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準備

　　《規(guī)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收錄了我近八年來為了研究人類社會秩序的型構及其正當性而撰寫的有關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亦即以蘇格蘭道德哲學為基礎的古典自由主義在當代的典型代表──的十一篇研究性文字。這十一篇研究性文字乃是我在對哈耶克自由主義進行批判之前所做的八年作業(yè)。

　　早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哈耶克思想已通過一些域外學者的引介而在中國學界頗具影響。那時我已開始閱讀哈耶克的《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一書，此后又斷斷續(xù)續(xù)地研讀了他的一些論著，但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我真正下決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在翻譯哈耶克的名著《自由秩序原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ｂｅｒｔｙ)的過程中，我研讀了他的絕大多數(shù)論著和一些重要的二手研究文獻，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哈耶克自由主義的專門研究。

　　為了能夠潛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我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婉言謝絕了各種學術活動，只是在永遠的“未名齋”中靜靜地享受閱讀、思考和翻譯帶給我的心智挑戰(zhàn)。當然，我也從偶爾與好友的交流中獲得了許多啟發(fā)和激勵。在整個八年的歲月中，我先后翻譯了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卷(三聯(lián)書店一九九七年版)、《法律、立法與自由》三卷本(主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年版)、《哈耶克論文集》(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和《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三聯(lián)書店二○○二年版)。在進行這項大約二百萬言的“研究性”翻譯作業(yè)的同時，我還撰寫了八篇專門性的長文:《哈耶克方法論個人主義》、《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知與無知的知識觀: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再研究》、《法律與立法的二元觀:哈耶克法律理論的研究》、《普通法法治國的建構:哈耶克法律理論的再研究》、《普通法法治國的建構過程:哈耶克法律理論研究的補論》、《“社會正義”的擬人化謬誤及其危害:哈耶克正義理論的研究》、《關于哈耶克理論脈絡的若干評注》，以及與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相關的三篇評論文字。

　　或許因為與當下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或社會轉型的推進有著某種“經(jīng)驗性”的關聯(lián)，哈耶克有關自由市場的思想在當下的中國學界重新占據(jù)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著手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的那幾年，卻是他的影響在中國學界大大減退的年代，一些論者甚至宣稱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對中國已失去了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講，我為什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去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自然也就成了一個有必要給出解釋的問題了。顯而易見，這個問題不可能簡單地通過個人研究自由或個人知識興趣予以充分解釋的，它還涉及研究者對哈耶克自由主義的時代意義的理解。因此，惟有把這個問題置于我們所置身于其間的時代場景的變化和學術趨向之中，方能凸顯出它所具有的意義。的確，一方面，由于蘇聯(lián)和東歐的解體及體制轉軌，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對建構論唯理主義的尖銳批判和對法治下的個人自由及自生自發(fā)秩序的主張得到了某種經(jīng)驗性的證明，進而在西方國家和東歐諸國重新贏得了一席支配性地位:“一九八九年蘇聯(lián)帝國社會主義暴政的終結，也許是在他的人生旅途盡頭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許多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自發(fā)地成立了各種‘哈耶克俱樂部’和‘哈耶克協(xié)會’。他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鎮(zhèn)山之主了”(《通往奴役之路》“導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７頁);但另一方面，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又因為以意識形態(tài)為標識的冷戰(zhàn)的結束而失去了曾經(jīng)使他的理論話語得以型構的某種重要的對立性參照系，甚至它的“存在性基礎”都在各種后現(xiàn)代論述的質(zhì)疑或詢問中仿佛被顛覆掉了。這種由現(xiàn)代性的延續(xù)和后現(xiàn)代論述的質(zhì)疑構成的“復合性”時代無疑是一種極為復雜的境況。依我個人的觀點，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也正是在此境況中獲得了它所具有的新的意義，因為它在現(xiàn)代性持續(xù)滲透與后現(xiàn)代論述詢問甚或解構這一復雜重疊的過程中開放出了一系列我們必須回過頭去追問和反思的理論問題。

　　在哈耶克自由主義所開放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當中，這一問題是基本的:“自由主義在其對立性的參照系或極權暴政國家趨于消失的境況中還具有何種意義?”實際上，這個問題已引起中國學界相當多的關注。然而，不無遺憾的是，在對這個問題做否定性回答的過程中，一些論者不知不覺地將這個問題轉換成了一個當然的理論命題，進而在處理哈耶克自由主義(包括其他自由主義理論)的時候，采取一種相當簡單化的否定態(tài)度;而另一些論者則在對這個問題做肯定性回答的過程中，也同樣不知不覺地將這個問題轉換成了一個未經(jīng)質(zhì)疑的理論命題，進而在對待哈耶克自由主義的時候也采取了一種簡單化的肯定態(tài)度。前者主要從后現(xiàn)代思維方式出發(fā)，在論述層面上頗為有效地質(zhì)疑了構成現(xiàn)代性論式之基礎的“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市場”等二元核心范疇，并由此否定了以這些二元范疇作為“存在性基礎”或以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作為其對立性參照系的自由主義話語(包括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但這些后現(xiàn)代論述在質(zhì)疑或解構現(xiàn)代性話語之邏輯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深陷于現(xiàn)代性話語邏輯的制度性巢穴之中，并在未經(jīng)詳盡分析和研究的狀況下，就簡單地從形式上根據(jù)自由主義與其參照系之間互相依賴的邏輯關系而對自由主義理論(包括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所具有的意義進行了實質(zhì)性的否定。后者則主要是以現(xiàn)代性思維方式和特定空間的政治狀況為出發(fā)點展開論述的。這種在“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市場”框架下以嚴格限定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觀點為支撐的主張，對于正在推進市場經(jīng)濟改革和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來講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現(xiàn)代性話語在嚴格限定國家權力的過程中卻不僅忽略了對“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市場”論式的反思，而且還未意識到各種后現(xiàn)代論述就此提出的質(zhì)疑所具有的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將權力宰制僅僅歸于國家的同時，完全否定了權力宰制亦將透過各種社會等級組織和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媒體的力量)而盛行于社會內(nèi)部的事實。

　　上述兩種流行于中國的論式在對待自由主義理論(包括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或立場方面截然不同，但是從本質(zhì)上講，它們都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式的表態(tài)。因此，否定性論式一般都看不到哈耶克自由主義中所隱含的對“組織”或“唯理性”等現(xiàn)代性構成要素所提出的根本性質(zhì)疑，而肯定性論式則無力洞見自由主義(尤其是哈耶克自由主義)中所存在的問題。實際上，這些意識形態(tài)式的表態(tài)對這些問題根本就不關心。于是，與哈耶克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以“意識形態(tài)”方式重新流行這種現(xiàn)象構成鮮明對照的，正是中國論者對他們所捍衛(wèi)或反對的自由主義本身———特別是其間的理論問題———的基礎性研究的嚴重缺失。我在《知與無知的知識觀: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再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了這種滯留在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層面的取向:

　　當然，促使我從這樣一個角度對哈耶克社會理論進行探究的一個直接的原因，乃是漢語學界中所存在的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即論者在解釋哈耶克的理論時，往往在意識或不意識的情形下就趨于以某種“同質(zhì)性”的標簽遮蔽哈耶克繁復且無法化約的社會理論建構過程:不是簡單化為“功利主義”，就是化約為“保守主義”;不是庸俗化為《經(jīng)驗主義理論》，就是簡單化為“主觀主義理論”;毋庸置疑，這樣一種以貼標簽為特征的“庸俗化”或“簡單化”的思維取向，亦即我所反對的“印象式”理解方式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取向，不僅在實際上遮蔽了哈耶克社會理論內(nèi)在演化發(fā)展的繁復過程，而且還在公共話語的建構過程中炮制出了因各自理論分析框架或意識形態(tài)取向而確定的無數(shù)個同質(zhì)性的甚至彼此相互沖突的“哈耶克理論”。這里至關緊要的，也是往往為人們所熟視無睹甚或不意識的，就是在這些作為結果的無數(shù)“虛構”的哈耶克理論的背后，各種借“哈耶克理論”為名的理論主張實際上正在為各自知識的“真理性”或“正當性”展開話語爭奪，甚至在更為深刻的層面上展開著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論爭。此處不爭的是，要害并不在于不同論式中的“哈耶克理論”之間的差異，而是隱含于各種論式背后的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擔當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的理論解釋框架之間的較量。顯而易見，就揭示各種“哈耶克理論”論式背后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擔當和相應的不同理論解釋框架以及它們之間展開的話語爭奪而言，對它們進行詳盡的知識爬梳和知識社會學分析無疑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這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旨趣毋寧在于對各種有關哈耶克的“同質(zhì)性”論式進行解構，而采取的方式則是直接對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建構過程以及構成此一過程的核心概念進行梳理和探究，因為通過對哈耶克理論的演化過程本身的揭示，可以映照出各種“宣稱的”哈耶克理論在公共話語建構中的“策略性”或“工具性”。

　　當然，致使中國論者采用意識形態(tài)方式處理哈耶克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實是與哈耶克本人所具有的兩重知識性格有著緊密的關系:一方面，哈耶克是二十世紀最為重要且最具原創(chuàng)力的社會理論家之一，而另一方面，他則是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最為重要的捍衛(wèi)者之一，是各種形式的集體主義的堅定批判者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弘揚者。顯而易見，這構成了哈耶克自由主義中意識形態(tài)的封閉性與其學術研究的開放性之間的高度緊張。長期以來，這種緊張因其意識形態(tài)的封閉性而對人們確切認識哈耶克自由主義在認識人類社會秩序這個層面上的貢獻構成了一種嚴重的障礙，因為它不僅嚴重阻礙了那些持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論者以知識的方式去理解哈耶克自由主義在知識上的貢獻，實際上還在更大的程度上構成了那些自視為“自由主義者”的論者沉湎于意識形態(tài)脈絡下的問題論辯而無視哈耶克自由主義之知識洞見的當然理由。我并不是說社會理論應當或可能與個人所擔當?shù)囊庾R形態(tài)截然無涉，而是說我們不應當把哈耶克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封閉性視作我們無視其社會理論之重大意義或其間的問題的理由。

　　我在這八年中所做的努力旨在對哈耶克自由主義及其建構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厘定和分析。這些努力是對上述中國學術界中所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解讀方式的回應，但這并不是我的主要宗旨。我的研究與自己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即人類社會秩序的型構及其正當性問題。對這個基本問題的關注，不僅要求我們對此前的西方論者(包括哈耶克)就這個問題所做的知識貢獻進行研究和分析，而且也要求我們對這些知識系統(tǒng)在傳播過程中的變異結構進行探究和反思。經(jīng)由長期的研究，我大體上認為:知識不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以及在人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某種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的情勢中還具有一種賦予它所解釋、認識甚或描述的對象以某種正當性的力量———不論這種力量是扭曲性質(zhì)的，還是固化性質(zhì)的。這意味著，那些所謂“正當?shù)摹鄙鐣�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許并不具有比其他社會秩序及其制度更正當?shù)钠犯�，它們有可能是透過權力或經(jīng)濟力量的運作，更是通過我們不斷運用知識對之進行詮釋而獲致這種正當性的。據(jù)此我認為，那些解釋、認識甚或描述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社會科學知識，在一定條件下會演化出極其強大的“正當性賦予”力量。當然，知識據(jù)以獲得“正當性賦予”力量的前提條件乃是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的丟失（參見拙著《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上海三聯(lián)書店二○○○年版）。

　　從中國的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應合著進步發(fā)展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化，中國社會科學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fā)展。但這種發(fā)展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會科學知識為某種社會秩序及其制度類型添賦“正當性”意義之進程的日益加速。從較深的層面來看，這種進程的加速實是與中國論者為了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而引進西方各種流行理論的知識運動同時展開的，甚或構成了這一“知識引進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表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是西方各種流行理論的追隨者，而且還更意味著西方各種流行理論有關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圖景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正當性。正是在這個追隨西方理論的過程中，有關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識丟失了我所謂的知識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并且演化出了那種“正當性賦予”力量。中國社會科學因為自主性的缺失而對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的依附，配合著對這些領域中的資源的分配或爭奪，更是強化了中國社會科學知識賦予某種社會秩序及其制度類型以“正當性”的力量。

　　在這樣一種通過“知識引進運動”而“建構”中國社會科學的過程中，隱含于這些知識背后的各種有關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西方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尤其是占據(jù)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經(jīng)由“建構者”的我們，不僅為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而且也為我們認識和選擇某種社會秩序及其制度類型設定了相應的規(guī)定性。對知識生產(chǎn)過程與知識“正當性”力量間關系的這種認識，歸根到底，具有這樣一種底蘊，即我們不僅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建構者，而且也是這種知識的被建構者。建構者與被建構者在我們身上的這種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我們在形成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之圖景方面的“路徑依賴”品格。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社會科學知識絕不像客觀實證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只是反映的或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術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構性的和固化性的──這種知識通過各種制度化安排而滲透和嵌入了各種管制技術和人的身體之中，并成為我們型塑和建構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當然理想圖景，而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及其制度則反過來又不斷強化著它所依憑的那種知識。

　　我認為，在中國社會科學的上述發(fā)展過程中，最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是知識界對上述“建構者／被建構者”的關系所表現(xiàn)出來的集體性無意識，亦即我所謂的對西方各種流行理論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滲透在當下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以各種名目展開和固化的意識形態(tài)實踐活動之中，嵌入在中國社會科學對社會秩序及其制度所做的各種正當性論述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型構著評價中國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圖景。通過揭示“建構者／被建構者”的同一性而獲得的對這種“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識，至少開放出了這樣幾個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會存在這種“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與這種取向之間究竟具有何種經(jīng)驗相關性?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在這種取向下所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知識是否能夠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生活于其間的真實的社會秩序及其制度?只要我們試圖從“前反思性”轉向“反思性”的立場，亦即努力使知識重新獲致它本應具有的那種批判性力量，那么，我們一方面必須對與上述問題緊密相關的中國知識生產(chǎn)制度及其賴以為憑的結構進行檢視，另一方面又必須對西方論者就何種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這樣的問題的一些主要的理論解釋進行詳盡的研究和分析，最終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自己有關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社會理論。

　　正是出于對上述種種問題的思考，我在八年前開始決定從西方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當中選擇自己的研究對象。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就是我選出的第一個研究對象。為什么選擇哈耶克的理論而沒有選擇其他論者的理論，原因太過復雜，很難在這里詳盡表述。但是，簡單來說，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哈耶克自由主義的淵源極其深厚，它源出于偉大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尤其是休謨的哲學)傳統(tǒng)，是二十世紀西方論者以古典自由主義方式闡釋人類社會秩序(亦即他所謂的“自生自發(fā)秩序”)的理論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更與社群主義、功利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理論有著繁復的論辯關系;二是中國論者對哈耶克自由主義的不了解程度遠遠超出了對他理論的信奉程度。根據(jù)這一選擇，我完成了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一篇又一篇的作業(yè)，而結果便是這部論文集。

　　這本論文集從結構安排上講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集中了我所撰寫的八篇有關哈耶克自由主義的專論，我主要從哈耶克的知識論、社會理論、法律理論和正義理論這幾個角度出發(fā)詳盡探究了哈耶克的觀點。第二部分收錄了我為了闡明與研究哈耶克思想有關的若干問題而撰寫的三篇評論文字。第三部分則收錄了我翻譯的一篇由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ｅｓｇｅ為《哈耶克論哈耶克》撰寫的導論:“哈耶克與他的世紀”，這篇有關哈耶克思想評傳的精彩文字能夠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此外，我還根據(jù)自己的閱讀范圍編輯了兩份或許對讀者有所助益的參考文獻:一是哈耶克主要英文論著及中譯本的文獻目錄;二是有關西方論者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的二手英文參考文獻。

　　一如前述，這部論文集是我在近八年中做的一些作業(yè)，而我之所以把它們稱作“作業(yè)”，主要是為了表達這樣兩個意思:第一，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并不是我研究的目的，而毋寧是我為了對哈耶克這一脈理論中所存在的或開放出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檢討和批判而做的前提性準備工作;或者說，我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實是為了更妥切地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第二，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只是西方論者認識和解釋人類社會秩序理論脈絡中的一個重要脈絡而已，這在根本上意味著我的作業(yè)尚未完成;因此，我還必須繼續(xù)對其他闡釋和認識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重要理論脈絡進行研究和分析。實際上，上述兩個方向的研究正是我目前開始做的具體研究工作，相信經(jīng)過一段時間以后便能以學術論著的形式與讀者見面。

　　拉丁格言曰:“它受到贊揚并饑寒而死”(ｌａｕｄａｔｕｒｅｔａｌｇｅｔ)，然而我卻對這種“饑寒”心往不已，并視這種“饑寒”為自己的生命品格之所在。

　　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除夕深夜于北京北郊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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