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初：日本，為什么是法西斯？

　　對于中國加害最深的國家，中國人卻研究得最少。不單是現(xiàn)在，就是100年前，當許多中國青年面向東洋的時候，大家接過了日本傳遞來的思想，卻朦朧于日本的走向。于是我們此次紀念抗戰(zhàn)勝利，就更加不容漏掉加害者的轉(zhuǎn)變軌跡。當然政治軌跡易求，民族特性難析，對日本的研究遠不能止于一次紀念。否則，再多的傷害僅僅頭上傷疤的疊加。

　　100年，中日漫長賽跑。

　　60年前的中日戰(zhàn)爭，準確地說，日本已經(jīng)準備了100年

　　從19世紀初開始，當中國人還沉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時，日本就已經(jīng)對中國歹意萌動了，1823年，佐藤信淵（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儒學家）首次明確提出了滅亡中國的具體戰(zhàn)略部署。到了明治維新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日本現(xiàn)在1萬元的紙幣上就是他的頭像——的時候，中國遠不是一個令日本尊敬的強國了。福澤諭吉在1882年創(chuàng)辦《時事新報》后，起勁宣傳“控制朝鮮論”、“瓜分中國論”、“日本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必須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向東亞擴張。后來者木戶孝允、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杰”）更是繼承了福澤諭吉的衣缽，并把它操作起來。

　　當時日本對中華還保留一點殘存的敬畏，就像惡狼看見一只羸弱的獅子，辨不清它病得到底多么嚴重，于是日本就旁敲側(cè)擊，從外圍打探起了中國，1875年日本挑釁朝鮮，并且于第二年派森有禮殺氣騰騰直奔北京交涉，恭親王奕忻唯恐惹是生非，說什么“日朝之事，日朝了之”。一句話，清政府就泄漏了斤兩，接下來就有了《江華條約》、1882年的《濟物浦條約》以至于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

　　如果從雙方領(lǐng)導人的執(zhí)政能力來對比，中國的悲劇早就顯露了

　　明治天皇（1868年～1912年）上臺時，中國正是同治七年，而大清朝的主子卻是年僅20來歲的慈禧，此人完全昧于世界大勢，只知征逐權(quán)勢，“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反觀對手明治上臺的第一件事便是1869年的建軍，1870年又設(shè)工部省發(fā)展軍工。可憐清政府是直到琉球被日本巧取后才想到在1884年建了個海軍衙門，軍事工業(yè)雖然在洋務(wù)運動中稍有起色，但其支配權(quán)落在了一幫地方官僚手里。結(jié)果是號稱“東方無敵艦隊”、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號稱“東方的俾斯麥”的李鴻章把自家的銀子送走了6.8億兩（還不包括利息）。到了大正天皇手里（1912年～1925年），雖然日本的進步不如明治時期，但中國此時已經(jīng)是軍閥亂象，日本連個對手都找不到，這一時期中國統(tǒng)共存在了10個以上的國家元首，走馬燈似地換了43任內(nèi)閣。到了昭和天皇（1926年～1988年）的手里，中國還整個兒一盤散沙，雖然有1928年的形式上的蔣介石統(tǒng)一，但從這年起到1937年又有哪一年沒有戰(zhàn)爭，不是內(nèi)訌就是“剿共”。

　　可以說，中日兩國自1848年以來的長途賽跑，中國在起跑線上敗績已顯，只不過靠著幅員遼闊支撐了一段時間，而日本在探知了中國的底細后，也越來越不把中國當作真正的對手了，它的胃口一次次張大，直至食物超過了自己的胃。

　　抗戰(zhàn)勝利，中國人實現(xiàn)了體格再造

　　日本是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它早年學習了中國的儒家思想，但獨獨落掉了“仁”;后來它又學習了西方的器物之利、政體之形，但“日本人采集了西方的缺失，并保留自己的缺失”（羅素語）。大和民族作為一個島國屬性的民族，它在自己的進化中缺少與其他民族共生的經(jīng)驗，所以當它把“忠君”“勇武”思想變成了民族擴張主義之后，它的侵略性和嗜血性比帝國主義還帝國主義，中國只是不幸地成了它的發(fā)泄對象。

　　一定意義上說，日本也是“不幸”的，如果日本的周邊都是一些人寡地少的小國，那么它的“東亞王”說不定早就有模有樣地當起來了。但是它卻碰到了中國。很多人都說，日本的侵略打斷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但如果我們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講，譬如就講1927年～1936年中國經(jīng)濟的“黃金十年”，它們積累的財富如果不是消耗于抗日，肯定就是消耗于內(nèi)戰(zhàn)。蔣介石10年戰(zhàn)爭都沒能真正統(tǒng)一過中國，那么更加不能期待他的政府來引導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了。缺少強權(quán)人物的中國在當時只可能走向另一個戰(zhàn)國時代，而不是強國時代。

　　日本的那一棒子使得中國徹底沉淪，也使得中華民族出現(xiàn)了一個轉(zhuǎn)捩點。在損失了3500萬生靈后，在飽嘗了那段由日本強加的椎心之痛后，一個曾經(jīng)百病纏身的民族竟然奇跡般地浴火重生了，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尊嚴和自信。這可能就是抗日勝利的最大價值。

　　我們怎樣紀念抗日戰(zhàn)爭

　　我們對抗日戰(zhàn)爭念茲在茲，不獨對日本有一種警惕，更是對自己的一種警惕。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抗戰(zhàn)，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nèi)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紀念，確實令人深思�？粗�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60周年、俄羅斯紀念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一個個神氣得像個恢復了性功能的情場男人，而我們直到現(xiàn)在都還是靠著各種零碎的記憶擠牙膏般地弄點不成系統(tǒng)的東西來敷衍自己，失去了細節(jié)的歷史總是枯燥而不真實，要靠它來流傳后代，真不知后代會怎樣臭罵我們。

　　大沽口炮臺，幾尊殘廢的舊炮早已老朽斷裂;宛平城布滿彈痕的城墻上，已經(jīng)長出了野花;岳麓山上的作戰(zhàn)溝壕，幾經(jīng)風雨傾圮難尋。歷史和現(xiàn)實就像洋蔥頭一樣，一層層地清晰可辨但又難于隔裂，今天當我們稍稍舒展了筋骨，再次回首60年前的歷史宿命時，不再是蹙眉扼腕，而是呵壁問天;不是為了尋求復仇的心理基石，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

　　我們準備分兩期來進行這種紀念，一期專講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二期再述中國的浴血奮戰(zhàn)史。當然紀念的東西總是掛一漏萬，就像讓一個百歲的老人回憶自己的青春，誰還記得每次打架的細節(jié)，但記憶總比失憶好得多。

　　本次策劃得到《世界軍事》編輯部的支持。

　�。ū疚恼�自《看世界》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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