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品位—職位”視角中的傳統(tǒng)官階制五期演化

　　【內(nèi)容提要】本文揭著“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概念，對傳統(tǒng)官階制演變大勢，嘗試提出一個五階段的分期：先秦的爵級命數(shù)具有濃厚的“品位分等”色彩；
秦漢“若干石”構(gòu)成的祿秩等級具有附麗于職位的鮮明特征；
魏晉南北朝的中正品、大量品位性官銜和涉及士庶清濁的選例，形成“品位分等”的一個高峰；
唐宋的階官制度呈現(xiàn)為又一種“品位分等”；
明清時的品級制則又出現(xiàn)了向“職位分等”的一定回歸。以上變遷與官僚群體的“自利取向”和“服務(wù)取向”的此消彼長密切相關(guān)。

　　【關(guān) 鍵 詞】中國古代/官階制/品位分等

　　參考現(xiàn)代文官等級制的“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兩大類型，筆者打算引申出一對“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概念：在前者之下，職位之外另有官階，它所確定的是官員個人品位，所以可以有階無職、有職無階，甚至階高職低或階低職高；
在后者之中，等級是附麗于職位的，無官則無等級、品位可言�！捌肺环值取庇欣�于維系官僚個人的地位、身份和報酬，賦予其安全穩(wěn)定之感，它是以“人”為中心的；
“職位分等”則相對重視效率，同工同酬，是以“事”為中心的。期待這個“品位—職位”視角，可以為解析傳統(tǒng)官僚等級制提供一個便利的工具。

　　進一步說，筆者還打算把這兩種分等，與帝國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務(wù)取向”分別聯(lián)系起來。所謂“服務(wù)取向”指示如下情況：鐵腕君主的無情控制迫使官僚完全順從，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被視為君主或國家的仆從，由此成為較有效能的行政工具；
而“自利取向”意味著官僚的特權(quán)和自主性大為擴張了，他們盡量擺脫監(jiān)督、淡化職責，令官額膨脹、效率下降，將其職位僅僅視為薪俸之源甚至世襲私產(chǎn)，這時候官僚開始“貴族化”了。由此我們設(shè)定：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與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貴族化”傾向具有更大的親和性；
重效率、以事為中心的“職位分等”，則與官僚的“服務(wù)取向”呈內(nèi)在契合關(guān)系。

　　一個分析框架就這樣構(gòu)筑起來了：對歷代各色文官等級，觀察它們是偏重從屬官員個人的，還是從屬于職位的；
若某朝官階更富“品位分等”色彩，可以推論這與其時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貴族化”傾向相關(guān)；
若某朝官僚等級較具“職位分等”色彩，可以推論這與其時官僚較濃厚的“服務(wù)取向”相關(guān)；
其間因果，則涉及皇權(quán)的專制強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注：參看拙作《品位與職位——傳統(tǒng)官僚等級制研究的一個新視角》，《史學月刊》2001年1期。）。隨后就可利用這一框架，嘗試為歷代官階演變勾勒大致輪廓了，這大致是一個五階段的分期模式。

　　一　戰(zhàn)國秦漢：從爵命到祿秩

　　戰(zhàn)國秦漢官僚等級制的變遷線索之一，就是從“爵命”到“祿秩”的轉(zhuǎn)折，它具有從“品位分等”到“職位分等”的演化意義。

　　相對于“事”，越富傳統(tǒng)性的社會越重視“人”，所以歷史上較早的官員等級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等。周代的官員體系仍屬貴族政治范疇，顯示了濃厚的封建性、宗法性。其時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類爵級，以及相關(guān)的“命數(shù)”，被用來標志貴族官員的個人身份并與“職位”分立；
其下則是一個無爵的府史胥徒、皂輿臣僚或官師小吏階層。這種身份性的官員等級格局，無疑應(yīng)該定性為“品位分等”。爵級、命數(shù)決定了服章鑾旗車馬之賜和禮儀等差，并且以土田人民的擁有作為重要內(nèi)容，往往可以終身以至世代享有。貴族官員保有重大的自主性，君主對其權(quán)勢利益的予取予奪能力，較之后世是相當有限的。

　　戰(zhàn)國變法時秦國出現(xiàn)的二十級爵制，可視為品位文制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軍功爵制令“有功者顯榮”，貴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資格，這無異于一場社會革命。但同時秦代“爵重于官”，“爵”仍是官員以及社會成員的地位之本，與“爵”相關(guān)的待遇比居官俸祿優(yōu)厚得多，如益田宅、給庶子、賜邑賜稅、免除徭役、豢養(yǎng)家客、減刑抵罪、贖取奴隸等等。《漢舊儀》：“秦制爵等，生以為祿位，死以為號謚�！痹谝陨矸轂楸旧�，二十等爵的品位意義與周爵仍有一脈相承之處。

　　戰(zhàn)國官僚制的發(fā)展伴隨著祿制的普及，而且俸額在秦、燕還被直接用來標志官吏等級，從而構(gòu)成了秦漢祿秩等級制之濫觴�！盾髯印�強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薄笆看蠓颉迸c“爵”相應(yīng)而“官人”與“秩”相應(yīng)，這說法不是無因而發(fā)。戰(zhàn)國時的士大夫當然也領(lǐng)取俸祿，但他們最終以晉身封君、擁有爵號、領(lǐng)有田土人民為安身立命之所，這依然滲透著“爵祿”的傳統(tǒng)色彩；
同時“官人百吏”惟以俸祿為生、并以俸額標志等級，相應(yīng)的“秩”可以視為“吏祿”。

　　春秋戰(zhàn)國間的俸祿最初是年俸，而秦漢祿秩的典型形態(tài)卻是“月錢”，后一按月授祿之制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與士大夫的采邑、祿田這種“長時段”的酬報方式不同，周朝對胥吏采用按月考績、分等授廩之法，時稱“稍食”，所謂“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月終則均秩”、“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與田邑這樣永久性的產(chǎn)業(yè)相比，按勞取酬領(lǐng)取“稍食”是一種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生計，當然又更富于功績制的意味。我們推測：年俸與月錢各有不同來源。年俸來自士大夫的封邑。最初由領(lǐng)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后來逐漸由國家代管，并代征代發(fā)其中租稅；
再進一步，代征代發(fā)的租稅便演變?yōu)椤叭f石”、“千鐘”之類年俸了。月錢則可以通過秦國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之多寡事涉職事之簡繁輕重，其額度可以被用做職事的等級。秦漢俸祿按月發(fā)放，且以俸額劃分職等，這明顯是被“稍食”形式所同化的。在這個深刻的演進過程中，昔日用以待胥吏的按月考績、分等授廩之法，逐漸被用以待百官了（注：參看拙作《從稍食到月俸——戰(zhàn)國秦漢俸祿等級制新探》，《學術(shù)界》2000年2期。）。

　　戰(zhàn)國官僚政治的迅猛推進，伴隨著一個士、吏分途的重大進程，它最終因秦漢的“文吏政治”而達頂點（注：參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4、6章。）。這在俸祿、等級方面也體現(xiàn)出來了。由商鞅變法時的“吏祿”看，“吏”群體已向上擴張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命”的領(lǐng)地。秦統(tǒng)一的前夕，領(lǐng)取月俸的“吏”進而跨入“二千石”層次，漢代則是“中二千石”。奉行“法治”、“霸道”的統(tǒng)治者，逐漸以“吏”的形象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這種“短時段”的酬報方式，更好地適應(yīng)了秦漢官僚的流動性和更新率，更便于專制統(tǒng)治者對文武官吏驅(qū)策馭使�！芭c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標志等級的“吏”，才是皇帝治天下的左膀右臂。在行政等級領(lǐng)域中，“爵命”逐漸讓位于“吏祿”。隨爵位的買賣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漢代不斷貶值，最終淪落到“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的地步。雖說列侯與關(guān)內(nèi)侯的封授依然是官僚權(quán)益的重要補償，但爵位已喪失了與官職的直接聯(lián)系，既無分等功能，也并不構(gòu)成候選資格。

　　“若干石”的祿秩等級都是附麗于職位的，若無職位則官員本身無等級可言。要是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么“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這顯然是“職位分等”的特點。陳夢家先生說：“所謂俸給或吏祿制度，其內(nèi)容是秩別（秩級）、俸祿數(shù)量、官職和俸祿性質(zhì)；
即哪一種官職屬于哪一秩級，每年或每月應(yīng)得多少俸祿（所謂歲祿或月俸），用什么物資作為俸祿（如錢、谷或二者各半）。”（注：陳夢家：《漢簡所見俸例》，《文物》1963年5期。）“哪一種官職屬于哪一秩級”，一語道破漢代祿秩的如下特點：秩級不是官員的個人品位，像唐代散階那樣（詳后）。楊樹藩先生以唐代散階為參照，推定“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注：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上冊“緒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1982年，10頁。后引同此。），也不是無根之辭。

　　漢代祿秩是附麗于職位的，這還可通過因病、因喪離職后的再仕情況得到進一步證實。在這種非因罪過而一度中斷勤務(wù)的情況下，對官員的既往官資漢廷一般不予保留。所以再仕時其祿秩低于原官者屢見不鮮，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為此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為六百石官之類。還有不少一度離職的官員以察舉辟召、甚至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經(jīng)辟召而為公府掾不過百石或二百、三百石，察舉為郎亦不過此三百石。州郡掾吏乃長官私屬，而非朝廷命官，那么這時再仕者的以往仕歷便幾乎白費，幾乎與初仕者處于同一起點了。官員非因罪過一度中斷勤務(wù)也要喪失昔日秩立，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資，這便可旁證祿秩并沒有跟隨官員本人走。

　　漢代的“故官”構(gòu)成了某種資格，“故九卿”、“故諫大夫”之類時或被朝廷委以差使。不過即令如此，漢廷仍未設(shè)立品位序列以為安置離職官員之需，他們的既往祿秩對新職秩級的影響是有限度的。“故公”在擔任較低官職時有時略予增秩，但“不以贓罪免”的“故二千石”，就連這種優(yōu)待也沒有了，只能依從新職之秩。揆今度古，宋人洪邁生發(fā)了不平：“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后三公去位，輒復(fù)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后，乃為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注：洪邁：《容齋隨筆》卷11《漢丞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06頁。）這種模糊不清的“故官”概念，其“品位”意義是很淡薄的。

　　當然，漢廷采用“增秩”、“貶秩”及“增秩留任”為獎懲之法，而這就將造成個人秩級與職位秩級不相一致的情況。在這時候，祿秩確實開始呈現(xiàn)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對“品位分等”的內(nèi)在需求了。“品位分等”在協(xié)調(diào)能力、功績和年資的矛盾時確實更富靈活性。不過，無論增秩、貶秩，都是以職位的確定秩等為基準而上下浮動的，增秩者的調(diào)遷取決于其才績，所增之秩并沒有構(gòu)成就任新職的條件，也不能被帶到新職上去。也就是說，增貶秩仍未使祿秩轉(zhuǎn)化為一種超越職位而獨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員可以依其序列而穩(wěn)步上升。

　　離職再仕之官高于原官者也不是沒有，但之所以要特別揭著那些低于原秩之例，是因為這樣才更能顯示，“職事”才是漢廷統(tǒng)治者的關(guān)注所在，對官員的個人權(quán)益則相當漠視。漢廷特重吏能功勞，“以能取人”、“積功升遷”是其時選官的基本精神。直接以俸額為官秩，也意味著它不是官員的個人等級，而是對業(yè)績的直接酬報。秦漢官僚的權(quán)益在眾多方面都異于唐宋，例如較少的法律特權(quán)、較微薄的俸祿（所謂“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jiān)門之祿”），在職、離職及致仕后的待遇也遠不若唐宋那樣無微不至；
甚至唐宋官員結(jié)銜時成串成堆的名號，也是秦漢官僚所夢想不及的。秦以“刀筆吏”治天下，漢承秦制，依然視官為“吏”。其時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稱“吏”，這大有深意。賈誼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貴”而被朝廷“如遇犬馬”、“如遇官徒”，正反映貴族的坐享天祿、安富尊榮已成明日黃花，專制君主以“吏”的形象為臣僚定性、定位，他們只能在專制權(quán)力之下俯首貼耳，聽憑其役使、遷黜和宰割。對官吏的權(quán)益、地位和榮耀，“以吏治天下”的統(tǒng)治者經(jīng)常漫不經(jīng)心。職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報和等級，便具有了更多從屬于職位的意味；
此期的官僚，便顯示出了更濃厚的“服務(wù)取向”（注：以上請參看拙作《論漢代祿秩之從屬于職位》，《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6期；
《略論漢代祿秩的特質(zhì)和傾向》，《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1期。）。

　　二　魏晉南北朝：“門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當然，漢廷經(jīng)常依據(jù)祿秩向官僚授予特權(quán)，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權(quán)、“先請”權(quán)和子弟入學權(quán)，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權(quán)，以及各種相應(yīng)的輿服禮遇，都使祿秩等級日益蒙上“品位”色彩。魏晉以降，官僚等級制再度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折。

　　曹魏末年出現(xiàn)了九品官品，北魏孝文帝進而把九品官品析分為正從上下三十級；
此后梁武帝別出心裁創(chuàng)十八班制，北周又參照《周禮》改用九命九秩，隋唐繼承的則是孝文帝所創(chuàng)之法。透過諸如此類的品級形式變換，我們的關(guān)注更多聚焦于分等方面的“品位化”變遷。

　　魏晉以降，朝廷上各種散官、名號便開始委積泛濫開來。漢代的郎官在魏晉已成“散郎”，諸大夫最初只是沒有固定職事，而不是沒有職事，在魏晉以下則純?yōu)閮?yōu)崇冗散之位。更清貴的散官，則以“黃散”——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散騎常侍——最為典型，此外還有給事中、奉朝請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是高級加號，加官侍中、散騎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時東省和西省分別容納文職和武職散官，兩省散官成了漢代郎署的替代物（注：參看拙作《仕途視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國學術(shù)》2000年1期。）。這些散官的品位意義大大超過職能意義：被用作起家之選，被用作遷轉(zhuǎn)之階，被用來安置冗散，被用作加號——標示品級或增加資望，奉送一份俸祿和其他好處。由此“官”與“職”的分離便日趨顯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等級秩序中“品位”因素為之大增，這就是后代散階制的搖籃或濫觴。

　　與此相應(yīng)，九品中正制應(yīng)運而生。中正事實上是依據(jù)門第來定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中正二品是士族與寒庶的身份界限，許多特權(quán)僅僅“二品清官”才能享有。中正品不僅是“人之品”——士人的個人官資，而且各種官職都標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資格，由此中正品還成了“官之品”，官品之外衡量官位的又一級差。進而又發(fā)展出了“清濁”選例，由“濁官”遷為“清官”居然被認為勝過官品的晉升。官品對職位的高下認定多少還要依據(jù)于職事權(quán)責，而中正品和“清濁”的認定則更多適應(yīng)了士族維系門第的需要（注：參看拙作《鄉(xiāng)品與官品關(guān)系之再檢討》，《學人》8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所謂“清官”大抵以清貴、清閑和文翰性質(zhì)為特征，與文化士族的平流進取、尸位素餐相適應(yīng)。

　　南北朝還出現(xiàn)了流外七品和流外七班，“吏”階層從此淪落到了“流外”。這個制度也源于九品中正制。中正二品以上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則是寒庶擔任的吏職，“流外”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這七等轉(zhuǎn)化而來的（注：參看拙作《北朝對南朝的制度反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7年3期。）。在周代，擁有爵命的士大夫與無爵的“府史胥徒”呈現(xiàn)為兩個階層，戰(zhàn)國至秦的社會變革卻打破了這種身份界限。秦漢基本沒有官、吏分途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學、功曹”，經(jīng)察舉、辟召而“遷為牧守，入作臺詞”（注：《通典》卷16《選舉四》。）。中古時期，官與吏卻由行政等級之別，變成了以流內(nèi)流外相隔的身份鴻溝，而且與之相似，文、武之別也由職類之異變成了一種身份之異，這都是由士庶之別而衍生出來的“品位”性質(zhì)的制度。

　　這種以身份為本的“品位”格局，我們稱為“門品秩序”。它大異于漢代祿秩下的等級秩序。士族門第本身就構(gòu)成了居官資格，則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隱然存在了，這就是“門品秩序”的本質(zhì)。與皇權(quán)“共天下”的士族門閥，是一個充分“貴族化”了的并呈現(xiàn)強烈“自利取向”的階層，他們把祿位占有視為一種應(yīng)得私利和身份特權(quán)，并使“分官設(shè)職”時的“效率考慮”讓位于“優(yōu)惠考慮”，以至人稱南朝官僚組織與其說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說是“流亡貴族的福利體制”（注：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1,1981.）。同時在這個分裂動蕩時代，每奉送一頂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權(quán)擁戴者；
為維系統(tǒng)治集團的穩(wěn)定，朝廷也必須給官僚更多權(quán)益以為籠絡(luò)，并盡量從長期合作的家族中錄用官員，官僚隊伍因而日趨封閉，冗位冗號與日俱增。至如十六國北朝的官、職分離，比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眾多的部落貴族們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便是“選賢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體制容納不下眾多顯貴子弟，然而也不能讓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發(fā)著各種爵、位、銜、號而毫不吝惜。

　　此期還存在著另一類型的“品位”之制，亦即由將軍號構(gòu)成的軍階序列。漢代的常設(shè)將軍本來寥寥可數(shù)，但世入魏晉，將軍號卻迅速繁衍。軍隊編制中另有牙門將、騎督、五百人督或隊主、幢主、軍主等等軍職，將軍號則變成了類似軍銜的品位標志。由于地方行政的日趨軍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軍號作為位階，往往用東、西、南、北等等方位字樣與征、鎮(zhèn)、安、平相配，例如征西將軍、鎮(zhèn)南將軍之類。上承漢代以將軍輔政的傳統(tǒng)，中央官僚加軍號的情況也在擴大蔓延。晉宋間的軍號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類軍號為一階的原則，構(gòu)成了有異于官階和祿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以125號軍號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個不登二品之軍號共八班，單列于官品之外。學者指出：“梁棟的散號將軍已成為整個職官體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級尺度�！保ㄗⅲ宏愄K鎮(zhèn)：《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史學月刊》1989年3期。）史稱“后魏及梁，皆以散號將軍記其本階”（注：《舊唐書》卷42《職官志一》。以上又可參拙作《魏晉南北朝將軍號的散階化歷程》，將刊于中華書局《文史》；
陳奕玲《魏晉南北朝軍號散階化的若干問題》，待刊。）。

　　軍號最先發(fā)展為首尾完備的散階序列，至如文散官的“散階化”進程就遲緩了不少，其決定性的轉(zhuǎn)折是在北朝魏周之際，并得益于軍號的“拉動”。魏末戰(zhàn)亂中出現(xiàn)了軍號、散官的濫授現(xiàn)象，而且軍號往往還是與諸大夫及東西省散官成雙成對“雙授”的，《魏書》卷75《爾朱世隆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這“雙授”到西魏便制度化了，在“九命”等級中，除大將軍到武牙將軍的軍階之外，還有一個由開府儀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構(gòu)成的文散階序列，赫然兩立而雙峰并峙；
二者依然成雙加授，如驃騎將軍與右光祿大夫雙授，車騎將軍與左光祿大夫雙授，征南將軍與右金紫光祿大夫雙授，中軍將軍與左金紫光祿大夫雙授之類。由此而來的重要進步至少有二：第一，此前與官品仍呈參差齟齬的軍階，轉(zhuǎn)而均勻分布在官品各階之上，軍階、官階一致化了；
第二，就是前述的“拉動”：先已成為散階序列的軍號，通過“雙授”而把零落散亂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備的序列，并把自身性質(zhì)“傳遞”給了文散官，將之“拉”入了位階的境界。由此而帶來的軍號與散官的兩列分立，顯已構(gòu)成唐代文武散階體制的先聲（注：參看拙作《西魏北周軍號散官雙授制度述論》，《學人》13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至于東魏北齊，把“雙授”視為濫授而加抑制，由此一度阻礙了文散官的散階化；
不過對西魏“軍階與官階一致化”這個進展，北齊統(tǒng)治者還是怦然心動了，步其后塵，依官階重新安排了軍號的排序（注：參看拙作《周齊軍階散官制度異同論》，《歷史研究》1998年2期。）。

　　魏晉以降軍號最早形成為散階，文散官的階官化得軍號的“拉動”之力，非常值得注意。在軍事領(lǐng)域中功績制維系了士氣和戰(zhàn)力，而提升軍階便是戰(zhàn)時褒獎將士之良方；
盡管五朝門閥的典型形態(tài)是文化士族，但其時軍政仍是帝國政治的重要領(lǐng)域，地方行政軍事化的后果之一就是都督、牧守都把軍號用做位階。換言之，將軍號之散階化，在相當程度上出于功績制的原因，服從于軍政需要。因此軍階并未被士族所獨占，也不是專意維護士族特權(quán)的制度�！伴T品秩序”由門第、中正品、清濁以及文武之別、官吏之別等要素構(gòu)成，它來源于并“散漫”地存在于各種慣例、選例之中，君主的“革選”也很難變動它；
而軍階則采取了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外在形式，從而與唐代的散階更為接近了。盡管它們都體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的特色，但前者是以人的“門品”為中心的，后者則是以人的“官品”為中心，可稱“官品秩序”。此處的“官品”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職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祿位，亦即“官僚政治性質(zhì)的品位秩序”。軍階因其功績制色彩和服從軍政考慮，就蘊含著整齊劃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動力，以便中央權(quán)威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

　　文散官在北周的進化得益于“雙授”的“拉動”，由此也獲得了與軍號相近的功績制色彩，被軍號“拉”入了“官品秩序”范疇。相應(yīng)的政治背景，則是北朝軍功階層的新一輪崛起和所伴隨的權(quán)益再分配。江左門閥政治的終結(jié)者是次等士族（注：參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版，1991年，“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及“后論”兩章。）；
但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權(quán)和官僚政治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之大。魏晉以來趨于衰敗的專制官僚政治，在北朝逐漸走出低谷而再呈生機；
官僚的“自利取向”開始衰減，而“服務(wù)取向”明顯回升。這個變動波及于位階制度，便是周隋間文武散階的上述重大進展，由此“門品秩序”讓位于“官品秩序”（注：參看拙作《南北朝的散官發(fā)展與清濁異同》，《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2期。）。

　　三　唐宋的“階職分立制”

　　隋廷面對來自北周、北齊和梁陳三方面的制度資源，在這個百川歸海、承上啟下的當口，散階制進程一度呈現(xiàn)了大幅度的動蕩搖擺（注：參看拙作《隋代文散階制度補論》，《唐研究》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經(jīng)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幾次調(diào)整，終于形成了品、階、勛、爵與職事官相互為用的復(fù)合等級體系，它為帝國的官員管理提供了更靈活的手段。文武散階各29階，前者由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大夫和郎官構(gòu)成，后者由大將軍、將軍、校尉和副尉構(gòu)成。

　　楊樹藩先生立“階職分立制”之名：“階稱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份標準，職稱代表各官府個別職務(wù)性質(zhì)及權(quán)力范圍。運用之法，是依出身及考績定‘階’，以才華及能力補職。有職者必有階，階從職司中考核升進，職從進階而調(diào)遷。雖并任而分立。故稱‘階職分立制’也�！比胧苏咦畛跛�獲和考課所升遷的品級都是“本品”，進而還有眾多的權(quán)益待遇曾與“本品”直接相涉，黃清連先生臚列有薪俸、給田免課、刑罰、班序、車輿、衣服，以及致仕、封爵、置媵、營繕、喪葬、謚議眾多節(jié)目。在乾封元年（666年）之前，在京文武官的防閣、庶仆、俸料都依散階而定，此后才依照職事官發(fā)放；
至少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前，官僚的資課仍依本階（注：黃清連：《唐代散官試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王德權(quán)先生還認為，唐律中“散官”指不帶職事官而僅僅擁有散階者，而所謂“某品職事官”，實指同時擁有散階和職事官者，其諸多待遇仍然是以散階為誰（注：王德權(quán)：《唐代律令中的“散官”與“散位”——從官人的待遇談起》，《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1期，1989年。）。

　　較之漢代祿秩的“職位分等”性質(zhì)，唐代散階制顯屬“品位分等”；
但相對于江左五朝的“門品秩序”，唐代散階上承的卻是北朝“官品秩序”，即北周的軍階和文散階。在這一背景中，唐代散階制的傾向性就凸顯出來了�！吧⑽粍t一切以門蔭結(jié)品，然后勞考進敘”（注：《舊唐書》卷42《職官志一》。）。就“勞考進敘”而言，王德權(quán)先生有論：唐制“將‘考績’與‘散階的升降’緊密結(jié)合，而散位的高低具體地反映在各種官人待遇的等級中，形成‘考績—散階—待遇’間的密切聯(lián)系……正是唐代官制中極具合理性的部分。”（注：王德權(quán)：《唐代律令中的“散官”與“散位”——從官人的待遇談起》，《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1期，1989年。）但“一切以門蔭結(jié)品”的做法，則無疑包含著上一時代門資制度的歷史余緒。所以池田溫認為，唐代官階是一種“身份官人制”，因為官人由官品而來的待遇，超過了與職務(wù)有關(guān)的合理范圍，而泛及于生活的一切。這種對品官的優(yōu)待，并不是針對職務(wù)的保障，而表示附屬在品官本身的身份特權(quán)（注：〔日〕池田溫：《中國律令と官入機構(gòu)》，《前近代ァジァの法と社會——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東京勁草書房，1976年，159-168頁。）。唐人經(jīng)常說“置階級所以彰貴賤”（注：崔嘏：《授內(nèi)諸司及供奉官敘階制》，《全唐文》卷726，中華書局，1983年，8冊7483頁。），由此看來，散階制的演生，也是歷史發(fā)展中官僚階級所獲權(quán)益的一部分。

　　唐代的文武散階制雖頗嚴整，但傳統(tǒng)政治中名號位階往往趨于猥濫，秦漢二十等爵、魏晉南北朝的將軍號都曾越授越濫。唐代散階也未免俗，唐中期的“泛階”做法導致了散階的貶值，包括俸祿在內(nèi)的部分待遇只好向職事官品轉(zhuǎn)移。但在政治形態(tài)尚未發(fā)生決定性變化之時，官僚等級制的“品位分等”色彩并不會驟然淡去。以“職”為實，以“散”為階的制度低落之后，以“使”為實、以“職”為階的新制一波再起。隨著“使職差遣”的發(fā)展，三省六部官、御史臺官、卿監(jiān)長官、諸衛(wèi)大將軍等等官位，借助“檢校”、“試官”、“加憲銜”一類形式而開始階官化了，開始變成為“使職”之“階”。在唐末五代，甚至連一些使職本身也階官化了。與散官構(gòu)成的階官相類，這種由“帶職”構(gòu)成的階官，也發(fā)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資、依資改轉(zhuǎn)的成熟制度（注：參看張國剛《唐代階官與職事官的階官化論述》，《中華文史論叢》1989年2期。）；
在散官構(gòu)成的散階因貶值而變質(zhì)之后，這明顯構(gòu)成了代償性的機制。

　　宋初散官幾乎僅僅是榮號而已，至于“本官”則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謂“寄祿官”。宋太宗時“始定遷敘之制”，所制訂的官階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師”共42階，“武臣三班借職至節(jié)度使”共27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朝廷向寄祿官發(fā)放俸祿，向任職的“差遣”發(fā)放職錢，二者共同構(gòu)成了官員報酬（注：參看俞宗憲《宋代職官品階研究》，《文史》21輯，中華書局，1983年；
丁凌華《宋代寄祿官制度初探》，《中國史研究》1986年4期；
龔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1991年6期；
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6卷（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50頁以下；
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414頁以下。）。由于職錢已經(jīng)依“差遣”而定了，所以有人認為這兼采了“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之長（注：羅文：《由現(xiàn)代行政學的職位分類看宋代的人事行政制度》，《華岡文科學報》1978年11期，145頁。）。然而這時依然存在跟人走的品位，仍有大量的官僚權(quán)益從屬于“本官”，這仍屬“階職分立制”。楊樹藩認為：宋代“其階職分立制之運用，較唐尤佳�！�…既區(qū)別勞考之分序，又顧到同職而同酬，堪稱良制。”至宋神宗元豐改制，又重新啟用開府儀同三司到承務(wù)郎等散官作為本階，繞了一個彎子，又回到唐初那種以散官為階官的辦法上去了。

　　唐末五代逐漸蕩滌了士族和貴族因素，宋代科舉制的繁榮標志著“士大夫政治”的發(fā)達成熟。但無論唐、宋，其時發(fā)達繁密的“階職分立制”，都大異秦漢祿秩從屬于職位的情況。這可視為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政治的歷史余緒，盡管它已由士族門閥政治的“門品秩序”回歸于官僚政治的“官品秩序”了。這種“品位分等”，對應(yīng)著官僚群體較大的自主性，較優(yōu)厚的特權(quán)，較濃厚的“自利取向”和較淡薄的“服務(wù)取向”。

　　更多事實可以旁證這樣一點。洪邁云：“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保ㄗⅲ汉檫~：《容齋三筆》卷4《舊官銜冗贅》，《容齋隨筆》，368頁。）唐宋散官、勛官、封爵、檢校官、寄祿官、祠祿官、加憲銜、功臣號、提舉宮觀官等充斥于職位之外的情況，都大異秦漢。秦漢帝國還未及炮制出花樣繁多、五光十色的名號頭銜，來滿足官僚的夸示榮耀與維系品位的需要。唐代科舉制誕生了，但絕不能以此低估了門蔭的分量，不僅唐初眾多仕途中科舉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唐后期進士科又“變成了公卿大臣用來世襲高位的工具”（注：吳宗國：《科舉制與唐代高級官吏的選拔》，《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1期；
《進士科與唐朝后期的官僚世襲》，《中國史研究》1982年1期；
《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8、12章。）。至于宋代，“恩蔭之濫”為一時之盛。南北朝以官當刑的“官當”制到隋唐就更臻發(fā)達了，職事官、散官、衛(wèi)官及勛官一一折算，毫不吃虧，以官當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敘，從此又可享受種種特權(quán)了�！耙岳砣ス佟敝�制，給了那些無罪過離職的官員以更多保障。對解職官員依舊擁有特權(quán)的制度，瞿同祖指出這顯示了“官職是一種身份”，在此唐宋“辦法較前代為復(fù)雜，而對于大官的優(yōu)待亦較前代為厚�！�…唐、宋官當法優(yōu)禮官吏可謂無微不至”（注：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212-213、218頁。）。唐代對官員實行退休時贈以高一級散階的做法，唐宋官僚在致仕后都享有半俸待遇，宋代官員享受“致仕蔭補”，還可“加官致仕”或“帶職致仕”（注：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6卷（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89-692頁；
金中樞：《宋代公教人員退休制度研究》（一），《宋史研究集》28集，臺灣國立編譯館，1998年，65頁以下。）。宋代制俸“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注：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5《宋制祿之厚》；
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下冊，中華書局，1984年，534頁。），這與秦漢君王“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正成對比。有的學者認為，漢代不僅小吏，甚至高官月俸亦較唐宋微�。ㄗⅲ号硇磐�：《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468、471頁。）。宋朝官額之冗，時人嘆為“病在膏肓”（注：洪邁：《容齋四筆》卷4《今日官冗》，《容齋隨筆》，521頁。）。其祠祿之制、恩蔭之濫、恩賞之厚又何嘗不是如此。錢穆先生評論說：宋代“元豐改制，一依唐規(guī)。不知唐代政府組織，已嫌臃腫龐大，宋在冗官極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徹底。漢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長過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終不足以追古。”（注：錢穆：《國史大綱》下冊（修訂本），商務(wù)印書館，1994年，572頁。）

　　秦漢官吏等級管理的簡單性無疑包含著草創(chuàng)的粗糙，但同時又是簡練明快、富有新生朝氣的；
唐宋品、階、勛、爵的復(fù)合體系，入流、進階、磨勘、改官的復(fù)雜程序當然可以視為制度進化，但其過分的繁文縟節(jié)、繁瑣細密，也反映了王朝不得不為官僚的權(quán)益分配而窮思殫慮，這部分事務(wù)畸形膨脹開來，用于國計民生的精力就只好“忍痛割愛”了。

　　四　明清“階職分立制”的破壞

　　世入明清，新的變化發(fā)生了。《明史》卷72《職官志一》：“唐制，有勛、有階、有官、有爵�！�…今（明）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勛、階、爵隨之，無復(fù)敘勞、敘功之意�！保ㄗⅲ和貊耍骸墩饾砷L語·官制》，沈節(jié)甫輯《國朝紀錄匯編》卷125，上海涵芬樓影印明萬歷刻本，王云五主編《宋元明善本叢書十種》，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69年，14冊。）明代文散階九品十八級，但各品散階又有“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之別，合計42階；
武散階亦有“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合計30階。

　　乍一看，明代散階與唐宋似無大異，但一深究就不同了。二者在一個關(guān)鍵點上已經(jīng)名同實異：唐代是據(jù)門蔭而授階、據(jù)階而授官，官職是來自位階的，或說以“階”為基準；
明代轉(zhuǎn)而據(jù)官授階，有官職才有位階，散階通過入流和考滿來授受，并依據(jù)職事官的遷調(diào)改降而加調(diào)整，盡量與“見授職事”相應(yīng)（注：參看《明會要》卷43《職官十五·勛階》，中華書局，1956年，下冊785頁；
徐學聚《國朝典匯》卷35《吏部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冊2936頁；
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6《散官》，中華書局，1989年，34頁。）�！懊鞔�散階的性質(zhì)，也就與唐代大不相同了。其主要效用，無非是區(qū)分和體現(xiàn)官僚的年勞資格，以便朝廷據(jù)以進行較正從九品十八級更為細致的管理和激勵活動罷了”（注：樓勁、劉光華：《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年，532頁。）；
“雖然形式上仿效宋代官制，但實際上明朝不僅把職事官歸入品秩序列，而且使散階、勛位和官職所屬品級逐漸接近”（注：葛承雍：《中國古代等級社會》，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92頁。）；
“散官與勛級既是附加性官銜，又可視為考核制度的補充，但與實職和俸祿并無關(guān)系”（注：杜婉言等：《中國政治制度通史》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445頁。）。散階一變而為職事官的附屬物，也就是所謂“今制唯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勛、階、爵隨之”的意思。所以有人把明代散階只看成“官員的一種榮銜”（注：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gòu)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81頁。）。

　　清代散階自正一品到從九品十八階而已，盡管清人自夸“洵為法則精而密，施于事則簡而易知者矣”（注：紀昀等撰《歷代職官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02頁。），其實不過榮號而已，甚至可以ｙì＠①封父母，混同于“封贈”（注：光緒二十五年《欽定大清會典》卷12《吏部·驗封清吏司》，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本，1冊140-141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43《吏部·封贈》，同上，8冊6975頁。又《清通典》卷40《職官十八》，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2231頁；
《清文獻通考》卷90《職官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1冊5645頁；
《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146《職官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2冊9069頁。）。這比之唐代散階，好比退化之后殘留下來的一段盲腸。京官俸祿雖依于官品，但大大高于正俸的“養(yǎng)廉銀”，則是按官職的事務(wù)繁簡、地方?jīng)_僻、用度多寡而一一確定的。學者都肯定了這種做法的合理性（注：薛端錄：《清代養(yǎng)廉銀制度簡論》，《清史論叢》5輯，中華書局，1984年；
郭松義等：《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0卷（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571頁；
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551頁。），而這應(yīng)該視為“職位分等”因素�！扒宄�官員的品階之制已大為削弱，官員等級及待遇等，皆以官員的實際職務(wù)為主”（注：曾小華：《中國政治制度史論簡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27頁。）；
“清代更進一步使階官與品級完全對應(yīng)，官居幾品即授幾品階官，散官失去了身份地位的意義，基本做到職階一體”（注：葛承雍：《中國古代等級社會》，192頁。）。楊樹藩認為：自明以來，“文官之勞考，不以階定矣，反之階隨職事官之升進而賦予。于是‘階’之價值已失，無復(fù)敘勞之意矣。清代雖有階稱及階品，其法悉如明舊。是知階職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壞殆盡矣”。

　　如何認識這種變遷呢？學者認為：這“反映了明代不像唐那樣面臨著士族官貴子弟安流平進、直接做官的沉重壓力等社會背景”（注：樓勁、劉光華：《中國古代文官制度》，537頁。）。進而，明清君主專制大為強化，王朝官僚的“服務(wù)取向”分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間變小，“貴族化”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優(yōu)惠、特權(quán)相對減少。明清官階制向“職位分等”的一定回歸，似當于此求之。

　　朱元璋廢宰相而隆君權(quán)，專制制度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宋朝忌武人而竭力優(yōu)遇士大夫，明廷則改故轍而忌士人，不惜嚴刑酷法“期使士人震懾于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注：錢穆：《國史大綱》下冊，668-669頁。）。法有“凌遲”，始于元明。朱元璋大興“文字獄”，以“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科”入律，以致官僚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薛允升比較漢、唐、明律：“明祖猜忌臣下，無弊不防，所定之律亦苛刻顯著，與唐律迥不相同。漢有非所宜言、大不敬及執(zhí)左道亂朝政法，唐律不載，明此律更甚矣！”（注：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9，中國書店，1990年，72頁。）唐代自簿尉以上就不加捶楚了，故杜甫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保ㄗⅲ侯櫻孜洌骸度罩�錄》卷28《職官受杖》；
《日知錄集釋》下冊，1248頁以下。）而明朝皇帝以“廷杖”待大臣，動輒“血濺玉階，肉飛金陛”，還通過廠衛(wèi)特務(wù)機構(gòu)的天羅地網(wǎng)監(jiān)視百官，這都上承明太祖“開國規(guī)�！敝�流澤。

　　一方面，“明代皇帝權(quán)力之大，遠遠超過了前代”（注：陳高華：《從〈大誥〉看明初的專制政治》，《中國史研究》1981年1期。），而與“明代君權(quán)與官權(quán)相比，君權(quán)大為增強”現(xiàn)象結(jié)伴而來的，便是“貴族、官僚法律特權(quán)地位的降低”（注：張顯清：《〈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時代特點》，《中國史研究》1989年4期。）。與宋代“制祿之厚”有異，“明官俸最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注：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2《明官俸最薄》；
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下冊，750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2《俸祿》、《日知錄集釋》上冊，549、552頁。）以至清初“正俸”依然微薄如故（注：黃惠賢、陳鋒等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388、493、504頁。）。明代致仕待遇也比唐宋簡薄得多，國初致仕者并無俸祿，賜半俸終身就算優(yōu)禮，后來雖有了“月廩歲夫之制”，“然視唐、宋則甚減矣！”（注：趙翼：《陔余叢考》卷27《致仕官給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455-456頁。）唐宋門蔭和恩蔭都可直接做官，而明代“蔭敘”所敘的只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而且“后乃漸為限制”（注：《明會典》卷6《蔭敘》，中華書局，1989年，32頁。）。歷代期親亡故都可離職奔喪（注：顧炎武：《日知錄》卷15《期功喪去官》；
《日知錄集釋》上冊，702頁以下。），但朱元璋為免曠官廢事，定制除父母、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期喪只能遣人致祭而已（注：顧炎武：《日知錄》卷15《奔喪守制》；
《日知錄集釋》上冊，708頁以下；
張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21頁。），士大夫只好為皇上“以義斷恩”了�！肮佼敗痹谔扑握橛诩毭�，在明律中卻被一筆勾銷。薛允升：“唐律于官員有犯除名官當，免官免所居官，委屈詳備，其優(yōu)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刪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古誼亡矣！”（注：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9，26頁。）官吏的免刑也只限于笞杖輕罪，徒流以上便須實配，“明、清律在這方面對于官吏的優(yōu)待不如唐、宋遠甚”（注：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214頁。）�！按蟮质玛P(guān)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
賊盜及有關(guān)帑項錢糧等事，明律則又較唐律為重，亦可以觀世變矣。……唐律猶近古，明律則頗尚苛刻矣！”（注：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9，73-74頁。）用來管制官吏的法制在明代大為完善了（注：關(guān)文發(fā)：《明代政治制度研究》9章“明代官吏的法律責任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朱元璋決意以重典治吏（注：楊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論明初的重典治吏》，《求是學刊》1982年2期。），所頒《大誥》的鋒芒所向就是貪官污吏（注：楊一凡：《明大誥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80頁。）。守令貪贓達60兩便剝皮囊草，枉法至80貫則論處絞刑（注：《明史》卷226《海瑞傳》。）。史稱明太祖“重繩貪吏，置之嚴典……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注：《明史》卷281《循吏傳序》。），趙翼以為“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注：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3《明初吏治》，《廿二史札記校證》下冊，760頁。）。

　　由唐宋與有明政治之異，便可察知“階職分立制”在明代的變質(zhì)緣由。此種變質(zhì)，乃君權(quán)強化、官權(quán)低落之波及于位階制度的直接結(jié)果。至于唐宋、明清間為何發(fā)生了這種變動，據(jù)張帆先生的精彩見解，金、元二朝的制度簡化和專制強化，應(yīng)是最重要的轉(zhuǎn)折動因（注：2000年4月，我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就本文內(nèi)容發(fā)表學術(shù)報告。事后張帆先生就唐宋到明清之間散階制為何發(fā)生變質(zhì)問題，向我提示了一些重要看法，并寫成了約5000字的論述垂賜本人。張先生認為，對于上述變動，金、元二朝是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第一，金、元的官僚制雖以唐宋為藍本，但因其是北方少數(shù)族王朝，只能做到輪廓大致仿佛而已，實際的復(fù)雜精密程度較唐宋遠為遜色。金、元雖然設(shè)立了42階散官，但徒具形式而有名無實，以往繁密的資格、階級制度大大化簡了，并傾向于向職位提供待遇。第二，金、元王朝帶有明顯的北方民族“家產(chǎn)制國家”特征，由父家長權(quán)力發(fā)展而來的皇權(quán)很少受到約束，唐宋以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傳統(tǒng)大大削弱了，官僚自我擴張和“自利”的趨向受到了明顯抑制；
專制者至高無上，奴視臣下，前代優(yōu)禮臣下之舉多成具文。值此之時，用來優(yōu)遇官僚階級的散官制度受到漠視、趨于貶值，是順理成章的。張先生的意見使本文有關(guān)論述大為深化。期待他的文章早日刊出，以饗讀者。）。

　　基于以上各節(jié)所述，歷代官階制的變遷就可以歸納為一種五段分期：

　　第一階段，即先秦貴族政治時代。其時由爵級命數(shù)構(gòu)成的官員等級制，以及作為“另類”的“府史胥徒”之無爵等級的存在，呈現(xiàn)出最濃厚的“品位分等”色彩。

　　第二階段，即秦漢階段。因戰(zhàn)國變法的劇烈政治轉(zhuǎn)型保持著強勁慣性，由昔日“府史胥徒”擴張而來的官僚隊伍被視之如“吏”，維持了濃厚的“服務(wù)取向”，以祿秩標示的官僚等級，便相應(yīng)透射出了“附麗于職位”的鮮明特征，應(yīng)該定性為“職位分等”。其“品位”因素則較為淡薄，后代那種士庶、官吏、文武間森嚴的身份性界限，此期闕如。

　　第三階段，即魏晉南北朝時代。這時官僚充分門閥化、“貴族化”了，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擴張。與中正品相關(guān)的士庶、清濁、文武、流內(nèi)流外等制度或慣例，以及委積繁衍的散官、名號等等，共同構(gòu)成了以“門品”為中心的“品位分等”秩序。同時將軍號演化為軍階序列，并在北朝后期拉動了文散官的階官化，這是此期相對較具功績制色彩的另一種“品位分等”。

　　第四階段，亦即唐宋時期。這也是個“階職分立制”的發(fā)達階段，以成熟的文武散階制為內(nèi)容。唐代散階“一切以門蔭結(jié)品”，顯示了其時官僚所殘留的“貴族化”程度；
同時“勞考進敘”之制，又表明它大體已回歸于官僚政治范疇之內(nèi)了。宋代官階，由于俸祿依散階支付而職錢依差遣支付，“職位分等”成分有所增加，但總的說依然屬于“階職分立制”。優(yōu)厚的品位待遇，體現(xiàn)了皇權(quán)對士大夫官僚的優(yōu)寵寬容。

　　第五階段，繼承元朝余緒，明初君主專制高度強化，官僚的眾多利益、特權(quán)遭到削減，其自主性受到壓制，官僚作為鐵腕君權(quán)之行政工具的“服務(wù)取向”又濃厚起來。散階制相應(yīng)開始變質(zhì)，由據(jù)階授官一變而為據(jù)官授階，散官成了官品、職位的一種補充，“階職分立制”遂遭破壞。這種情況延續(xù)到了清代。

　　在“品位—職位”視角的照耀之下，以往只當做級差被敘述的歷代官階，其錯落有致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便由隱而顯。以形象語言描述其左右搖擺或上下動蕩，可以說在歷史前期有較高的波峰和較低的波谷，即如先秦爵命與秦漢祿秩的較大反差，從祿秩等級到魏晉南北朝“門品秩序”的重大轉(zhuǎn)折；
后期則依舊存在著動蕩不定，但其波幅已趨減小，例如由唐宋的“階職分立制”到明清這個制度的變質(zhì)。大致說來，秦漢的祿秩等級可視為“職位分等”的一個波峰，兩晉南北朝唐宋的“本階”可視為“品位分等”的一個波峰；
明清官階表現(xiàn)了向“職位分等”一定程度的回歸，但考慮到官僚在十幾個世紀中累積的眾多等級特權(quán)，已大大遮掩了“階職合一”所帶來的“職位分等”亮色，此期官階制的特質(zhì)，應(yīng)該視為前兩個此起彼伏的波峰之綜合。

　　當然，這個分期模式主要是基于官階制而做出的，而且較深入的考察只限于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若把更多事象納入視野，對歷史后期做更多考察，則可能還有復(fù)雜得多的情況，還有不少漏洞有待填補，還有更多問題有待開掘。不過，對一個論題若無話可說或只能泛泛而論，那反倒是思考的困境；
而尚有眾多線索等待深究的感覺，卻預(yù)告著廣闊的研究前景。所謂“無所因而特創(chuàng)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不管眼下認識還多么簡陋粗糙，一個不無新意的敘述框架畢竟已被搭起，隨后的修補雕鏤就容易多了。今后我們將沿此方向繼續(xù)前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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