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什么是文化？

　　曾經(jīng)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場合，做為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么？」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議會里。從九月開始，官員每天四五個小時坐在議會里接受議員輪番質(zhì)詢。我是個「新生」，議員發(fā)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麥克風再把音量加以擴大，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暈眩的癥狀出現(xiàn)，我總在頭昏腦脹的狀態(tài)下回到辦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是學者出身，他的癥狀是胃絞痛，想嘔吐。到了十二月底，預算要三讀通過，第二年的政務才能執(zhí)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xiàn)「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通宵不寐地審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議員可以輪番上場，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濕雨焦灼不安、黑夜透著荒謬的清晨三時，我發(fā)現(xiàn)我被喚上了質(zhì)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可能才有應酬，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zhì)。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長了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推人？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自賣菜小販接過找來的零錢？他，獨處時如何與自己相處？

　　文化其實體現(xiàn)在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在一個文化厚實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味；
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
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xù)的生命。

　　在一個空蕩蕩的議堂里，半夜三更，這樣談文化，好像只有鬼在聽。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為我會談雄偉的博物館、華麗的音樂廳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如果你給我更多的時間，我會繼續(xù)說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江南鄉(xiāng)下人。儉樸的農(nóng)家婦女也許坐在門坎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里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么符號會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在農(nóng)婦身上顯現(xiàn)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何謂底蘊，不過就是，沒有學問、不識字的也自然會知道的禮數(shù)，因為祖輩父輩代代相傳，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于焉而形，就是文化。農(nóng)婦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jīng)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她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干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nóng)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nóng)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墻漆得雪白，墻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墻上。老農(nóng)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得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墻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huán)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xiāng)下，我曾經(jīng)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臟，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棺郑�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于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占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xù)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對后世的影響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tài)卻是一致的。

　　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對破壞這種「價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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