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解讀金春明教授關于“文革”的定義

　　1、 一個別出心裁的“文化大革命”定義

　　在中國大陸那些幾個很有名氣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專家學者中，金春明教授是我認為的很有個性的一個人，他寫作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以下簡稱《史稿》）我在中國時候就閱讀過，雖然對書的內容沒進行過仔細的研究，但是，對書中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定義卻產(chǎn)生出了強烈的印象，以至于在閱讀之后，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感覺。那時侯，我本來就想針對此寫一點東西，只是因俗務纏繞沒有動筆。2002年11 月，我在韓國逃亡后，苦于沒有中文書籍可讀，經(jīng)四處打聽，于去年底終于在漢城尋找到一家小小的中文圖書館，想不到竟然在其中尋找到《史稿》一書，又一次地翻閱之后，就想到要寫一點類似于讀后感的文章，拖了半年，這才動筆。

　　在《史稿》中，作者對“文化大革命”下了一個十分冗長的、在我看來也是別出心裁的定義，為了使讀者們能夠和我一同分析它，我把它全文摘抄如下：在列舉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的特征之后，他用一個商量的口氣提出了“可否給‘文化大革命’下一個更為具體的定義”的問題，幾經(jīng)躊躇，定義作出了：“‘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領袖親自和領導的，以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以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為對象的，采取所謂‘四大’方法動員億萬群眾參加的，以反修、防修鞏固紅色江山為神圣目標的，一場矛盾錯綜復雜的大規(guī)模、長時間的特殊政治運動�！�

　　上述定義如此之冗長，讀者們讀后如果產(chǎn)生了它好象它不是定義的感覺，那就是有心之人。的確，我和大家的感覺是一樣的，以為這個定義如此“特殊”可能是作者有意為之的結果，于是，就產(chǎn)生了我所使用的“別出心裁”的詞。這個定義是陳述性的，句字如此之長好象表明了作者在執(zhí)筆時有不得已而為之的隱衷。誰都知道，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從一出世來，就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準說”，一個部分“不準說”。所以從事 “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人，如果分不清這個兩個部分，那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 “副統(tǒng)帥”——林彪所說的“糊涂蟲”，“腦袋掉了還不知怎么掉的”。我猜想金春明教授的定義好象是立足于“準說”的那一部分內容之上，而又牽連起了或者暗示了那個 “不準說”的另一部分潛在的內容，從而使他的定義具有了我們中國學術的“微言大義 ”的特征。正因為如此，我就有理由認為：這個世界上最蹩腳的“文化大革命”定義卻是中國社會能夠公開作出來的最好的定義。我們大家不都是明白“社會主義”有一個 “中國特色”嗎？那么，在學術上它也是有一個“中國特色”的，只不過中國學者們因羞于這種“特色”而對其保持沉默罷了。

　　2、定義中的問題

　　在上述的定義中，金教授用有意地作了6個方面的陳述，但是，這樣的陳述他好象沒有給“文化大革命”作出定性的意圖，只是用一個“特殊”的詞對之作了個修飾，以至于他提出了6個“特殊”的結論是：“1是領導特殊”；
“2是理論特殊”；
“3是對象特殊；
”“4是方法特殊；
”“5 是目標特殊；
”“6矛盾特殊”，有了這“6個特殊”，他就有理由說，“文化大革命”“可以簡稱為特殊的政治運動”。我認為，金教授的這個定義其所以十分的微妙就在于他對“特殊”一詞的使用，因此對于那些把“文化大革命 ”看成是“革命”或者“動亂”的人來說似乎都可以接受它。因此即使你把它解釋成帶有引號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不帶引號）或者帶有引號的動亂（鄧小平的“動亂” 也不帶引號），好象都能夠說通。至于說到“特殊”之下所隱藏的內容是什么？那就可以發(fā)人深省了。

　　在中國，一個有思想的人在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特別是所表達的思想和一個官方的口徑有一定的距離的時候，那么他就得特別的小心。在一個缺乏基本的思想自由的社會中，一個學者在表述自己的意見與思想時就不得不遵守某些“基本原則”，如果說這樣的遵守行為也可以辟出一個學者自己多少享有的狹隘的自由空間的話，就一定得講究個技巧的問題，而金教授的“文革”定義就是一個“技巧”及高的定義。這個定義非但沒有抹殺此書發(fā)表時的官方定義中的矛盾，而且是把這些矛盾都一一地列舉在定義之中，從而給出已經(jīng)由官方兩次所下的“文革”定義（一次是毛澤東所下的“革命”的定義，一次是鄧小平所下的“動亂”定義）以疑義。也就是說，在它的定義中，不僅質疑了毛澤東的“革命論”，而且也質疑了鄧小平的“動亂論”，但是他卻把質疑后的自己的東西給隱蔽起來了。也正是這樣，我就猜想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是和我有些近似？我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時主張四個字：“出毛去鄧”。所謂的“出毛”，就是研究者一定要能夠主動地走出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理論”的那種騙局，若不是這樣的話，你就會把“7億人的運動”拱手讓于毛；
于此相應的是，所謂的“去鄧”就是你在后毛澤東時代又得打破或者除去鄧小平的“動亂論”，若不是這樣的話，你就認不清楚民主在過去時間中的形象，因此，你也就不可能認識未來時間上的民主，你就會在出現(xiàn)了民主的地方以為“發(fā)生了動亂”，對比之下，金教授的定義，既有“出毛”之意，又有“去鄧”之心。

　　定義一般是涉及被定義的東西的性質，因此，通過定義人們就可以輕而易舉的了解事物的性質，但是，金教授的定義卻幫不了你的忙，你通過這個定義尋找不到“文化大革命 ”的“性質”。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曾經(jīng)作出了如下三個方面的說明：一、人民群眾運動；
二、毛澤東運動；
三、共產(chǎn)黨運動，但是，這三個已經(jīng)被說明過的東西在金教授的定義中是被質疑的對象，你說他是人民群眾的運動為什么又由 “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你說它是毛澤東的運動，你卻尋找不到毛澤東政治領導的方法、途徑和路線？也不能夠解釋一場毛澤東的運動怎么能夠接納“7億人”的事情？你說它是共產(chǎn)黨運動吧，哪兒有共產(chǎn)黨當權派全部被打倒，普通共產(chǎn)黨員都紛紛地跳出了共產(chǎn)黨組織變成了政治造反派的事情呢？正因為被研究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真實的存在著上述現(xiàn)象，所以研究它時所使用的定義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因此，只要我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的定義，那么，你不妨在“特殊” 二字上去大做文章。你做出來的文章與金教授所欲言而囁嚅的意思也許相近似。如果，你在美國、英國、法國或者韓國當教授，你肯定不會遇到如此使你狼狽的問題，但是，你是在中國大學當教授，你吃的那碗飯是與你做學問的技巧有關，金教授其所以在吃緊的問題上做學問而又沒有失去所執(zhí)之教鞭，原因也在于他掌握著別人所不及的寫作技巧。

　　3、對毛澤東“革命論”的質疑

　　美國已故漢學家費正清在論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說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guī)模、影響與復雜性，”“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鼻闆r即使這樣，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方面，我們中國人卻從來都不是這樣，在前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沒有任何疑義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xù)革命”要強迫人民接受；
后毛澤東時代，它又被當成一場“社會大動亂”要人們來認可，因此，在這近40年的時間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作為一個“研究”性的事物存在的，而是作為一個被中國社會的最大當權派認定的即定事物而存在的。因此，連費先生所說的“研究”都談不上，何況“世世代代”的“研究”？

　　但是，如果由此而推論這幾十年以來，中國社會沒有絲毫的變化，也不是事實，的確也發(fā)生了某些的變化，前幾年總算是出來了一個遮遮掩掩的“文革學”，金教授的《史稿》是其中的抗鼎之作。這也就是說一個不允許研究的問題，竟然是有了研究的開端。在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如果把對“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的研究當成為一個對普通事物的研究，那難免會生出疑問，因為“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不但是作為一個政治運動而且也事實上被作成了“文化”（可以說是大眾文化），于是，所有研究它的人都無不是在面對一個現(xiàn)成的“文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史無前例” 的運動有著“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存在意義，既是一場“人民群眾的政治運動”，也同時是一個“大眾”品牌的“文化”。情況既然是這樣，雙重存在的東西卻都因印著一個木刻版的毛澤東則面頭像而歸之于毛。在前毛澤東時代，它作為毛澤東的“偉大建樹”被認為是一個“里程碑”；
在后毛澤東時代，它又作為“晚年毛澤東的重大錯誤” 而被認為是共產(chǎn)黨政權的最大“失誤”�？傊�一句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定義好象是要打破上述的局面，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的“領導”提出了質疑：“‘文化大革命’中最時髦的口號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前進！’似乎10年中 每一個重大活動都是毛澤東的戰(zhàn)略部署，因而緊跟這種部署當時成為一種普遍的時尚。但是，毛澤東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些內容，不僅當時沒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北砻嫔峡矗�“文化大革命 ”中，毛澤東“巨手”一揮，億萬人民群眾都跟著動了，但是，這個可以用卡通畫表現(xiàn)的場面在我們這個所謂的“讀圖時代”卻有著許多許多的未曾解讀出來的內容呢。如果說毛揮“巨手”的“文化大革命”圖畫同普通卡通畫一樣，有著毛“制作”的嫌疑的話，那么，破解毛“制作”的意圖，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史稿》中，金教授雖然沒有全面展開“破解”工作，但是他對運動所作的定義以及對毛的“戰(zhàn)略部署”“沒有人知道”的說明，已經(jīng)是盡了在專制條件下作學問的最大的本分了。

　　如果說毛對運動的“領導”是一個可以質疑的問題，那么，運動到底歸誰領導的問題就應當有一個新的答案，雖然金教授對新答案不置一詞，但是他已經(jīng)為這樣的研究答案留下了余地。因此當我們在研究毛是如何“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首先得弄清楚毛是通過誰？什么組織？還是什么機構來實施“領導”？在“文化大革命”前，說毛 “領導政治運動”，那是貨真價實的，他通過由共產(chǎn)黨的各級組織系統(tǒng)實現(xiàn)其“領導” ，這些組織有中央局、省、市黨委、地、縣黨委直至基層的黨支部。文件是一級一級下發(fā)，指示是一級一級的傳達，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黨的機構和系統(tǒng)統(tǒng)統(tǒng)地被 “造反”的人民給打倒了，甚至可以說連一個基層的黨支部也沒有剩下，這樣毛澤東唯一能夠“指揮”就是數(shù)以千萬記“造反派組織�！钡�是，凡是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會知道“造反派組織”是一些在人的偏好的基礎上成立的自治的組織，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正式注冊的社會團體，是一些真正的隨著成員的偏好而波動的有的甚至是朝生暮死誰也無法對其實施有效控制的組織，這些組織不但沒有和毛發(fā)生任何的政治隸屬關系，而且它們在各地都是以分裂的、對立的形式存在著，因此即使這樣的組織愿意接受毛的“一元化”的領導，其組織結構的“多元化”性質也抵制它，使毛的“領導”歸于無效。

　　我告訴讀者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基層紅衛(wèi)兵造反派的“小頭目”，我檢查我和我們的組織同毛的關系之后發(fā)現(xiàn)它完全是一種“宗教”的關系而沒有任何的政治性質，這就是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僅僅是在“精神”上才是毛的“兵”，而在政治上，我們卻是自己的“兵”，除了我們在“精神”上愿意“服從毛”外，在政治上，我們是完全“自由”的。用英國哲學家密爾的話說：“服從遠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用中國的俗語說：“天高皇帝遠！”在金教授的書中，雖然沒有直接說到這樣的意思，但是他對毛的政治“領導”——在一般看來這是鐵板定釘?shù)氖虑椤�—所提出的質疑，已經(jīng)為我的上述意思的介入準備了空間。

　　4、對“動亂論”的非議

　　在我上面提到的大陸的“文革學”中，金教授的著作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社會大動亂 ”的鄧小平的論調提出了公開的非議，是我讀到的類似作品中的最有分量的一種，特別是在他為“文革”下的定義中，對已經(jīng)由中共中央作出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是“一場社會的大動亂”的結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表現(xiàn)出了作者非凡的膽量和勇氣，是學院派“文革研究專家”中一位佼佼者。

　　當然，要在中國大陸的學院中做學問，要能夠對官方的“文革”定義說“不”，也得運用技巧。譬如他在定義中沒有對“動亂論”作出正面的批評的時候，說到，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的話，接著問：“一場‘內亂’為什么能夠發(fā)動億萬群眾真心誠意的參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僅在中國大陸而且在全世界造成哪樣巨大的影響？這又是‘內亂’的定義（注：為了不和中共中央唱公開的對臺戲，他把‘動亂’說成是‘內亂’）不足以說清楚的，或者是包容不了的�！痹诎l(fā)表了上述的意思之后，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自身卻有迷人的神圣光環(huán)，有能夠吸引人參加的的號召力，有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所不曾有過的一系列特點。”

　　如果說我們在上述的定義中發(fā)現(xiàn)作者有意要排除“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的意思，那么他好象已經(jīng)多多少少地意識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種性質；
而這種性質如果又不被他安排在毛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框架之中的話，那么 “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性質似乎就游離在“非革命論”和“非內亂論”之間了。其所以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作者牢牢地抓住了“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群眾”“真心誠意參加”的這一點，因此作者用反問的口氣所發(fā)表的上述結論，已經(jīng)把“動亂”這樣的意義從運動中給剝離出來了。在大陸那樣廣袤的土地上，在同一個時間空間中都發(fā)生了同樣性質的“動亂”，這無論是人們不能夠想象的事實。就這個運動具有“迷人的神圣光環(huán)”這一點來說，作者雖然也暗示了毛的存在和作用，但是，他總是給這個眾口一詞曾經(jīng)說到過的因素打上了一個疑問號，也正是在這里，我才懷疑作者是否已經(jīng)對政治問題的“宗教化現(xiàn)象”產(chǎn)生出了獨立的理解。至于說到“文化大革命”“有能夠吸引人參加的號召力”問題，作者雖然沒有給予詳細的說，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的思路是他把它當成了 “人民運動”，在書中，他運用了比較多的筆墨描寫了上海工人運動，也同時涉及到其它省區(qū)的一些重大的“人民群眾的事件”就是證明。因此，在排除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的同時，他好象有意要把運動安排在一個自治的人民運動的坐標上，盡管這個意圖在書中是隱晦不明的，但是它存在于字的行間之中卻是一個可以令人品味的東西。

　　5、對共產(chǎn)黨運動的否定

　　直到今天為止，許多中國人還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看成是共產(chǎn)黨運動，在中國民運人士的隊伍中，持這種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特別是在目前的以《大紀元》報開始的“全面聲討共產(chǎn)黨的邪惡”的活動中，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犯罪” 的“最高記錄”來對待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風氣。這種風氣除了表明鼓動風氣的人對于共產(chǎn)黨有著“深仇大恨”以外，似乎不能夠再說明其它的問題。我作為民運人士（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合格不合格）并不反對上述風氣，我認為這樣的風氣其所以能夠形成，自然有它的原因，即使這樣，我也沒有對此風氣就隨聲附和。我認為民運人士是政治人士，政治人士應該對政治問題持一種政治科學的觀點和立場，自然而然他們對政治問題應該有一個比一般的不是屬于“政治”范疇的人的更為“專業(yè)”的看法，因此，這樣的看法如果可以用“科學”二字概括的話，那么民主運動應該靠“科學”來指導的意思就等于排除了諸如“宗教”或者“氣功”之類的指導作用。

　　在《史稿》中，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定義”就已經(jīng)排除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共產(chǎn)黨運動”的庸俗的流行見解。就最初的“設計”意義講，“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次政治運動，是“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進一步的“深入 ”，但是，在運動的實際展開中，因為存在在著“6個特殊”，所以，運動就偏離乃至完全脫離了共產(chǎn)黨政治運動的“正常軌道”，雖然作者沒有對它作出一個明確性質的判斷，但是他已經(jīng)判斷出了這是一個“特殊”的以反對“共產(chǎn)黨內的走資派”為名的反對共產(chǎn)黨的運動。他非常堅定地指出：“與建國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同，‘文化大革命 ’不僅不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各級黨委領導下，依靠黨的組織和廣大黨員進行的，反而在一開始就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各級黨委。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荒謬的口號下，從中央各部委，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到基層黨支部，都普遍受到?jīng)_擊，都被奪了權。廣大黨員（除人民解放軍系統(tǒng)外）也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闭f到這里，他的話就嘎然而止，沒有說到，“廣大黨員在停止了組織生活”之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竟然以“造反派頭目”和“造反派戰(zhàn)士”的身份開始過上了新的“政治造反”生活！

　　話已經(jīng)說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貫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運動的“特殊對象”，因此就運動的“對象特殊”（它是“6個特殊”中的第3個 “特殊”）而言，這已經(jīng)是正兒八經(jīng)的反對共產(chǎn)黨的運動了。但是，作者和我不一樣，他是執(zhí)教鞭的人，所以，他在“反對共產(chǎn)黨”的句子的后面綴上了一個“各級黨委”的詞尾，聽起來就不那么的尖銳了；
而我在1974年寫作的《絕妙的戲》的書稿中，就直截了當?shù)恼f“這是一場反對共產(chǎn)黨的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難怪我的書出版不了，“只能夠壓在箱子底供老鼠的牙齒的批判”（馬克思語）。

　　6、人民運動——口欲言而囁嚅

　　在一個如此之冗長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定義中，金教授排除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運動和共產(chǎn)黨運動的兩種說法，認為它既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chǎn)階級的繼續(xù)革命”，也不是鄧小平等人所指責的“動亂”，但是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運動，他卻沒有說出，用“6個特殊”的障眼法企圖瞞過讀者們的眼目，大有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章法，不愧為中國的大手筆！我沒有見過金教授的面，對他的年齡和生平都一無所知，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個什么樣子？他的書，我在閱讀的時候也是“不求甚解”，只是在今天，當我個人感覺到發(fā)生于 39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已經(jīng)變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總源頭的時候，本著臨時抱佛腳的方法就寫作了這篇文章，也不知道身在中國的金教授能不能看到它。

　　我的直覺告訴我：金教授可能想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民群眾的政治運動，但是，這樣的話具有“犯禁”的嫌疑。所以他也就口欲言而囁嚅了。情況盡管如此，他對一個非常“禁忌”的領域的問題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而這樣的見解隨時都有撞上“政治高壓線 ”的危險也無所顧及——這已經(jīng)是難能可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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