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1966年夏秋之交的第一天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本來以為有些事是永不會忘記的。許多年過去了,回想起來,竟然不只少了當時那種泉噴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漸漸模糊了。寫這文章,原擬以1966年某月某日為題的,自己記不得,便去問人。有人說,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觸動心靈的創(chuàng)傷;
有人說,當時連一個字也不敢寫,如何記得。于是只好用這樣冗長的一個題目。
不是為了忘卻,卻漸漸要忘卻了。不免驚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當時的情景?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開始約3個月了。當時的人,分為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兩大陣營,革命群眾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為了提高斗爭技術,各單位間互相串連觀摩,鉆研怎樣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鉆研某種技術,要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一樣。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導下讀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時便常想卡君的小說《在流放地》,那殺人機器也是經過精心鉆研制成的。
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大概是僅次于北大、清華的“文革”先進單位,每天來看大字報的人如趕集一般。院中一個大席棚,是練兵習武之所。常常有斗爭會。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還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噴氣式等簡易刑法。
那時兩派已興。兩派都去找中央領導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張小字報上看見一派訪某領導同志的記錄。那位領導說,你們是學部的?你們都是研究什么的?我為這句話暗笑了半天!澳銈兌际茄芯渴裁吹?”我在心中回答:“殺人!都是研究殺人的!”這樣想,是因我是斗爭對象,若屬于相反的那一類,大概我也會“研究”,因為那是任務。
斗爭形式不斷發(fā)展,這也是研究的結果罷。1966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學研究所主辦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會,學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會在吉祥劇院舉行。頭一天發(fā)票,票不敷發(fā),有的難友沒有得到。會后才知,不讓參加,實在是很大的“照顧”和“保護”。
那天很熱。記得我穿著短袖襯衫,坐在劇場的左后方。場中人很快坐滿,除了學部的群眾,還有北大、作協(xié)的人來取經助陣。
不記得哪位主持會。不記得也好。
何其芳在幾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臺來,垂頭站在臺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紙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書三個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聲勢嚇人。
何其芳開始檢討。沒有說幾句,便有人按頭?傁铀麖澭粔蛏,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掙扎,都起不來。
“我有錯,我有錯——”他的四川話在劇場(應該說是刑場)中顫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著揀起來,仍跪在地下。
直到現在,我認為,還是沒有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超過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現在,中、外兩個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仍在懷念他的領導與教誨。而那美麗的《畫夢錄》,又是怎樣的感染著我呵!
這樣的人,跪在地下把學術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和組織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說,我有錯,我有錯!
“文革”開始時,便在批判何其芳了。開過好幾次所謂的黨員大會,吸收群眾參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處境(當時誰又了解自己的處境。,仍在據理力爭,滔滔而辯。有一個系背帶的瘦高個兒,把他推搡了幾次。我當時坐在門邊,和一位以溫良恭儉讓著稱的同事小聲議論:“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們站起來說!”但我們沒有站起來說。我們靦腆,不習慣當眾講話,我們太懦怯!那位同事還說,得學著說話辯論,不然被壞人掌了權怎么辦其實真理不是愈辯愈明,理早鑄好了,鑄成一個個通紅的罪名,不斷地燙在人臉上!
兩位陪斗者被推了上來,俞平伯和余冠英。他們也穿著紙做的戲衣,頭上還戴著有翅的紙紗帽,腳步踉蹌,站立不穩(wěn),立刻成為聲震屋瓦的口號打倒的對象。
劇場左門出現騷動!按虻股圮貅!”幾個人高喊。他們押著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臺去。荃麟因中間人物論獲罪后,不再任作協(xié)領導,調到外文所任研究員,但仍在作協(xié)接受批判。學部開大會,捉他來斗,自是應該。
好像有幾個批判發(fā)言。我相信絕大多數出于革命熱情。發(fā)言者聲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過了,仍讓何其芳檢討。
其芳同志仍跪著,聲音斷斷續(xù)續(xù),提到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來說!”有人喝叫。待他勉強站起來,又撲上去幾個漢子,按頭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讓他站起,是為了按他跪下!
這樣幾次。又把另外幾位折騰一陣,似乎不新鮮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馮至!”馮先生上了臺。外文所一次批斗會后,曾讓“對象”們鳴鑼繞圈,馮至打頭,我在最后?磥碛@處境愈慘,是永遠繞不出去了。
“錢鐘書!”錢先生從劇場最后一排站起,從我身邊疾步走過,馬上有人抓住他的衣領。
“賈芝!”一人一手按頭,一手扭住手臂。他坐著噴氣式上了臺。
劇場中殺氣騰騰,口號聲此起彼落。在這一片喧鬧下面,我感到極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滿臺黑壓壓一片,他們都戴上紙糊高帽,寫著是哪一種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畢竟文明多了。
學術權威大都叫過后,叫到一些科室負責人和被認為是鐵桿老保的人。“牟懷真!”這是外文所圖書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個造反派看見了我。
“馮鐘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聲,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盡量彎著身子,像一條蟲。上了臺,發(fā)現天幕后擺著剩下的幾頂高帽子,沒有我的。事先沒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聲說。
有人把我們挨個兒認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個念頭,盡量彎得合格,盡量把自己縮小。
過了些時,眼前的許多腳慢慢移動起來!芭9砩呱瘛眰兣胖牭禁溈孙L前自報家門,便可下臺了。
我聽見許多熟悉的聲音,聲音都很平靜。
輪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時把學不夠深、位不夠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稱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也。我走到麥克風前如此報了名。臺下好幾個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見白紙黑字,寫著“馮友蘭的女兒”。
馮友蘭的女兒又說明什么呢?
我積極地自加形容詞:“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迸_下不再嚷叫。這女兒的身份原來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臺時沒有折磨。臺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著人們注意。我從太平門走出來,發(fā)現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慶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豈不要經官發(fā)賣這樣想著,眼前的東華門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馮鐘璞!”怯怯的聲音。原來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轉!绊斻y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表斻y胡同某號是作協(xié)的監(jiān)房,他要回監(jiān)去。
“荃麟同志!”我低聲說,“你身體好嗎?”他臉上有一個笑容,看上去很平靜,望著我似乎想說什么,說出來的仍是:“頂銀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幾步,指給他方向,看著他那好像隨時要摔倒的身影,混進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繼承了“反動”的血液,也和眾多“反動”人物有著各種各樣的聯(lián)系。他們看著我長大。荃麟卸職前,總是鼓勵我寫作,并為我向《世界文學》請過創(chuàng)作假。
而這些敬愛的師長,連同我的父親和我自己,一個個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當時的住所,?茲府27號。那里不成為“家”,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小院里有兩間北房,兩間東房,院中長滿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著我。
坐下休息了一陣,思想漸漸集中,想著一個問題,那便是:要不要自殺?
這么多學術精英站在一個臺上,被人肆意凌辱!而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世界,以后還不知怎樣荒謬,怎樣滅絕人性!我不愿看見明天,也不忍看見明天。就我自己來說,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讓人推來搡去,自殺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當時手邊有安眠藥,大概我早已靜靜地睡去了。但我沒有。操刀動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靜靜,不動聲色。忽然那“馮友蘭的女兒”的紙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驚。年邁的父母已處在死亡的邊緣,難道我再來推上一把!使親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誰,卻似乎面對了他:偏活著!絕不死!
過了明天,還有后天呢。
整個小院塞滿了寂靜。黑夜逼近來了。我沒有開燈便睡了。先睡再說。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時候,忽然驚醒。房間里所有的燈都亮了。三盞燈,大燈、臺燈、床頭燈。我坐起來,本能地下床一一關了。隔窗忽見東房的燈也亮著。
我毫不遲疑,開門走過黑黝黝的小院,進到東房。這里也是三個燈,大放光明。我也一一關了,回到北房。開燈看鐘,兩點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時候。
關燈坐了一會兒,看它是否再亮。它們本分地黑著,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點兒也不害怕,睡眠來得很容易。
我活著,隨即得了一場重病。偏偏沒有死。
許多許多人去世了,我還活著。記下了1966年夏秋之交的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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