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論中國古代官制的品位與官階

　　內(nèi)容提要：中國古代官制中存在著兩類官職：一類具有實際行政職能，另一類則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秦漢以降，歷代品位性等級的形態(tài)、來源，品位性官職的數(shù)量、類別紛繁復雜并且因時而異，其每一細微變化都可以折射出相關(guān)政治變遷，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顯示出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一些重要特點。

　　秦漢官僚的頭銜相當簡潔，大多不過一官而已。像“大司馬大將軍領(lǐng)尚書事”這樣的頭銜是很希罕的。但漢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頭銜疊床架屋，諸如“使持節(jié)侍中都督南徐兗北徐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開國公”、“使持節(jié)特進侍中太尉公尚書令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并肆汾大行臺仆射領(lǐng)六州九（大）酋長大都督散騎常侍御史中尉領(lǐng)領(lǐng)左右駙馬都尉南趙郡開國公”之類官僚結(jié)銜，看得人眼花繚亂。

　　就算魏晉以后的官兒比秦漢能干，兼治十數(shù)職畢竟勉為其難。其實這成堆的官銜各有不同性質(zhì)，并不一定都對應(yīng)著一份差事，許多不過用來增添榮耀、加重資望及賦予待遇而已。例如“侍中”、“散騎常侍”就是加號，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蟬，神氣多了。“特進”也是加銜，由此朝會時班次就可以進至三公之下了。加“開府儀同三司”則可開設(shè)府署、辟召掾?qū)伲�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禮儀�！膀婒T大將軍”并不是軍職而是軍階，稱“軍階”也只是因其名為武號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將軍”標志位階。散官“左光祿大夫”用于標志文官位階，在北朝武職也能獲得。此外上述頭銜中還包括兼銜、爵號等等。這時官僚的業(yè)績未必超邁秦漢，可資夸耀的官號卻五光十色、琳瑯滿目了。

　　這樣看來，中國古代的職類結(jié)構(gòu)中至少存在著兩類官職：一類承擔兵刑錢谷、監(jiān)察考選等等實際行政職能，另一類則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屬“品位性職類”。后一類官號的權(quán)責規(guī)定有時只是徒具其名，但它們卻具有不容忽視的品位意義：用于增添資望、賦予待遇、確認品階，以及提供起家官職或遷轉(zhuǎn)階梯，提供候選、儲才或安排冗散之位。前面征舉的長串官銜，其中有許多就是這類官號。當然，在職能性和品位性官職之間，也存在大量既有職能、又有很濃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職進一步發(fā)展，就形成了散階制，這在唐宋時期尤為突出。以唐制為例，其時文武散階分別由文武散官構(gòu)成。文武散階都是29階，分別以“大夫”、“郎”或“將軍”、“校尉”等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會知道，這些大夫、將軍等已不再是官職了，只是標志等級的階號，好像近代的軍銜。散階和職事官階并不一致，為此還發(fā)展出了“行”、“守”等術(shù)語以規(guī)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員首先獲得的是散階；
在任滿解職的時候，散階依然維系著官員品級；
在授予職事官時，散階高低是必須考慮的因素。曾有眾多待遇從屬于散階，例如薪俸、給田免課、刑罰、班序、車輿、衣服等，此外還涉及致仕、封爵、置媵、營繕、喪葬、謚議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祿官”為階官。唐宋的敘階及進階制度，繁復得讓人眼暈。

　　現(xiàn)代文官等級制中，依據(jù)品位的分等和職位的分等，構(gòu)成了兩種不同類型。品位的分等是針對人員資歷品級的分等，表現(xiàn)為跟人走的官階；
職位的分等則僅僅針對崗位權(quán)責確定報酬、劃分等級，此外就別無官階了。唐宋的“階職分立制”，顯屬品位分等。

　　傳統(tǒng)文官等級制乍一看來好像很簡單：秦漢用“若干石”的祿秩，魏晉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其實不然。祿秩或九品僅僅是級差而已，透過“品位—職位”視角，我們能看到多得多的東西。階官與職事官都用九品來標志高下，但對于前者，九品是個人的位階；
對于后者，九品是職位的等級，這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于是第一，職位本身的高低構(gòu)成了序列；
第二，個人的官階高低構(gòu)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繼續(xù)說下去，則還有第三，作為“品位”而被運用的各色官號、名位、加銜、兼職等等，事實也是等級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構(gòu)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對應(yīng)著不同地位待遇。進而還有第四，級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比如說吧，漢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漸與祿秩等級相應(yīng)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權(quán)、“先請”權(quán)，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權(quán)。比起權(quán)益只和具體職位掛鉤的做法，待遇依品級而定則品位分等色彩就濃厚了一些。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權(quán)以官品為差。清代的“加某品銜”、“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此外還有第五，勛官、封爵的等級雖非官階，但無疑也具有某種品位功能。

　　歷代王朝中這些因素形形色色、錯綜交織，且不斷發(fā)生著各種變異，呈現(xiàn)為不同格局。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況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許有人就會用“早期特征”解釋秦漢的官銜簡煉。南北朝的官僚遷轉(zhuǎn)，有時就能看到各種官銜的此升彼降：某人遷某官步子過大了，就略降其另一銜號以資微調(diào)，以更精確地確認這位官僚的品級。古人札記記述，元明的官銜有多達200多字的。傳統(tǒng)的等級與職類安排的演進，不僅體現(xiàn)在職能分工的日益細密上，還體現(xiàn)在權(quán)益分配、品位設(shè)置的日益復雜化上。

　　不過若把品位的復雜化僅僅看成一個線性進程，也未盡然。比如說，不妨認為周代官員都擁有兩個基本官稱，司馬、司寇、右?guī)煛⒋笫肥裁吹漠斎粦?yīng)該看成職事；
而被后儒稱為“內(nèi)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來就有從屬個人的“品位”意味了�！吨芏Y》對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還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確規(guī)定。在世卿世祿的貴族制下，“內(nèi)爵”等級首先取決于宗法身份，各色禮遇權(quán)益大都附麗于爵級。這種獨立于官職的“內(nèi)爵”，可以視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漢用“若干石”祿秩來標志官僚等級，而祿秩有一個突出特點，它很大程度上是附麗于職位的：居其職方有其秩，居其職則從其秩。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職，“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官員因故去職后朝廷并不為之保留既往官資，再仕之職低于原秩也不希罕。比如有位六百石縣令，在辭官為父母服喪三年后，只謀到了一個百石的州從事。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職也不希罕。假如以前做過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書令時朝廷多少有些優(yōu)待，可給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達不到先前相當“萬石”的級別；
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書令，就這點兒優(yōu)待也沒有了，只能依從新職的千石之秩。今人經(jīng)常詬病職位能上不能下、級別能高不能低，秦漢卻不是這樣。這很有點職位分等的意思吧。也就是說，從先秦“內(nèi)爵”到漢代祿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趨于淡化。

　　日人大庭?論漢代官制：“從整個制度來看，與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個官吏都擔負非常具體的任務(wù)�！�…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發(fā)展的表現(xiàn)，但也是官僚制尚處于初期階段的特點。”所謂“初期階段的表現(xiàn)”，除了簡單粗糙外還可做較積極的理解：官僚組織在初創(chuàng)時總是較為精干有效的；
此后隨時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貴族化因素便逐漸滋生積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級繁復等等。秦漢等級管理的簡單性中包含著草創(chuàng)的粗糙，但同時又是簡煉明快、富有新生朝氣的；
唐宋入流、進階、磨勘、改官的復雜程序當然含有制度的進化，但過分的繁文縟節(jié)、繁瑣細密，也反映王朝已須為官僚的特權(quán)分配窮思殫慮，這部分事務(wù)畸形膨脹開來了。

　　唐宋的散階制，上承魏晉南北朝的制度余緒。由于士族門閥政治東風送暖，魏晉以來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爭艷。秦漢的領(lǐng)兵武職“將軍”，很快就虛銜化為軍階。各種冗官、名號、榮銜的滋生如雨后春筍。散官大夫在漢代只是沒有固定職事，卻經(jīng)常承擔臨時差使，魏晉以下則幾乎就是冗散或榮銜。漢代加官本來具有的職能意義，在此期也明顯淡化。南北朝時形成了東西省體制，兩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階、遷轉(zhuǎn)階梯及用作加銜。此外秘書著作之官、東宮侍從及府官僚掾，也因優(yōu)游無事、主要用于起家遷轉(zhuǎn)而大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門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擁有了一種作為官資的“門品”了。相關(guān)的各種選例，包括清濁有別、士庶有別、文武有別、官吏有別，都具有強烈的品位性質(zhì)。后代好些品位性設(shè)置，都是此期發(fā)展起來的，例如重文輕武之制、流內(nèi)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階就來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將軍號，而且與東西省散官呈沿革關(guān)系。

　　由唐宋而明清時代，轉(zhuǎn)折再度發(fā)生了。明代的散階形似唐宋而實已變質(zhì)：唐代是據(jù)門蔭而授階、據(jù)階而授官，官職來自位階，或說以“階”為基準；
明制卻是據(jù)官而授階的，有官職才有位階，散階通過入流和考滿來授受，并依職事變動相應(yīng)調(diào)整，如此而已。所以學者認為明代散階僅是一種榮銜，不再有獨立于官品。清代官員的等級待遇進一步向?qū)嶋H職務(wù)傾斜，散階制繼續(xù)淡化、簡化，甚至混同于封贈，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見，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職類在歷代并非直線前行，而是存在著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周代的“內(nèi)爵”可以視為最早的品位分等，漢代祿秩等級則顯示了“附麗于職位”的鮮明特征；
魏晉南北朝的“門品”等等制度，無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職的一個高峰，唐宋階官承其余緒；
明清時則又出現(xiàn)了向職位分等回歸的趨勢。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會無因而來，與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體的性格變遷，肯定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的不同傾向性的問題了。學者認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穩(wěn)定感，使其不致因職位變動而喪失“級別”；
職位的分等則是“以事為中心”的，體現(xiàn)了相對科學性、民主性，保證了效率和同工同酬。早期歷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傳統(tǒng)的社會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種從屬于個人的地位。例如，英國文官制的誕生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殘留著貴族色彩，與富有現(xiàn)代性的美國文官制相當不同。

　　進而這兩種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務(wù)取向”問題聯(lián)系起來。在“服務(wù)取向”的情況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權(quán)的天地，專制君王的鐵腕迫使他們成為動員資源、統(tǒng)一國家和壓制反抗的有效工具。而在“自利取向”情況下，官僚特權(quán)膨脹，擁有更大空間來牟取一己私利；
官額膨脹而效率下降；
官僚將官位僅僅視為薪俸之源，將之“私有化”甚至世襲化，并使自身“貴族化”了。我們假定：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與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貴族化”傾向具有更大親和性；
重效率、“以事為中心”的職位之分等，則與官僚的“服務(wù)取向”呈內(nèi)在契合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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