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維權行動的由來

　　本文不打算從詞源學角度探討維權的由來，也不著重于分析歷史和現實中的維權行動，本文只從學理上，運用行為主義方法探討，維權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產生的社會條件。我希望在維權這種現實的社會活動與關于憲政、自由之類宏觀理論之間，找到一條聯系通道，以期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理論與現實之間脫節(jié)的問題有所裨益。

　　對于維權者來說，維權活動的前提是在現有社會秩序中，部分社會成員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從而對他們的生活甚至生存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維權活動的產生，可能是兩種變化的結果：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權利受到了侵犯；
其二，維權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得以成為現實，妨礙維權行動的因素減弱或消失。這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因素是維權行動產生的必要條件；
第二個因素只存在于部分社會形態(tài)中，例如一個以強制力維持秩序的社會中，當強制力減弱，就可能產生維權行動�，F實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凸現于近十幾年間，維權行動正是伴隨社會公正問題而產生，這說明對于我們來說，第一個因素是產生維權行動的主導因素，以下主要就第一個因素探討維權活動產生的社會條件。

　　維權者大抵無需給自己的維權行動找理由，只要存在侵權事實，維權行動就是合理的。在維權者那里，對于個人權利的侵害就是維權行動的唯一理由，與大多數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們認為權利是無需置疑的，所以也沒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對于個人權利的侵害，是維權行動產生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條件，也是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社會里的常態(tài)，我們把它作為維權行動的第一個由來。但僅僅這一理由顯然是不夠的，站在我們的角度，任何專制社會都存在廣泛的對于個人權利的侵害，而維權行動卻并不普遍，這說明維權行動還存在別的現實條件。脫離維權者的角度，當我們擴大視域，考察一個包括維權者和他們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的宏觀社會結構，我們可以看到，維權者是維權行動產生的重要一環(huán)，而把維權行動與其現實社會條件聯系起來的，正是隱含在維權者行動中的，維權者對于維權的自我意識。

　　這種意識中，居于核心的是關于權利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作出維權的策略選擇的主要原因，我們有必要問，關于權利的觀念如何產生？雖然每個人的答案只源自自已的知識和經驗，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歸納為兩個方面。其一，關于權利的觀念由某種社會性的思想來支撐，其二，來源于現有的法律和各種制度。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其中社會思想是核心。

　　因為權利概念在自由主義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自由主義者對于權利問題的特別關注，大多數人會認為支撐權利觀念的社會思想是自由主義思想，但這個認識與現實是相背的。雖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秉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參與到民權運動，參與到底層群體的維權行動中來，但也不能忽略這種參與的背景：廣大被侵權的弱勢群體維護自身權利的訴求，以及他們正在進行的維權行動。被侵權的弱勢群體才是維權行動的主體，而非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知識的自由主義思想總是以精英化的面目出現，它不應該是，也不太可能成為被侵權的弱勢群體權利觀念的來源，有必要探討維權行動中，維權者權利觀念的真正源頭。

　　與知識分子不一樣的是，普通民眾的權利意識基于真實生活、基于現實的社會關系，它體現為生活中與公共權力機構規(guī)范關系的認識，在這種認識中，公共權力機構并非以一個整全的權力體系(民主主義者眼中的政府)或者一個制度體系(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政府)存在，它只限定于與自己具有現實往來的政府機構。普通民眾對于他們與政府機構之間規(guī)范關系的認識之來源，只能從現實社會中尋找，如上所述，這種認識具有兩個方面的來源：其一是一種社會性的思想，其二是現有的法律和各種制度。

　　在社會思想方面，雖然我們感覺正處在一個讓人眼花繚亂思想亂世中，但有一個現實卻普遍被人估計不足：這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與其它領域間存在脫節(jié)問題。知識分子們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思想現狀，大都是他們對思想領域的歸納，對于普通民眾這些思想意味著什么，卻不太為人重視。這種脫節(jié)狀況，使得一方面出現思想文化領域里的百花齊放，另一方面普通民眾關于政治規(guī)范的認識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確切說，普通民眾對于公共權力機構與民眾關系的認識，仍然主要來自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

　　這里有必要提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與傳統(tǒng)的儒家政治觀念之間一個重要區(qū)別。儒家政治思想中，天道是政治體系邏輯結構的核心和出發(fā)點，個體的人是被規(guī)定者，只需要去實現自己的道德角色，并不存在個體的權利問題①。作為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運動對于傳統(tǒng)政治和文化的顛覆的結果，新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個體的地位上升了，在邏輯上個體的人的存在成為政治體系的前提，政治體系成為了被規(guī)定者。雖然借助民族戰(zhàn)爭，這種有嚴重缺陷的政治思想的實踐成為現實，造成了新的專制政治---極權政治，極權政治不僅完全控制了社會組織，也使得社會思想和人們的思維處于掌控之下，社會達到前所未有的穩(wěn)定，但是不可否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與其實踐結果--專制政治之間始終存在矛盾，當專制政權的控制力減弱，這種矛盾就會表現出來。

　　所以與儒家政治觀念與傳統(tǒng)政治結構之間的自洽關系不同，僅僅依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就可以從個體出發(fā)提出對于公共權力機構的規(guī)范標準，從這種規(guī)范可以產生個人與公共權力機構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而這種關系與專制之實必然產生矛盾。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本身就包含某種形式的權利觀念，當專制政權不能再控制人的思維，即使社會還處于其意識形態(tài)籠罩之下，普通社會成員也會產生權利意識，而這種權利意識，正是支撐當下民眾維權行動的思想源泉。

　　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如它在思想文化領域和政權體系中體現出的潰敗局面，它仍然是大多數人關于政治規(guī)范的基本知識。一方面它可以使普通民眾產生維護權利的意識，另一方面它也提供政權的合法性。在普通民眾觀念中，公共權力體系并不以整全的面目出現，自身權利被侵犯并不影響政權合法性，其維權行動針對對象僅限于現實中自己面對的具體公共權力機構，而其上級機構仍然具有合法性。正因為這個原因，上訪成為普通民眾中最為普遍的維權行動。

　　關于政治的社會性知識和觀念對于人們評價公共權力體系，以及被侵權時的策略選擇有著極大的影響。同樣是專制政治，傳統(tǒng)的儒家政治觀念影響下，人們只能有兩種選擇：順從或武裝斗爭；
而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人們多了一種可選策略：體制內的維權。所以與傳統(tǒng)專制社會不一樣，現代專制社會大多存在一個合法抗爭的空間，生存在這樣的空間里的社會成員，在面臨侵權時，維權抗爭是其首選策略。這個區(qū)別---根本上來說是意識形態(tài)中人的地位前移---可以看著維權行動的第二個由來。

　　但如前所述，以及我們對于現代極權政治的分析②，現代專制社會還存在一個可能：人們的思維被控制。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tài)之外，專制政權對于社會的控制水平是影響人們的權利意識和維權行動的另一重要因素。當控制水平很高，因為無法自由思維，或對政治的恐懼心理影響策略選擇時，順從是大家的一致選擇，只有當執(zhí)政者對于社會的全面控制被放棄，對于人的行為的直接影響大幅減小，人們可以根據其知識和經驗，以及自己的現實處境獨立作出決策時，前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的權利意識和維權行動才可能表現出來。

　　極權社會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被放棄，意味著控制手段的改變：法律取代行政命令成為規(guī)范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相對于別的任何專制形態(tài)，現代專制政權在放棄極權政治后，法律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現出來，而經濟的市場化所導致的社會關系復雜化趨勢，更加強了法律的重要性。

　　法制化除了標識著執(zhí)政者對于社會的控制水平降低外，它也直接對維權行動產生重大影響。雖然專制社會里影響法律體系的因素極為復雜，法律仍然可以作為其意識形態(tài)的具體化。法律使得上述意識形態(tài)中包含的權利關系得以明確化，從而對于維權行動有著極重要的影響。根據法律，社會成員的權利有了清晰的規(guī)定，針對侵權，維權者得以提出明確的訴求，使得訴求對象具體化。法律加強了社會成員的權利意識，并使得維權者更易于產生行動策略，使得維權行動能夠可行性，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維權行動規(guī)模。

　　把無孔不入式的行政控制模式向法制化的控制方式的轉變對于維權行動的影響，和法制化本身對于維權行動的重要影響綜合起來，我們把法制化作為維權行動的第三個由來。這三個由來，就是現實社會中日益的高漲的維權浪潮產生的社會條件。

　　思想與理論必需立足于現實。當維權行動成為廣大飽受苦難的下層群體的主要選擇時，它必然存在其合理性，這個合理性應該為理論所追隨，并把其策略主張建立于這種現實條件之上。無視下層群體的現實狀態(tài)，依據自己狹窄的理論視域提出的任何極端主張，都不具現實意義，只能淪為空談。

　　注釋

　　①借用了楊陽先生在《極權政治的邏輯原點與價值基礎》一文中的觀點，原文見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09866&strItem=no01

　　②請參考BLOG中(http://wandoujia.blogchina.com)《對毛時代的理論解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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