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自由市場和公民政治：從三種公民觀看兩種全球化

　　一. 公民觀和全球化

　　全球化中有兩種必須加以區(qū)別的趨勢,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公民政治全球化。在這兩種趨勢中,自由市場的特征比較明顯,這主要是因為人們在市場經(jīng)濟的主要構(gòu)成因素上看法比較一致。一般人都會同意,自由市場的主要構(gòu)成因素包括資金、勞動力、技術、市場、金融體制等等。與自由市場相比,公民政治的特征就沒有那么明顯,這是因為人們對“公民政治”的構(gòu)成因素是什么,這些因素如何起作用,主體范圍和政治目的為何,等等,存在相當分歧的看法。造成這些分歧看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的公民觀。

　　全球化的公民政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作為有別于專制政治,體現(xiàn)人民主權和憲政民主精神的公民政治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中成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結(jié)構(gòu)。然而,即使在公民政治得到實行的不同國家和社會里,現(xiàn)在也還存在著不同的基本公民概念和模式,將來也會有不同的發(fā)展過程和結(jié)果。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因為不同的公民概念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在具體的政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不是憑空構(gòu)想的。這也是我們需要繼續(xù)關心不同公民概念的一個原因。

　　全球化公民政治的第二個部分是全球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全球公民社會發(fā)展所依靠的是當今所有國家,而不只是某一些國家的公民政治經(jīng)驗和概念資源。但是,不同公民概念和公民政治實踐與全球公民社會發(fā)展的實際相關程度是會有差別的。這些差別是我在這里要討論的主要問題。為了討論現(xiàn)有的主要公民概念對全球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fā)展所可能產(chǎn)生的不同影響,首先需要說明一下我所使用的與全球化相關的“公民社會”指的是什么。

　　“公民社會”是就它做什么,而不是就它是什么而言的。公民社會不單單是一個由“公民”身份者構(gòu)成的社會,而且是一個讓普通人起到公民作用的社會,“公民社會是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一個特殊部分,它為每一個人的參與而敞開,盡管每一個人在其中實際并不同等地參與�！薄沧�1〕正如哈貝瑪斯所指出的那樣:“公民社會由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發(fā)出現(xiàn)的社團、組織和運動所形成。這些社團、組織和運動關注社會問題在私域生活中的反響,將這些反響放大并集中和傳達到公共領域之中。公民社會的關鍵在于形成一種社團的網(wǎng)絡,對公共領域中人們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形成一種解決問題的話語體制�！薄沧�2〕在全球范圍內(nèi),公民社會指的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世界共和國”中的民間社會。全球范圍內(nèi)的公民社會不以單一世界政府的存在為前提。全球公民社會是一種以自由而理性的對話、協(xié)議和妥協(xié)為機制的“解決問題的話語體制。”在全球范圍內(nèi)起到公民政治作用的各種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活動和個人間聯(lián)合,它們都是在一個自發(fā)出現(xiàn)的人群網(wǎng)絡中運作的。

　　公民社會不僅是一個普通人都能參與解決問題的話語體制,而且還是一種群體的倫理秩序。由于公民社會的倫理秩序作用,它可以與國家,尤其是國家權力區(qū)分開來。但公民社會與國家卻并非總是對立的,因為國家權力本身可以成為一種道德政治。公民社會乃是一個有禮儀(civility)的社會,公民政治便是這一倫理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體現(xiàn)。馬丁.克里杰在《禮儀的品質(zhì)》中區(qū)分了兩種與公民社會有關的條件。第一種是公民社會得以存在的最低條件,即“社會聯(lián)系有可能,并確實獨立于國家權力�！薄沧�3〕第二種是公民社會健康運作和不斷發(fā)展的條件,那就是“禮儀”、“社會信任”和“法治”,禮儀以它的寬容和社會信任為不同利譽的競爭以及“在陌生人中建立一種非弱肉強食性的關系”提供了可能。“禮儀”可以理解為一種有別于“忠誠”的社會維系力量,禮儀依靠的不是忠心、義氣和奉獻,而是“在社會決策時堅持對話�！倍Y儀就是“治理多元,保護獨立和堅持寬容�！薄沧�4〕

　　不同程度的禮儀和不同的公民觀之間有重要的關系。起碼的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禮儀指的是,在“由陌生人形成的社會”里,人們相互承認為平等的“法人”。在這樣的群體關系中,每個人都一律同為擁有某些基本而不容剝奪的法律權利的“公民”。這就要求每個人“寬容”他人的不同意見,“尊重”他人的價值觀和個人生活方式。唯有如此,公共生活才有可能。這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公民觀。比這進一層的禮儀則不滿足于互相敬而遠之的公民關系,它要求每個人對他人不只是不干涉,而且更是要有關心。它要求群體不只是彼此相安無事,而且更是要彼此形成生活意義和尊嚴人生的共識。它要求人們不只是讓彼此說話,而且更是要對彼此說的話感興趣。這就是共和主義的公民觀。再進一層的禮儀要求人們不僅對彼此想什么、做什么有興趣,而且還要求滿足每個人的基本社會需要(衣食住行、教育、健保等等),以此保證每個人能不受物質(zhì)限制地正常思想和自由行動。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公民觀。

　　自由、共和和社會民主這三種公民觀對全球化的觀念和發(fā)展會有相當不同的影響。這些不同的影響雖然互相交織,但是彼此間有所區(qū)別。全球范圍內(nèi)的人類比任何一個國家更是由“陌生人”形成的群體。人類避免相互以武力相向,堅持和平相處,各自或共同發(fā)展,這是三種公民觀共同認可的基本禮儀。在這之外,便是它們的分歧所在。自由主義認為,全球范圍內(nèi)不同的群體不可能,也不需要結(jié)成一種基于價值共識和人類團結(jié)共同體。在全球關系中,人們以陌生人相處,雖然不談共同價值,不談共同發(fā)展理想,但可以談眼前合作,可以相互做生意,可以在互利關系中找到一致的利益。這種利益是全球經(jīng)濟發(fā)展的目的,也是它的合理性所在。它成為驅(qū)動自由市場全球化的根本動力。

　　作為全球化另一種趨向的公民政治全球化則與共和主義和社會民主公民觀的關系比較密切。這兩種公民觀都強調(diào)公民權利和普遍人權的內(nèi)在價值和道德目的。它們也都反對自由主義把權利只是當作個人實現(xiàn)自己心目中幸福的條件和手段。共和主義和社會民主政治是公民政治全球化道德普世主義(人權)的主要經(jīng)驗和理念資源,它們在全球化范圍內(nèi)起到三個重要的公民政治示范模式作用。這三種示范模式分別是,一、民族國家內(nèi)的民主憲政模式;二、以人權為更高法依據(jù)的法治模式;三、公民積極參與的社會運動模式。

　　但是,就共和主義和社會民主對全球公民政治的作用來看,它們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那就是,它們都包含著一個局部的群體認同概念,“我們”。這種“我們”是在與“陌生人”的區(qū)別中形成的歸屬和團結(jié)意識�！拔覀儭奔炔皇亲杂芍髁x所說的那種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民族主義所憧憬的那種血濃于水的“一家人”�！拔覀儭钡年P系不象與“外國人”那么遙遠,又不象與家人那么親近。正是因為“我們”是一種不遠不近的關系,它才特別需要由信任、團結(jié)、同情、寬容和追求共同價值等禮儀因素來維系�！拔覀儭笔且环N比與全球人類更親近的關系,所以在相互責任、關愛和福利考量上,“我們”群體的成員應優(yōu)先于全球群體的成員。這種局部的“我們”群體意識客觀上妨礙著共和主義和社會民主公民觀擴大和轉(zhuǎn)化為全球公民觀。但是,這種妨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當今的全球經(jīng)濟秩序和全球政治秩序呈現(xiàn)出兩種相當不一致的趨向。一方面,自由市場全球化已經(jīng)長足發(fā)展。另一方面,公民政治全球化卻舉步維艱。在這兩種全球化的趨向中,人們對民族國家成員身份的理解影響著他們?nèi)绾蜗胂笞约涸谌�球秩序中的地位和如何有所行動�?/p>

　　首先,公民是當今民族國家國家最重要的成員身份,但人們對民族國家公民身份的理解因傳統(tǒng)、國情而存在著許多分歧。雖然人們一般同意公民(citizen)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成員,不是國家統(tǒng)治者的臣民或奴隸,但他們對公民所從屬的是一種什么性質(zhì)的群體,仍然有種種不同的看法。由公民組成的共同體被稱作為“民族國家”、“國家”、“民族”、“人民”或者這些概念的某種結(jié)合。公民被看成是“人民”的一員(民主政治的最高權威來自人民主權),“民族”的一員(民族是一種基于共同歷史和文化的群體,因此常等同為“人民”),或者是“國家”的法定成員(國民因此常與“人民”和“民族傳人”混用),等等。

　　其次,在民族國家中,什么是界定公民身份的主要因素,這也是一個頗有分歧的問題。公民身份被界定為“權利”(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界定為“資格”(主要涉及社會物質(zhì)財富和福利的平均分配),界定為“需要”(主要涉及向每個人提供必須的各種資源,使每個人成為有效的社會成員),界定為“接納”(主要涉及如何消除排斥和偏見,使每個人享有真正的平等的成員身份),或者界定為“自我管理”(主要涉及擴大和增加每個人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和能力),等等。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種相對于“公民共同體”(civic association)的從屬方式。但這個“共同體”涉及復雜的群體性質(zhì)和成員身份界定因素問題。這些復雜性當然不只是在理論和歷史形成的層面上顯示出來,而且還與不斷發(fā)展的全球化現(xiàn)實密切相關。正如貝納(Ronal Beiner)在《為何公民成為二十世紀最后十年的理論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二十世紀末的公民問題其實與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全球化進程中的一些具體現(xiàn)實政治危機聯(lián)系在一起。其中最為緊迫的就是國家的統(tǒng)一和分裂,民族國家內(nèi)部的種族分裂和沖突,以及由大規(guī)模移民和失業(yè)引起的排外民族情緒。這些都在向人們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到底是什么將公民維系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形成了一種“全球正義和地方主義之間的辯證關系,”全球化發(fā)展給民族國家內(nèi)公民問題帶來了緊迫性,而民族國家內(nèi)的公民問題則再不可能僅僅在一國疆域范圍內(nèi)得到解答。〔注5〕共和、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公民觀與當今全球化兩種主要趨向的關系,也正需要從民族國家中可能碰到的實際政治和社會問題來理解。

　　二. 共和公民

　　共和公民觀最強調(diào)參與的公民,但共和公民觀卻未必最能幫助我們想象以個人為單位的人類共同體。共和的思想可以用來倡導,也可以用來反對世界公民的理念。共和思想有時與自由主義混合在一起,有時則用來批評或?qū)�抗自由主義。共和論對自由主義最大的批評是,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忽略了社會對個人的塑造作用,自由主義所強調(diào)的個人以自我利益進入社會契約關系,根本不可能理解公民積極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十八世紀,盧梭將共和的基本價值和要求表述為系統(tǒng)的理論。

　　十八世紀末,法國雅各賓黨人進行共和政治實踐,以民族國家為群體,承認貧窮者的公民身份,形成與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精英式城邦共和不同的現(xiàn)代公民共和�！沧�6〕法國革命強調(diào)“公民”身份,是為了廢除“臣民”身份,破除貴族和平民的身份等級。十八世紀末的共和主義具有強烈的跨國界理念,堅持一國內(nèi)的愛國主義和普世公民理想間的相互支持。當時為美國革命宣傳共和思想的潘恩(Thomas Paine)就稱自己為世界公民,并同時贊揚美國和法國的愛國主義�！沧�7〕當時潘恩所大力宣傳的共和思想對世界范圍內(nèi)的君主專權舊秩序都具有革命性的破壞作用。這種作用只有后來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才能與之媲美。作為一種獨立傳統(tǒng)的政治思想,共和主義自十九世紀以后就失去了國家政治實踐的土壤。

　　自法國革命之后,共和主義的重要特征是與民族主義相結(jié)合。民族國家化的共和強調(diào)的是一國有限群體范圍內(nèi)的公民參與和對這個局部群體的忠誠。這一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至今。但是,一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卻并不一定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真正的共和主義者可以一面以公民身份在自己國家中堅持共和原則,一面支持別國公民爭取實現(xiàn)共和。他們反對國與國之間的壓迫和非正義戰(zhàn)爭,這么做并不違背他們自己的愛國主義。真正的共和公民身份可以基于普世共和的原則。普世共和的原則有兩條,第一,共和公民適用于世界上所有的現(xiàn)代國家;第二,共和公民不應局限于民族國家群體,可以成為跨國界公民(如歐盟)或者全球公民。同意第二原則的共和主義者必然同意第一原則,但同意第一原則的共和主義者卻未必同意第二原則。許多共和論者,包括帶有共和色彩的社群論者,都是由于不同意第二原則,才不接受普世公民觀的。

　　不同意全球公民說的共和論和社群論者分別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米勒(David Miller)為代表。阿倫特曾被雅士伯(Darl Jaspers)贊譽為“世界公民”,〔注8〕但她并不認同全球公民的說法。她認為,公民參與和公民團結(jié)的必須條件是政治群體。現(xiàn)有的公民團結(jié)往往依靠與別國族群相區(qū)別或?qū)α⒌囊庾R,形成一種“否定性的團結(jié)”�，F(xiàn)代技術便利了跨國界的人際交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也在增加世界范圍內(nèi)大災難和毀滅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由個體公民,而不是國家來擔世界事務的責任,實為一種“無法承擔的重任”。〔注9〕盡管哲學可以將“地球設想為人類的家園”,但政治卻必然是多邊和多元的,“顧名思義,公民是相對周圍的其他公民而言的,而國家則是相對于其它國家而言的�！薄沧�10〕一個國家內(nèi)的非暴力社會運動(如美國的反越戰(zhàn)運動)雖可影響其它國家,但卻只是一國內(nèi)的公民活動,不能算是世界公民活動�！沧�11〕

　　米勒提出,民族國家中公民應該以相互承擔的責任為基礎來形成共同認可的社會正義。實現(xiàn)共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條件在于公民們享有共同的文化和遵守共同的憲法規(guī)定。不同文化和不同憲法規(guī)定的多個國家是無法在一起形成這一條件的。而且,參與性民主不可能允許過于眾多的參與者�，F(xiàn)代民族國家已經(jīng)達到或超過了這種參與者人群的極限,更何況要將這一人群擴大為全球。米勒還指出,即使自由主義的那種淡薄的公民觀,也要求公民間具有起碼的相互同情和責任,全球公民是做不到這一點的。歷史上的確出現(xiàn)過一些多國構(gòu)成的帝國,但那要么是靠武力維持,要么就是允許地區(qū)的自治,從未真正實行為整體民主。真正實行民主共和的公民參與既要克服自由主義的個人中心觀,也要克服空泛的世界大同論。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強烈群體認同是密不可分的,而保證這二者的則是共同的文化,也就是一種文化性的民族主義。〔注12〕

　　盡管共和論者不認同全球公民的說法,但他們卻并不否定人們應對國人之外的人群或個人持有同情并培養(yǎng)包括所有人類在內(nèi)的同體情感。阿倫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所強調(diào)的反抗納粹人人有責的思想,就表達了人類在面對極權邪惡時應當共同堅持的道德立場�！沧�13〕米勒在為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辯護中也明確表示,人們有超國界普遍人道責任�！沧�14〕在批評全球公民說時,阿倫特和米勒所強調(diào)的都是具有政治結(jié)構(gòu)特征的群體。他們都認為,在全球范圍內(nèi)不可能形成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統(tǒng)一政治群體,而統(tǒng)一的政治群體則又是公民活動所必不可缺的條件。這是他們不認同全球公民大群體說的根本原因。

　　共和主義強調(diào),公民應積極直接參與,并由此在民族國家內(nèi)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會共好。這樣的共和主義在實踐上是不容易的。這種共和觀強調(diào)群體的一致共識和直接民主。它很難在幅員廣大、多民族、多地域差異的現(xiàn)代國家中得到實行。即使在有可能實行的情況下,這種共和也很容易被民粹政治所綁架,蛻變?yōu)橐约�體意志為名的政治專制。共和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理想,所以它往往被用作批判自由主義的武器,包括自由主義的缺乏群體意識,忽略群體內(nèi)平等問題,不力倡積極公民參與,等等。盡管共和論者不一定反對市場本身,但他們卻堅決反對自由主義把社會群體簡單地市場化,反對自由主義把社會群體和公民個體的關系建立在消費者關系的模式之上。共和論者認為,自由主義所說的群體太強調(diào)個人利益的主導性,太容易接受貧富的懸殊差距,太不在乎貧富差異對社會凝聚力的破壞。共和論者堅持認為,商業(yè)社會所營造的那種物質(zhì)主義與公民共同享有公共財富的理念不符。希臘時代倡導共和最力的是鄙視物欲貪婪的斯多各派禁欲主義者。今天的共和主義者雖不再持禁欲主義,但他們?nèi)匀煌春奚虡I(yè)社會的奢侈消費、放縱自我欲望、只顧自己滿足、不顧他人需要。他們反對人與人之間的財產(chǎn)鴻溝,因為這種鴻溝就象傳統(tǒng)的身份地位、權力鴻溝一樣在破壞公民群體的團結(jié)。各種各樣的人際鴻溝都是社會不公的表現(xiàn),也都使人們無法以平等的身份積極參與到公民群體的共同事務中去。

　　三. 自由主義公民

　　自由主義主張個人是一切群體的構(gòu)成元素,自由主義因此可以很自然地把國家群體擴大為全球人類群體。自由主義在想象國家或全球群體時都不把群體共同價值基礎作為一個條件,這是它和共和思想的根本差異。自由主義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政治理論,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對它有不同解釋和不同的強調(diào),對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意義更有不同的理解。十七世紀,早期的自由主義伴隨著市場社會的形成而發(fā)展起來,當時的市場代表著一種顛覆傳統(tǒng)等級社會的變革力量。早期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每個人都是明了自己利益(首先是經(jīng)濟利益)的理性主體,社會和政府應當是個人為追求自我利益而在彼此間形成的契約關系和維護形式。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是公民權利、良心自由和政府來自公民認可的合法性�！沧�15〕

　　盡管自由主義的這些基本信念延續(xù)至今,但今天的自由主義內(nèi)部卻存在著兩條造成多元解釋的分歧線。第一條分歧線是對自由市場的看法。自由主義者中有的繼續(xù)強調(diào)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密不可分的關系,強調(diào)政府控制必為禍害。這是當今新自由主義的基本觀點。自由主義者中還有的認為,資本主義市場與自由主義價值并不完全符合,市場必然會對社會產(chǎn)生負面影響,因此需要適當?shù)膰�家政府干預。他們還認為,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平等,就必須維持公民的社會權利(如社會福利和通過工會爭取合理工資和良好勞動條件的權利)。這是社會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派的立場。第二條分歧線是對民主和政治參與的看法。直到二十世紀初,還有自由主義者不贊成將投票權擴大到貧窮者和婦女的范圍。自由主義者大都對多數(shù)人暴政的民主持有戒心,強調(diào)要用憲政和法治來保護少數(shù)人的權利。但也有自由主義者強調(diào)公眾的自我教育作用和參與的重要性(如杜威)。自由主義內(nèi)部的這兩道分歧線往往交叉匯合,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自由主義公民概念,即市場自由主義、正義自由主義和市場批判自由主義。

　　1. 市場自由主義

　　市場自由主義源自十七世紀的霍布斯(Hobbes)。市場自由主義延續(xù)霍布斯提出的個人主義主張,強調(diào)個人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和私人生活,個人付稅和盡其它社會責任都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市場自由主義并不同意霍布斯的政治主張,不贊成個人權利服從社會秩序要求,也不贊成集中的國家權力。市場自由主義強調(diào)公民自由和憲政權力制衡,但并不主張公民直接參與,因為直接參與的結(jié)果往往是非理性民眾運動和社會動亂。市場自由主義持最低程度的公民觀,公民只要管好自己的利益,不干涉他人的私事,不觸犯法律就行。公民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只是以投票人的身份起一種起碼的否決作用(官員做得不好時,讓別人做做看)�！沧�16〕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市場自由主義在西方成為一種新右派政治理論,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在新自由主義那里,社會和生活的任何領域中,個人都是消費者,個人選擇任何政策都是從他自己理解的自我利益出發(fā),無所謂什么社會共善概念。因此,公民權利也就變成單純的消費者權利。

　　市場自由主義歡迎并主張經(jīng)濟全球化,強調(diào)的是市場超國界或者無國界。但是自由市場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種只有少數(shù)特殊世界公民的全球化。它的世界公民是經(jīng)濟公民,尤其是那些做跨國生意的人,“他們說多種語言,懂多種文化,行走于世界,”只有他們才“真正變成了世界公民�！薄沧�17〕市場自由的最低程度公民觀相當適合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觀。既然公民身份本來就以經(jīng)濟利益而非積極政治參與來定義,個人在國際政治事務中無緣直接參與,起不了直接作用,反倒見出公民身份在國內(nèi)和國際的一致性。既然自由主義最低程度的國內(nèi)公民觀本來就對一國內(nèi)社會共同倫理和共好沒有興趣,它的國際公民觀也就極容易接受國際現(xiàn)實主義政治。國際現(xiàn)實主義政治只講國家利益,對全球價值共識持懷疑或虛無主義態(tài)度。任何一國對另一國的批評都可以被說成是“干涉別國內(nèi)政”。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全球化只講“發(fā)展效率”,對全球正義問題則置若罔聞。既然無所謂全球價值共識或全球正義,那么只要能在全球市場上掙錢,又有什么途徑和方式是不正當、不可行的呢?

　　2. 正義自由主義

　　正義自由主義比市場自由主義出現(xiàn)要遲,這是一種源自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紀的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9-73)和二十世紀的羅爾斯(John Rawls)。這一派自由主義強調(diào)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但同時也強調(diào)政府應盡自己的責能,應體現(xiàn)社會正義,致力防范市場操作侵犯公民的權益。市場自由主義重視的是公民身份的經(jīng)濟方面,正義自由主義則更重視這一身份的政治方面。正義自由主義堅持,個人理性不只讓公民能夠處理他的私人經(jīng)濟事務,而且也讓他能對公共政治事務作出判斷和決定。要做到后面這一點,公民需要參與地方事務,在公民社會中培養(yǎng)自己的實際能力。公民個人的責任感是和他的正義感,即道義意識,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公民行使投票職責并不純粹是出于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也是出于道義責任心和正義感。公民社會的論壇同時建立在自由權利(自由思想、言論、集會、信仰等等)和相當程度的社會正義共識之上。彌爾特別提出了要保護少數(shù)人權利的問題,因為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成功已經(jīng)使大多數(shù)人的權利有所保證。在討論民主代議時,彌爾特別強調(diào)的是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因為沒有這兩項自由,公民參與必然淪為空談�！沧�18〕彌爾所強調(diào)的這些民主權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中成為正義自由民主發(fā)展的主要內(nèi)容。

　　將正義自由主義推而廣之,便形成了國際社會制度、國際法和國際普遍正義的理念。各國人民有權反對本國非正義的政府,但無權干涉別國的事務。國與國的關系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不是個人與個人的關系。這個思想在羅爾斯的《萬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羅爾斯所說的“人民”是復數(shù)的人民,他把國際關系定位在不同國族人民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這是正義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現(xiàn)實論的主要區(qū)別。

　　羅爾斯不同意國際關系現(xiàn)實論的看法。他并不認為國家可以任意對待自己的國民而同時享有無可質(zhì)疑的主權。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國際關系普世論的看法,他不認為國際間可能形成一個天下個人皆可直接參與的大同世界�！沧�19〕羅爾斯所設想的國際關系是由人民與人民來維持的正義關系,在這一關系中,任何人民與其它人民享有平等、獨立的地位和相同的人權。這里的人權指的是“一些特別要緊的權利”,如不受奴役,不因種族、宗教、黨派受歧視,免受暴力等等,這些權利是原則性的,并不直接完全等同于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權利。盡管現(xiàn)有的國際人權觀與自由民主權利有淵源關系,但每個國家的人民有自己的傳統(tǒng)和文化價值,所以他們對基本權利的解釋也會有所不同。

　　羅爾斯在國際關系問題上所持的人民(文化和傳統(tǒng))多元論使他只能為國際正義設置一個最低程度的道義標準。他認為,不到發(fā)生災禍,不到極不得已的情況,國際干涉是不可行的。〔注20〕他還認為,出現(xiàn)世界政府只會弊多利少�！沧�21〕因此,羅爾斯不批評全球市場,不主張世界范圍內(nèi)對財富的重新分配。在羅爾斯的《萬民法》中不是完全沒有對世界范圍內(nèi)的個人公民的考慮,但一國公民個人不可能對等地與其它國家公民進行直接的政治交往。每個公民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只能由他在本國內(nèi)的政治參與間接發(fā)生。例如,他可以在國內(nèi)反對通過有礙國際正義關系的法案,反對向?qū)Ｖ茋�家出售武�?支持別國的人權斗爭,等等。當一個公民這樣做的時候,他已經(jīng)在盡世界公民的職責,但是,這種職責只能是他作為一國公民行為的一部分。

　　3. 市場批判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中最激進的一種是對自由主義市場持公開批評立場的市場批判自由主義,它甚至因此帶有一些社會主義的色彩。市場批判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lián)系在于它也強調(diào)公民權利、法治和代議民主。但這二者有不同的自由主義來源。市場批判自由主義源自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不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特別強調(diào)公民積極政治參與的責任和自我實現(xiàn),在這一點上,它又接近于共和思想。近年來,受女權、綠色環(huán)保、和平等世界性運動的影響,市場批判自由主義越來越將目光由國內(nèi)政治投向全球跨國關系�！沧�22〕它反對新自由主義在自由市場問題上的國內(nèi)和國際政策,尤其強烈批評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范圍內(nèi)造成的貧困、環(huán)境破壞和人權侵犯。

　　近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左右全球經(jīng)濟政策,在安排資源時強調(diào)資本效率,強調(diào)私有化和自由化(即去國家管理),引導經(jīng)濟功能由公向私轉(zhuǎn)化。其后果就是國家對社會治理能力的削弱。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減少,國際援助經(jīng)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這樣的國際體制來協(xié)調(diào)。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的援助是有條件的,它要求受援國將資金用來提高經(jīng)濟成長,而不是解決國內(nèi)的貧困和其它民生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自由主義堅持,提高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成長,整個社會都能受益,盡管受益程度不平等,但畢竟比誰都不受益來得強。市場批判自由主義則認為,受益程度的不平等已經(jīng)在全球范圍內(nèi)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和群體分裂是全球動蕩、暴力和恐怖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范圍內(nèi)的經(jīng)濟制度變革應當盡量不要給廣大的有關人群帶來傷害,在追求高速經(jīng)濟成長時,必須考慮到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問題�！沧�23〕

　　市場批判自由主義還認為,強調(diào)個人的政治、經(jīng)濟權利應在國內(nèi)和全球這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唯有如此,方能落實國際人權法。它批評跨國自由市場在全球范圍內(nèi)造成的種種危害,強烈要求國家和國際政治組織對全球化的自由市場加以約束和規(guī)范。它并不全然否定全球市場的作用,但它強調(diào)有必要“認清(全球市場)的負面影響,限制這些影響,以糾正由此造成的社會非正義。”〔注24〕市場批判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藢Τ霈F(xiàn)在歐洲的“第三條道路”表現(xiàn)了強烈的興趣。第三條道路拒絕新自由主義,主張歐洲以經(jīng)濟融合來共同發(fā)展,同時堅持社會對貧困和失業(yè)者的責任,以實現(xiàn)“社會歐洲”的理想。�？嗽诘谌龡l道路中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一個歷史新階段,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積極保留福利資本主義時期取得的社會人道成果,尤其是對社會弱者的義務。福克認為,聯(lián)合國發(fā)展計劃所秉承的正是這種“為貧困者著想”的發(fā)展路線,在運用資金時優(yōu)先考慮那些明顯對貧困者有利的投資。福克從“社會歐洲”的理想中看到了全球正義和全球人權的結(jié)合,“經(jīng)濟成長和社會平等的目的都應當是減少貧困,這正是(人權中)所規(guī)定的弱者經(jīng)濟和社會權利�！薄沧�25〕在追求全球正義和維護全球人權的時候,全球公民不再是一個地域的概念,而成為一個時間概念,因為全球公民在建設的是一個屬于未來的全球群體�！沧�26〕福克從全球公民觀出發(fā),明確地指出,那些為所欲為的國際商業(yè)精英不是什么“全球公民”,而是一些全球壓迫者。

　　四. 社會民主公民

　　社會主義運動是十九世紀公民觀發(fā)生重大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其最大的成就便是將公民資格和權利擴大到工人階級這個先前被排斥在公民范圍之外的人群,為此后其他群體(婦女、少數(shù)族裔)爭取公民權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運動對公民觀的貢獻是就民主型的社會主義而言的。社會主義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革命社會主義,另一種是社會民主主義。從二十世紀的經(jīng)驗來看,革命社會主義主張以暴力來改變政權形式,主張以專政維持政權和推行政策。它實行對言論、出版、結(jié)社、集會等等的控制,將統(tǒng)治權力滲透到一切非政治和非公共領域之中。這種社會主義缺乏的就是公民權利和公民社會。社會民主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不同,它在維持公民權利和公民社會這些問題上是不含糊的,這一點與自由民主是一致的。然而,社會民主主義公民權利觀要比自由主義寬廣得多。自由主義強調(diào)公民權利,福利自由主義在這之外還強調(diào)社會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會民主主義則更進一步,它強調(diào)公民的種種經(jīng)濟權利,尤其是工人通過工會或企業(yè)內(nèi)代表爭取積極參與、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

　　社會民主主義與市場批判自由主義(包括福利自由主義)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區(qū)別。區(qū)別主要在于,社會民主主義特別強調(diào)工會的作用,也特別強調(diào)與公民權利相伴而來的公民責任。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前提是,公民有多少權利就有多少責任,例如,公民必須交納高額的稅項,工人必須積極參與和支持推行社會民主制度的組織(如工會和社會民主政黨)。象瑞典這樣的社會民主國家甚至要求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保衛(wèi)國家,公民有責,而不只是依靠專業(yè)化的軍隊,這種源自共和的理念是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理念決定了它的公民身份觀。他們首先強調(diào)的是增進自己國家的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其次才是同情和支持其它國家中貧困和受壓迫的民眾。這里面包含的世界公民觀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世界公民是附屬于某國公民身份的一部分。社會民主國家比自由民主國家更注意社會正義問題,也更愿意通過自己國家的國際政策來作出國際貢獻。一國公民通過在本國的參與,間接地在全球事務中產(chǎn)生影響。第二種解釋是,任何一國公民都可以成為全球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者,但起此作用的身份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某些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如工會)。例如,在面對市場自由主義主導的經(jīng)濟全球化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時,世界許多國家的工會于1999年西雅圖WTO會議期間和2000年布拉格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組織會議期間都積極參與了國際民間組織的抗爭,這些抗爭便是發(fā)生在全球公民社會這個新型空間中的。

　　社會民主接受資本主義制度,但不斷要對它進行改革。這和革命社會主義不惜以暴力徹底推翻資本主義是不同的。社會民主承認企業(yè)資本的合理性,并從1945年以后奉行兼顧雇主和勞工利益的“合作主義”。凱恩斯經(jīng)濟理論和布里坦伍茲協(xié)定(1944)對社會民主思想有很大的推進作用。凱恩斯經(jīng)濟理論強調(diào)國家對自由市場的管理,布里坦伍茲協(xié)定則允許國家政府掌控國內(nèi)經(jīng)濟和貨幣匯率,這二者都成為社會民主堅持國家政府職能的的支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市場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nèi)勢力擴大,社會民主的這兩大支柱都已大受動搖。社會民主所一貫堅持的國家獨立自主、保護本國工業(yè)和工會決策能力等等,前景都不容樂觀。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主義者如何提出的應對之策,便成為引人注目的動向。

　　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有持較為樂觀態(tài)度的。他們明確反對新自由主義關于自由市場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說法。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經(jīng)濟全球化并不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它不過是一些新自由主義政府(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政策運作的結(jié)果,純粹是為全球金融和跨國公司服務的。他們指出,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給世界貧窮和負債國的一些政策條件(國產(chǎn)私有化,資金用于提高經(jīng)濟成長而非救濟窮人等等)都是在里根時期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形成的。既然如此,也就完全有可能通過不同的政府政策來逆轉(zhuǎn)局勢。新的政策完全可以增加各國經(jīng)濟的自主獨立性和國家政府的分配正義調(diào)控力量。例如,1999年新西蘭工黨政府當選,隨即扭轉(zhuǎn)了新西蘭政府八十年代的強硬新自由主義政策,停止私有化,恢復對勞動市場的節(jié)制,加強工會的權利。新西蘭的經(jīng)驗說明,一國政府的決心和決策是有作用的,把一切責任推給市場,這其實是政府的推諉失職�！沧�27〕

　　面對自由市場全球化的威脅,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設想的對抗策略并不相同。他們有的認為,社會民主主義一向首先注重一國內(nèi)公民的福祉和福利,因此在必要時可以采取國家保護主義的措施。〔注28〕另一種看法是,一國福祉與國際環(huán)境是分不開的,因此,在恢復國家對貿(mào)易和資金流向的控制時,應當輔之以國際協(xié)定和建立協(xié)調(diào)機制。〔注29〕再有一種看法是,單靠國際協(xié)定是不夠的,對抗自由市場全球化的希望應當寄托在全球公民社會的發(fā)展上。最后這一種看法體現(xiàn)了以公民政治全球化限制和抵抗自由市場全球化的思想。

　　作為第三種看法的代表,寇克斯(Robert Cox)提出,經(jīng)濟全球化正在破壞全球的環(huán)境,正在許多國家中削弱民主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機制(尤其是工會、雇主和勞工的合作關系),這使得具有全球聯(lián)系的“新社會運動”(綠色組織、婦女、工會、人權和其它非政府組織)成為抵抗和糾正自由市場全球化破壞的主要力量。這也就是寇克斯所說的“重構(gòu)公民社會”的策略,它的力量“不是來自知識分子的集合,而是來自對積極公民參與經(jīng)濟的再思考”〔注30〕。在這一點上,寇克斯和市場批判自由主義者福克的觀點相當接近。寇克斯認為,既然國家政府頂不住自由市場全球化的壓力,那么,新秩序就必須由來自社會基層的公民積極參與去推動�！沧�31〕

　　世界范圍內(nèi)的社會基層公民參與自然而然引發(fā)了對“全球公民社會”的思考。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國內(nèi)人們是否有參與各種世界性社會運動的權利,這首先取決于一國內(nèi)公民政治和人權是否有保障。換言之,全球公民社會只是在先有了一國內(nèi)公民社會的情況下,才具實際意義。

　　公民社會是公民政治的關鍵所在。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公民社會概念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八十年代東歐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批評專制政府,抵抗政治壓迫,其策略就是建立一個由社會基層人際關形成的獨立空間。這個獨立于國家權力的空間就是公民社會,它的典型例子就是波蘭的團結(jié)工會。這種具有獨立意義的社會聯(lián)系從此被看作是爭取民主的寶貴資源。公民社會對于一國內(nèi)爭取民主具有兩個根本的意義。第一,它使得國家權力即使在為所欲為的時候,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第二,公民參與一些特定公共問題,有重要的政治訓練和提升公民責任感的作用。沒有公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也就沒有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在政治不自由的國家所起的作用與在自由民主國家是有區(qū)別的。在政治不自由的國家里,公共問題不是要形成就能形成的。公共問題往往先由一些具有社會批評意識的公民以打擦邊球的形式在國家政治控制的邊緣處提出來,然后逐漸吸引更廣大人群加以關注。

　　公民社會的許多活動并非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許多公民社會活動都只具有文化、宗教、專業(yè)、娛樂等性質(zhì)。在專制國家里,原來非政治性的公民活動往往會具有它們在自由民主國家里沒有的政治性。一個國家的政治越專制(極端的情況便是極權),文化、宗教、專業(yè)和娛樂等活動就越容易冒犯政治禁忌,進行這些活動的群體也就越會經(jīng)常遭受政治壓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原本非政治的公民社會活動也就具有了政治反抗的意義。哈維爾呼吁,各行各業(yè)的人只要能保持職業(yè)的獨立和堅守職業(yè)道德,就已經(jīng)是在挑戰(zhàn)專制政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注32〕各行各業(yè)拒絕謊言,以此形成一個個有獨立意識的群體。這也許只是一個國家內(nèi)形成公民社會的最低條件,但對人們設想一種與現(xiàn)實不同的生存方式,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樣,在當今世界上,誰也不敢妄言說已經(jīng)存在一個全球公民社會。但是,寇克斯所說的那種由社會基層公民通過非政府組織所形成的“新社會運動”卻已經(jīng)成為全球公民社會出現(xiàn)的最初預兆。

　　五. 自由市場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政治全球化

　　在當今的全球化中,非政府組織并不總是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和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xiàn)有國家權力的控制。國家權力依然主導著關于主權和權力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討論,控制著工會、教會等主要公眾組織形式,扶持一些對它有用的組織,壓制它視為威脅的另一些組織。同樣重要的是,大多數(shù)非政府組織雖然可以跨國聯(lián)系,但聯(lián)系極為松散,認同的首先是自己的國家。因此經(jīng)常出現(xiàn)內(nèi)部分歧,無法達成全球范圍內(nèi)有效的共同行動。

　　非政府組織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際間不同國家中公民社會的不平等發(fā)展和生存狀態(tài)。有論者將當今世界上非政府組織的缺乏統(tǒng)一單單歸咎為“南北矛盾,富國與貧國,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差異,”理由并不充分。非政府組織的確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發(fā)達國家,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非政府組織在倫敦或紐約辦公,或從這些國家“可以獲得更多資金,”〔注33〕而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中有相對健全的公民社會。在這些國家里,公民活動的兩項基本條件,言論自由和結(jié)社自由,享有充分的法律保證。在非政府組織活動中,“非洲人看著,亞洲人聽著,拉美人說著,北美人和歐洲人做著,”這些差異反映的正是當前世界不同地區(qū)國家內(nèi)公民政治環(huán)境的不一致。這也正是當前公民政治全球化發(fā)展所面臨的主要困境。

　　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發(fā)展正受到疆域性民族國家政治的極大限制。相比之下,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卻受到許多民族國家權力的普遍青睞。這就形成了自由市場和公民政治兩種全球化在當今世界上極不平衡的狀態(tài)。除了一些國家的專制權力不愿意看到公民政治文化在本國發(fā)展之外,共和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公民觀對世界公民的懷疑也是公民政治全球化難以長足發(fā)展的一個原因。公民觀本來就與疆域國家關系極為密切。許多對全球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疑惑正是由此而起�，F(xiàn)在還有許多人認為,將疆域國家內(nèi)部的公民社會擴大類比為全球范圍內(nèi)的公民組合形式,并不恰當。一國社會的那種融合性和文化統(tǒng)一性在今天的全球環(huán)境中根本是子烏虛有,今天的世界四分五裂,國家與國家,人民與人民間尚且沖突不斷,惶論人類自由、理性地結(jié)為全球群體的可能�！沧�34〕他們還認為,公民對國家的忠誠是一種排外性的認同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全球環(huán)境中,每個公民對“同胞”的義務時時會與對“外國人”的義務發(fā)生沖突,公民優(yōu)先考慮同胞,不只是出于愛國的感情,更是一種實用政治考量。只要國家仍然是人們生活的基本群體,只要群體生活還是某種互助性的社會契約關系,每個人首先必須顧及的就是同胞。人們賦稅保障社會中老弱貧困者的福利,因為他們自己在年老或失業(yè)時也需要依靠這種福利。而在全球范圍內(nèi)則不可能建立這種“互助社會”的模式。

　　以公民們在一國之內(nèi)的“融合性”、“統(tǒng)一性”和“互助性”為理由懷疑世界公民意識和公民政治全球化的可能與必要,其實是不充分的。即使在一國社會中,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利益集團又何嘗有絕對的“融合性”和“統(tǒng)一性”?在忠誠問題上,“同胞”與“外國人”的矛盾往往是在戰(zhàn)爭或者極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才會凸現(xiàn)出來。在一般情況下,不同的忠誠是可以并存的。人們往往會同情發(fā)生在外國的天災人禍。即使對待別國,幸災樂禍也令人不恥,至少是不光彩的事情。自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許多次武裝“人道干預”中,有些國家的人民情愿讓自己的同胞士兵冒著生命危險去幫助別國遭受人道災難的人民,這已經(jīng)顯然把對非同胞的責任看得比對同胞的責任更為優(yōu)先。同胞比非同胞優(yōu)先,或者同胞只幫助同胞,并非是萬世不移的定律。

　　全球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和意義不只限于同胞情感或互助契約,而更需要從另外兩個方面去理解,那就是為弱勢者抵抗創(chuàng)造條件和幫助政府維護社會正義。這兩個方面都是自由市場全球化力圖取消的。也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特征使得公民政治成為一種與自由市場不同的全球化趨向。

　　公民社會是一種弱勢者對強勢者的政治運作機制,這在國內(nèi)政治和全球政治中是相似的。在一國內(nèi)或全球范圍內(nèi),不同群體間的權力資源分配都是不平等的。公民社會對于弱勢者對抗優(yōu)勢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大企業(yè)和財團所代表的經(jīng)濟勢力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它社會力量。在非民主的專制國家中,掌權的政黨和精英則更是隨意操控政府決策。無論在哪一種國家里,公民社會的基層性都使它會有意識地以弱勢群體對抗優(yōu)勢群體。

　　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情況也是一樣。那些代表大企業(yè)和金融資本的國際組織,那些在國際組織中特別起作用的國家的政府,它們比其它國際組織和其它國家的政府影響力要大得多。在這種情況下,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的聯(lián)合也就形成了全球范圍內(nèi)的弱勢群體代表,全球公民社會就是全球弱勢群體與優(yōu)勢群體勢力相對抗的政治運作機制。全球性的優(yōu)勢經(jīng)濟勢力是在自由市場中形成的,也是主導自由市場全球化發(fā)展的力量。公民社會在全球?qū)哟紊系挚购拖拗谱杂墒袌鋈�球化于是成為全球化公民政治的一個基本任務。從全球權力結(jié)構(gòu)的角度來看,大企業(yè)和金融資金并不是全球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跨國的企業(yè)的總裁或代理人們不是全球公民,而是自由市場全球秩序的權力主宰者。

　　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第二個基本方面是公民必須大聲為社會正義說話。一國政府或者全球治理(governance)在維持社會正義或全球正義時,都不能缺少公民社會的支持和幫襯。公民的這個作用在全球?qū)哟紊戏浅Ｓ兄�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在對抗自由市場�?jīng)濟所造成的全球非正義時,一些橫向聯(lián)系的、跨國界的社會抗議運動(如綠色環(huán)保、勞工保護、工會組織等)和非政府組織成為當今全球公民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但是,全球公民社會并不只是由社會抗議運動所組成,它也包括其它各種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如各種學術、教育、文藝、專業(yè)、新聞或其它職業(yè)或文化團體的跨國界聯(lián)網(wǎng)。這些具有全球性質(zhì)的聯(lián)系方式和人群組合成為全球正義輿論的主體和吶喊者。這就和專業(yè)、學術、文化、新聞界在一國社會輿論中所起的作用差不多。

　　現(xiàn)今的國際組織(如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和國際倫理規(guī)范(如人權宣言和協(xié)定、保護婦女、兒童的準則)不可能自動地將它們所代表的全球正義直接推行到各個國家中去。全球正義必須要有全球輿論的吶喊者,當一些國家出現(xiàn)了嚴重違反人權或者甚至人道災難的時候,世界輿論的譴責往往是從國際文化、宗教、新聞、教育等領域中首先發(fā)出,而國家政府則往往受到國際現(xiàn)實政治太多的限制。國家政府往往會顧及“不得干涉內(nèi)政”的原則或者顧忌某些國家政府的報復,在提出批評時過于謹慎、保守和遲緩。全球公民社會在維護全球內(nèi)正義標準中所起的作用絕對是國家和國家政府所不能代替的。

　　“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xiàn)的,這和民主化要求在全球范圍內(nèi)興起、民主化運動在全球范圍內(nèi)形成聯(lián)系是分不開的。全球公民社會體現(xiàn)了擴大公眾領域、實現(xiàn)超國界的非政府組織和公眾政治的愿望�！沧�35〕全球公民社會可以定義為“世界范圍內(nèi)為人類共同幸福而展開的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種相互關系與斗爭的舞臺;它是為以實現(xiàn)處于沉默之中的人們以及集團基本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它是把個別的民主主義斗爭與更高的普遍人權志向相結(jié)合的過程�！薄沧�36〕全球公民社會的主體是多元的復數(shù)公眾,由許多公共問題形成的復合公眾“以確立與國家權力相對抗的民主權力,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為宗旨�！边@些復合公眾跨越疆域限制相互聲援,“今天在(每)一個國家領土范圍內(nèi)維持(公)民社會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在(公)民社會之間結(jié)成的廣泛基礎上建立有法的保證的國際支配�！薄沧�37〕在那些公民社會受國家權力專制壓迫的國家里,全球公民社會的反抗意義不只是體現(xiàn)為抵抗自由市場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性非正義結(jié)果,而且還體現(xiàn)為聲援這些國家內(nèi)部人們?yōu)闋幦」�民權利而進行的斗爭。

　　自由市場經(jīng)濟并不天生就是全球化中的惡魔,就象國家政治并不天生就是公民政治的天敵一樣。只是在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和機制的情況下,自由市場經(jīng)濟才會危害社會正義,國家政治才會淪為一黨專制極權。當今的全球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自由市場經(jīng)濟。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在打破疆域國家界限、削弱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形成跨國界跨地區(qū)聯(lián)系中發(fā)揮了極大的全球化作用。推動全球化的許多跨國界聯(lián)系,如信息、科技、傳媒、旅游等等,也是由于有經(jīng)濟力量的介入和利益追求才迅速發(fā)展起來的。但是,自由市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聯(lián)系使得它在追求經(jīng)濟效益過程中幾乎完全把正義問題擺在了一邊。當今全球化中出現(xiàn)的許多全球非正義現(xiàn)象,如貧富懸殊的擴大,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惡化,惡劣的勞工待遇,一些國家政治、社會的嚴重腐敗等等,都是在自由市場缺乏有效公民政治約束的情況下發(fā)生的。全球非正義是許多人批評和抵制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但是,全球化并不能簡單理解為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全球化本身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在當今世界上建立的非正義秩序。在自由主義內(nèi)部一直存在著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評和抵制。關心道義和社會正義的自由主義和市場批判自由主義都不贊成新自由主義。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是可以建立共同立場的。事實上,它們一起對人權這個當今全球正義的主要表述有過重大的影響。普遍人權是具有全球意義的人類基本權利和共同價值。這些基本權利和價值首先必須體現(xiàn)為每個人在他自己國家中的公民權利和價值認同。今天,幻想近期內(nèi)在民主世界政府下實現(xiàn)全球正義或世界正義社會,都是不現(xiàn)實的。但是,全球公民政治的發(fā)展卻不是沒有可能的,它的主要發(fā)展方向已經(jīng)表現(xiàn)在公民政治的民主憲政理想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內(nèi)深入人心。一旦這種根植于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公民政治在世界范圍內(nèi)形成氣候,相互間形成有效聯(lián)系,那么即使沒有一個民主、正義的世界政府,現(xiàn)有的政治、經(jīng)濟專制和由此而生的種種社會非正義也一定會受到前所未有的遏制。

　　注釋:

　　1. Maria Renata Markus, "Decent Society and/or Civil Society." Social Research, 68: 4 (2001):　1011-30, p. 1013.

　　2.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367.

　　3. Martin Krygier, "The Quality of Civility:　Post-Anti-Communist Thoughts 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 Sajo, ed., From and To Authoritarianism.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 9; 14.

　　4. Philip Selznick, "The Moral Commonwealth:　Soci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Commun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91.

　　5. Ronald Beiner, "Introduction: Why Citizenship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onald Beiner, ed., Theorizing Citizenship,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3.

　　6. 早期的共和思想以阿里斯多德為代表,主要表現(xiàn)在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實踐中。它著重在公民參與政治和保衛(wèi)國家公民有責的理想。十六世紀,意大利的馬基雅維爾提出了以“美德”和“腐敗”為核心概念的共和觀。馬基雅維爾認為,在共和這個公共政治游戲中,游戲人比游戲規(guī)則更為重要。缺乏強健公民精神的國民是無法支撐共和體制,無法實現(xiàn)共和政治的。強健的公民精神就是馬基雅維爾所說的“美德”:獨立的政治判斷,熾熱的愛國情懷,公民間的相互尊重和關懷,守紀律,講信用,愛榮譽。共和必須由公民美德來支撐,因為共和是所有體制中最脆弱的一種。來自兩個方面的“腐敗”隨時都可能毀共和于一旦。一是來自當權者的腐敗,這指的首先不是斂財受賄,而是專權。共和的本意是不同個人所屬的不同階級或不同階層分有權力。一個人,一個階級或政黨一旦在權力上排斥或壓迫他者,共和的腐敗也就開始了。共和的另一個腐敗來自公民。一旦公民放松對當權者的警惕,惰于思而懶于行,自顧自地得過且過,那么他們就已經(jīng)在為當權者的專權腐敗敞開大門。馬基雅維爾不象阿里斯多德那么樂觀地看待共和社會的“共好”。他認為,不同階級的生活環(huán)境決定了他們心目中不同的“好”,少數(shù)的強者求權力,多數(shù)的弱者求安穩(wěn)。馬基雅維爾對人性本不善的理解使得他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無論是少數(shù)強者還是多數(shù)弱者,在一般情況下,腐敗都要比美德來得容易。這也是共和理想天生多有劫難的根本原因。馬基雅維爾還認為,盡管共和腐敗的危險既來自少數(shù)人,也來自多數(shù)人,但少數(shù)富人比多數(shù)的窮人更可能危害共和,因為無論是金錢還是權力,富人總是有了還要再有,不然就不覺得安全。所以,馬基雅維爾的共和觀其實比阿里斯多德的更具民主色彩。他認為,培育公民美德的必要條件就是維持公民的大致平等。盡管共和國內(nèi)的階級差別不可避免,但一旦財富分化過于嚴重,好的君王(國家權力)就應當保護弱者不受富豪的侵害。

　　7. 潘恩關于人的權利和世界公民的思想對公民社會的長期研究者John Deane設想超越狹隘的東歐民族主義,構(gòu)建新的歐洲公民身份有相當?shù)膯�發(fā)作用。John Keane, Tom Paine: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Bloomsbury, 1995. See esp. Prologue:　"A Citizen Extraordinary," pp. ix-xiv.

　　8. Karl Jaspers, "Philosophical Memoir."　In Philosophy and the World, trans. E. B. Asht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3, p. 84.

　　9. 10Hannah Arendt,(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Karl Jaspers:　Citizen of the World?" In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8, pp. 83-4; 81.

　　11. Hannah Arendt, "Civil Disobedienc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In Crise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12. David Miller, "Bounded Citizenship."　In Kimberly Hutchings and Roland Dannreuther, eds.,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1999, pp. 68-9.13.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4, pp. 232-3.

　　14. David Miller,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ity."　Ethics 98: 4 (July 1988), pp. 647-8. "Bounded Citizenship." P. 60.

　　15. John Locke, The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0] 1988. See also Locke,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In M. Cranston, ed., Locke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5, pp. 104-46.

　　16. See F. E.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1976.

　　17. Herman R. van Gunsteren, "Admission to Citizenship."　Ethics 98: 4 ((July 1988), p. 741.

　　18. J. S.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Henry Regnery, [1861] 1962.

　　19. 21.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e p. 37 (for eight principles of justice between peoples) and 119-120; p. 36.

　　20. For an interesting critique of Rawls, see Thomas McCarthy, "On the Idea of a Reasonable Law of Peoples."　In James Bohman and Matthias Lutz-Bachmann, ed., Perpetual Peace:　Essays on Kant"s Cosmopolitan Ide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pp. 201-18.

　　22. See Michael Walzer, ed.,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Berghahn Books, 1995; Paul Hirst, Associative Democracy.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23.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Richard AFalk, Human Rights Horizons:　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7.

　　24. Richard A. Falk,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mocratic Prospect."　In Barry Holden, ed., Global Democracy:　Key Deb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63.

　　25. Richard A. Falk, Human Rights Horizons:　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8.

　　26. Richard A. Falk, "The Mak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Bart von Steenb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1994, p. 139.

　　27. Jonathan Freedland, "The Future is Kiwi."　Guardian, 3 May, 2000, p. 19. Jane Kelsey, Reclaiming the Future:　New Zealand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ellington, N.Z. Bridget Williams Books, 1999.

　　28. Manfred Bienefeld, "Capitalism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the Dog Day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ch,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London:　Merlin Press, 1994, pp. 94-129.

　　29.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9.

　　30. Robert Cox, "Democracy in Hard Tim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Anthony McGrew,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7, p. 70.

　　31. Robert Cox, "Globalization, Multilat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Robert W. Cox with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35.

　　32. Vaclav Havel, Va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Jan Vladislav, ed., . London:　Faber and Faver, 1986.

　　33. 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09頁。

　　34. See for instance, Danilo Zolo, Cosmopolis: 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7, pp. 127-35.

　　35. MKaldor Mars, ""Civilizing" Globalisa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Battle in Seatl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　1　(2000), pp. 105-114.

　　36. 37.星野昭吉:《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05頁, 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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