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我的造反生涯

　　當上了造反派紅衛(wèi)兵串聯(lián)之后回到成都，當務之急是要投入火熱的斗爭。既然已經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接見，就應該挺身而出捍衛(wèi)他的革命路線。以前那種游離于運動之外的狀況，是結束的時候了。

　　在北京時，得到了，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關于兩個多月以來“文革”運動的總結。他在其中講“文革”中兩條路線的斗爭，把1966年8月份以來流行的“自來紅”思想和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lián)，劃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指出，這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宣揚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這種腐朽透頂?shù)乃枷氲姆�版，是血統(tǒng)論。他還指出，在學生中劃分什么“紅五類”、“黑五類”，就是在“文革”運動中制造混亂，提倡這些荒謬論點的人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

　　學習了陳伯達的講話，覺得頭腦豁然開朗了。原來流行的那些令自己反感的東西，那些毫不講道理的東西，果然是錯的！而且，制造謬論的人是為了壓制廣大群眾起來革命。回成都后，得到了陳伯達講話的鉛印本，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我們這時深切體會到了，為什么報紙上常常強調“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原來，那些嚇人的革命口號，那些左得可怕的東西，并不是毛主席支持的。我們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深深感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此親切。

　　我和M從陳伯達的講話中受到啟發(fā)，認識到提出對聯(lián)（這時已被稱為“反動對聯(lián)”了，形勢變化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輕學生固然有錯，但血統(tǒng)論（這時也被稱為“反動血統(tǒng)論”）之所以那么狂撅，流毒如此之廣，原因恐怕在于有掌權的人利用它來破壞“文革”運動。因此，清算“文革”中的反動路線不應該向同學翻舊賬，而應該挖出根子。我們兩人到處奔走，到西南局、省委、市委去看大字報（這時形勢已經大變，各級黨委中的黨員和干部紛紛造反，揭發(fā)當權派的問題），同時找原工作組的負責人和隊員了解情況。我們果然掌握了大量材料，說明西南局、省市委中某些人暗中大力支持散布和推廣血統(tǒng)論。我們寫了一份長長的文章，油印散發(fā)，公布了我們的結論。

　　一天，M拉我去成都北郊的一個鐵路工人俱樂部參加一個講演會。主講人是北京某大學的學生，他串連到成都，作煽風點火宣傳，即號召大家起來造當權派（當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他在成都已經作了很多場講演，喚起成千上萬的人起來造反。他在成都名氣很大，深受工人擁戴。

　　我本來并不特別重視他的講演，但很快地，我被他的演說深深打動了。與我預料的相反，他并不講理論和當時流行的大道理，而是用極其普通的語言，從人們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經常碰到的一件件事情人手，揭示這個社會、這個制度存在的毛病。根本問題在于，現(xiàn)在制度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機制，使得當權者可以為所欲為地壓制群眾。他們以維護黨的領導為名，以階級斗爭為幌子，動輒就把給他們提意見的人，與他們有利害沖突的人，他們看不慣的人打成反革命。一個人可能因為一句話、一件小事而被當權者在檔案中記上一筆，從此就永遠不得翻身，每次運動一來就首當其沖，成為靶子，多少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舉了大量的例子，這些事例都從工廠、學校實際生活中得來，每個人憑自己的經驗都知道它們是真實的。他向聽眾提出發(fā)人深省的問題：難道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還能說在我國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嗎？那些當官做老爺，整人害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難道是人民的公仆嗎？

　　講演持續(xù)了三四個小時，參加聽講的人越來越多。我周圍的工人，不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個個被感動得熱淚縱橫，他們最后絕對聽講演者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把中國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人人平等，沒有壓迫的社會。

　　如果說，陳伯達的講話使我對“文革”開始以來幾個月中種種疑惑有了清楚的認識，那么可以說這次講演使我對于十多年來生活中種種難于解釋的事情有了明確答案。多年來，我們被告知，中國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但現(xiàn)實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人們被告知，黨是絕對正確的，但人們看到有些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卻在玷污著黨。人們從經驗中直覺到什么地方有問題，有毛病，但有些領導人以自己的權威，以自己的宣傳機器讓人們相信，錯誤不在現(xiàn)實生活中，而在人們自己的頭腦中。對現(xiàn)實的批評、懷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頭腦中的舊思想在作怪，應該改變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認識。人們多年來一直以黨的權威和革命理論來抗拒生活經驗，甚至抗拒自己的親身遭遇�，F(xiàn)在，這一層紙一下就給捅破了。原來事情如此！其實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鎖一旦去掉，人們的良知、價值標準和經驗事實馬上一致起來。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懷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騙的結果。人民要真正做人，這既是發(fā)自內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代表的真理。在當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恰恰被歸結為這樣一句話：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現(xiàn)實生活中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印證了這一點。自運動開始以來，工作組在群眾面前表演得十分充分。他們和單位的黨委沆瀣一氣，整群眾的黑材料，把群眾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批評了工作組的錯誤，他嚴厲警告說，凡是鎮(zhèn)壓群眾的人都沒有好下場！1966年底，各單位都傳達了中央一個規(guī)定，該規(guī)定同意中央軍委前不久發(fā)出的一項緊急指示，要求對被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學生一律平反，整他們的黑材料一律當眾銷毀。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許多人真正認為，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人們感到站在群眾一邊的黨，而不是壓制群眾的黨，才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我自己也深切體會到，在把保護群眾、支持群眾的種種做法歸功于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之后，我的政治觀和價值觀將與黨的方針政策、黨的意識形態(tài)完全彌合。我的理想將通過捍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實現(xiàn)，在黨的這種新形象面前，以前的困惑和疑慮統(tǒng)統(tǒng)都掃除干凈了。

　　看起來，參加革命造反不但勢在必行，而且義不容辭。但在串連回成都之后，我發(fā)現(xiàn)革命造反派已經分裂為兩大陣營，正在激烈展開宣傳攻勢，爭取人心。我選擇哪一派的組織呢？

　　成都市中學生造反派紅衛(wèi)兵組織緊緊依附于大學生紅衛(wèi)兵。每個大學都在中學發(fā)展自己的勢力。成都市原來有一個統(tǒng)一的造反派組織，叫“紅衛(wèi)兵成都部隊”，由成都市十多所大學中運動初期的少數(shù)派，即反工作組的學生串連在一起組成。隨著中央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守派紅衛(wèi)兵勢力越來越小，造反派聲勢越來越大。但是在1966年11月13日，這個組織發(fā)生了分裂。

　　這就是成都地區(qū)“文革”史上著名的“一一·一三”造反事件。原統(tǒng)一的“紅衛(wèi)兵成都部隊”在11月13日開一個批判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大會，而官方也希望有一個場合讓李公開檢討認鍺，不然他會被說成是堅持錯誤，對抗運動。于是在政府協(xié)助配合下，批判大會如期舉行。但會議正在進行時，這個組織的川大支隊，即川大“八·二六”戰(zhàn)斗團的一些人卻突然沖擊主席臺，使大會無法進行下去。他們說這個大會讓李登臺亮相，實際上起到了假批判、真包庇的作用。他們造了“一一·一三”大會的反，而其他十余個學校的造反派則譴責他們的破壞和分裂行動。從此成都地區(qū)學生中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分成兩派，一派是川大“八·二六”，另一派是除川大之外的所有大學，仍然叫“紅衛(wèi)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一般人的印象是，川大“八·二六”的政治傾向更激進，而“紅成”則穩(wěn)妥和溫和一些。

　　我不喜歡“八·二六”的政治主張，他們的政見，可用毛澤東的一句著名格言概括其基本精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盡管當時四川和成都地區(qū)保守派已經式微，從西南局、省市委到各級領導已經癱瘓或半癱瘓，其主要負責人被認為是黑幫，正急于檢討和自我批判，但這一派仍然認為運動的主要方向是繼續(xù)把局勢搞亂。他們認為四川還沒有亂夠，沒有亂透，只有透底爛掉，最后才會有好結果。而任何溫和的、按部就班的方針都是右傾、調和、搞折衷。當然，我在選擇組織時還是十分慎重的。我到各個大學去了解每一個組織的觀點。當我去川大時，剛巧那個負責接待的人水平不高，而且有一個“紅成”派的人正在巧妙地法難他。他窮于應付，張口結舌，漏洞百出，我對他所屬的組織印象不佳。大致就在這時，我作出了選擇。

　　正巧，我的同班老友L來拉我參加本校造反派紅衛(wèi)兵組織“紅旗野戰(zhàn)兵團”（簡稱“紅野”），他是這個組織的發(fā)起人之一。后來可能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不宜作負責人而辭去勤務組（那時為了表示與舊體制劃清界線，并表示領導只不過是群眾的勤務員，任何組織的領導班子都稱為勤務組）內職務，但仍保持在該組織中的元老地位�！凹t野”與我校其他造反派組織不同，它與大學紅衛(wèi)兵沒有組織上的隸屬關系，觀點傾向于“紅成”，但其中有不少人也傾向于“八·二六”。我對這個組織比較中意，就決定參加。該組織第一號勤務員M對我表示歡迎。并舉行了一個宣誓儀式，我就成為這個組織的正式成員了。

　　我校有一個川大“八·二六”的分團，其核心就是在寫信事件中最早造反的那批同學。他們“文革”前基本上是團干部和班干部，又有最早反省市委、受工作組打擊的光榮歷史，因此自視甚高。與保守派固然勢不兩立，對其他人也看不上眼，大概認為別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惟獨自己最革命，他們一直甘當光榮的少數(shù)。不論從理論取向上還是從人際關系考慮，我都不會參加這個組織。

　　大約在1967年初，我的好友X（與之進行人生觀論戰(zhàn)的那位小學同學）叫我和M去參加一個中學生的串連會。會議發(fā)起人是H（他后來成了名人），一個和我們同年的中學生。他正在辦一份鉛印報紙《中學紅衛(wèi)兵》，近期目的是批判血統(tǒng)論。第一期已經出版，主要內容是轉載北京遇羅克的轟動一時的文章“出身論”。這篇文章寫得極好，立論嚴密，文采飛揚，說理透徹。這是我讀到的第一篇由同齡人寫出，引起我佩服的文章。H為他辦的報刊寫了一個發(fā)刊詞，也寫得很好，思路清晰，文鋒犀利。他邀請與會者和他共同辦好那張報紙，我欣然同意。

　　但是，M偷偷拉我到一邊去，勸告我應對此事持慎重態(tài)度。他認為辦報紙是件非同小可之事，將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而我們的認識能力有限，對重大問題發(fā)表見解，還沒有把握。萬一犯了錯誤，后果就嚴重了，因為一張報紙會有許多人閱讀。我們只應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對辦報這種有深遠社會影響的事情，應三思而后行。我又被他說服了，我們把H叫到一邊，對他講了一番社會責任、社會后果之類的道理，并表示了我們的保留態(tài)度。H倒很寬容，沒有表示失望，也沒有勉強我們。

　　這是又一次，我追隨了一種膚淺的主張。M確實比較膽小怕事，另外，他是一個優(yōu)秀的組織家，但對理論沒有多大興趣。不過，我后來從H的報紙和X借給我的材料中，讀了遇羅克的所有文章。

　　X家庭出身并不差，他決不是為了實際目的才喜歡遇羅克的文章。他后來專程去北京，想拜見遇羅克。但遇羅克已經被捕，他們的報紙被查封，編輯部被洗劫。X在北京認識了遇羅克的一些朋友，了解到許多詳細情況。他告訴我們，遇羅克是一個大我們幾歲的青年工人，他在學校時學習、品行極為優(yōu)異，但因父母的政治問題考不上大學。他勤奮自學，平時在門上貼一紙條：“來訪者談話不得超過10分鐘�！币揽孔约旱穆斆骱涂炭啵�他終于在歷史和文學方面達到博古通今的水平。他胸懷大志，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有深人的思考和研究。血統(tǒng)論猖獄之時，他發(fā)表了“出身論”、“填鴻溝”、“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聯(lián)動的騷亂說明了什么”等文章，受到北京市的學生和工人的熱烈歡迎，為大家爭相傳誦。這些文章還流傳到全國各地，人們認為它們說出了自己久已想說而不敢說，或說不清楚的話。遇羅克勇敢地和血統(tǒng)論者辯論，那些人辯不過他，就大打出手，靠封別人的口來掩蓋自己理屈詞窮的窘態(tài)。X 還告訴我們，“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等人曾宣稱遇羅克的文章是“反動的”，攻擊了黨的階級路線。他被判處死刑，除了因為寫文章批判血統(tǒng)論，他的日記也成了定罪的依據(jù)。遇羅克是“文革”中為真理而獻身的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他的死是我重新思考“文革”和現(xiàn)實政治體制的一個動因。

　　理論家

　　我在戰(zhàn)團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主要和我能寫大塊頭文章，與“八·二六”派進行論戰(zhàn)有關。

　　“紅成”和“八·二六”的分裂，雖然起因于對＿次批判李井泉大會的不同態(tài)度，但隨著運動的發(fā)展，兩派在一系列基本問題上顯示出深刻的、不可調和的分歧，這些問題包括對形勢的估計，對運動最終目的的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中央戰(zhàn)略部署的執(zhí)行，等等。雙方都攻擊對方是革命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并沒有真正執(zhí)行革命路線�！凹t成”的頭頭堅信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他們想和對方進行一場論戰(zhàn)，以澄清思想上理論上的是非。但除了一些大學中個別戰(zhàn)斗隊有零星文章涉及這一題目，長時間未見正面論述理論分歧的重要文章。

　　我決定自己來做這一工作。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和“紅成”總部頭頭有不同意見，但在思想理論上，我完全贊同“紅成”的思潮。我決心做這種思潮的捍衛(wèi)者、代言人。

　　我雖然對“八·二六”的主張相當熟悉，但仍然仔細研究了他們自運動以來發(fā)表的所有重要文章，包括他們對于四川和成都地區(qū)運動形勢的聲明。我花了較多時間和精力，寫出一篇論戰(zhàn)性長文，叫人油印成大型傳單，在成都市廣為張貼。文章的題目早已忘了，根據(jù)那個時代的時髦，很可能是“我們對于時局的若干看法”，或者“我們與川大‘八·二六’的根本分歧”。我在文章中抨擊“八·二六”的主要方面，是說他們從不按中央關于運動的戰(zhàn)略部署辦事。所謂戰(zhàn)略部署，在“文革”中是一個極其重要、廣泛流行的概念。它指中央針對運動的某個特定階段而頒發(f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不言而喻，紅衛(wèi)兵組織應該擁護文化大革命，力爭實現(xiàn)運動的最終目標，但這還不夠，關于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如何實現(xiàn)運動的最后目標，中央要求我們不能根據(jù)自己的理解而任意行動，我們要服從中央的解釋、要求、規(guī)定�？傊�，中央叫我們干什么我們就堅決干什么，中央未叫我們干的事就不要去干。我們不應該自行提出革命任務和口號，不能發(fā)出和中央號令不協(xié)調的聲音。這就叫緊跟黨中央的戰(zhàn)略部署，在“文革”中，這是對紅衛(wèi)兵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凹t成”自視為最純正的革命派，他們宣稱自己總是盡全力學習中央文件、《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社論，力爭亦步亦趨地跟隨中央的步調。而“紅成”認為“八·二六”從來都不是這樣，這是兩派區(qū)別和分歧的根本所在。

　　我在文章中從以下幾方面批評“八·二六”。（一）他們從來不認真執(zhí)行中央關于“文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比如不能沖擊軍事機關、軍工廠，不搞武斗，等等；
（二）他們從不貫徹黨中央在每一階段提出的中心任務，而是自己另提口號，另搞一套，比如中央號召大聯(lián)合，他們卻鼓吹分裂（他們當然要說得冠冕堂皇，叫做‘與機會主義路線決裂”），鼓吹四ill亂得不夠，還要大亂；
（三）他們鼓吹和執(zhí)行一套極左的東西，比如中央肯定干部的大多數(shù)，保守組織中的大多數(shù)群眾都是好的，但他們把四川所有的干部都看成黑線人物，把保守組織“產業(yè)軍”稱為“產匪”。我把他們的方針和理論歸結為一種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左傾機會主義，說他們不愿意認真研究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耐煩對群眾做長期艱苦的宣傳教育工作，而是提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方針，企圖輕而易舉地贏得群眾支持。

　　我在文章中進而提出，“紅成”和“八·二六”的分歧與爭論，是革命派內部兩種思潮和傾向的斗爭，在造反派擊敗保守派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堅持與以“八·二六”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思潮的斗爭，是取得文化大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

　　我寫這種長篇理論文章，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文革”之前，中蘇兩黨之間就國際共運的路線進行了長期、激烈的論戰(zhàn)，中共寫出了一系列洋洋灑灑的論戰(zhàn)性文章，這種文章對青年學生影響很大，除了使我們堅信蘇聯(lián)變成了修正主義，而中國正在挽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外，還激起了我們巨大的理論興趣。文章的形式、風格、語言對我們也影響甚深，在“文革”中出現(xiàn)的理論文章大多數(shù)是一種模仿。學生中愛思考，喜好理論的人開始研究中共黨史以及國際共運史。毛澤東和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列寧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論戰(zhàn)，對我們已是耳熟能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小冊子中的論戰(zhàn)內容和論戰(zhàn)風格，為我們津津樂道，學習仿效。按照共產國際、共產黨內部理論斗爭的模式，紅衛(wèi)兵理論家動輒就給對手扣上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動輒就要進行兩條路線的論戰(zhàn)。善打“內戰(zhàn)”，這是紅衛(wèi)兵理論家的共同特點。

　　“紅成”派頭頭和許多戰(zhàn)士在“文革”中一直有一種委屈和抱怨情緒，他們認為自己忠誠不渝地緊跟中央戰(zhàn)略部署，“八·二六”則任意亂來，但到頭來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中央文革”明顯偏袒對方。他們一直想不通，覺得是老實人吃虧。事實上當然不是這么回事。那些發(fā)表在黨的中央全會決議中的政策，那些文件中的規(guī)定以及社論中的號召，其實許多都是中央高層斗爭的妥協(xié)產物。毛和‘沖央文革”實際上心中另有自己的一套，他們并沒有把紙面上的東西當成一回事，正是他們帶頭不照章辦事。問題的實質是，所謂的“中央”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體�！凹t成”所遵奉的，乃是一些表面文章。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真正要求于群眾組織的，并不是要堅守某些原則和政策，而是要跟人。我從來沒有發(fā)現(xiàn)有哪一個組織，是憑著按中央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行事而取得勝利的。

　　“紅成”總部頭頭對我寫的理論文章頗為欣賞，甚至提出要成立一個寫作班子，以“占領理論陣地”。但此事也只是議而不決，而我也對留在總部工作不感興趣。

　　我后來發(fā)現(xiàn)，我那種長篇大論的文章難以為繼。我認為對方并不嚴肅認真地探討革命理論，而是以聳人聽聞的手法寫一些東西蠱惑人心。比如川大“一一·一三戰(zhàn)斗隊”寫了一篇廣為流傳、很有影響的大字報“成都就要爆炸”，我不但不同意其內容，連標題也很反感，成都怎么會“爆炸”？真是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我經常為這類文章憤怒，但遺憾的是，很多人卻喜歡這類有刺激性的東西。眼看輿論陣地一天天被“八·二六”占領，我心中十分焦急。后來，有人對我說，不得已時只能以毒攻毒，建議我也用他們那種筆調寫文章，以扭轉輿論。我想試試也無妨，就寫了一篇題目有針對性的大字報，叫“拯救成都”。我在文章中預言成都即將發(fā)生大規(guī)模武斗，呼吁大家提高警惕，預先防止。我這個預言當然是對的，過了不久兩派之間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武斗。我的文章不過是力圖搶先一步，要對方承擔挑起武斗的責任。這份大字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引起了各種人的議論。不少人，包括離成都很遠的人，都到我校來索取油印傳單，大家十分得意。同學們常常夜以繼日地抄寫和刻印我寫的文章，很長時間，這是戰(zhàn)團的主要事情。我后來又寫過不少類似東西，語言竭盡夸張之能事，抓到一些零星事實就憑想象去發(fā)揮，盡量使文章有吸引力和煽動性。這種文章很成功，但我卻暗中感到悲哀，為什么嚴肅認真的探討就無人理睬呢？我的東西轟動一時，不過是為本派取得宣傳效果罷了。我寧愿繼續(xù)當理論家，而不愿意當這種宣傳家和鼓動家。

　　現(xiàn)實就是這樣令人沮喪，膚淺的東西總是大行其道，我不能老是去和對方比蠱惑煽動的本領。當時，成都第一號煽動家可能要數(shù)四川師范學院一個學生，他屬于“八·二六”派，在本校當然立不住腳。他單槍匹馬作戰(zhàn)，在成都最繁華熱鬧的春熙路的一個小樓上設置了一個廣播站，每天晚飯之后廣播。他不照稿念，對著話筒信口道來，滔滔不絕。照我看來，他的講演內容全是陳詞濫調、無稽之談。但他熟悉市民的語言，洞悉他們的心理，他的廣播越辦越受歡迎。最后發(fā)展成為一到黃昏，那里就萬人空巷、聽者云集。市民們吃罷晚飯，紛紛端一個小板凳坐在廣播站下邊，用心傾聽，第二天則興致盎然地議論此人報道的消息和他的觀點�？吹剿�影響日益增大，流毒甚廣，害人不淺，“紅成”的人又氣又急，但拿他無可奈何。我倒曾與他作對。他的廣播站下面常貼有他寫的大字報，我抓住他幾個毫無事實根據(jù)，又無道理的論點痛加駁斥，想叫他難堪。但人們沒有反應，氣憤之下，我決心認真對付他。我先到川師去摸他的底細，“紅成”的人自然說他壞話。他們告訴我，此人極為狂妄，自稱是思想上的拿破侖，說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調動千軍萬馬。他成功后，每天廣播時有人在旁邊為他打扇，盡心侍候他，沒有一點紅衛(wèi)兵的氣味。我派了一個忠誠可靠的下屬，在他的廣播站對面找了一個房間，每天認真記錄他的廣播，準備以后在理論上與他算總賬。我這個下屬極為勤勉可靠，幾個月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每天返校交給我一厚沓記錄材料。但這些材料后來并未派上用場，因為形勢變了，文斗變成了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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