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龑：絕對主義權威與憲法權威

　　何謂政治，歷來聚訟紛紜，難有定論。但是，考察各民族生存樣態(tài)，盡管各自秉承不同的歷史文化，但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我們是誰？從此問題出發(fā)，政治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就是，政治面對的是“多與一”的問題。如外族入侵，本民族自然要以一個聲音說話，而日常生活里，自我與他者的區(qū)分顯而易見。這種關系，套用專門的概念表達就是權威和自治的關系。然而，權威和自治明顯是西方政治文化的語詞，帶有地方性特征，而二者構成的緊張關系，未必在其他地方性文化里成為問題。如在我國傳統(tǒng)里，個體自治是很難想象的，相應的權威和個體的沖突自然呈現出有別于西方的另一種形態(tài)。從社會心理角度來看，我們文化中的個體自我調整的彈性空間更大，對于權威的適應性更強，即便在社會利益進行大幅度調整的轉型過程中，也能形成較穩(wěn)定的秩序。不過，這種多少帶有寬容（tolerance）意味的個體道德，一旦隨著法制話語的滲入和法治目標的確立，就無法令人再有自豪感，現代憲法中的人民概念有賴于康德提出的積極公民的成長，而寬容難免不會變成縱容和遷就。因此，如果權威和自治的沖突在當下成為突出問題的話，如果不是過于強調個體自我調整的話，那么就有必要和可能分析一下權威。

　　權威最初應該和絕對主義緊密相連，近代以來，除了無政府主義之外，就筆者所知，尚沒有什么理論完全否認權威的必要性。因此，值得討論的就不是權威的必要性問題，而是權威的正當性問題，究竟是權威的存在就意味著正當性，還是權威是受目的約束的。如果說絕對主義意義上的權威必須被打破，那么哪些理論盡管否認絕對的權威，但仍無意識的為其辯護，或者理論本身其實內含著絕對性。

　　真理觀是社會科學追求客觀性而引出的一個形而上學范疇。且先不論真理本身是否真實存在，是否真的能被發(fā)現或掌握，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真理和真理實踐的區(qū)別在哪里。如法律論證理論認為，真理是通過論證得來的，每個主張自己的觀點的人都有論證的義務，相比起作為真理的觀點，論證更具有絕對性。因此，鑒于過去那種將真理和自稱掌握真理混同而導致絕對主義的教訓，無論是實證主義法學（Raz, Authority of law,1979）還是非實證主義(Alexy, Begriff und Geltung des Rechts,1992 )都不同程度的告別了這種一元本質敘事的真理觀。

　　由此出發(fā)，假使權威仍舊保留在絕對主義的層面上，而這里的憲法取現代意義上的用法，現階段經常談及的憲法權威暗含著一個悖論，即“凡談論憲法權威暗示著取消權威”。于是，可以想見，在滿清政府立憲之時，其所涉及到的憲法權威問題，既然不意味著清政府主動放棄自己的絕對權威，那么這樣一個出自立憲派的提法無疑帶有很大的理想成分，以自欺始，以欺人終。因為語言決定了思維方式，以當時的語意，統(tǒng)治者是無法接受主動的放棄自己的權威。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憲法權威不過是一個過氣的說辭，倘如是，前面講的權威的必要性又當如何解釋�？赡艿慕Y論是，在當前的語匯中，權威概念已經經歷了語意變遷。

　　權威無疑意味著服從，但是，服從并不完全因為是權威。事實上，權威的產生有著必要的歷史維度，即某個權威主體最初并不當然的就具備權威，而是經過了被服從者的承認和信任之后才取得的，如歷史上每次革命的成功為新的統(tǒng)治者提供了合法性，成就權威的往往不止是革命時的口號，還包括――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時的獻身精神。進一步的，即便是取得權威，未必就是永久的權威。也就是說，權威和權威主體不同，繼受權威的主體并不當然等于通過革命獲取權威的主體。維持二者一致的條件是，繼受權威者仍有必要繼續(xù)為自己的權威地位進行論證。而保持這種融貫性（coherence）的價值和技術，就是憲政�，F代憲法所確定的權威，除了其價值選擇，很重要的一個技術特征就是把權威和權威主體銜接起來，使權威主體通過憲法不斷自覺的為其權威地位提供論證，從而保證權威資源不致過量流失。而絕對主義的權威在歷史維度上的斷裂，不在于其過于強調權威的必要性，而在于對既有權威的消耗和流失視而不見。恰恰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憲法權威不是取消現有的權威，而是為了保證和維持原有的合法的權威。

　　換句話說，強調憲法權威不僅不意味著打破和取消現有的權威主體，相反有助于維護現有的權威資源。當前全國上下所呼喚的憲法權威毋寧是，現有權威主體必須通過憲法改變自己的治理方式，從任性的，少數人決斷的方式轉為理性的，最大多數人參與的商討模式，并且從制度上保證糾正機制（國家權力通過分工的論證模式）的存在，因為沒有一個制度體系是完美的，絕對的理性和絕對的權威一樣，至少按照目前的認知能力來看并不存在。此外，決定憲法權威成就的前提，還包括前述提到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語意上和思維上放棄一元主義和對真理權威的迷信。

　　事實上，西方自由主義的智慧并沒有為取消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這樣一種治理結構提供替代方案，從個體出發(fā)的自由也始終無法回避權威的必要性問題，在歐洲自由主義的憲法需要通過福利國制度來補足，在美國，或許可以從其不斷在國際上維護其龐大的帝國利益中看出端倪。而在我們的傳統(tǒng)里，要么是從個體角度出發(fā)，無非是守著無政府主義（天高皇帝遠）和逆來順受兩端；
要么是從權威角度出發(fā)，不過是上千年的治亂循環(huán)。憲法權威，至少從目前來看，是個值得深入下去思考的方向，盡管可能帶有以西方為主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多與一”這個根本的問題是沒有國界和文化界限的。

　�。�2005年7月22日， 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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