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默耳德國和蘇聯(lián)的書報檢查制度

　　一

　　蘇聯(lián)的文化審查始于一九二零年，國營出版社獲得政府授權，可以檢查\"不潔\"的書稿，以免漏網(wǎng)排印。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正式成立，擬定了一份禁書名單，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開的禁書，后來則包含所有公眾不宜的出版物。一九二三年，國家劇目管理總局成立，負責審查所有上演的戲劇作品。一九三六年，以上兩局直接聽命于蘇共中央，蘇聯(lián)各地并設立相類的地區(qū)機構。截止一九三九年，蘇聯(lián)的文化審查機關已有六千多名雇員。

　　\"榮登\"黑名單的禁書，無論本國還是外國作品，都一概沒收，交與NKVD（即人民內(nèi)務委員會）封存。若禁書印數(shù)太多，就大量銷毀。一九三八與三九年間，就查禁了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冊，超過二千四百萬本\"有害書籍\"化為紙漿。不獨如此，審查官還深入各個圖書館，仔細翻檢各類書籍，用墨水將被貶黜或失寵的人名抹去（這一做法，筆者兒時翻讀紅色中國一些讀物，亦曾見識且難以忘懷。譬如文革前出版物內(nèi)的諸多人名，因為其人已在文革中打倒，名字亦被革命群眾用墨水涂污或打上紅叉）。

　　蘇聯(lián)審查官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九三四年十月某日，某地集體農(nóng)莊一份期刊被發(fā)現(xiàn)違禁內(nèi)容，審查官立即出動，務必要將流入市面的一千九百份期刊\"捉拿歸案\"。他們的戰(zhàn)果如下：在農(nóng)莊郵局沒收一千五百零七份，在報攤沒收三百份，另外五十份被發(fā)現(xiàn)用作墻紙，再有十二份被人拿來當廁紙。糟糕的是，還有十一位訂戶拒絕交出，這些覺悟不高的公民，隨即受到有關方面正式警告。

　　領袖像是審查重點。印在紙上的斯大林像，必須對著光線詳察，免得背面重疊了褻瀆內(nèi)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有位審查官寫信到莫斯科，說某份小冊子的領袖像，其衣袖處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隱隱約約橫跨偉大領袖的胸膛。

　　一九三五年，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發(fā)令，名為\"關于維護俄羅斯語言純潔性的斗爭\"。斗爭的對象，包括\"粗鄙用語與咒語\"等。\"娼婦\"這個詞不能講了，精簡為一個字母，到了四十年代，干脆刪掉了事。書籍中凡是涉及性器的詞匯都得除掉。俄語中有個\"粗俗\"單詞khren（辣根，乃一種植物），語含雙關，影射男人那話兒（chlen），結(jié)果亦被揪出來就地正法。

　　二

　　比起蘇聯(lián)，德國的查禁主要集中于猶太人著作與 \"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等非我族類的文化產(chǎn)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十日，德國經(jīng)歷了四個星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一運動，知之者甚多，此次無需贅述。運動的高潮，乃最后一日柏林、慕尼黑、布雷斯勞、法蘭克福、德累斯頓等地轟轟烈烈的焚書\"嘉年華\"。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位德國作家Oskar Maria Graf，因為自己的著作沒有列入第一批禁書名單而深感憤怒，還向當局強烈抗議。劇作家布萊希特曾有一詩述其本事，這里援引如下：

　　當這個政權，下令有害的書本

　　都要公開焚毀，從四面八方

　　一輛又一輛的牛車，被迫載滿書籍

　　來到火堆前。一位流亡的作家

　　最好的作家之一，審視

　　那份焚書名單，他驚訝的發(fā)覺

　　自己的著作不在名單之列。他滿腔憤怒

　　沖向書桌，寫信給那些當權者

　　把我的書也燒了吧！他奮筆疾書，把我的書也燒了吧！

　　難道我的書

　　講述的不是真理？

　　一九三四年，德國當局關閉了一千家報紙，另有三百五十份自動停業(yè)。德國所有文學藝術出版物，都要接受審查。通過審查的出版物，扉頁要有如下字句，譬如某某機構對本出版物的出版不含異議（筆者正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其中講到陸定一、胡喬木協(xié)助毛改組延安《解放日報》，確立毛氏新聞學原則，實在與蘇聯(lián)德國做法相類。反用托翁的話：所有不幸的國家都是一樣的，而幸福的國家各有各的好——蓋因選擇多也）。

　　三

　　蘇聯(lián)官方不喜爵士樂。三十年代早期，爵士樂就被視為文化顛覆。隨著爵士樂起舞，亦為墮落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之一。可是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誘惑太大，官方不得不讓步，成立國營爵士樂團，但只允許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廳曲目，或是改編自俄羅斯民歌的音樂。一九四五年以降，爵士樂因為冷戰(zhàn)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更是罪加一等。到了一九四九年，蘇聯(lián)薩克斯風的生產(chǎn)與銷售皆為非法（國家社會主義德國亦不喜歡爵士樂，一九三五年就禁止電臺播放。德國的舞廳亦有\(zhòng)"潔本\"爵士，但只能用小提琴與大提琴演奏。至于當代，聲稱Holocaust為神話的伊朗\"憤青\"總統(tǒng)，有禁止國家電臺播放西方\"頹廢\"音樂的奇舉，可與前人媲美）。

　　早在一九一九年，蘇聯(lián)就開始發(fā)展廣播業(yè)。一九二四年，電臺節(jié)目與播音時間趨于固定。一九三三年，蘇聯(lián)有六十個電臺，一九四零年，發(fā)展到九十個。在此同一時間，政府許可的收音機數(shù)量穩(wěn)步增長，由一百三十萬臺增加到七百萬臺。為貫徹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官方文藝方針，電臺節(jié)目主要包括音樂（約占所有節(jié)目的四分之三）、經(jīng)典文學與戲劇朗讀、政治教育等等，由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監(jiān)控。

　　德國的廣播始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三年，全國有多家小型地方電臺，主要由帝國廣播協(xié)會監(jiān)管。希特勒上臺后，宣傳部長戈培爾將此權力集中于自己手下。一九三三年七月，帝國廣播協(xié)會歸宣傳部屬下之廣播局管理。全德所有地方電臺，都要接受內(nèi)政部監(jiān)管，各電臺還需專設一文化委員會以監(jiān)控廣播節(jié)目。國家社會主義的廣播方針，用某位官員的話說，即廣播乃宣傳工具，可以塑造德國的國民性與意志力。

　　與蘇聯(lián)類似，德國電臺的節(jié)目約七成亦為音樂，并以古典與輕音樂為主。為使廣播走進千家萬戶，傳達黨和政府的聲音，當局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大量生產(chǎn)一種廉價收音機，名曰\"人民收音機\"（第一個型號為VE301，乃紀念一月三十號元首登基的大喜日子，售價七十六馬克）。一九三九年，更為廉價的新品出現(xiàn)了，它比VE301小巧，只需三十五馬克。一九三三年，德國的收音機數(shù)量為四百五十萬臺。一九四一年，增至一千五百萬臺（說起蘇德兩國的廣播，筆者想起最近看過一部關于北韓的紀錄片。平壤的公寓樓，每家每戶都有預置的收音機。說是收音機，其實就是掛在墻上的擴音器，因為根據(jù)紀錄片解說，那是不能關閉的，最多只能調(diào)低音量。這樣的管制，實在不如以前的中國，雖然當年中國與希特勒德國與斯大林蘇聯(lián)一樣，收聽敵臺都是反革命行為，但中國政府并未連短波收音機亦一并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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