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投向納粹的挪威作家哈姆森
發(fā)布時間:2020-05-24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個窮極潦倒的人溜進一家破敗的漆黑的院子里,為了保全性命,他撿起一塊帶有令人作嘔的干血味的肉骨頭來啃,咽下去又吐出來,多次反胃之后,他終于忍不住了:“我狂怒地捏緊拳頭,孤立無援地哀號,著了魔似地亂咬。骨頭上沾滿了眼淚鼻涕。我反復地咬嚼,咒罵,號哭,仿佛心都快要碎了,接著又吐。我大聲起誓,要把宇宙間的全部強權統(tǒng)統(tǒng)打進地獄里去!”
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作家克倫特·哈姆森(KnutHamsun,1859-1952)的成名作《饑餓》(1987)中一個片段。小說堪稱新浪漫派代表作,饑餓中的各種幻覺和變態(tài)心理刻劃得相當生動細膩。作者自稱這樣的描寫是“對自己挨餓時期的回憶”。
一個曾經(jīng)發(fā)誓要戰(zhàn)勝強權的作家,最后卻投入納粹這一兇惡強權的懷抱。二戰(zhàn)期間,占領挪威的納粹頭目波特文在挪威統(tǒng)治五年,殘酷地拷問、屠殺挪威人。可是,在哈姆森眼里,從頭到腳渾身 “武化”的德國人,仍然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民族”。
一、闖蕩出來的文人英雄
哈姆森出身于一個縫紉工人家庭,祖祖輩輩都是農(nóng)民。九歲那年,他就跟叔父當學徒,整天做繁重的童工,而且經(jīng)常挨打受氣。兩年后,他成為店鋪幫手,因受不了虐待而出逃,此后一直靠打零工謀生。浪跡天涯的哈姆森先后做過小商販,鞋匠學徒,修路工、小職員和鄉(xiāng)村小學教師……,還兩度只身遠渡重洋去美國闖天下,在美國社會底層滾爬,當過電車售票員和農(nóng)業(yè)工人。后來,哈姆森貧病交加返回挪威,寫了《現(xiàn)代美國的精神生活》(1889)一書,嘲笑美國的生活方式。
在坎坷路途和繁忙的勞動之余,哈姆森十八歲就開始寫作。他的作品經(jīng)常以急速邁向工業(yè)化的挪威為背景,描寫新生無產(chǎn)階級如何力求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如何日益變得畏畏瑣瑣,心胸狹隘,或成為有閑階級追逐消遣的犧牲品。他的小說還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挪威農(nóng)民的生活。
。保梗埃改辏c妻子離異的哈姆森,與比他小二十多歲的瑪麗結婚;楹,哈姆森創(chuàng)作的小說《維多麗亞》曾轟動一時,這一悲劇故事被批評家列入世界愛情小說名著。由于杰出的史詩般的小說《大地的收獲》,哈姆森于1920年榮獲諾獎。從此,他被視為“挪威魂”和挪威的民族英雄。
二、以諾獎獎章獎掖納粹
哈姆森從小深受德國文化影響,熱愛日爾曼民族。納粹上臺后,哈姆森把當時的德國視為“族長政治”的楷模。二戰(zhàn)爆發(fā)后,他公開著文支持希特勒,但他并未正式加入挪威納粹黨。為了給納粹鼓掌,哈姆森把他的諾獎獎章轉(zhuǎn)手“頒發(fā)”給納粹文化教育部長戈培爾,在郵寄獎章給戈培爾時,哈姆森還附上他的“頒獎詞”:
“諾貝爾規(guī)定他的獎金應當獎給具有理想傾向的作品。我不知道有誰能像你一樣,年復一年,如此不知疲倦,如此帶有理想傾向地通過寫作和演講道出了歐洲和人類的事務,部長先生。”
可是,曾經(jīng)在柏林大張旗鼓焚燒“非德意志書籍”的戈培爾,并沒有把諾貝爾獎放在眼里,因為在焚燒的書籍中,就有諾貝爾家族中最能名至實歸的作家托馬斯·曼的作品。戈培爾無恥地宣稱:“他們[“非德意志作家”]也許還可以茍延殘喘一會兒,這些先生們也許正在巴黎和布拉格的移民咖啡店里,但他們的生命線已經(jīng)被割斷了,他們只是接近死亡的行尸走肉! “猶太人登峰造極的唯智主義時代結束了”,“新智慧的長生鳥從這些廢墟上展翅而起,舊的已化為灰燼,新的將從我們內(nèi)心的火焰中飛升!边@大概就是哈姆森表彰的戈培爾的“理想傾向”!
1940年納粹侵入挪威后,哈姆森開始直接為納粹效勞。1943年5月,哈姆森前往德國,得到戈培爾接見,6月間得到希特勒接見。從一部以哈姆森為題材的影片來看,被希特勒接見時,哈姆森一方面表達了他對納粹的景仰,另一方面又質(zhì)疑納粹在挪威的某些不夠人道的行徑,弄得會談不歡而散。希特勒憤怒地表示:再也不要見這樣的臭文人了!盡管如此,哈姆森德國之行的消息傳到挪威,成千上萬哈姆森的讀者涌到書店,紛紛退回他的小說以示強烈抗議。
。保梗矗的辏翟拢啡眨L乩兆詺⒑,在挪威一家報紙上,哈姆森為希特勒寫下了一則訃告:贊揚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我們,他的后繼者,為他的逝世鞠躬”。在戰(zhàn)后的挪威,八十六歲高齡的哈姆森和他的妻子瑪麗很快就雙雙被捕。
三、從民族主義到納粹主義
從一位杰出作家到投靠納粹,哈姆森的思路歷程值得研究。根據(jù)他本人的著作和北歐學者的研究,筆者經(jīng)過一番梳理,把他的思路歸納為下述幾個重要方面。
首先,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偏見使他中邪。
1947年12月,挪威人民對哈姆森進行審判時,他在法庭上作了這樣的自我辯護:“我想強調(diào),我那時是在一個被占領的、被征服的國家寫作,在這種關系中,我想提供關于我自己的某些簡單信息:那時候,我們都期待在發(fā)展中的日爾曼世界共同體占據(jù)要位,我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這一點!
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濃蔭小徑》中,哈姆森繼續(xù)進行這種自我辯護。他談到,他認同納粹“占領的權力”,并且在報刊撰寫短文警告挪威人。當時,在他家里也駐扎著德國士兵。他認為挪威人挑戰(zhàn)“占領的權力”是愚蠢而徒勞的,只能導致自身的毀滅。因此,他把眼光轉(zhuǎn)向希特勒和特波文。緊急時他日日夜夜發(fā)電報,關注挪威同胞生死存亡的問題。他的妻子瑪麗為他核對,按他的電報打電話,因為他自己近乎耳聾了。他辯護說,他那時可以像許多人一樣拋棄祖國,逃往瑞典或英國,然后回來充英雄。但是,他沒有逃!拔艺J為,留在這里為祖國效勞是最佳選擇。我耕耘農(nóng)田,煩惱中顯示了自己的最佳能力。那時國家一切都缺乏。其次,我用筆桿子為挪威在歐洲日爾曼國家贏得高貴地位。從一開始我就樂于這樣思考。做得愈多,就愈有趣,甚至感到迷迷糊糊。當我獨坐深思,我不知道在這整個時期,我做的是不是兩相抵銷了。我認為這是為挪威著想的一個偉大構想,非常值得奮斗和工作:挪威,應當是歐洲邊緣一個獨立自強的國家!我和德國人民站在一起,同樣和俄國人民站在一起,這兩個強大的民族把手伸向我,他們將始終不會駁回我的要求。”
哈姆森承認,他的行為是喪失理智甚至是近乎瘋狂的。他那時茫然失措,因為挪威國王及其政府也開始流亡了。他強調(diào)說,他的目的是為了挪威成為世界上的偉大國家之一,因此犯了錯誤。
面對“賣國賊”的指控,哈姆森自稱他的靈魂至為寧靜,并且有最佳良知?墒,正如挪威《每日新聞》文化編輯本茲朗德在《一半哈姆森!》(1996年4月23日)一文中質(zhì)疑的那樣,實際上,并非每個人都像哈姆森那樣“相信”一個神話,哈姆森與二戰(zhàn)期間的挪威人民的感情不一致的。難道說,挪威抵抗運動中無數(shù)的抵抗者也相信日爾曼人的世界共同體嗎?
四、從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
哈姆森思想上的兩大傾向,一是自然崇拜,二是英雄崇拜,前者主要繼承了盧梭和康德的傳統(tǒng),走到極端,他甚至把科學視為空洞的技藝,視為一堆不可理喻的混合材料;
后者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學”。他推崇“族長政治”,迷戀血統(tǒng)和種族的奧秘,取消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某些批評家把《大地的收獲》視為“尼采主義”在文學上的翻版。的確,這部小說,通篇具有強烈的拒絕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孤獨地返回原始自然的思想傾向,帶有明顯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色彩。他對科技、財富積累、工會組織和婦女解放一概持反對態(tài)度。對于女人,哈姆森只看重她們生兒育女的社會功能,他蔑視具有朦朧的女權主義意識的易卜生,并且嘲笑易卜生筆下的出走的娜拉,甚至出言不遜,說易卜生使得挪威蒙羞。
哈姆森既陶醉于自然的寧靜生活,又順從自然的野蠻力量,思想上帶有泛神論色彩。在《最近的歡樂》中,哈姆森這樣寫道:“我們處在‘整一\" 中間。這就是真正的上帝。的確,我們自己就是整一的一部分。”這一思維在政治領域的轉(zhuǎn)換,便是屈服于無法戰(zhàn)勝的強權,把四時更替的自然規(guī)律轉(zhuǎn)換成黑格爾式的“歷史的必然規(guī)律”。當納粹興起,每個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輕而易舉地轉(zhuǎn)換成每個人都是他所屬的民族或國家的一分子的集體觀念,從而抹煞了個體的獨立意義。
挪威文學教授阿特勒·吉特堂(AtleKittang)在《哈姆森與法西斯主義》一文中指出:在哈姆森的政治神話中,德國是一個年輕的民族,應當力求發(fā)展,而英國則代表著時代的衰老,盡管它用各種手段以求永葆青春。哈姆森的血統(tǒng)論幾乎到了以貌取人的程度,例如,他這樣對易卜生進行生理上的嘲笑:“這個偉大的詩人生產(chǎn)了一種噘起嘴皮的表達形式,把他的雞胸撐到不能再高的地步……”
哈姆森不但嘲笑同行作家的長相丑陋,也嘲笑知識分子的道德關懷。他對易卜生的挑戰(zhàn),實質(zhì)上是對西方自由思想的偉大遺產(chǎn)和現(xiàn)代文明進程的挑戰(zhàn)。與此同時,他贊美尚武的“民族英雄”的英俊,甚至視其為形體美的理想。他把人在上帝面前的謙卑和服從,最終替換成對強權的服從,把個性的泯滅視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充滿意義的犧牲。他對人在現(xiàn)代文明中的自由追求進行了冷酷的虛無主義的否定,如他的《水泵旁的女人》中所比喻的那樣,人的形象不過是庸碌的互相推搡搡互相踐踏的螞蟻而已,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
五、從浪漫主義到納粹主義
歐洲浪漫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文化運動。德國浪漫派,與雪萊代表的英國浪漫派,雨果代表的法國浪漫派均有所不同。以消極浪漫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德國浪漫派,是對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的一種反撥。這一流派擔憂現(xiàn)代化過程將把傳統(tǒng)社會分裂為獨立個體,擔憂物質(zhì)文明摧毀精神文明,因此強調(diào)具有民族特色或集體色彩的人生觀和美學觀。在他們看來,包括北歐諾曼人、英國人在內(nèi)的日爾曼民族,即雅利安人種,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組織能力的民族。只有日爾曼民族才能引領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 的厄運。因此,維持民族的純凈成了他們的共同理想。
德意志浪漫派對二十世紀初葉的北歐,對瑞典學院,均有深刻影響。諾獎評選標準,最初把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理想傾向”解釋為“一種崇高而純潔的理想主義”,就是這種影響所致。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在《諾貝爾文學獎》一文中承認:“頒獎給布雍斯捷尼·比昂松、拉迪亞德·吉普林和保羅·赫斯,卻拒絕了列夫·托爾斯泰,亨利·易卜生和愛米利·左拉,就是由于這一以保守的理想主義(黑格爾哲學在本國的一種變體)為特征的評選標準,它所主張的是教會、國家和家庭的神圣性,其理想主義的美學發(fā)端于歌德和黑格爾時代(十九世紀中期由F·T·費希特加以整理)!鳖C獎給哈姆森,也可以作如是觀。
浪漫主義同樣崇拜自然。美國批評家利奧·洛溫塔爾(LeoLowenthal)在《文學與人的意象》中指出,“哈姆森對自然整體的認同可以無需費力,并且無幻滅之虞而達到極致。那些空想家們想像中的人與自然的潛在統(tǒng)一,被表現(xiàn)為早已實現(xiàn)的統(tǒng)一:人生意義是在諸如洪水和大地等自然因素中發(fā)現(xiàn)的。當這樣一種神話有意識地被運用于一個強大的黨政組織的利益時,例如在法西斯主義情況下,人們被告知:他們的不可避免、無法改變的分享自然的情形,無異于他們對‘種族\"或民族的共享!
將浪漫主義的哈姆森與現(xiàn)實主義的易卜生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易卜生以其冷峻的觀察和思考提出了十九世紀末葉尖銳的社會問題,他筆下的許多人物,如出走的娜拉,處在權威控制(家庭專制)與自由追求的兩難之境中。易卜生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只提出問題,并沒有提供救世的答案。如果說易卜生表現(xiàn)了自由追求的困境,那么,哈姆森暗示了走出困境的解決途徑:投靠權威,服從權威。這樣一來,哈姆森就拋棄了、違背了并且挑戰(zhàn)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的精神遺產(chǎn),終于投向納粹懷抱。
六、從無產(chǎn)階級到恐怖主義
哈姆森筆下的工人階級,并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描繪的那樣先進,那樣大公無私,那樣有組織紀律性。在他筆下,工人階級中的不同階層,人物形象形形色色。這是哈姆森小說中真實性的一面。在《漫游者》中,哈姆森寫道:“無產(chǎn)者中間的那些紳士們?yōu)樗麄冏约合氲煤芏啵?br>他們蔑視農(nóng)場工人,不想與他們打任何交道!惫飞P下,除了農(nóng)民之外,另一類重要形象就是漂泊無根的流浪漢。流浪漢喜歡波西尼亞式的浪漫生活,作為邊緣狀態(tài)的流氓無產(chǎn)者,他們絕不會循規(guī)蹈矩。他們既可能卷入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也可能卷入納粹運動。在小說《神秘》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哈姆森心愛的人物奧古斯特,就是一個殘酷的雞鳴狗盜式的流浪漢。他以偽浪漫主義請調(diào),把都市風光視為缺乏驚雷閃電的“非英雄”的平庸生活。他呼喚“龐大的半神半人”式的英雄豪杰,他崇尚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斗爭和暴力行為。作者寫道:“這個大恐怖主義者是最偉大的,這一尺度,是撬動、提升世界的巨大杠杠。”這句話使人想起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之類的比喻。
洛溫塔爾指出:“扎根土地的農(nóng)民和那些與無根相系的波西尼亞式的流浪漢,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寵兒。但是,哈姆森之所以同情這兩種截然對立的類型,有其特定的邏輯;
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拒絕有組織的都市文化,崇尚粗糙的難以調(diào)和的‘自然’力量的運轉(zhuǎn)。偶爾也有些社會上的無根文人(他們已被稱為‘武裝的波西尼亞人\")為德國法西斯主義披荊斬棘,鼓吹英雄崇拜,維系在土地上的根!睘楣伯a(chǎn)主義披荊斬棘的文人,有其追求社會正義和人生理想的一面,但是,納粹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均與恐怖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容易走向嗜血的極端。
七、半是清醒半是糊涂
在《濃蔭小徑》中,哈姆森竭力為自己的叛國罪行進行辯護,表現(xiàn)了異常清晰的思路。但是,在審判期間,哈姆森因精神異常被轉(zhuǎn)移到奧斯陸精神病院,被診斷為 “一個精神能力長期被損害的人”,在這里接受了四個月的檢查和治療。后來帶罪住進老人院的哈姆森逃脫了牢獄。
一個人的某種程度的清醒和糊涂,并非水火不容。我相信哈姆森的神經(jīng)早在二十年代就是不正常的。關于他獲得諾獎,據(jù)說哈姆森的朋友、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卡爾菲爾特起了關鍵作用。因此,當哈姆森領了獎金支票回到旅館時,堅持要把獎金與卡爾菲爾特以及另一位賞識他的院士均分,這當然遭到他們的拒絕。哈姆森繼而揚言或戲言,要把支票和獎狀送給照顧他的旅館服務員?墒,他把獎狀和支票都給弄丟了,第二天,別人在電梯里給他找回來。哈姆森的病態(tài),還可以從他的新浪漫派作品中發(fā)現(xiàn)一點端倪,一種病理上的轉(zhuǎn)換為納粹信徒的可能性。在他的筆下,浪漫的愛情,變成了男性施瘧狂和女性受虐狂的變態(tài),弱者似乎只有在對淫威、強權和暴力的順從中才能找到一種做愛的愉悅,生命的愉悅。
八、哈姆森的教訓
。保梗矗的晗L乩湛迮_后,當挪威傀儡政權頭面人物奎斯林被判處死刑時,哈姆森被判處通敵叛國罪,因病免除囚禁,罰款四十二萬五千挪威克朗(當時約折合為八萬美元,無異于剝奪了他的全部財產(chǎn))。他留給世人的教訓是值得探討的。
諾貝爾獎曾經(jīng)使不少名不見經(jīng)傳的作家,甚至使得某些平庸作家暴得大名。哈姆森就是一個暴得大名的作家。無論是金錢的暴發(fā)戶,還是榮譽的暴發(fā)戶,一般都容易飄飄然,失去精神的定心力而濫掉、垮掉。
從一部以哈姆森為題材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拘禁期間,警方讓哈姆森觀看了奧斯維辛囚徒受迫害的紀錄片,哈姆森驚異地發(fā)現(xiàn),這是他前所未聞,難以置信的。他當時住在挪威一個小鎮(zhèn),消息閉塞,耳朵聾了,聽不了挪威廣播,手頭只有一份德文報紙,對于當時局勢無法全面了解。由此可見,在緊要的歷史關頭,全面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對于參與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哈姆森的時代意識形態(tài)滿天飛,有害的思潮,像細菌一樣腐蝕人的感官,侵蝕人的肌體,加以包裝后,容易使人誤認為良藥因而中邪,高級知識分子也難以幸免。除了人所共知的海德格爾之外,在諾獎作家中,西班牙小說家卡米洛·何塞·塞拉,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德婁,都曾和法西斯主義有這樣或那樣的瓜葛,甚至T·S·艾略特也曾被視為一個隱蔽的法西斯分子。
在哈姆森的悲劇中,他的妻子瑪麗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女強人,一個道地的納粹分子,是她牽著哈姆森的鼻子走。訪問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完全是在她的安排下進行的。她原本是一個漂亮演員,兒童文學作家。據(jù)某些批評家的分析,瑪麗在劇團曾經(jīng)很想扮演某個角色,卻被導演和劇團拒絕了。數(shù)年后,她終于找到報復的機會,找到表演大角色的世界舞臺。她利用了哈姆森耳聾的弱點,充當他的發(fā)言人,卻無需詢問他究竟要說些什么,完全由她自己即席發(fā)揮。同時被捕后,夫妻兩人被隔離審訊,判決后得以見面,相對無言,但哈姆森對瑪麗顯然有責怪之意。瑪麗再次憑她的交際手腕,幫哈姆森出版了最后那本自我辯護的書。最后,夫妻達成諒解,在夕陽黃昏中,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在長達七十年的筆耕生涯中,哈姆森留下大量作品,其中不少作品仍然被視為挪威的文化財富,并且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許多人不得不承認這一矛盾現(xiàn)象:一位杰出作家,一位“挪威魂”,最后成了納粹的幫兇,成了“挪威奸”。
今天,奧斯維辛已解放六十周年了,可是,新納粹和新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有死灰復燃之勢。挪威乃至北歐的的新納粹“光頭幫”,當然希望從哈姆森那里吸取靈感。因此,我們有必要區(qū)別哈姆森文學中的法西斯細菌和有益的文學成分,總結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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