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生命的意義在于愛”

　　費耶阿本德，有無政府主義者之稱的科學哲學家，他認為搞研究是“怎么都行”，因為在他看來，科學家們往往是出于各種主觀的，甚至非理性的原因才去創(chuàng)造并堅持種種科學理論的。他給自己的自傳取名《不務正業(yè)的一生》，頗能反映其思想主張與人生態(tài)度的某種風格。這本書的最后幾頁是他在臨終前不久完成的，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贈言是，生命的意義在于愛。?這樣的話從費氏筆底流出，既叫人稍感詫異，又格外的動魄驚心。我們不能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人情之常，將它理解為某種宗教式的頓悟或皈依，如果從科學和哲學這兩個費氏畢生關(guān)注的學科入手稍加探究，或許能夠獲得一些啟示。?

　　盡管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指控精神分析學是“二十世紀最驚人的狂妄的智力騙局”，我還是傾向于把弗洛依德及其后學的思想主張理解為一種對人性具有科學性的解釋。雖然自文藝復興以來，人已被尊為理性的存在而與動物界區(qū)別開來，坐穩(wěn)了萬物之靈的寶座，但達爾文很快便證明了人與猴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淵源關(guān)系。今天，極端的達爾文主義者更把基因作為生命的核心，個體生命則被視為基因自我復制的實現(xiàn)手段或中介。這些頗具權(quán)威的生物學理論顯然可以整合到支持弗氏思想的大背景中去。

　　另一方面，當我們躬身內(nèi)省，人首先是一自然的感性存在物這一觀點也應是能夠得到普遍的生活經(jīng)驗支持的。我們都知道，人格的形成從青春期開始，而自我意識的形成正是與身體的性成熟相伴而生，二者間的邏輯關(guān)系顯然并不如雞與蛋孰先孰后那么復雜，而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guān)系。

　　按照道金斯的思路，可以說是基因向個體下達自我復制的命令后，愛的程序就啟動了。?

　　于是少年鐘情，少女懷春。但能愛須與所愛氤氳合和，才能化生萬物，而以孤陰孤陽形式生存的個體只要不是生活在亙古洪荒，或者薩摩亞群島的某個部落，就不能不由此陷入一種焦慮，輕輕吟起“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洲”……?

　　青春期的這種焦慮源于性本能無法釋放的緊張，但這種壓抑正是文明的標志，因為它意味著性的追逐已建立了某種游戲規(guī)則，正如圖騰崇拜禁止亂倫而成為文明之始。我以為這種游戲規(guī)則的本質(zhì)是試圖削弱性的自然屬性，而強化它的文化色彩。愛，作為由性激起的情感形式，在這個規(guī)則系統(tǒng)中居于樞軸的位置。正是通過對愛之內(nèi)涵、表達形式以及實現(xiàn)途徑的塑造與規(guī)定，社會把性本能轉(zhuǎn)換為一種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量。當然，這一套系統(tǒng)就是我們所謂的文明，人之異于禽獸者之幾希了。?孔雀開屏，百靈宛囀，均是求其“偶”聲。對于人來說，去愛，即意味著調(diào)動自己的全部激情、勇氣和才智去創(chuàng)造，在社會中證明自己的過人之處。作為人學的文學所描繪的死亡、救贖、冒險等諸多原型主題都是在這一過程中展開，并獲得人們的感動與回應。在這里，愛不再只是對優(yōu)異遺傳基因的炫耀或者作為合法性交的婚姻的鋪墊，而具有生命的本體意義，貫穿人的一生，并由此彰顯出人的豐富與尊嚴。盡管性的自然結(jié)果是生殖，但理性的狡計就這樣使它衍生出文化的繁榮。?

　　漂亮的女人總是相似的，漂亮的男人則各有各的魅力。因為女人的美是向作為自然形態(tài)的男人開放，而男人的美則須到作為文明形態(tài)的社會中求得證明。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女人只有被愛的與不被愛的兩種，那么男人也只有敢愛的與不敢愛的兩種，即能夠創(chuàng)造與不能夠創(chuàng)造的兩種。所以拿破侖、魯迅、比爾•蓋茨都是他們時代的英雄。雖然對女人來說男人幾乎是整個世界而對男人來說女人永遠只是其生活的組成部分，愛與被愛的區(qū)分在這里卻沒有高下之別。既然男人是通過征服世界征服女人，那么女人便是目的，作為一種牽引的力量，參與了對世界的創(chuàng)造，所謂沒有母親，便沒有英雄。永恒的女性引導人類上升的例子，文學史上不勝枚舉，貝阿特麗絲之于但丁，當然是最為典型的一個。?

　　市場經(jīng)濟對人性也顯露出雙刃劍的特征。有人用“濫情乏愛”描述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性的壓抑有了諸多的釋放途徑，另一方面是文化創(chuàng)造的沖動日趨疲弱。因為性與愛相比要輕松十倍百倍，所以愛情二個字好辛苦。那英唱道：你給我一個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帶著傷口回到當初背叛的城市／收容我的已只有自己的影子。到那片天空去，就是超越自我，更新生命，這自然不免煉獄之火的煎熬。女人是容易受傷的，男人卻不能太脆弱。真正的猛士，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堅決拒絕再回既已背叛的城市。極端的例子是梵高、尼采、齊克果。愛使他們生活在高度亢奮的意識刀鋒上，生命在愛的追求中直接就燃燒盡凈，因為他們所愛的已不再只是女性之美，而是精神之美的象征上帝。羅洛•梅說，“親眼看見上帝的人必死無疑”。于是他們或者瘋狂，或者傷殘，但有一點則是相同的，他們都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了自己的作品，在那里，靈肉相融，科學與哲學也達成了統(tǒng)一。莫非，這就是生命的目標，進化的極致??

　　我不否認精神分析學說具有強烈的抗議和批判色彩，但我更愿意將它理解為一種關(guān)于拯救的理論，一種關(guān)于人文與自然纏繞糾結(jié)的悲劇性理論。東方的圣賢雖然承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但其追求“發(fā)乎情而止乎禮義”的中和之美，今天看來似乎是太過樂觀了一點。在弗洛依德本人和費耶阿本德身上我都隱隱感覺到了一種殘酷的真實。他們讓我意識到，人類關(guān)于世界的觀念是非常脆弱的，生命在寒來暑往的時間隧道中生息繁衍并無一個終極的實在作為心靈的支點，人類注定只能在性與愛、自然與人文的矛盾傾斜中左沖右突。去愛，去創(chuàng)造，并體驗到充實和愉悅，能覺得此生不虛，即當于愿足矣。?

　　如果說文化的魅力或多或少與此悲劇性相關(guān)，那么留給我們的問題應該就是，當你面對自己的上帝或貝阿特麗絲，你是否有足夠的勇氣邁步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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