當為號稱中國最古史書之《書經(jīng)》。除此三人外，其他傳說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óng)氏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均不見此書。……
據(jù)《尚書·堯典》所載，堯之主要事跡，為觀測天文，……故堯之功績，主要為授民以時。
……吾人應留意之處，當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為，及其本身之孝性�！硇愿裰攸c，在於勤勉力行，其事業(yè)主要與土地有關�！�
《尚書》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皆非當時所記。此從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筆，?K從“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遺跡之大小輕重，有甚失權衡之處。就中以舜事業(yè)最多，行跡最著；
堯專關天文，禹專主治水，而其他事業(yè)，皆歸之舜，此實應大疑。加之堯之事業(yè)主要關乎天文，舜之事業(yè)涉及人事，禹之事業(yè)則限於土地，三王事跡截然區(qū)劃，頗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團。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識判斷，頗難置信�！粗滦�，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顯，傳說虛構之跡至此益明。
……漢族之大災害實為洪水……若有王者能盡力溝洫，使黎民安於其土，即為圣明之主�！樗咸臁⑾挠碇嗡畟髡f，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斷不誤，吾人不得不疑堯、舜、禹三王之歷史存在。堯主司天事，司人事者為舜，而彼之德為孝，?K不為奇。孝乃百行之本，為中國人道德之基本。不難推知，彼等以舜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業(yè)與土地有關，已如上述。若然，堯舜禹三王傳說之作者，應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說，始構成此傳說�！�
據(jù)《說文》第十三，堯之字義乃：“高也，從?在兀上，高也�！薄手懈哌h至高意義之堯字，乃用以表彰帝堯之性格�！�
舜、順之韻同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顯有順之義�！瓘奈淖种x而思，再察帝舜之傳說，可知舜乃中國人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虛構之人物。
據(jù)《說文》第十四，禹乃“蟲也”，此不適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屬七麌之韻。而禹字通?或?，見《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七“漸備經(jīng)”條：“宇，古文?，籀文作?同。”而宇、?等字義，《釋文》云“四垂為宇”……若然，《尚書·禹貢》之文，可證夏王禹之命名決非偶然，……禹之名，實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見，堯、舜、禹乃儒教傳說，三皇五帝乃易及老莊派之傳說，而後者以陰陽五行之說為其根據(jù)。故堯、舜、禹乃表現(xiàn)統(tǒng)領中國上層社會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則主要表現(xiàn)統(tǒng)領民間思想之道教崇拜。據(jù)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順序決非如是，道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tài)，表現(xiàn)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fā)生於儒教之後，當不言自明22。
以白鳥庫吉在史學界的地位而倡此說，不能不造成強烈的影響�！稏|洋時報》第129號刊有後藤朝太郎的《論堯舜禹的抹殺》。1910年1月，林泰輔在《東洋哲學》第17編第1號上，就堯舜禹問題向白鳥庫吉質詢。1911年7月5日發(fā)行的《漢學》第2編第7號、1911年的《東亞研究》第1卷第1號，1912年1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1號，連載了林泰輔的《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林泰輔對記載堯舜禹的《尚書》中的《虞夏書》、《商書》的制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沒有存在文明的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為堯舜禹是實有的歷史人物，反駁了白鳥庫吉否定堯舜禹的理論。1912年4月白鳥庫吉在《東亞研究》第2卷第4號發(fā)表了《尚書的高等批評─特關於堯舜禹》，這是他1910年在漢學研究會上的講演，他認為《堯典》、《禹貢》等篇為戰(zhàn)國時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現(xiàn)以後的作品，非太古時代所能有，號召對《尚書》作自由的研究。接著，林泰輔在同年9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9號上又刊登了《再論堯舜禹抹殺論》，再次批駁白鳥庫吉說。1911年12月4日《東洋時論》第2卷第12號刊登了白鳥庫吉的《關於支那革命的史的說明》，白鳥庫吉再次強調(diào)：“我不認為堯舜禹是實在的人物。因為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為基礎而造的，來具體表現(xiàn)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東洋學報》2卷3號，1913年的《東洋學報》3卷3號，1914年的《東洋學報》4卷1號、3號連載了白鳥庫吉的學生橋本增吉的長篇論文《書經(jīng)的研究》，橋本對《尚書·虞書》所載的天象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以支持其師的堯舜禹否定論，反駁林泰輔對白鳥庫吉的批評。1921年《史學雜志》第2卷第4號也刊登了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橋本增吉之說出，“於是對堯舜禹的懷疑，一時形成風尚”23，這應該符合當時日本學術界的實際。
錢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學，1910年5月回國。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東洋時報》第131號上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一文的。其實，上引《答顧頡剛書》“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
舜，借為‘俊’，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圣人’‘賢人’‘英雄’‘豪杰’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云云，與白鳥說就有幾分相似。這種相似，當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鳥庫吉說影響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顧頡剛與錢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語，也沒有去過日本，因此王汎 森、劉起釪都認為他不曾接受過白鳥庫吉等人的作品。筆者去北京大學圖書館外文過刊部查閱過，該部藏有《東洋學報》、《漢學》、《史學雜志》、《東亞研究》、《東洋哲學》、《東洋時報》等日文刊物。其中《東洋時報》、《東洋哲學》、《東亞研究》載有白鳥庫吉、後藤朝太郎、林泰輔文章的期數(shù)不見。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沒訂：二是訂了，後來遺失了。但載有橋本增吉《書經(jīng)研究》的各期《東洋學報》都有，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漢學》也有，載有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的《史學雜志》也有。至於《東洋時論》等刊物我就失檢了。北京大學所藏的這些日文報刊，一是北京大學的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調(diào)整時合?K的燕京大學所藏。如載有橋本增吉《書經(jīng)的研究》的《東洋學報》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學的藏書；
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漢學》，則是原北京大學所藏。據(jù)顧潮《顧頡剛年譜》，顧頡剛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學聘任助教，職事定為校圖書館編目員；
9月10日到北大圖書館就職，見該館主任李大釗，談中文書目改編事。次日，作《重編中文書目的辦法》，嗣後又擬各種表格備填；
11月9日，?K作《圖表編目意見書》。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書籍、重編西文目錄事24。一直到1922年3月，顧頡剛的“圖書館事由黃文弼代”25。顧頡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書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會見到《漢學》第2編第7號（1911年）所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或者《史學雜志》第32編第3號（1921年）所載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這些論文。這些論文都較為詳盡地轉述了白鳥庫吉的觀點，通過它們了解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應該是不難的。所以，說顧頡剛“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者之說接觸”是不能成立的26。
林泰輔為日本著名漢學家，與王國維多有論學往來。王國維1915年1月曾有《洛誥解》一文刊《國學叢刊》，林泰輔在《東亞研究》上發(fā)表《讀〈國學叢刊〉》一文，與之“攻錯”。同年11月，王國維撰《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回答了林泰輔的“攻錯”。1916年1月，林泰輔又以其刊於《東亞雜志》之答辯寄王國維，王國維乃作《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王國維的這3篇文章，後匯為《裸禮榷》，刊入上�！皬V倉學宭”之《學術叢編》第4期（1916年）；
又刊《觀堂集林》卷一（1921年）；
《海寧王忠愨公遺書》（1927年）。林泰輔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王國維讀後曾給予較高的評價（見《與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1916年6月4日《致羅振玉書》云：
《學術叢編》已裝成，維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請寄林博士（林泰輔）一本，藤田（藤田豐八，字劍公）先生一本，內(nèi)藤一本，余請留或酌送27。
錢穆1931年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翻譯了林泰輔《周公及其時代》一書28。學界對林泰輔著作的重視，應該與王國維的評價有關。1918年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長井江衍者來訪，此君狂甚，歷詆林浩卿輩29。
長井江衍“歷詆林浩卿輩”，不知是否與林泰輔駁斥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有關，但招致王國維的不滿，可見王國維對林泰輔的維護。顧頡剛自稱：
在當代的學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記中，我寫道：
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談及我祖母臨終時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嗚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猶在也，我如何自致力於學問，使王靜安果能與我攜手耶！
一年以後，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記中，我又有這樣一段記載：
予近年之夢，以祖母死及與靜安先生游為最多。祖母死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靜安先生則為我學問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夢與他同座吃飯，因識於此。
看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時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30。
顧頡剛對王國維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圖書館“清查外文書籍”時應該會注意到林泰輔的文章，所以，他還是有機會接觸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的。1922年8月8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云：
京師大學畢業(yè)生（現(xiàn)為助教）有鄭介石者來見，其人為學尚有條理；
又有顧頡剛者（亦助教）亦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31。
“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不知是否係說顧頡剛的疑古論調(diào)近於白鳥庫吉輩，但王國維對疑古運動顯然持批評態(tài)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說：
此段議論前見《古史辨》中錢君玄同致顧頡剛書……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32。
這雖然是批評錢玄同，但也可視為對顧頡剛說的態(tài)度。
顧頡剛不懂日文，對他深入了解白鳥庫吉和橋本增吉說是有困難的。但日文中漢字多，以顧氏的水平，初淺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觀點，特別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問題的觀點，還是可能的。許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關的日文論文，往往也有所得，這種情況?K不少見。顧頡剛否定堯舜禹的論證，內(nèi)容和白鳥庫吉、橋本增吉有所不同，這也許與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關。因此，如胡秋原言，將顧頡剛興起古史辨運動的原因全部歸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恐怕?K不完全符合事實。
王汎 森認為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33，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視。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就是其中一個不可輕視的因素。王汎 森認為“白鳥氏的論點與康有為及崔適倒是非常相象”34。其實，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與白鳥說更象。白鳥庫吉認為“據(jù)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順序決非如是，道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tài)，表現(xiàn)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fā)生於儒教之後”，雖然沒有如顧氏概括出“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35，但實際上是以具體事例說明中國古代傳說時代愈早愈靠不住，隱含了傳說的時代愈早，傳說成立的時代愈晚的認識。比較這“大致相同”的兩者之說，“白鳥氏之說比顧氏之說早十四年提出”，顧氏確實有“後出轉精”、“青勝於藍”之嫌。
中國近代以來大的社會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傳統(tǒng)的內(nèi)因，也有外部輸入的外因；
而外部輸入，往往與日本有關。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主要就是通過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們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會主義理論，讀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久松義典、福井準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後，吳玉章、李達、李漢俊、李大釗等大多是通過學習和研究從日本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典籍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而中國人宣傳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據(jù)日本譯介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寫成的。如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根據(jù)河上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寫成的36。史學界也是如此，學者們認為：
日本史學真正在學術上對中國史學界產(chǎn)生影響，是在辛亥以後，因為直到這時，日本史學、特別是中國史研究才真正從江戶時代的傳統(tǒng)儒學影響下解放出來，取得了獨創(chuàng)性的成果，?K出現(xiàn)了以白鳥庫吉和內(nèi)滕湖南為代表的“東大”和“京大”學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以後中日兩國史學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方式出現(xiàn)的37。
既然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談古史辨運動興起的外因只談胡適帶回的杜威實驗主義方法的影響，不論與中國文化、政治、軍事、經(jīng)濟關系最為密切的日本學界的影響，是很不好理解的。
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提出，與其輕視中國歷史的總傾向是一致的，這是非常正確的。近代以來，日本社會意識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脫亞入歐”。1885年福澤諭吉發(fā)表《脫亞論》，提出日本要與“亞細亞之政教風俗”相決裂；
日本人應以自己的行動，使西方人從成見中將日本與中國、朝鮮區(qū)別開來；
成為東洋中的西洋國，以亞洲國家身份在亞洲推行西方列強的侵亞路線。對中國和朝鮮的蔑視情緒，混雜著對本民族非理性的優(yōu)越感和對歐化的庸俗理解,再發(fā)展為對外擴張意識，這樣，就一步步走向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略戰(zhàn)爭38。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史學的主流是實證史學，實證史學是明治政府的思想工具，它雖然在表面上埋頭於考證舊事，但在其客觀主義的背後，卻隱藏著最大的政治目的，即宣揚天皇史觀，從根本上為天皇制政權服務39。鼓吹日本優(yōu)越，主張侵略擴張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白鳥庫吉作為實證主義史學家，不但致力於朝鮮、滿洲、蒙古歷史的研究，而且特別關心我國近代政治，寫了大量的時論40。他鼓吹“堯舜禹抹殺論”，不但反映了他個人輕視中國歷史的傾向，更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強烈的戰(zhàn)勝國的優(yōu)越感，是為擴張侵略政策服務的。胡秋原說他參加了土原肥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的用心。錢穆《師友雜憶》云：
其時尚在對日抗戰(zhàn)中，滯留北平學人，讀此書（指《國史大綱》），倍增國家民族之感。聞錢玄同臨亡，在病床亦有治學迷途之嘆云41。
又記抗戰(zhàn)時的顧頡剛說：
頡剛人極謙和，嘗告余，得名之快速，實因年代早，學術新風氣初開，乃以枵腹，驟享盛名……而對其早負盛譽之《古史辨》書中所提問題，則絕未聞其再一提及。余窺其晨夕劬勤，實有另辟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42。
錢玄同的“治學迷途之嘆”、顧頡剛“另辟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戰(zhàn)爭的殘酷形勢下對自己早年疑古過勇的反省，這也可能包含有對自己早年接受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自責。否定堯舜禹，引發(fā)對中國歷史的懷疑，動搖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難以干成的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感情的古史辨學者卻替侵略者干到了。在這一嚴峻的現(xiàn)實面前，錢玄同、顧頡剛怎能無動於衷？由此看來，顧頡剛對於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確實是有難言之隱。50年代初期批判胡適，顧頡剛就竭力否認胡適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43；
80年代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則不提康有為之學。世?時變，認識也跟著變，說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對顧頡剛疑古從未言及白鳥庫吉，就不應當感到奇怪。這些分析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等待著新的史料面世來檢驗。
嚴格地說，古史辨運動本來是學術層面上的問題，但人們往往從政治層面上來肯定它44。本文寫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們：即使從政治層面上來評價古史辨運動，我們也不能只對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倍受外國霸權的欺凌和壓迫，這種欺凌和壓迫最大莫過於對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擊。在這一問題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到底起了什麼作用，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ū疚膶懽鞒忻扇毡旧駪舸髮W王建、香港城市大學鄧立光、本所同事何冰、韓國留學生林亨錫諸君多方幫助，特此致謝
廖名春（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 載《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該文又載《中國哲學》第2輯、第6輯。第6輯所載部分係王熙華代作，顧頡剛修改定稿。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596～59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 《古史辨》第1冊《自序》，26頁。
�、� 《古史辨》第1冊《自序》，43頁。
�、� 《古史辨》第1冊《自序》，78頁。
④ 《古史辨》第1冊《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2頁。
�、� 說見劉健明《評王汎 森著〈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3期，1989。
�、� 《中華學術論文集》，25-27頁、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③ 王汎 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36－55頁，臺北：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7。
�、�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83～84頁，臺北：學林出版社，1973。
�、� 魯實先、徐旭生實際也有與胡秋原同樣的看法。如魯30年代後期說：“顧頡剛謂《堯典》為漢人作。日本白鳥庫吉作《堯舜禹抹殺論》，載明治四十二年《東洋時報》一三一號；
又作《尚書之高等批評》，載《東亞研究》二卷四號。為其張說者，有橋本增吉、飯島忠夫；
駁難之者，有後藤朝太郎、井上哲次郎、林泰輔等，文載《東洋時報》一二九、一三一號，《漢學》一卷四、五、六號，二卷七號，《東洋哲學》一七卷一號，《東亞研究》一卷一號、二卷一號、九號。顧氏不信《堯典》，不信夏禹諸說，乃白鳥氏之緒論也�！保ā妒酚洉⒖甲C駁議》，53頁）徐說：“日本的御用學者倡‘堯舜禹抹煞’的議論，自有他們便利侵略，不可告人的隱衷，?K不是科學研究的成果�！瓨O端的疑古派學者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沾染了帝國主義御用學者的毒素，對於夏啟以前的歷史一筆勾消，更進一步對於夏朝不多幾件的歷史，也想出來可以把它們說作東漢人偽造的說法，而殷墟以前漫長的時代幾乎變成白地！”（《中國古代史的傳說時代》，2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 王汎 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53頁。
�、� 劉起釪：《現(xiàn)代日本的〈尚書〉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4年第2期。
�、� 楊尚奎：《論“古史辨派”》，《中華學術論文集》。
⑨ 《古史辨》第1冊《自序》，49頁。
⑩ 《古史辨》第1冊《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3～14頁。
11 《古史辨》第1冊，213頁。
12 《古史辨》第1冊，67頁。
13 《古史辨》第1冊，69頁。
14 《古史辨》第1冊，77頁。
15 《古史辨》第1冊，77頁。
16 《古史辨》第1冊，77～78頁。
17 《古史辨》第1冊，280頁。
18 《古史辨》第1冊，66頁。
19 詳見吳奔星：《錢玄同年譜》，《錢玄同研究》80－86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20 郭沫若說：“八卦的根柢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遺。畫一以象男根，分而為二以象女陰�！薄吨袊糯鐣芯俊返�1編第1章，上海：上海聯(lián)合書店，1930。
21 郭沫若1914年1月到日本求學，1923年4月回國；
1928年2月到日本避難，1937年7月秘密回國。在日本住了20年之久。《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即作於日本。
22 此文以《中國古傳說之研究》之名收入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其第7頁“禹之名，實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14字本白鳥庫吉語，誤入《尚書·禹貢》引文中。
23 劉起釪：《現(xiàn)代日本的〈尚書〉研究》。
24 顧潮：《顧頡剛年譜》，55～56頁。
25 顧潮：《顧頡剛年譜》，71頁。
26 《燕京學報》第7期劉朝陽文《從天文歷法推測堯典之編寫年代》就介紹過白鳥庫吉和橋本增吉之說，云：“其他方面，白鳥庫吉以為《堯典》之天文紀事?K非由於實地之觀測，而實本於占星術之思想。彼從十二宮二十八宿之知識與陰陽之說，主張此等知識系在孔子以前從伽勒底、亞敘利亞方面?zhèn)魅酥袊�。又橋本增吉亦曾計算《堯典》星座在初昏南中之年代，乃得下列之結果……橋本因彼如此算出之年數(shù)不能一致，故不相信《堯典》之紀事，?K因其中含有陰陽說之思想，斷為周代之作品�！薄额欘R剛年譜》云：“是年（1930年） 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及學術會議委員，研究《堯典》、《皋陶謨》、《禹貢》之著作時代問題，《周易》經(jīng)傳之著作時代問題，三皇五帝三王之系統(tǒng)問題，參加國學研究所學術會議。又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主編此刊第7、8 期�！薄八脑氯� 主編《燕京學報》，第7期已編成，第8期亦集稿。”據(jù)此可知顧頡剛當見過劉文，應該會知道白鳥庫吉和橋本增吉之說。
27 見王宇、朱金枝整理：《王國維未刊書札十通》，《文獻》1992年第4期。標點稍作改動。
28 錢遜先生最近告我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新近出版之《錢穆全集》未收入此書，似以為此書非錢穆先生所譯。不過，《錢穆全集》未收入此書也有可能此書係譯文之故。
29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27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30 《古史辨》第1冊《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4～15頁。
31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325～326頁。
32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437頁。
33 王汎 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52頁。
34 王汎 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52頁。
35 《古史辨》第1冊，65頁。
36 詳參左玉河：《簡述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的渠道》，《毛澤東思想研究》1991年第1期；
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第2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7 胡逢祥：《二十世紀初日本近代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學術月刊》1984年第9期。
38 詳見周頌倫：《簡論近代日本人“脫亞”意識的形成》，《外國問題研究》1987年第2期。
39 詳見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學和史觀》，中國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論文集》第423－429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2。
40 詳見五井直弘：《白鳥庫吉考補遺》，《三上次男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考古學論集》，日本：朋友書店，昭和54年。
4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99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
42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209頁。
43 這從梁從誡：《胡適不是研究歷史，而是歪曲和捏造歷史》（《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一文所載可以看出。
44 如胡繩：《顧頡剛古史辨學說的歷史價值》（《學習與探索》1994年第3期）一文就是首先肯定“疑古”精神的反封建意義。
參考文獻
1.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楊尚奎：《論“古史辨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王汎 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林出版社，1973。
5. 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
6. 劉起釪：《現(xiàn)代日本的〈尚書〉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4年第2期。
7. 李學勤：《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點說明》，《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6期。
8.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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