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政治體制改革：超越鄧小平

　　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日前有學者發(fā)表《政治體制改革：回到鄧小平》一文，指出“只有回到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理論，重新確立它的指導地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希望”。然而我認為，我國所要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僅是“回到鄧小平”，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超越鄧小平，超越鄧小平時代。

　　不錯，鄧小平同志確實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領袖和思想家，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執(zhí)政期間，為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立下了不朽功勛。他在經濟領域的改革思想與實踐有目共睹，舉世公認；
在政治領域，也提出過一些思路，進行過一些改革，然而相比如火如荼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要遜色，不僅如此，有些方面還存在不足甚至出現(xiàn)偏頗。所以，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判斷是：

　　一、理論上，鄧小平的改革思想總體是對我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修補，創(chuàng)新突破不多

　　我國政治體制的建立基礎一是蘇聯(lián)模式，二是毛澤東思想。蘇聯(lián)模式不用多說，人所共知。毛澤東思想方面，其實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有過許多關于國家政治體制的描述性著述，他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關于健全黨委制》、《論人民民主專政》、《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等等，都涉及到這方面內容。建國后，他的《關于政協(xié)的性質和任務》、《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同民建和工商聯(lián)負責人的談話》等等，所談論的也都包含有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不過遺憾的是，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體制藍圖大都停留于思想和理論層面，實際貫徹落實的并不很多。十年“文革”動亂，我國政治體制陷入一片混亂，政治體制的完善更無從談起。以后隨著撥亂反正，尤其是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社會有序化和改革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的矛盾開始顯現(xiàn)出來，建立在這種關系之上的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來。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任務、內容等思想理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所提出來的。但是綜觀這些思想或理論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除一國兩制、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兩項改革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外，其它都是在過去基礎上的進一步重申或強調。例如：關于民主政治，這是政治體制中的一個敏感話題，毛澤東其實在1939年就談到這個問題，而且思想解放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現(xiàn)在。毛澤東講：“ 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zhàn)中間，老百姓進步甚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雖然還沒有做得徹底。在那里，區(qū)長、鄉(xiāng)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保ā杜c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六十多年前邊區(qū)政府已開始民選區(qū)長、鄉(xiāng)長、縣長了，而現(xiàn)在包括鄧小平時代，有幾個是民選出來的？關于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毛澤東在1945年的《論聯(lián)合政府》中也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xiàn)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
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物，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笨梢�，《鄧小平文選》中關于政治體制改革要保持中國特色，體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的論述，在基本內容上仍然沒有離開毛澤東當年所指明的那一些，至于“權力下放、黨政分開、克服官僚主義”等等，也都可以在包括毛澤東等領袖人物的講話或著述中找到。所以，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和理論，總體上是對我們現(xiàn)有體制中執(zhí)行不力、工作不到位的問題所做的修正性強調。若說突破，除一國兩制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之外，干部隊伍真正實行年輕化知識化可列其中。

　　二、實踐上，鄧小平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突飛猛進，政治體制改革步履維艱

　　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講不是什么理論問題，而是實踐操作問題，換句話說，衡量政治體制改革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不是看怎么說，看有多少宏大的思想和理論，而是看怎么做，看實際運作的程度與效果。

　　1977年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被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領導職務，至此，在三次被打倒之后，73歲的鄧小平同志重新站立起來，并很快成為黨、國家和軍隊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此后至鄧小平同志去世，國內外不少學者把這一時期稱之為“鄧小平時代”。

　　政治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和推動作用不僅表現(xiàn)在高瞻遠矚的思想理念上，而且更重要的表現(xiàn)是把這些思想理念付諸實踐，推動社會政治經濟的全面進步與協(xié)調發(fā)展�？陀^地講，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盡管創(chuàng)新與開拓性的東西不是很多，但在百廢待新與改革開放不久的那些年代，如能逐步實行也很不錯。但遺憾的是，在鄧小平年代，我國政治體改革的步伐卻極其謹慎，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不僅緩慢而且遠遠落后，表現(xiàn)出二者之間的極不協(xié)調、極不適應，以至于許多經濟領域的問題因政治體制落后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改革。這一點，凡是關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關注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的人們都是有目共睹的。2004年，我國政治元老、有黨內“開明人士”之稱的任仲夷同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不無掩飾地表露出來。他說：“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比卫线�進一步地闡釋：“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對滯后。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的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一天一天有進步，不斷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沒及時跟上。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是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人們說這是‘市場經濟，計劃政治’�！保ā堆�黃春秋》2004年第8期）可以說，任老的講話反映了黨內外“明白人“的共識，他在這篇訪談中說的最后一句話：“中國的改革正在過關，但仍未過大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既表達了一位老革命家對加速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渴望，也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至于鄧小平離職和去世以后的“后鄧小平時代”，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上雖有所呼吁，但實踐中動靜不大，仍然保持著平穩(wěn)，這一點是人所共知已無須贅言。所以，在政治體改革問題上若要“回到鄧小平”時代，其意義顯然不大。

　　三、體制上，鄧小平從未擔任過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后期卻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此情況有違政治體制的基本要求

　　這里有必要把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后的職務變化情況作以基本介紹：1977年7月，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1979年他辭去總參謀長職務；
1980年，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又辭去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2年，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繼續(xù)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同時還當選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一職。1987年，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不再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但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他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至此，鄧小平同志完全辭去了他的所有正式領導職務。

　　從上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鄧小平同志在他人生最輝煌、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影響最大的二十年時光中，職務安排及變化呈這樣幾個特點：第一、除軍隊任職外從來沒擔任過最高領導職務，不屬于黨和國家的“一把手”；
第二、總體上職務數(shù)量呈逐年遞減的態(tài)勢，即職務越來越趨向單一；
第三、1987年在十三大上，盡管連中央委員也未當選，但卻奇跡般地繼續(xù)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成為黨內任職中空前也可能絕后的特例。

　　從領導體制的角度分析，這種情況顯然值得商榷了。鄧小平同志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的，是事實上的“一把手”。1989年他盡管辭去了一切領導職務，也不參加一般活動，但這種領導地位仍然存在，我們黨和政府的文件仍把他稱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他也仍然在全黨發(fā)揮著領導作用。也就是說，鄧小平同志雖然只在黨內擔任副職，離職后更沒有任何官銜，但全黨上下在那些年卻始終把他作為最高領導人看待。領導體制是政治體制的組織表現(xiàn)形式。鄧小平時代我國領導體制中的這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后人會有評說。不過在當前，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若“回到鄧小平”時代，這種體制再有人仿效怎么辦？

　　此外，鄧小平同志執(zhí)政期間還明確發(fā)表某些在今天看來更需討論斟酌的觀點：

　　其一、在民主問題上堅決反對言論自由。他在1985年的一篇講話中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xiàn)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xiàn)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決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是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123頁）其實，言論自由是公民民主權利的一部分，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要求，更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把言論問題動輒上升到自由化的高度去認識，并且還嚴加防范，嚴厲打擊，現(xiàn)在看來顯然不合時宜了。

　　其二、在權力問題上明確反對相互制約。他在1986年《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篇文章中就非常明確地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178頁）他對西方的三權分立更表示堅決反對。1986年12月30日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曾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采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5頁）。在其他場合，他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也非常明確，就是堅決反對實行三權分立�，F(xiàn)在看來，鄧小平同志對西方權力監(jiān)督與制約的這種機制還有誤解，他把它理解成“三個政府”，這更是有失偏頗了。

　　四、在當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實際操作入手，必須有所超越突破，這樣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發(fā)展

　　如前所述，鄧小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論家，是對我國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和改革開放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作出巨大貢獻的領袖人物。但是，領袖人物是人而不是神，由于社會發(fā)展會出現(xiàn)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因此鄧小平同志在他那個年代，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出現(xiàn)一些思考不周、實施不力的情況也在所難免。我們不能苛求那個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突飛猛進，就要求或臆想政治體制改革也一定成績喜人。本文絕無批評與否定鄧小平時代之意，而是想用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在客觀評價鄧小平同志豐功偉績的基礎上，冷靜分析，客觀把握，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fā)展取向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

　　我認為，我國在當前政治體制改革上應選擇的價值標準是實際操作而不是借鑒理論，是超越而不是回歸，超越現(xiàn)有的改革力度，超越已有的改革方法，超越我們曾不愿改但必須改，曾認為是錯誤但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是正確的東西。這一切，實踐上毛澤東時代沒有，鄧小平時代不多，必須“而今邁步從頭越”。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社會反映最集中、群眾愿望最強烈，能切中現(xiàn)有政治體制弊端，最值得作為改革突破口的有三點：

　　1、切實保障群眾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把人民民主真正落實在群眾的自主選舉、言論自由、罷免官僚、建言獻策等社會事務的具體工作中。一句話，要改變對群眾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官僚習氣和霸氣，徹底改變目前主、仆顛倒的關系，通過制度和法律，使“仆人”不能不聽、不敢不聽“主人”的話。

　　2、改變現(xiàn)有權力監(jiān)督狀況，真正落實權力制約機制。對權力實行監(jiān)督制約，是人類政治文明建設中探索出來的有效成果，它不只屬于某一國家、某一階級或派別。三權分離中的有益成份我們?yōu)槭裁床荒苣脕怼盀槲宜�用”，為什么偏偏硬要給它打上階級烙�。渴聦嵣希�我們在黨內監(jiān)督與制約上目前將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分屬于黨的全委會、常委會、紀檢機關，已有了初步的三權分立雛形，問題是這種分權并不徹底，實際運作中常委會不僅行使執(zhí)行權，還往往成為決策與監(jiān)督的指揮者。今后，黨內監(jiān)督與制約怎么開展，國家政體上的權力怎么相互監(jiān)督制約，這是改革中必須解決好的重要問題。否則，權力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制約，腐敗只會愈演愈烈，永遠也不會有好的遏制辦法。

　　3、真正做到以法治國，建設現(xiàn)代法治國家。我國法律法規(guī)已不算太少，但真正貫徹落實的并不太多，人治仍然是我們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最主要方法和手段。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現(xiàn)在缺乏的不是“法制”，而是“法治”。以懲治腐敗為例，黨紀國法所規(guī)定的經濟違規(guī)違法數(shù)額，在全國幾乎都未得到執(zhí)行，這方面的底線早已在一片反腐聲中“水漲船高”了。這些年誰聽說過哪位官員收受賄賂一兩萬得到處理的？涉案幾百直至上千萬沒判處極刑的也是屢見不鮮。在一個國家，法律若成為可有可無或任意執(zhí)行的事情，那么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也就“無話可說”了。

　　總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宏大的時代課題，遠非三五個觀點、一兩篇文章所能說清，但選準方向，在具體的操作上有所作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能真正堅定決心，有所突破，結出碩果，我想鄧小平同志天若有靈一定會倍感欣慰的。

　　寫于2007年元旦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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