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

　　一位美國老太太的提問

　　這大約是在1987年的暑假，哈佛大學的幾位資深教授（其中包括本書獻辭的對象馬若德先生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以研究中華民國史著稱的柯偉林先生William Kirby），應邀赴美國西海岸舊金山地區(qū)的哈佛校友會作系列學術演講。此乃哈佛的傳統，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兩年舉行圍繞一個大專題的系列報告，以便于哈佛歷年畢業(yè)的校友們有機會更新知識，了解他們所關心的那些學科里正在從事什么樣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這種知識的聯系，會引導校友們對母校的捐贈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會舊金山分會的新任會長是位李姓華裔，舊金山地區(qū)又是美國華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學的教授演講團選取的大主題，因此都是與東亞區(qū)域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相關的。我當時剛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松了一大口氣，也被邀請進演講團。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親身經驗為背景，講一講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么那場激進得無與倫比的革命，卻導致了共產主義世界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資本主義化革命——鄧小平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

　　每個講者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一半演講，一半回答聽眾的問題。我以我的初級階段的英語，概略的講了一下我當初為什么成為紅衛(wèi)兵中最狂熱激進的一翼的骨干份子，把本校、本縣、本地區(qū)的走資派統統打倒了還不過癮，又殺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參與打倒省委書記、省長的造反行動，后又不辭辛苦，跑到鄰省的南京去聲援江蘇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們省里的頭號、二號、三號走資派的壯舉。我還講了我們怎么編印紅衛(wèi)兵戰(zhàn)報——我當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杰作之一，那便是用十九世紀的老式鋼板、鐵筆、蠟紙，手刻出小報的“原版”，以手推滾筒的技術，每張蠟紙“原版”油印出一千幾百份的紅衛(wèi)兵小報，與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組織交流。我還不忘記強調，“文革”是我輩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豐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訓練。懷存由“文革”學來的經驗教訓，你不但可以在中國政治風暴里潛下浮上、死里求生，而且可以在異鄉(xiāng)他國的政治濁流中辯風識潮、進退自保。

　　我的話音剛落，坐在聽眾席前部第三、四排右邊的一位六十出頭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來，用緩慢有力、一字一頓的語氣向我發(fā)問：“根據我從書籍、報刊上讀到的，從電視、電影上看到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數千萬的人受迫害、數百萬的家庭喪失了親人、無數的學校和文化遺產被毀壞，人類文明史上很少有幾次政治運動，破壞規(guī)模能夠比得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讀到聽到，所有那些破壞人的尊嚴和生活、搗毀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動，都是由毛澤東的紅衛(wèi)兵組織當先鋒隊的。令我不理解和驚訝的是，你作為一個紅衛(wèi)兵參與了那些激進活動，如今已經來到美國，進了我們國家最好的大學讀博士學位，竟然至今你不為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感到懺悔。你在談論你們當年從事的造反運動的時候，甚至有自豪的語氣。我真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問完，并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兒好幾分鐘，大概是胸中怒氣難消，凝視著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復，頓時全場氣氛凝重。我雖然被她重炮轟擊質問，但她一臉正氣，儼然是為不在場的千千萬萬“文革”的受害者們仗義執(zhí)言，我也不好把她的嚴詞質問當作是對我的人身攻擊。于是清清嗓子，禮貌地作了應答，大意是“文革”整體雖然是件大壞事，但“文革”中被批斗沖擊、皮肉受苦的人并不全然是無辜的好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無法無天地騎在老百姓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對他們的批斗體罰，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借機復仇泄憤，雖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義性，云云。

　　我所應答的，確實是我想說明的一個大道理，可是當時就覺得沒能把這個道理說透；
沒說透，是因為沒想透。自那以后，每逢與人討論起關于“文革”的評價，我總是想起那位正義凜然的美國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記，當時她顯然對我的振振有詞頗感意外（他們大概聽慣了西方學界和傳媒界對“文革”的標準化的批判），但并沒有信服了我的解釋。這么多年來，我時不時地在腦子里點擊那個問題。我也特別注意到曾經親身參與“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兩個同我的觀點很接近——楊小凱（楊曦光）與劉國凱；
這兩位關于“文革”的主要評論都列入我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激進學生運動的比較》課程的學生參考讀物中1。他們兩位都堅持對“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動的原則性肯定（這一點使人易于誤認為他們是“極左派”立場），他倆同時又堅持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徹底批判（這一點又使他們與所謂的中國“新左派”、“極左派”涇渭分明）。

　　事過多年，我倘若再面對那位美國老太太的問題，會這樣向她解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各種人報復各種人的亂糟糟的大革命——說它亂糟糟，是因為一個本來就沒什么法制的巨型社會，又讓一個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時管治民眾的官僚體系從上到下跺得稀巴爛，于是就為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開辟了廣闊天地；
其中有壞人報復好人，有好人報復壞人，有壞人報復壞人，也有好人報復好人（這四類經典分法的出處下文有交代）。當然這四種類型的報復所占的比例不一樣：似乎壞人報復好人的，最終要遠超過好人報復壞人的，而其他兩類報復的比例更小。所以親身經歷過“文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于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論這“一般化”是由哪一個政治立場（中共官方的也罷，中共官方對立面的也罷）作出的。

　　“永世不得翻身”

　　我已經記不清是1967年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哪一段時間的哪一天，我的母親——她從來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從來為我擔憂不止——悄悄的問我：敬亭山（就是李太白所詠的那架“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的皖南山巒）國營農場的張書記的老婆想來看看我，不曉得我給不給她一個面子，接見她？

　　母親老老實實轉述的這句話，令我觸電般一震之余，感到天下真是變了！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讓我們人下人翻身一躍成了人上人。我這個十幾歲的未畢業(yè)的初中生，憑借一枝筆（文章和大字報）、一張嘴（演講和大辯論），成了本地紅衛(wèi)兵的文攻主將，整個一大派造反組織的風云人物。這“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革命小將凜凜威風，竟也令張書記的老婆低聲下氣的求見！張書記在縣城十多里開外的敬亭山麓下，“文革”以前可是令男女老少聞之喪膽的名字。他領導的那個大農場，是這片頗為貧瘠的黃土地上數千農場工人及其家小（其中包括母親和我）謀生的亦農亦工的國營單位。聽說張書記當過解放軍里的副營級干部，見過外頭的大世面，也識得一些字，對他手下那些多半為文盲半文盲的農場工人和家屬，根本就把他們當作農奴加以管教。張書記走夜路時清清喉嚨隨便咳嗽一聲，周圍原本汪汪叫的狗們也會嚇得四處逃散。

　　在全農場里唯一不怎么怕張書記的，是位高副場長。高副場長也當過兵，是連級干部，但他在“抗美援朝”的惡戰(zhàn)中被美國兵一槍打壞了一只睪丸（即在臺灣頗為有名的LP）。他算得上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旦為什么事極不順心，就會拎著瓶燒酒，爬上辦公室或者自己家的屋頂上（都是比較高的一層茅草大屋），坐在那兒邊喝酒邊罵人：罵缺德的美國兵哪兒不打，專朝他的命根子打，害得他成了半條漢子；
罵某某同事（多半是農場領導班子成員）不尊重他這個老革命，欺負他大字不識一個，給他鳥氣受；
然后就是向黨組織提訴求，要“賠老子一只卵蛋”。那年頭的共產黨并沒有掌握先進的生物工程技術，哪來活生生的“卵蛋”賠他？張書記對他也只好讓三分。農場里的任何其他人都缺乏高副場長那樣的革命履歷，對張書記和對他家養(yǎng)的那條大狼狗一樣，畏懼之亟。

　　大約是在1962年的夏初，農場由上級部門分配來一架模仿蘇聯型式的小麥收割機。巨大的木鐵結構的收割機停放在露天的曬糧食的場地上，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現代化大型農機的鄉(xiāng)下孩子來說，不亞于是侏羅紀的恐龍再現。孩子們圍著收割機又是看又是摸，膽子大的甚至爬上駕駛座，裝模作樣地扶著方向盤。夕陽西下的初夏的熱烘烘的曬場上，孩子們興奮過了頭，竟然沒有注意到下班路過的張書記。張書記一見到他視為無價之寶的嶄新的收割機旁竟然圍滿著小孩，小家伙們竟敢對收割機又是撫摸又是攀爬，怒不可遏，大喝一聲，撲將過來。他有條腿不太好，平時走路，手里常撐著一根木拐杖，時不時地也可以用來揍職工兩下。這當兒那根棍子被充分地利用，孩子們揍得哇哇鼠竄。

　　這群孩子里數我個子最瘦小，而且我也不喜歡玩動手動腳的物事，全因為我手腳明顯的笨拙（往后長大了才知道那是小腦不甚發(fā)達的緣故）。別的孩子圍著收割機動手動腳，我只是站在一邊看熱鬧；
張書記用棍子揮擊孩子的時候，我趕緊躲到遠遠的大草堆旁，還是看熱鬧。張書記沒去追逐孩子，轉身回來察看收割機，大叫一聲短缺了什么東西。抬頭看見我站在草堆旁，喝令我走過去，問我是誰擰下了那只大鑼絲帽子？我搖頭說不曉得。張書記不由分說，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就往他的辦公室拖。一邊拖，一邊斥罵：“你們這幫小雜種，敢碰我的收割機。一只大鑼絲帽幾十塊錢，你們拿小命來抵也抵不了�！彼�的辦公室離那塊曬場有一、兩華里之遙，中間還隔著一個小山坡。我的左耳被他緊緊擰著，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小跑。開始的時候左耳根的劇痛還令我哼哼嘰嘰地哭叫幾聲；
漸漸地，耳根麻木了；
又漸漸地，左半邊臉也都麻木了。被他拖絏到辦公室后，他讓我靠墻站著，命令勤務員傳話到養(yǎng)兔隊去叫我的母親來訓話。

　　兔子養(yǎng)殖隊是國營農場下屬的一個小分隊，距離農場總部辦公室也有幾里地，張書記不耐煩干等下去，他拖絏著我跑了那么遠，也累了。于是叫勤務員看管著我，自己先回家去歇氣乘涼。等到我母親從養(yǎng)兔隊跑來，我已經在張書記辦公室里背靠墻跟坐在地上半睡著了。母親看著我腫了半邊的臉，紫紅的成了一條線的眼睛，渾身的灰土和草葉，拖破了的膝蓋結著血痕，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張書記的勤務員交待了幾句，就讓母親把我先領回去，說扣工資賠鑼絲帽的事明天再處理。母親問我事情的原由，我說我沒碰過收割機。母親把我渾身上下一搜，果然沒有什么鑼絲帽�？粗�我腫得像爛南瓜一樣的臉面，母親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牽著我回家了。

　　那個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靜美的，敬亭山農場坐落的丘陵地帶有成片成片的桃樹，馬上就能收割的麥子散發(fā)著暖烘烘的、有點叫人頭暈的野香。天空清藍，月亮跟星星離我們都很近，收工回來的鄰邊的農場工人家里冒著炊煙，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遠遠的四處。母親沒有生火做飯，她給我泡了一碗鍋巴，自己到屋后的草地上去哭訴。我對此已經習慣了——恐懼地習慣了。自從父親三年多前病逝以來，每逢遭遇到自己沒辦法對付的難事，母親唯一的去處，便是到亡父的墳頭上（如果路近的話）或者一片四周無人的荒地上，去跟父親的亡靈哭訴。母親相信父親在地下能聽得見她講述的一切，所以哭訴得實實在在、仔仔細細。末了她一定會埋怨父親為什么把這樣重的一副擔子推給了她，讓她這么一個一字不識的沒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為什么不讓她去頂替了又識得幾個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親去死？老天為什么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親開始收拾東西，稍微有點用能帶走的，打起包；
不能帶走的，送給了四鄰。幾天以后，母親領著我離開了國營農場，又開始了幾近討飯的生涯。兩年多以前，我們母子倆就是從幾近討飯的境地來到這家農場的。在母親送四鄰東西的時候，鄰居勸她不要舍了農場出走，這里好歹有一口雜糧糊飽肚子。母親說她曉得，三年大饑荒剛剛熬過，誰還敢看輕了有口雜糧吃的日子！可是母親有她的擔心，對鄰居說了，大家也無言以對：“我孤兒寡母，張書記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給他。小歪頭（我在鄉(xiāng)下時的別名）大大——金寶圩的土話，即‘爸爸’——只有他這個親骨肉，臨死的時候托付了我，做牛做馬也要把他帶大。呆在農場里張書記把這孩子打成殘廢，我也沒的地方去告狀�！�

　　誰也想不到的是——這不是套話，真是任誰也想不到——，不過五、六年的光景，張書記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見她！母親一輩子受人欺負，對所有的落難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趕快答應下來。接見是在宣城北門的一間賣豆腐的小店鋪里進行的，是在一個陰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馬大的張書記老婆不但自己來了，還帶來了她的大女兒和小兒子，讓我看在她孩子們的份上，幫她家說句話�！澳銜缘�，”她說，“老張他死了�！彼�挽起破爛的外衣下擺擦擦眼睛，雙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農場大人小孩不敢仰視的又冷又辣的光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張書記的死訊我也是得悉不久，據說——我在這翻天覆地的“文革”高潮風頭上，忙得根本顧不上去敬亭山農場——他是被農場造反派連連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們對這位走資派施加了比對其他的走資派酷烈得多的懲罰：給他戴的高帽子特別高，頂著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眾，一不小心掉下來，就會挨耳刮子。有時侯給他掛的牌子是用特別厚重的木板做的，鉆兩個孔，細鐵絲穿過去，掛在脖子上，批斗會開兩、三個鐘頭下來，頸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滲出血滴。天不冷的季節(jié)，還會罰他穿一條單褲跪在尖細石子地上，向所有受過他種種欺壓——辱罵、捆綁、關押、毒打——過的農場工人和家屬們請罪。張書記剛開始的時候還咀硬氣傲，不主動向他往日視同農奴的下屬們下跪請罪，造反派就強按著他的腦殼，一腳橫踢他的內膝，便撲通一聲倒地。幾次下來，他就學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罵自己就怎么罵。據說他的血壓與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腫。那個寒冷的冬天他沒能挨過，“翹辮子”了。

　　“老張他以前迫害革命群眾太多，民憤極大，死有余辜，我們全家堅決跟他劃清界限�！睆垥�記老婆像背書一樣熟練地說著那個年頭無數的黑幫、走資派的家屬都不得不說的話。“不過，”她的眼淚又淌下來，“他死后的喪事，我們家請求造反派按照毛主席的政策辦�！痹瓉恚�農場造反派得知張書記死了，不讓他的家屬立刻入土安葬。據說造反派頭頭們?yōu)榇藢ｉT開了會，作出革命決定：把張書記家那條咬過許多農場職工和家屬的大狼狗給打死，與張書記合埋一個土坑，潑上豬血人糞，這叫做“惡狗伴惡人”。

　　在那一片鄉(xiāng)村，按照代代相傳的信念，一個人死了若是與豬、狗之類的畜牲同葬，又潑上血糞污物，死者就永遠不得轉世為人，而會一輪一輪作豬狗，死者的子女后代也永不得好運，像豬崽狗崽一樣卑賤，任人宰割。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呼喊的一句口號：“把某某某（走資派的名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敬亭山農場的造反派們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用這個葬法來具體落實“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造反判決。張書記老婆就是為這事來的，她求我去跟農場造反派頭頭們說說情，不要讓張家的子女后代因為張書記生前的作孽而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張書記老婆說著說著，就要讓她的女兒和兒子對我下跪哀求，我母親立時擋住了，說我一個孩子受人跪拜，會折陽壽的。張書記老婆馬上補加一句：小丁（她不敢再以我的鄉(xiāng)下別名稱呼我）也受過老張的迫害，不過小丁是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心大志大肚量大，不會記較過去的事。所以來請丁小將出面打個招呼，讓農場造反派手下留情。

　　我鐵著臉，沒表態(tài)。張書記老婆說到這里，給我母親低頭深深一彎腰鞠躬，帶著兩個孩子退了出去。母親問我出不出面講句好話？我莊嚴的告訴母親：這不是張家跟我們家之間的私事，這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資派之間的斗爭大事。最終，我也沒有去和農場的造反派替張家講情；
我不迷信，并不相信張家的子女后代會因為張書記與狗同葬而淪入萬世不劫的厄運，不過我認定惡狗伴惡人下土坑的葬法，乃是革命的正義的行動。

　　“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

　　在皖南宣城、郎溪、廣德的丘陵和山區(qū)一帶，有多個勞改和勞教農場，那些多半是1950年代末尾建起來的，主要是收容和關押從沿海地區(qū)及本省各地押送來的犯過小罪、判了輕刑的所謂“壞分子”。犯過大罪、判了重刑的，就不會關在我們那兒，而是送到青海、甘肅、新疆去了。

　　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開始沖擊到了“公（安）、檢（察院）、法（院）系統”，勞改和勞教農場都是它們管轄的，也隨之亂了套。管教干部多半成了被批斗對象，被管教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就趁機逃離囚羈之地，跑到自由社會上來。他們中的一部分膽大之徒甚至成立了造反組織，通常起名叫“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這隊名乃是對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的產物，毛的小冊子《為人民服務》里有段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碧与x囚籠的勞改和勞教分子自稱為“五湖四�！保�是雙重意義上的誠實：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是從各地被抓被押運來的；
他們從今以后流竄五湖四海，哪兒能混日子，就到哪兒去。他們把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術學得也挺地道：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讓你逮他不著。想來這也自然，千百年來的綠林強人，包括水滸梁山好漢和毛澤東當年率領的游擊隊，都是靠這方法謀生存的。

　　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中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因為小偷小摸、拐騙欺詐、調戲婦女、破壞公共財物而被抓被關的；
在關押期間，少不了承受管教干警的打罵，于是把歷年所有積壓的憤恨，都及時地在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的大旗下發(fā)泄出來，報復正常的人們。他們當然不敢去攻擊有武裝有組織的軍隊和造反派團體，也不敢到城市來搗亂，就專撿偏遠的鄉(xiāng)村去騷擾農民，搶劫財物、屠殺牛豬、調戲民女、乃至縱火焚燒老百姓的房子，都干得出來。被多次騷擾的偏僻鄉(xiāng)村，有些就沿用中國歷史上兵荒馬亂年頭的辦法，自組民團保衛(wèi)家園。每個村莊都設立了暸望哨，一發(fā)現有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流竄而來，就吹號鳴鑼，周邊鄰近村莊的民團便趕來接應。雙方的武器，多半也就是長矛大刀、鳥槍土炮。偶爾有被民團活捉的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隊員，他們就捆綁來送到城里的駐軍部隊。在三縣兩省互不管的地帶，民團活捉到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的，往往就動用私刑來報復他們。我們聽到的最駭人的一件，是宣城和鄰縣交界處的山區(qū)里，民團把在當地屠殺耕牛、洗劫孤立小村子的五湖四海隊員抓獲，就將他們“栽”進麥地里，只露出肩膀以上在地面，然后把耕牛套上犁，鞭抽牛耕耘而過，幾個來回，露出地面上的幾顆腦袋就被犁得干干凈凈。用這個辦法報復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是為日后萬一上面有官追究責任，好脫干系，村民中無人可被明確認定為“動手殺了人”。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們正在本派武斗大本營區(qū)域的一個小院落里休息——白天休息，是為著夜間準備打仗——，突然院門外哨兵通報有貧下中農代表來求見。進來的五、六個農民訴苦，說他們那一帶久經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的侵擾，好不容易把民兵組織起來跟他們打了一仗，俘虜了一個人，綁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部隊卻拒收。拒收的理由也說得過去：部隊沒有監(jiān)獄，把俘虜關在哪里？部隊一接到命令就得開發(fā)，帶著個五湖四海分子又怎么辦？貧下中農代表說：這年頭他們最相信的人就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的解放軍，和毛主席的紅小將。既然解放軍不接收，只好請紅衛(wèi)兵小將們處理俘虜了，你們最懂毛主席的路線政策！

　　貧下中農代表把捆成一團的俘虜往地下一丟，就告辭走了。當時在院子里負責那一支武衛(wèi)小隊的，是白大舌頭。他出身農家，忠厚耿直，疾惡如仇，聽說俘虜是一個為害鄉(xiāng)下農民的小土匪，就喝令立刻升堂審訊。審訊犯人得要有法律上的依據，紅衛(wèi)兵小將們雖然狂妄透頂，也多少曉得這個道理。白大舌頭的武衛(wèi)小隊商量了一下，拿不出個主意，也讓我們文攻小隊的成員過去參與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最高指示”就是法，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里哪幾條能對得上號，馬上就運用起來。紅司令沒讓他的紅小將們失望：《毛主席語錄》小紅書里能在這場合用上的，有好多條，比如，“凡是反動的東西， 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消滅一點，舒服一點；
消滅得多，舒服得多；
徹底消滅，徹底舒服。”“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這是紅小將對他們臨時組成的審判機構的命名——由白大舌頭擔任審判長，他挑選了他信得過的幾個人作助手，基本上全是武衛(wèi)隊的隊員。俘虜像一個大濕泥團，歪歪斜斜的半躺在地上。審判開始的時候，我不得不趕到本派總部所在地縣面粉廠大樓去，負責明天清早就要印出來的《戰(zhàn)報》上“血淋淋的戰(zhàn)斗檄文”——那是我的本職，每天夜里都要紅著眼睛干到兩、三點鐘的革命事業(yè)。第二天中午吃過飯回到那間小院子去睡大覺的時候，一進門就發(fā)現與平時不大一樣，氣氛壓抑，遇到的人都不怎么說話。一問，嚇我一跳：出人命了！

　　昨天傍晚的審訊進行了兩個來小時，俘虜供認了很多：他原來是勞改農場刑期未滿的“壞分子”；
在五湖四海戰(zhàn)斗隊里擔任小啰嘍；
曾經參與過多起搶劫農民財物牲口的行動；
那一次放火燒村民房屋是不得已，因為人少打不過貧下中農自組的防衛(wèi)大隊，情急之下爬到一家茅草屋頂上，掏出火柴吆喝威脅：“你們再不退到遠遠的我看不見的地方，我就點火燒屋了！一盒火柴二分錢，燒你幾十間！”農民自衛(wèi)隊沒后撤——他們哪個敢撤？所有的動產不動產全都在村子里吶！

　　俘虜說，他見不動點真的嚇不走農民，就劃著了一根火柴，朝茅草屋頂湊去，邊湊邊吆喝：“我真要燒啦！”誰知夏末秋初的天氣，茅草屋頂讓烈日烤得脆干，那根火柴還沒有碰上屋頂，就“騰”地燃燒起來。俘虜說，他嚇得一滾身摔下屋頂，躺倒在地爬不起來，被生擒活捉；
十幾間茅草屋立時就燒塌了。俘虜的供詞劃了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再一次請示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對鎮(zhèn)反工作的批示（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早就教導說：“對鎮(zhèn)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wěn)，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所謂打得穩(wěn)，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v火燒掉那么多貧下中農房屋的監(jiān)獄逃犯，當然屬于“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之列。于是自封的“法庭”審判長審判員們一致投票，判處被俘的五湖四海隊員死刑。

　　死刑宣判了，可是執(zhí)行卻成了問題：紅衛(wèi)兵小將們敢于判決——那是抽象的殺人，卻不太敢去執(zhí)行——那是具體的殺人。日后上面追查起來誰出頭露面去負這個責任呢？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紅衛(wèi)兵武衛(wèi)隊的總頭目“大肚子”回來了，問清了前后緣由，把白大舌頭一伙人痛罵了一頓：“你們這幫蠢貨，為什么攬這種事？解放軍都不接收，你們充什么大頭？你們以為農二哥（注：那年頭叫工人老大哥，農民老二哥）自衛(wèi)隊都是老土？他們就是不愿把這種殺人的麻煩事做到底，才把這個爛西瓜捧到你們手里的！” 白大舌頭他們被罵開了竅，發(fā)現這個爛西瓜真正是不好收拾了：你不能把他給放了，放出去他再搶劫縱火甚至加倍報復村民怎么辦？你也不能把他給斃了，你畢竟不是國家正式的法庭和行刑隊，槍斃犯人跟武斗中互相開槍亂打是不一樣的。你把他往哪兒送呢？“公檢法”機關已經被打倒了，那里早就沒人上班了。想不出個好辦法，他們只好把俘虜捆綁在院子中間的那棵大樹上，怕他半夜里跑掉，手腳都給粗繩子打了死結。

　　開始的時候，俘虜還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紅小將們喂了他幾口水，又灌了他一點稀飯，就把他擱在那兒了。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鐘紅小將們醒來，發(fā)現那俘虜不吭不唧的、軟軟的靠在樹上，很慶幸他半夜里沒有逃掉。過了一陣子見他還是沒動靜，也不要水要飯，就納悶的過去察看。湊近一看，人已經沒氣了。

　　“死人啦！他死啦！”所有的人都被這叫喊驚動到院子里，望著那具死尸，束手無策。請示過本派大本營之后，紅小將們還是去把當地駐軍的代表纏過來，把前前后后的緣由說了一遍，作了筆錄，然后把那具死尸埋葬了。部隊來的一位軍醫(yī)（他臨時充當了法醫(yī)）說，那五湖四海隊員早就讓農民自衛(wèi)隊給打得半死了才送過來的，而且好像是包在厚麻袋或者破棉被里狠打的，所以不怎么露外傷。農二哥們很精明，把這個麻煩輕易地拋給了革命小將。

　　一年多一點以后，武斗息止了的宣城，置于全面的軍事管制之下，白大舌頭被軍事管制委員會下令逮捕，罪名是非法設立法庭、打死一名游民。白大舌頭被關押了將近一年，期間他的可憐的父母家人為他四處奔波，找證人寫證詞，證明那名游民其實是非法逃離勞改農場的犯人，證明他逃出來后還累累為害鄉(xiāng)民，證明那逃犯其實不是白大舌頭動手打死的，證明當時解放軍的兩名干部還到場察看了五湖四海隊員事件的處理。近一年之后，大約是在1970年的年尾，白大舌頭被釋放。是無罪釋放？不是。是帶罪釋放？也不是。在既非“有罪”也非“無罪”的含含糊糊的背景下，白大舌頭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賣力氣的活，養(yǎng)家糊口。

　　在白大舌頭被捕、坐牢的關頭，足智多謀、同時也是主要見證人之一的大肚子也幫不上忙，因為大肚子自己也落了難。他三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三次被莫名其妙地釋放（邪門的是，他每次被捕，我都在場）。在看守所里，他經受了多種多樣無產階級專政的折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包括大熱天正午烈日下，頭頂一盤水跪在水泥地上“反省”，水盤翻倒了就再加一個鐘點；
把他的一只手同另一個犯人的手鎖在一起，讓他們吃、睡、拉、撒都難伺候自己；
二十四小時對他的“號子”（即小間牢房）播放高音喇叭，或者二十四小時在他的號子里亮著五百瓦的大燈泡，讓他發(fā)發(fā)神經病。

　　大肚子反反復復被抓被放，也是宣城的專政部門趁心跟他玩“貓捉老鼠”的把戲：明明搜集不到他該坐大牢的證據——他雖然是我們紅衛(wèi)兵的武衛(wèi)隊大頭目，不過并沒有親手打死打殘過人，也就是沒有血債、沒有債主——，但卻恨透了他，要讓他嘗嘗“沒有終結的恐怖比恐怖的終結更恐怖”的滋味。此乃是因為“公檢法”系統在1966年夏至1967年冬期間，是屬于對方�；逝申嚑I的，經常被我們這一派沖擊，幾個主要的干部也被我們戴高帽、掛牌子、游街和批斗過。用他們日后私下里的話說，“我們專政系統的人，從來沒有給人當猴子玩過，你玩我，能讓你白玩？等到老子收拾你的那天，就要你大開眼界了�！�

　　說白了，還是報復：被毛澤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號召鼓動了的造反派造過反的“專政機器”，同樣憑著毛澤東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的號召，報復那些造了他們的反的造反派頭頭。1969年下半年宣城處于軍事管制之下，老“公檢法”系統的干部就專司臨時看守所——一處位于宣城北門長街中段的大院落，四周高高的、憂郁的灰磚墻，那里成了我們眾多紅衛(wèi)兵頭頭和骨干分子的“學習班高級階段”。“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是毛式政治智慧的精妙體現——不循任何法律程序把人抓起來、關起來，進行期限不確定的心理的、肉體的多維度懲罰，而又不冠以“監(jiān)獄”的惡名。

　　“學習班初級階段”的所在地便是我們宣城中學第二教學大樓的樓下大教室，可以容納二三十張上下鋪雙人床，我們這一派紅衛(wèi)兵的頭頭和骨干分子四十多人都住、吃、“學習” 在里面�！皩W習”的內容就是每日每時沒完沒了的檢查交待：在過去的兩年武斗期間，有沒有打砸搶抄抓、沖擊軍事禁地、搶奪槍支彈藥、劫取國家機密、組織大規(guī)模武斗、殺人放火放毒？其實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這些都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們——特別是林彪和江青——前兩年號召我們干的，現在又反過來對我們秋后算帳。

　　每天清早我們就得起床、點名、排隊、上操，然后就是一整上午、一整下午外加夜晚幾個小時的“學習”。每隔兩三天，通常是上午十點來鐘或者下午三點來鐘、正值我們學習班成員精力充沛之際，就會有軍事管制小組和看守所的軍警人員來到我們學習班門口，學習班的班長——實為監(jiān)管我們的人——一聲緊急集合口令，學習班成員們必須放下手頭的所有東西，跑步出教室來到樓前的小操場上排列成隊。這時刻從看守所來的原“公檢法”干部就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大聲地、緩慢地念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的最高指示，經過縣無產階級專政部門的查證，報縣軍事管制領導小組的批準，特此宣布對壞頭頭（或打砸搶抄抓骨干分子）某某某實行隔離審查�！贝藭r立刻就會有如狼似虎的三、四個“公檢法”人員搶進我們的行列，抓住被點名的那個人的頭發(fā)，反扣他的雙手在背后，推搡出行列。扭轉他的身子，面朝向我們，來的警員拎起手中的紅白相間的一公尺多長的大棒，一個橫掃將他擊跪在地，帶上手銬。與此同時學習班班長帶頭呼喊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震天的口號聲中，人被跌跌撞撞的帶走。

　　所有這套程式，對我們紅衛(wèi)兵小將實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黑色幽默的極至高度。在過去的兩年多里，我們每天每日就是用這樣的程式對走資派們（包括那些“公檢法”系統的頭頭腦腦）作革命專政的——當時稱之為“刮十二級紅色臺風”，或“紅色恐怖”；
現在對我們這幫紅色恐怖的先鋒部隊實施同樣顏色的恐怖，一點不改，一絲不茍，真是妙極了！我們學習班開辦之初，有四十余人；
就這么每隔兩、三天被提走一人，誰也不知道人被提走的詳細緣由，誰也不知道提走以后會發(fā)生什么，誰也不知道誰將是下一個被提走的�！�—沒有終結的恐怖，遠勝過恐怖的終結，法國大革命陰影下的雨果之言，不虛矣！

　　一個半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到末尾，我們“學員”里面少了十幾個人，剩下的每個人少了十幾斤肉。我們那一幫人對中國政治、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之悟察洞悉，在“學習班”期間有了突飛猛進。

　　還是江青說的到位

　　真正把文化大革命發(fā)動者的深層動機和這場革命自身內在的動力學一語點破了的，還是江青。她在“文革”一開始，就著手系列地迫害那些1930年代在上海演藝界比她有名、有錢、有地位、讓她吃過肉體或精神虧的男士女士們。演藝界里她最想干掉的人之一，是孫維世；
孫是周恩來的干女兒，中共那一代里有名的美女和才女。她非但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底細，瞧不起江，而且據說1946年孫剛從蘇聯留學回國后，便被毛澤東看中且染指，是江青的多重意義上的敵人。1967年秋天武斗高峰上，江青對林彪的夫人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孫維世于是被葉群動用空軍部隊秘密抓捕關押，一年后不明不白的慘死獄中2。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的一場大會上評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
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
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绷直雽Υ诉M一步展開：“壞人斗壞人，這是‘以毒攻毒’”3。

　　這兩位對“文革”中各色人等相互打斗報復的精彩評說，大概都是摸透了毛澤東的心路思路。1966年北京和全國的“紅八月恐怖”的廣泛打人狀況傳到毛那兒后，毛的議論便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
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
好人打好人誤會”4。當時官方文件稱江青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稱林彪為“毛主席最好的學生”，真不是拍馬屁；
他們兩位對毛發(fā)動“文革”的心機和動機，確實理解得格外準確。

　　革命就是報復

　　我終于達到“革命就是報復”的普適性的理智認識，要歸功于一條后來查無實據的新聞報道。1989年六四慘案之后的頭一、兩個星期里邊，各種各樣的謠傳飛滿天下。某一日我從美國的一家英文媒體上讀到，四川、重慶赴北京游行示威的大學生們被從天安門廣場清場趕出京城后，悲憤于他們的同學和平情愿卻挨殺被捕，立志要報仇雪恨，于是星夜趕回四川，欲去鄧小平的故鄉(xiāng)廣安挖掘鄧家的祖墳，這么干的理由是：“你老鄧下令殺大學生，讓別人家斷子絕孫，我們也要刨你的祖墳，讓鄧家斷子絕孫。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條報道寫得有聲有色，令人讀來始而血脈賁張，繼之毛骨悚然——到了二十世紀的末尾，中國統治集團中最具世界視野和大歷史感的改革總管鄧某人，與中國社會里思想最激進、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學生，在血仇報復這一點上，卻是那么的心心相印！

　　以后的幾個星期里，我一直密切關注著英文中文媒體對這條消息的追蹤報道；
奇怪的是，猶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了音訊。我揣摩，那篇英文報道當是洋人記者基于在中國的現場采訪參加學潮的大學生而寫成，因為那種刨祖墳報仇雪恨的觀念是典型的、地道的中華傳統的，非洋人所有。發(fā)了那種豪言壯語的大學生，可能說時有意，到了行動的時候或許就沒了膽；
或者有膽量也沒機會——鄧家祖墳乃是龍脈所在，豈是不設防任你外人可進可出可動土可移石的？

　　把所有這些可能性考慮進去，仍然改變不了那篇報道所透露出的歷史深層訊息——革命就是報復。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乃至社會底層的賤民們，利用了紅色始皇帝毛澤東“對走資派造反有理”的圣旨，報復了自1949年10月以來一直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紅色官僚特權階層（此前，任何這類犯上的言論和行動，都會遭到及時的鎮(zhèn)壓）。鄧小平作為這個階層的最高首領之一，不但自己丟職喪權、受了諸般凌辱，他的基本上無辜的大兒子也被折磨成終身殘疾。1989年5月底至6月初，鄧小平報復了膽敢再一次要掃除官僚階層的制度性特權的大學生——在他們的口號和行動上，鄧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了的那幫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的幽靈再現。

　　旁觀者清

　　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那個冬天，我在哈佛文理研究院宿舍的原來同樓層的好友Blanford Parker ——他是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公認的過去十幾年里最優(yōu)秀的研究生6——忽生奇想，要與我合作一本英文書，敘述我自幼年起一直到進入美國為止的經歷。我們在飯后飲余（他滴酒不沾，但每日飲胡椒味可口可樂的消耗量是我飲啤酒量的三到四倍），談論我的經歷跟他這樣同年齡美國人的經歷之差異時，他每每感嘆：在他們聽來，我1980年代以前在中國的生活境況，是屬于西方工業(yè)革命以前的那些時代才可能有的事情。所以他覺得眾多的美國讀者一定會對這本傳記感興趣的。我們把書名都初擬好了，叫作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我告訴過他，我的祖父祖母是偏僻之極的鄉(xiāng)村里貧賤之極的農民，活了一輩子只有姓，沒有名。

　　每星期有兩個下午，我倆在火爐旁坐下來，準備那本傳記。我口述，錄音機轉動，他隨時提問，發(fā)掘細節(jié)，理順故事的脈絡，一共錄音了將近四十盤磁帶（每盤六十分鐘）。他主張：我們的書就從1989年六四事件后四川籍大學生誓言要去鄧小平老家挖掘祖墳的報道起頭，因為——他解釋說——，這個情節(jié)最具有古典希臘史詩和悲劇的意涵及韻味：它用“復仇”這一人類最本能、也最強烈的動機，把文化大革命同“文革”以前中國的政治社會不公，與“文革”以后的中國政治陰謀和搏斗，天衣無縫地貫通一體。

　　還是旁觀者清。他對中國當代政治斗爭在“革命”的大纛之下演繹出的一幕又一幕，比許多的中國問題評論員——黃皮膚的或者白皮膚的——，看得都要明白。

　　收入丁學良 《液體的回憶》（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增訂版 新章節(jié)

　　作者為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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