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瑞·布贊：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日關系與中美關系

　　【內(nèi)容提要】 作者從這樣一個論點出發(fā)，即中國 “和平崛起”的良好戰(zhàn)略理念是否正在得到充分地執(zhí)行。關于如何有效地實施該戰(zhàn)略，有3 個問題橫亙其中：中日關系、中國臺灣問題及對臺政策給“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國際含義，中國在對構建什么樣的國際社會這一問題上保持沉默。作者的主要觀點是，上述問題（尤其中日關系的惡化）給美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超級大國地位帶來極大的好處。中國所奉行連貫一致的“和平崛起”戰(zhàn)略將提高其對大國地位的要求，這一戰(zhàn)略不僅使中國在所處的地區(qū)擁有一個良好的位置，而且還給予中國強有力和相對安全的優(yōu)勢去應對美國。

　　【關鍵詞】中國；
日本；
中國臺灣問題；
美國；
和平崛起

　　本文擺脫了大部分美國人的敘述角度。首先，筆者把“主要國家”區(qū)分為超級大國和大國。其次，筆者不僅考慮到物質力量及其分配，而且還考慮到這些主要國家的政治特征以及這些主要國家所創(chuàng)立的國際社會類型。未來的世界政治可能有3 種主要格局：延續(xù)目前一超多強的格局；
重新出現(xiàn)一種不止一個超級大國的格局；
或者出現(xiàn)一種無超級大國而只是由諸大國所構成的體系。無論在哪種格局里，中國都將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是現(xiàn)存格局不變，那么中國是諸主要大國之一；
如果出現(xiàn)不止一個超級大國，那么中國是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主要候選者；
如果沒有超級大國，各個地區(qū)將比整個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更加至關重要，在這樣一種世界里，中國同樣是諸主要大國之一。

　　無論采取哪種途徑，中國都是這番敘述的重心，但也是最大的疑問，與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相比，更是如此。因為上述國家和地區(qū)的軌跡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但是20 年后中國會是怎樣卻難以估計。中國驚人的物質增長是會不間斷地繼續(xù)下去，還是在危機中失敗，或者經(jīng)受挫折和延遲？中國將能夠維持多久目前中國特色的市場經(jīng)濟體系以及其所蘊含的眾多矛盾？它的國內(nèi)政治及社會生活會遵循什么樣的道路？除非我們設計出一系列可行的、覆蓋廣泛后果的格局，否則回答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中國正處于快速變化之中，并伴隨著龐大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力量上的釋放。關于這一點，筆者可以肯定地說，20 年后的中國看上去將會不同于它的現(xiàn)在。因美國是最強有力和最具影響的主要角色，在許多方面處于這個敘述的中心，但是中國也處于中心，因為它未來的能力、角色以及政治特征是最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是局外者如何理解中國“和平崛起”戰(zhàn)略的一個因素。

　　在思考中國“和平崛起”的戰(zhàn)略方面，人們還需要考慮到：一個大國在21 世紀獲得成功的原因已經(jīng)與過去發(fā)生了變化。在過去，諸大國通過成功地操縱聯(lián)盟和使用武力去施加它們的意志并展示它們的地位。而現(xiàn)在，一個真正成功大國的標志，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夠在多大范圍內(nèi)和多長時間里維持它根據(jù)自身及世界需要所創(chuàng)立的安全共同體，也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共享的價值和穩(wěn)定國際秩序。在這方面，美國推行市場及多邊主義的戰(zhàn)略曾在20 世紀后半葉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如今華盛頓仍在靠著那種投資收益過活著。不過，美國政策在過去的10 年里已經(jīng)偏離了這種戰(zhàn)略，變得更加單邊主義，并對它自身多邊主義傳統(tǒng)中的許多方面進行了攻擊。這種錯誤轉向的后果不僅可以從在中東的災難中看到，也可以從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尊嚴、信譽和影響力遭到廣泛的喪失中得到體現(xiàn)。相比之下，中國的“和平崛起”戰(zhàn)略似乎意識到這種新的現(xiàn)實，并且與這種新現(xiàn)實相吻合。不過，作為一個局外者（而且是歐洲的局外者）角度談論中國關于國際關系的辯論，筆者發(fā)現(xiàn)有3 個重要問題需要給予回答，然后“和平崛起”才可以無愧于這種稱呼：

　　1.維持中國和日本之間敵意和刻薄的政治關系服務于誰的利益？

　　2.中國崛起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將是什么？

　　3.如果中國目前的“和平崛起”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中國對自身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看法是什么？它愿意看到一種怎樣的國際社會？

　　一 中日關系

　　就像俄羅斯、印度和早先的德國一樣，中國無法回避地區(qū)政治。中國的全球地位決定性地取決于它與它的周邊是何種關系。在東亞內(nèi)部，目前為止最重要的關系乃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系，這不僅因為它們是該地區(qū)兩個最大的國家，還因為日本是確保美國作為一個外來力量在東亞具有強大地位的關鍵因素。過去的陰影沉重而消極地落在中日關系上,這不是什么秘密。盡管兩國有著相當重要的經(jīng)濟牽連，但是它們的政治及社會關系卻不那么融洽。中國沒有忘記或原諒日本在1895~1945 年間對它采取的侵略行為，并將它作為自身民族主義敘述的一部分。日本似乎也不想過多考慮這個問題，其領導層仍然不敏感于他們的一些行為所帶來的后果，即其鄰國仍然保持著清醒的戰(zhàn)時記憶。日本與其鄰國似乎都不特別在意它們之間的關系處于這種充滿危險的狀況，而且目前雙方均沒有想采取任何重大努力去化解這一問題的主要舉動。正如法國和德國所揭示的那樣，即使是一部充滿敵意和入侵的漫長歷史，那也并非說這種歷史一定要把一種糟糕的關系無休止地延續(xù)到未來。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并非注定它們就是敵對的。但它們至今還是選擇以這樣一種方式去敘述它們的歷史，使那種敵意的關系揮之不去，不過，它們的確還有其他的選擇。對于存在著各種選擇這一事實，人們很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中日雙方保持敵意有助于誰的利益？它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諸后果是什么？

　　顯而易見，在中國和日本均存在著一些既得利益，它們可以從這種現(xiàn)狀中獲得好處。在中國，執(zhí)政黨似乎有效地利用在抗擊日本侵略中國時期這段歷史中它所起的重要作用，來鞏固其合法性。鑒于執(zhí)政黨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變化了它最初的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權力），因此，它的確需要這類政治資源，并利用這類政治資源將更為廣泛的對日情緒置入民族主義的大眾理解中。在日本，那些贊成繼續(xù)與美國保持關系的人和那些想把日本看做是一個更為“正常”國家的人，可以從把中國描述為一種“威脅”中獲得好處。也許，還有一種情形，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大眾理解，因明確遭遇到日本歷史問題而受到干擾——恐怕還是相當嚴重的干擾。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種現(xiàn)狀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國。不夸張地講，美國在東北亞的整個地位——以及就它在全球聲稱是惟一的超級大國而言——取決于中日之間緊張關系的維持。這種緊張關系可以為美國在日本保留軍事基地以及日本愿意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附屬伙伴而正名。與美歐關系一道，美日聯(lián)盟是美國聲稱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兩個基石之一。美國的社會關系——以及其他主要權力中心的歐洲和日本與它保持緊密聯(lián)盟關系的事實——與美國被認為在軍事能力方面具有優(yōu)勢同樣重要 （如果說不是更重要的話）。就迅速部署高新技術軍事力量而言，美國聲稱物質上的相對優(yōu)勢似乎頗有道理，但就經(jīng)濟實力、一般的高新技術以及美國日益大肆吹噓的“軟力量”而言，則遠沒有給人留下印象。這里的關鍵是，美日聯(lián)盟不僅涉及美國在東北亞的身份，而且還涉及它在世界的身份及地位。

　　在這種情形下，鑒于中國經(jīng)常的陳述渴望看到一個更為多極的世界，這種表面上的不在乎令人頗有些吃驚——以這種不在乎的方式，中國與日本的關系持續(xù)惡化。倘若中國想為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確立一種地位， 那么，它首先不得不穩(wěn)定與周邊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上，改善與日本的政治及社會關系乃是中國應予以最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在軍事領域保持低調(diào)、在政治上挑戰(zhàn)美國的最有效途徑。的確，穩(wěn)定與周邊的關系所獲得的回報可能是巨大的，它將證明中國采取一種重要而公開的主動行動去扭轉它與日本的關系是正確的。這便要求中國主要朝前看，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主要朝后望，它還要求中國做好打長期牌的準備。扭轉中日關系可能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是不容易的。這兩個國家應該共同尋找一種途徑，要么把歷史留給過去但繼續(xù)它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要么對曾給雙方帶來“榮”與“辱”的歷史進行一種妥當解釋的建構。這是中國向它的周邊及世界進行展示的機會：它的崛起力量是良性的，它已經(jīng)變成一個足夠強大和足夠智慧的行為體，從而能夠在朝著改善地區(qū)及世界秩序方面采取重要的政治主動。相比之下，這種持續(xù)存在的中日敵意關系將損害其“和平崛起”戰(zhàn)略的可信度。

　　二 中美關系

　　中國與日本的關系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關系的本身，還因為它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不過，有兩個附加的核心問題明確擺在中美之間：中國臺灣問題以及美國在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所陳述的意圖（即反對任何對它作為惟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zhàn)）。

　　臺灣問題仍然是使中國不可預測的另一個因素。只要中國繼續(xù)把它看做是一個別國無合法發(fā)言權的純國內(nèi)問題，那么，一種由“諸事件”和誤解而可能導致戰(zhàn)爭的“危險”便存在著。臺灣問題幾乎是這個地球上能夠迅速在主要大國之間引發(fā)戰(zhàn)爭的最后政治問題。因此，它仍然是中美關系中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危險點，而且對全世界來說，也是中國聲稱正在“和平崛起”方面的一個問號。中國為自己在國際政治中打著一個長期的牌而引以恰當?shù)淖院�，而且它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有所作為。這個世界的某些個別國家似乎沒有準備接受臺灣地區(qū)是一個“純中國國內(nèi)問題”，中國需要逐漸獲得更多的信心，即它自身的發(fā)展以及海峽兩岸日益緊密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將最終會以可接受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依靠那種強迫完成這場革命的想法，對“和平崛起”的目標起相反作用。隨著中國內(nèi)地和臺灣地區(qū)的政治及經(jīng)濟形態(tài)變得更加相似，這種想法將變得日益無意義。

　　當然，美國把中國作為挑戰(zhàn)其惟一超級大國地位的一個“同等競爭者”而轉向反對它，這個難題與海峽兩岸之間、中日之間所發(fā)生的事情相關聯(lián)，但是該難題也有其自身不同的動力。這里需要思考的一個有趣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既崛起又避免被美國將其作為一個挑戰(zhàn)者加以對待。需要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世界會如何對待一場中美對抗，如果美國為了捍衛(wèi)自身的單極地位而尋求這種對抗的話，那就更需要思考這一問題了。筆者認為，美國在過去的5 年里非常成功地推行著全球反恐戰(zhàn)爭，將反恐戰(zhàn)爭作為對自身和對大部分世界的一種安全化進程。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國家一直巧妙地將它們自身的局部難題與這種廣泛的政治構架聯(lián)系起來。

　　然而，自從冷戰(zhàn)結束以來，華盛頓一直強烈擔心中國會崛起為超級大國并成為美國的同等競爭者，這已不是什么秘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崛起會變得更為現(xiàn)實。不難想像的情形是，對中國的關切會在美國國內(nèi)變成一個主要的安全化問題，并使全球反恐戰(zhàn)爭退居到后臺。單憑中國日益增長的物質能力而不去考慮海峽兩岸關系以及中日關系如何發(fā)展，它就是有可能發(fā)生的。如果就地區(qū)和世界而言，中國已經(jīng)“和平崛起”，那么，一種純粹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美國對華采取敵視，不會在世界上引起什么同情或支持。只要中國以這種方式進行它的崛起，不“威脅”它的周邊或國際社會的一般穩(wěn)定，那么美國以外的許多人的確會歡迎這種崛起。歐洲有可能無所謂，許多國家（譬如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法國和馬來西亞）均支持有關多極的言論，將它視為它們所偏愛的權力結構，并以此反對美國作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假如日本不感到中國有“威脅”，那么，美國對華敵視會把日本拖入一場美中冷戰(zhàn)的前線，并迫使日本竭力考慮它與美國關系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扮演得巧妙，中國的崛起也許似乎只“威脅”到美國，而不是“威脅”大部分其他國家。除非中國以這種方式崛起“威脅”到它的周邊，否則，中國不會給一些國家制造某種安全化借口提供口實，譬如像美國與其他國家所一起分享的那種冷戰(zhàn)或全球反恐戰(zhàn)爭的安全化。

　　三 中國的“和平崛起”之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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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許多方面講，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理論。它表明，在向占主導的西方地位發(fā)動激烈的修正主義挑戰(zhàn)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中國從德國、日本和俄羅斯那里汲取了歷史教訓。通過深化它對國際社會機制尤其是市場機制的融入，中國不僅自身獲益，而且也給意識形態(tài)降了溫。除非繼續(xù)教條式地堅持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競爭造成帝國后果的理論，否則，一個崛起的中國不可能與美國重演冷戰(zhàn)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此外，通過利用市場，中國向西方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挑戰(zhàn)，在它自稱堅持自由經(jīng)濟原則和它在執(zhí)行這些原則中的實際做法之間，保持著一種最低限度的差別。通過維持一種防御性的而且主要是地區(qū)性的軍事策略，中國既從它自身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中獲得好處，又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的舉止中獲得好處。除了臺灣問題和與日本的關系問題之外，中國政府的對外及軍事政策在處理棘手問題方面表現(xiàn)出色。

　　不過，“和平崛起”理論中的主要薄弱部分（或者說缺失的成分）是崛起之后會發(fā)生什么。懷疑論者和現(xiàn)實主義者（在中國和美國均大有人在）會說，中國一旦崛起，將會謀求在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就像美國已經(jīng)所為和正在所為的那樣，而且就像他們預料任何超級大國會做的那樣。于是，他們會把“和平崛起”看做是一個旨在蒙蔽世界的“騙局”，當中國崛起到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的程度時，那么，其他國家再想制止或遏制它則將為時已晚。筆者不贊成這種“中國威脅”論學派，在布什政府令人可怕和無能的表現(xiàn)之后，筆者傾向于認為，如果美國更多地受制于多極權力分配，那么，國際社會將變得更好。不過，筆者倒認為，關于中國崛起之后會發(fā)生什么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恰當?shù)�、有必要回答的問題，它需要獲得比得到其答案更多的東西。除非它的確獲得一個答案，否則，對中國長期意圖的各種猜疑將仍然存在著，這些猜疑會使得它的“和平崛起”變得比它所需要經(jīng)歷的更加艱難。

　　對于局外者來說，由這個問題所表現(xiàn)出來的難題因不能確定20 年后中國會是怎樣而被放大。目前這種市場經(jīng)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結合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這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混沌給中國將去何方提供了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jīng)在追求“和平崛起”，并將自身適應于國際社會更為廣泛的現(xiàn)存制度中。從全球來看，中國外交在大部分全球管理事務中保持著一種低姿態(tài)，只是當中國的利益被認為直接有關時才反應強烈，從某方面講，它沒有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中起主要作用。甚至在地區(qū)層面，中國舉棋也極為小心謹慎，在處理朝鮮問題上不充當領導角色，并使自己參與主要由東南亞聯(lián)盟所制定的地區(qū)制度中。筆者并非說在發(fā)展過程的這個階段這種謹慎一定是錯誤的或不適當?shù)�。不過，中國的相對被動無助于其他國家了解其愿意推動一種什么樣的世界秩序。除了有關提倡一個更加“多極”世界的含糊想法之外，中國想在地區(qū)和全球層面上愿意看到一種什么樣的國際社會，并成為其中的一個主要部分，這似乎并不明確。中國的崛起真的只是適應一種主要受西方所啟發(fā)的世界秩序嗎？還是有更多的東西要提供出來？它是偏愛一種更加以地區(qū)作為基礎的世界呢，還是想在全球性的管理方面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如果是后者的話，那么,它想推廣什么樣的價值？這些價值如何與現(xiàn)存的秩序相協(xié)調(diào)？這些問題可以而且應該被那些支持國際關系“中國學派”發(fā)展的人所闡述。

　　四 結束語

　　寫到這里，讀者們可能會對筆者上述要求中國采取所有的舉動并做出所有的讓步提出異議。這是正確的，其理由在于筆者在有關是什么造就一個21 世紀成功大國方面所開啟的觀點。中國的“和平崛起”戰(zhàn)略有機會利用美國的錯誤，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中國自身必須說明那些看上去對它的“和平崛起”構成損害或與其相矛盾的難題。在當今世界里，一個成功大國的明確標志是，它應該向外界展示它具有能力在一種它所協(xié)助創(chuàng)設的共享規(guī)則及制度的框架內(nèi)施展和限制自身力量。中國已經(jīng)沿著這條道路取得一些進展，不過它還需要更深入下去。假如海峽兩岸關系和中日關系把中國推入采取過時的、產(chǎn)生相反結果的大國行為中（就像最近美國所表現(xiàn)的那樣），那么，它將是一個悲劇。如果這種“和平崛起”將是一種長遠的成功，那么，中國必須采取所有必要的做法，將它與周邊的關系建立在一種和平的基礎上。這樣做不是一種不光彩的屈服，而是一種思想解放的攀登，一種超越歷史的崛起，一種展示中國實現(xiàn)當代偉大的強有力方式。對中國來說，“和平崛起”是一項正確的戰(zhàn)略，不過，為了使其奏效，中國應該更深入、更始終如一地應用它。

　　注釋：

　　*本文是巴瑞·布贊在其所著《美國和諸大國：21 世紀的世界政治》（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文版前言的基礎上重新修改而成，文章標題為譯者所加。該書已由劉永濤博士譯成中文，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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