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回到傅斯年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發(fā)展，從整體上看，是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一統(tǒng)天下的。說它一統(tǒng)天下，并不意味著其他學派絕對沒有生存空間，而是說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主流的“史料學派”，從一九四九年以后基本上被人為地阻隔了。這種阻隔，對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成名的史學家來說，它的傷害只是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不能按照他們已有的史學訓練來做研究，但對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開始學術生涯的史學家來說，在他們的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就受制于單一的史學訓練，這使他們很難在學術上達到前輩學者那樣的境界。這也就是為甚么“中國現(xiàn)代學術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史學界開始反省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學術上的失誤，到了九十年代，已經(jīng)開始向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起步階段回歸，其主要特徵就是：回到傅斯年。

　　傅斯年的史學觀，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爸灰�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彼�和史語所同仁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工作，現(xiàn)在看來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史語所作為一個現(xiàn)代學術集團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訴我們，史語所雖然是一個國家體制化的研究機構，但因為他們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學研究最基本的學術規(guī)律，所以他們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里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驚人的。那一代史學家的誕生和成長，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新格局。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直到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的“史料學派”，本來已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但因為后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被馬克思主義史學一統(tǒng)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訓練的學者不能在學術上再做出更大的學術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訓練走上了歧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呂振羽），由于早年的訓練還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所以他們早年的研究還可以說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稍后的吳、尹達、吳澤等學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他們后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以后，則退步了；
至于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華崗、胡華、胡繩、何干之、劉大年、張如心等，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現(xiàn)在看來很少能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

　　一九四九年以后，對于資產階級史學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批判胡適和傅斯年的史學思想，而且都是從批判"史學就是史料學"下手的。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新建設》雜志曾發(fā)表過一篇〈批判傅斯年的反動的史學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傅斯年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文瑾認為：“這些舊史學留下的污毒，隨時都在侵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陣地，使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工作不能很好開展起來，并阻礙著科學隊伍的更快成長。為了史學工作的大躍進，我們必須大破大立，把資產階級的史學研究方向徹底搞臭，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開辟更廣闊的道路�！�

　　同年第十二期《新建設》雜志又發(fā)表了胡如雷的《廓清陳寅恪先生資產階級史學觀點的不良影響》。胡如雷認為，全國解放以后，胡適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已經(jīng)威信掃地，但陳寅恪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在史學界還有影響�！澳承┤藢﹃愊壬�的迷信也還沒有破除，有意無意間對陳先生的所謂‘成就’進行宣揚，甚至渲染，傳播開去，流毒無窮！明乎此，則可更進一步了解，現(xiàn)在批判陳先生的學術思想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不僅對陳先生有極大的幫助，而且對今后史學界的健康發(fā)展，也將會起良好的作用�！蹦菚r馬克思主義史學已取得了不容懷疑的正統(tǒng)地位。五十年代初，作為國家體制化行為，中國科學院下設的歷史研究所，它的領導是以郭沫若、范文瀾為主要代表的；
一九五五年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當中，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天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差不多都成了學部委員，而顧頡剛卻被排斥在外。

　　那時對"史料學派"的批判是構造了一個“史料學派”沒有理論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以所謂“史料”與“理論”的輕重和“求真”與“致用”的矛盾為相互對立的假設，對前者進行了否定。其實這些問題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史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沒有理論的史料”，也根本沒有過“沒有史料的理論”。對“史料學派”的批判，目的就是不要史料。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一九四九年以后，史學界“一派獨興”、“五朵金花盛開”的局面才得以形成。那“五朵金花”，即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農民戰(zhàn)爭問題、封建社會土地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是建立在新史料發(fā)現(xiàn)的基礎上，而是先有了理論上的預設，在“規(guī)律至上”的觀念指導下，再去尋找史料以為證明�，F(xiàn)在看來，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大體可以說是浪費了幾代學者的才華，他們本來可以不在這些問題上進行糾纏的。比如像農民戰(zhàn)爭這樣的問題，假如沒有理論上的預設，稍有學術訓練的史學家都不會得出后來那樣的結論，特別是像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樣的事，只要舉出史料，他們的性質也就一望而知。

　　現(xiàn)代史學史證明，“史料學派”沒有排斥過馬克思主義史學，他們只是不迷信這些東西，他們對這種理論的使用范圍保持了相當?shù)那逍�。一九四五年，顧頡剛和童書業(yè)合撰《當代中國史學》，就對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郭先生應用馬克思、莫爾干等的學說，考索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書中雖不免有些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鳖欘R剛在該書的引論中還說：“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jīng)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說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史料學派“對史學理論”是非常重視的，他們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有非常清晰的分辨。一九四零年，顧頡剛在四川成都所寫的《史學季刊發(fā)刊詞》就深入論述過史料和史觀的關系。他說：

　　“故凡不受歷史哲學指導之歷史科學，皆無歸宿者也。夫考據(jù)之功無盡期，歷史哲學之建立因不必待至一切歷史考據(jù)完成之后，然必當建立于若干顛撲不破之考據(jù)上固無疑。觀各國新史學之發(fā)達歷程，均先賴考據(jù)方術之改進，而后有正確解釋之產生，知無史觀之考據(jù)，極其弊不過虛耗個人精力。而無考據(jù)之史觀則直陷于癡人說夢，其效惟有嘩眾愚眾而已。世之好為史學者，果欲納之于正軌且開浚其源頭乎，審定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務也�！�

　　顧頡剛是“史料學派”的主將，但他對歷史哲學的重視是非常自覺和清晰的。可惜像他這樣的學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已從主流退據(jù)邊緣了。

　　五十年代在所謂“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受到最大傷害的就是“史料學派”的歷史學家。一九五八年在全國高等院校開展的“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史料學派”。當時山東大學、中山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吉林師范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六所大學的歷史系學生給他們的老師寫了許多大字報。這六所院校的學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書業(yè)、陳寅恪、岑仲勉、劉節(jié)、徐仲舒等一流史學家。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還寫過這樣一首詩來諷刺他們的老師（見《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續(xù)輯，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九年一月）：

　　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

　　馬恩列斯毛，從來不問津。

　　報刊和雜志，當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筆大資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

　　史觀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論有啥用，史料學問深。

　　對于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長的史學研究者中很難出現(xiàn)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jīng)誤入歧途，他們已經(jīng)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并不是沒有史學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tài)的制約，使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邪路。像李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余秋雨、甚至姚文元，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

　　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道路是曲折的，繞了五十載，還得回到傅斯年，這是很讓人感慨的。

　　原載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二零零零年十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五一頁─一五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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