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斯普萊斯：史沫特萊，為誰的事業(yè)而奮斗？

　�。▍侨f偉 譯）

　　安格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是20世紀最杰出的美國女性之一，她是個火焰般燦爛的新聞記者，女權主義者，政治積極分子，在歐美亞三大洲的政治和文學界做出歷史性貢獻，她的知名朋友名單包括瑪格里特•桑格（美國節(jié)制生育運動倡導者Margaret Sanger），愛瑪•戈德曼（美國女無政府主義者Emma Goldman），毛澤東，朗斯頓•休斯（美國黑人詩人Langston Hughes）。她的敵人則包括埃德加•胡佛(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局長Edgar Hoover)，蔣介石，麥克阿瑟，羅伯特•洛威爾(作家Robert Lowell)。但是現(xiàn)在她自己基本上已經(jīng)被遺忘了。

　　如果有人記得她，那是因為一幫保守派學者和新聞記者要激烈指責她30年代在中國的歲月。她積極參加以莫斯科為基地的第三國際，為世界各地的革命輸送領導人。史沫特萊和許多左派革命者相信共產(chǎn)主義革命將在她們有生之年相繼出現(xiàn)。保守派批評家認為她還為蘇聯(lián)軍事情報部門工作, 左派人士以同樣的激情為史沫特萊辯護，說她像過去50年來被指控為蘇聯(lián)間諜的很多人一樣是麥卡錫主義可悲的受害者。

　　在中國，史沫特萊的骨灰埋葬在革命烈士公墓，近些年來她已經(jīng)很少引人注意。1980年代有政治文章可做的時候，她常常被提起, 被看作中美友誼的象征。現(xiàn)在，由于兩國關系緊張，提起她的名字好像沒有什么意義。如果沒有搞錯的話，在莫斯科也沒有人談到她。雖然我知道這個非同尋常的女人為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的蘇維埃軍事情報做出重大貢獻，俄國人像中國人一樣，并沒有承認她為他們做的秘密工作。

　　在8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史沫特萊的時候，我并沒有打算揭露史沫特萊的秘密生涯。她的著作，包括自傳體小說，三本報道中國革命的書，一本傳記，一本回憶錄，和數(shù)百篇的文章。她傳奇的一生，她豐富多彩的生活是我研究的核心。在撰寫她的傳記的幾年中，我仍然試圖證明她的名譽，因為我相信指責她為蘇維埃間諜的指控是不公平的，因為我自己是個革新主義者。針對左派的“謾罵”的禁忌經(jīng)過冷戰(zhàn)后仍然保留下來。我最初認為史沫特萊是個不妥協(xié)的反抗分子，不受斯大林的陰謀詭計和共產(chǎn)黨限制的約束。但是文件并不會撒謊。

　　1990年初莫斯科的共產(chǎn)國際檔案對外公開，同時還有我自己對秘密行動的研究(Project Mask Decriptions)。共產(chǎn)國際新公開的一套解密資料證明了我過去七年的研究使用的來自德國，美國，蘇聯(lián)，日本，中國的資料。在過去25年中，在歐美亞三大洲，史沫特萊不僅為共產(chǎn)國際和蘇聯(lián)軍事情報組織工作，而且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當她支持印度獨立運動的時候, 還受雇為德國帝國政府工作。

　　任何一位對麥卡錫時代和美國共產(chǎn)主義歷史有興趣的人都知道關于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 和羅森伯格(Rosenbergs)的爭論。但是很少人記得史沫特萊，因為她沒有受過多少正規(guī)教育，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成年時代大部分時間呆在國外，而且從來不是美國共產(chǎn)黨或其他共產(chǎn)黨的成員。

　　但是，隨著蘇聯(lián)檔案的解密，美國人涉嫌為蘇聯(lián)當間諜的事實讓革新主義者震驚，他們無法理解那些當時最聰明，最現(xiàn)實的人怎么會這樣。保守派指責麥卡錫的神圣戰(zhàn)爭是正確的，只不過沒有得到約束。因而，史沫特萊的真實故事值得說一說。

　　最近，坦普爾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丹尼爾•托普金斯(Daniel Tompkins)說“歷史，尤其是在很少為兩極選擇的時代聰明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斗爭不僅僅是個巨大的游戲�！边@些左派人士是復雜的人，沒有哪個是單調(diào)的, 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很少比史沫特萊更復雜。更加細膩深入的了解她的所作所為及其背后原因可能讓人們明白冷戰(zhàn)歷史學家到現(xiàn)在還在爭論的30，40，50年代的斗爭史。

　　史沫特萊1892年出生于密蘇里州北部農(nóng)村，家里很窮，根本不能她吃飽。史沫特萊在南科羅拉多是個小姑娘的時候，煤礦工人罷工抗議洛克菲勒的科羅拉多煤炭公司卷入全州范圍的摧毀軍事工會主義的運動。史沫特萊時代激烈的勞資沖突，以及后來在美國西海岸的歲月都促使她成為注重行動的激進分子，追隨世界產(chǎn)業(yè)工人的路線和它的工會組織，和東海岸注重理論的同行不一樣。工人家庭的出身讓她難以在社會黨中發(fā)揮作用，對理論知識的缺乏了解又讓她無法和美國剛興起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競爭，因而史沫特萊在1910年首先加入印度工人黨(Hindustan Ghadr Party)。該黨是以加州為基地的錫克農(nóng)業(yè)工人的組織, 旨在追求在印度反抗英國統(tǒng)治的武裝獨立斗爭。認為印度獨立運動是對英國的潛在強大沖擊的德國人在美國參加世界大戰(zhàn)之前及以后都為這個運動提供資金支持。從這些人身上，史沫特萊學到了要為遠比自身更大的事業(yè)而奮斗的圣徒的價值。

　　到了1918年史沫特萊在紐約被控違反戒牒法,為德國人服務而被捕的時候，已經(jīng)成為欺騙高手，鼓動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朋友像鮑德溫(Roger Baldwin)和桑格(Margaret Sanger)為她辯護，即使她仍然在德國的工資名單中的情況下, 說她是戰(zhàn)爭期間歇斯底里的無辜受害者。1921年，史沫特萊的政治活動讓她來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幾個月。由于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作風，她的野心受挫，她和愛螞•戈德曼(Emma Goldman)結識并成為好朋友，看來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哲學和她的性格比較合適。

　　1920年的大部分時間史沫特萊都在魏瑪時代的柏林度過。她繼續(xù)從事印度獨立運動, 并因此結識了對她以后的秘密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兩個人：巨大影響的德國共產(chǎn)主義者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好朋友Jakob Mirov-Abramov。官方身份是蘇聯(lián)駐柏林大使館工作，實際上Jakob Mirov-Abramov是共產(chǎn)國際國際聯(lián)絡部歐洲區(qū)頭目，或者OMS(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重要但不公開的情報機構)。在后來的年代里，他還成為蘇聯(lián)軍事情報組織的重要人物。這兩個人與1929年OMS派她到中國密切相關，而且她后來參與蘇聯(lián)軍事情報有很大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史沫特萊確實和文件證據(jù)顯示的別的為蘇聯(lián)工作的美國人不一樣。一方面，她是個自由行動的革命者，不是美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正如她一輩子的生活與眾不同一樣，她桀驁不遜, 不愿接受黨的紀律。領導她的人與其說是莫斯科不如說是柏林，而且很特別。在斯大林鞏固自己的權力，以及共產(chǎn)國際開始為了蘇聯(lián)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世界革命以前，史沫特萊與Muenzenberg 和Mirov-Abramov的聯(lián)系讓她能夠在中國比較自由的行動，她可以執(zhí)行與共產(chǎn)黨不同的做法，并不受莫斯科的干預。這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圈子看來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只是一段時間而已。

　　史沫特萊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親近和后來在莫斯科的歲月讓她對蘇聯(lián)在中國的兩面性有了認識。正如她自己說的，不再愿意“為了整體利益犧牲部分利益”，她選擇不純粹為蘇聯(lián)工作，而是全心投入中國的革命。這使得共產(chǎn)國際和美國共產(chǎn)黨都對她非常不滿，但是都試圖讓她在證實的災難范圍內(nèi)行動。到了1936年，斯大林的兩派反對力量被清洗，外國共產(chǎn)黨分子被逮捕，史沫特萊作為政治間諜的生涯結束了。

　　在毛澤東對她肆無忌憚的怪異行為（包括騎馬，穿男裝，宣傳節(jié)制生育，西方跳舞，浪漫愛情）產(chǎn)生憤怒之前，史沫特萊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中是個反叛者：中國革命的“災星杰恩”(Calamity Jane) 在她1941年回到美國的時候，她在所有正統(tǒng)共產(chǎn)黨員眼中都是個受遺棄者，因為她的政治立場和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而倍受指責。在冷戰(zhàn)開始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指控她為蘇聯(lián)軍事情報部門工作，史沫特萊讓他公開道歉，但是不久她就在1950年死了，讓一直以來追蹤她的保守派人士非常失望和惱火。他們在她的成年時代幾乎一直在追蹤她，當然有充分的原因。

　　圍繞史沫特萊的爭議并沒有因為她的死亡而結束。在沒有被證明的指控說她一直被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 (共產(chǎn)國際的后續(xù)機構)追殺，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組織了她死后的聽證會。她的書被美國新聞局海外圖書館燒毀。這些行為構成基礎，當然有同樣的理由被自由派指責是麥卡錫主義。

　　與中國關系和好以后, 她的書又可以在美國出版，她在中國期間的活動得到贊美性描述,并讓她重新名聲大躁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1970年，史沫特萊重新成為沒有污點的現(xiàn)代婦女運動的英雄，她早期的小說<大地的女兒>重新出版并得到批評家的喝彩。根據(jù)她的形象作為無私的女權主義英雄，電影和電視節(jié)目制作她的生活。這是個偉大的故事，但是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些保守派人士對我的發(fā)現(xiàn)史沫特萊為共產(chǎn)國際工作感到高興，認為他們發(fā)現(xiàn)了個新的信徒（在1990年初我發(fā)表過）。然而，我同時代的左派人士根本不想知道。同樣的，當我問他們的時候，那些仍然呆在黨內(nèi)的史沫特萊的同伴否認見過她, 即使我有證據(jù)證明正好相反。事實過去50年后，他們?nèi)匀蛔袷攸h的紀律。當我詢問一個受人尊敬的美國左派人士為什么保持沉默，他說經(jīng)歷過兩次紅色恐怖之后，上了年紀的美國激進分子不愿意揭露他們知道的真相。禮貌原因使我不再繼續(xù)提問下去。暴露她蘇聯(lián)間諜的身份是保守派學者的追求的，不是左派傳記家的意圖。

　　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到現(xiàn)在為止唯一一本關于史沫特萊的書(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y Janice and Stephen MacKinnon)沒有花時間探討針對史沫特萊的指控的真實性，只是簡單的一句話說指控她為共產(chǎn)國際工作是子虛烏有。辯論的用詞這么明顯以致于人們的結論肯定已經(jīng)得到了甚至在調(diào)查還沒開始的時候。如果任何發(fā)現(xiàn)與自己立場不一致，進步人士覺得有道德義務把它們藏在地毯底下。比如，1927年史沫特萊給一個朋友寫信解釋讓她“事實上完全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的事情。該書(The MacKinnons1988)在引用這封信時刪掉了這句�，F(xiàn)在冷戰(zhàn)結束了，我們當然可以做的更好些。

　　就好像我自己沒有留心最初的警告信號似的。在我研究的初期，我在莫斯科的文學檔案中發(fā)現(xiàn)史沫特萊的文章保險柜。她是除了約翰•里德(John Reed)之外的唯一美國人受到如此優(yōu)待。在1950年的蘇聯(lián)百科全書詞條中對她的人品和新聞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我還從秘密人士的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報告中發(fā)現(xiàn)明顯說明史沫特萊與Mirov-Abramov的關系（用無法模仿的風格，F(xiàn)BI把他的名字寫錯從來不追求轟動效應）。但是蘇聯(lián)消息只是讓我感到困惑，F(xiàn)BI報告我根本不信，連同它對史沫特萊認識人員的詢問記錄，是不可信的前共產(chǎn)主義分子的大聲嚷嚷。直到我的初稿寫了一半的時候我意識到我早先不屑一顧的FBI告密者實際上一直就是重要的間諜。我為此揭開了史沫特萊秘密生活的真相，雖然證明她是間諜是我最不愿意做的的事情, 她最惡毒的敵人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沒有能夠證明。

　　傳記家的工作是理解傳主生活的事實并結合她生活的時代背景給這些事實做出解釋。在當今關于美國左派分子和莫斯科的關系的爭論中這個背景很遺憾的消失了。相反，是過時的道德視角現(xiàn)在迫使左派否認證據(jù)，以這樣一種方式一理性的面目，激烈地描述聰明的人為無助的受害者。對應的錯誤視角是右派人士抓住任何這個人道德上的瑕疵（尤其是性方面的）作為壞人的證據(jù)，她肯定是共產(chǎn)主義分子或間諜，這兩者基本上是一回事。

　　雖然我愿意承認史沫特萊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她最激烈的詆毀者常這樣指控她，但是她決不是右派堅持認為的邪惡的壞蛋或不講道德的蕩婦。報紙上報道說她在第一屆中國蘇維埃大會中和學生狂飲大醉后除了戴一頂紅帽子外一絲不掛高唱國際歌。FBI報告說她男人氣的外表，麥克阿瑟陣營堅持說她拒絕再結婚（早期婚姻以離婚告終）和生孩子是非美國特征的，因為她的政治活動更多的表明了讓她的指控者困惑的而不是他們要表現(xiàn)她的有罪。

　　如今隨著新得到的蘇聯(lián)檔案資料，真正應該爭論的是什么，是不是這些檔案會揭露更多的美國人充當蘇聯(lián)秘密間諜？最終的調(diào)查還沒有開始。左派學者引人注目的保持沉默，將這個領域歷史評判的權利交給了保守派。在我自己研究史沫特萊的過程中，我開始承認她確實像日本人，中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官員指控她的那樣，但是在做出這個痛苦的判斷時，我拒絕將道德高位割讓給右派。

　　不像多數(shù)別的美國人他們的生活經(jīng)得起現(xiàn)存檔案資料的嚴格審查，史沫特萊確實為蘇聯(lián)工作，但是她的活動并不是針對美國的。她是個間諜，但不是叛徒，雖然史沫特萊自己并不在乎這個區(qū)別。她做的工作，在她看來，最終超越了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的界限來擁抱人類普遍的價值。在她最好的時刻，甚至她最壞的時刻，她都是從慷慨的真實的心態(tài)行事，不是因為憤怒，理論，或者為了個人利益，而是因為對普通人的難以割舍的愛和信任，抵抗圍繞她周圍的苦難和罪惡的力量并盡自己的力量堅定的，常常是破壞性的推動人類的進步。

　　現(xiàn)在冷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了，或許進步主義者應該最后和史沫特萊以及許多其他老的左派分子做的現(xiàn)實妥協(xié), 在他們那個時代背景下，相信一個嶄新和真正公平的社會只有革命一條路。在這樣做的時候，今天的改革者可能保護這些人物不會成為保守派的攻擊靶子。在史沫特萊去世50年后，我愿意把她看作超越她個人行動的人，她是個反叛者, 鼓動人心的革命領導者, 思想家，作家，鼓動家，被歷史忘掉的普通人。在人們的生命中某個時期選擇說“不，我不接受這個結果。我不再往前一步。” 在重新發(fā)現(xiàn)史沫特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到人性中的我們共同的根源。

　　譯自: “Agnes Smedley, an Example to Whose Cause?” By RUTH PRICE

　　Ruth Price is the author of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ublished this year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chronicle.com/temp/email.php?id=48hp3hjj3me9wlihltj3hdmvaex1ws1o

　　譯者簡介: 吳萬偉,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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