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流配的校長和孤懸的大學

　　蘭大西墻原來是一堵灰色的磚墻，靠墻有一個郵電所，那是當年我等常光顧的地方-----那時候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電話，寫信是與外交流的主要方式�，F(xiàn)在這里已經(jīng)破墻建成賓館了。7月初，我因公回蘭，被安排住在這里。

　　早晨7：00的時候我就醒了，穿衣起床往校園深處走去，一如當年的晨讀。走到科學館前面的草地上，看到了老校長江隆基的塑像。我在校的時候，這塑像安置在人工湖邊的樹叢中，不知道什么時候移到此處。由于本科生全部在四十多公里外的三角城新校區(qū)，沒有本科生的老校區(qū)少了一股如春潮涌動的生氣，略顯出暮氣。小廣場上只有一些晨練的老教師，江校長看上去有些落寞。

　　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可以為有蔡元培、胡適這樣的老校長自豪，而孤懸隴原的蘭州大學，江隆基算是最值得為后人稱道的校長，除了他，還有一位就是在民國時期篳路藍縷慘淡經(jīng)營的辛樹幟校長。

　　但在民國時期，蘭大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名望，沒法和中東部的大學相比。她如果說真正開始在中國的高教版圖中占有相當?shù)奈恢�，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和氣質，當從新政權建立后開始，學校從逼仄的萃英門搬遷到盤旋路。而真正讓這所大學顯出全國名校的風范和實力，則始于江隆基先生主政蘭大。

　　蘭大得益于強大到遠邁歷朝的行政力量，短時間內，集權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談判和博弈，用政府那支大手，就能讓人、財、物流向貧瘠的西北。新政權全面學習蘇聯(lián)，處于版圖腹心的蘭州成為重要的重工業(yè)基地，高等教育的資源也因此向蘭州大學傾斜。但是政策和資金支持只能是一所大學興盛的外因，大學的傳統(tǒng)和風格是要靠人來創(chuàng)造的。這些人自然包括教師、學生，但校長無疑是最重要的人。

　　“反右”期間江隆基從北大被流配到蘭大，是他個人之不幸，而是蘭大之幸。

　　江隆基應當是民國時代培養(yǎng)的第一批知識分子，生于1904年的他1924年從陜西考入北大，那時候的中國積弱積貧但讓青年們看到種種希望，懷著種種夢想。他不像蔡元培那代人，甚至也不像胡適、魯迅那代人，還帶著滿清的尾巴。江隆基入北大時，帝制和皇權的陰影已經(jīng)漸漸遠去，中國迎來了一個思想自由、輿論開放的時代，北大當時群星璀璨，這應當是北大至今最好的時期之一，江隆基恰逢其時。

　　有過漢唐輝煌的三秦大地，到了民國初年，已經(jīng)衰落凋敝了很多年，但厚實的黃土地還是頑強地保存著崇文尚教的傳統(tǒng)，滿清覆亡后，一批批三秦俊杰東出潼關，選擇自己的道路。和他年齡相仿的杜聿明、張靈甫等人向父親以報考北大為名，哄來川資乘船南下，入了珠江邊的黃埔軍校。江隆基差不多同時厚進了北大。但無論作何選擇，大轉折時代的中國青年，很少能遠離政治，江隆基也不例外，何況他身處的北大，文化中反叛意識強烈，曾容留過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毛。。澤/東這些中。/共祖師爺級別的人物，1927年他順理成章地參加中/共。國共分道揚鑣時對他沒有多少波及，因為不久后他畢業(yè)回到了西安。

　　與意識形態(tài)之爭相當尖銳和殘酷的南方相比，三秦大地更多地遺留著古代中國農耕文明的特質，政黨意識在推崇賢達的熟人社會里并不重要，楊虎城這樣的武夫也并不看重意識形態(tài)，看重的是讀書人的才學和品行。因此，他和王炳南等人隨后被楊虎城送到日本、德國留學，1935年底回到西安時，中國正走到一個拐點。他所屬的政黨剛剛到陜北的窯洞里歇了口氣，日本人已經(jīng)把魔掌伸到到平津，當時的最高執(zhí)政者被內憂外患弄得焦頭爛額。

　　陜西、湖南、四川這些內陸農業(yè)省的文化氛圍，和共/產(chǎn)/黨從成立之初的精英黨轉向立足于農業(yè)文化的革命黨以后的氣質是吻合的。與上海、南京、廣東等沿海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的文化氣質已頗有差異，而定鼎金陵的國民黨政權這是這種文化的守護者和得益者。因此，楊虎城這種西北的軍閥和共/產(chǎn)/黨的共同語言恐怕多于和蔣介石的共同語言。

　　游學歸來的江隆基成為楊虎城的高級幕僚之一，公開的身份是西北軍政治處的上校。1936年12月12日那次震驚中外的大事變，讓走到谷底的中/共/絕處逢生。促進這次事變的因素很多，但江隆基這些中/共/地/下黨員在楊虎城身邊所做的工作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后來蔣對待張、楊不同的處置方式是事出有因的，在蔣看來，也許張學良只是一時糊涂，而楊虎城則是早萌異志。

　　在八年抗戰(zhàn)中中/共/逐漸壯大，抗戰(zhàn)結束這支當年流落到黃土高坡的疲憊之師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留過學的江隆基自然也受到重用，在黨內的地位逐漸上升。當新政權建立后，像蔣南翔、江隆基這種懂教育高級干部不多，1952年他被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不久任黨/委/書記，對當政者來說，應當是一種恰當安排。當時江山剛剛鼎革，馬寅初這種賢達人士還需要供起來表明某種姿態(tài)，但從建政一開始，執(zhí)政者就把控制文教領域進而意識形態(tài)上一統(tǒng)山河看成重要的目標，對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大學特別是北大這樣的名校，必須逐步改造。于是通過院系調整，通過派出政治干部進駐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江既是一個老資歷的黨員，又有留學和長期從事教育的經(jīng)歷，他空降到北大顯得相對溫和。

　　這個充滿著理想、對所信奉的主義和所屬的政黨忠誠的黨員，盡管他忠實地執(zhí)行政策，對北大進行改造和控制，也成功地架空馬老先生，畢竟他自己就是個讀書人。尊重讀書人、盡可能在制度的框架內把學校辦好是這種還有士大夫遺風的江隆基一種道德自覺。對最高層來說，這樣的仁慈和溫情是不允許的，那種儒家士人的情懷幾乎是江隆基這種人的原罪。他做得不夠狠，尤其在陳伯達說要把北大辦成共/產(chǎn)/主義大學時，他譏諷這位黨內文膽不懂教育規(guī)律,把共/產(chǎn)/主義思想教育和共/產(chǎn)/主義教育制度混為一談，間接地逆了龍鱗。他同時也與彭真產(chǎn)生分歧，他對彭真“要把北京市搞得如玻璃板水晶石一般純潔”提出了不同意見。他是北京高校中唯一敢于當面批評彭真的人。

57年反/右/開始不久，原本要派往蘭州大學出任黨/委/書記的陸平，被蔣南翔按照彭真的旨意以副書記兼副校長的身份派到了北大，立即把矛頭對準江隆基，他被斥之為“反//右”不力。陸平升任北大黨委書記，1958年底他代替陸平遠赴蘭州，猶如流配。殘酷的黨內政治斗爭，使蘭大有了意外的收獲。“反/右/”時比他更“革命”的彭真、陸平后來在文革也沒有逃過劫數(shù)，可憐剃頭者，人亦剃起頭。絞肉機開動了，有幾個能幸免？

　　對于流配，中國的傳統(tǒng)士大夫毫不陌生，而且形成了一種欲挫欲堅的貶謫文化。從屈原開始，到韓愈、柳宗元，到范仲淹、蘇東坡，到王陽明，到林則徐，中國士大夫應對流配貶官的承受力不斷加強，而且許多人因流配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于當?shù)�。比如韓愈在潮州，蘇東坡在儋州興辦文教，比如王陽明在貴州龍場頓悟，比如林則徐在伊犁興辦水利，改善民生。

　　我想江隆基也許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tài)來到蘭州，到了蘭大后，他效法韓愈、蘇東坡這類先賢，廣攬英才。而當時有一大批學者也被“流配”到這所偏僻的大學，當然有的是在“支持西北建設”的名義下自愿到來的，有的是和江隆基一樣，“犯了錯誤”被放逐到蘭大的，比如趙儷生先生就是這樣從山東大學調到蘭州大學的，一到蘭州，山大就給他補發(fā)了一頂“右派”帽子。

　　江隆基如何尊重教師，愛護學生的故事，至今還在蘭大流傳著。我覺得那個時代的文教官員，有這種可貴的品質并不罕見。上千年的科舉文化，讓尊師重教的傳統(tǒng)一代代傳下去，古代科舉出仕的官員獎掖后學的佳話很多。

　　可以說，從文革前約十年，蘭大歷史上第一段輝煌就是一個被流配校長帶領一群被放逐的教師創(chuàng)造的。蘭大所具有的堅毅、忍辱、沉默，帶有一些悲情和孤獨的氣質之形成，我以為和這段因緣大有關系。

　　流配并不可怕，古代帝王將官員放逐到荒野，往往成就其聲名。蘇東坡從黃州一直走到儋州，生活的困苦壓不倒他，在流放地他得到了極大的尊重，也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盡管他“余生欲老海南村”，但一直做著“青山一發(fā)是中原”的夢。被貶的官員們一直心存魏闕，魏闕之上的帝王也沒有真正忘記他們，流放、起復，再流放，再起復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游戲。說白了，這屬于“內部矛盾”，皇帝將忠臣流配，就如愚鈍的父親誤會孝子一樣，再怎么誤會父子之倫是不變的。

　　可是到了1966年，那種應對流配的傳統(tǒng)心態(tài)已經(jīng)不足以應對新刮起的暴風驟雨了。當年6月，風暴剛起，馬上波及到蘭州。江隆基被組織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已經(jīng)成了所效忠的陣營徹底拋棄的“罪人”，更要命的是他被自己百般呵護的學生押上用桌子搭起的高臺上批斗，被打罵，被戴上鐵籠子，飽受凌辱，這位剛烈的陜西漢子終于在6月25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被定性為畏罪自殺，身負罵名。他和鄧拓、老舍等算是較早自殺的文化人。對這個有傳統(tǒng)士大夫氣質的文人來說，所忠于的政黨和領袖幾乎就是他的父親，被父親誤會可以承受，可被父親逐出家門斷絕關系則不可接受；
那些學生就像自己的孩子，可以淘氣但不可忤逆到侮辱父親的地步。不懂事的孫子，正是爺爺在背后教唆這樣對待父親。被父親和兒子都拋棄的男人，選擇自殺合乎邏輯。他和鄧拓、老舍一樣，因為曾有過太深厚的忠與愛，所以不能承受被自家人拋棄的傷心；
而馬寅初、沈從文等人一開始就被當成外人不被信任，反而能挺過最艱難的日子得享高壽。

　　蘭大第二段黃金時期是恢復高考制度后，大約是1978到1988這十年，仍然得益于被流配的人。那些被下放、被管教、被改造的老教師，回到了講臺。這些人給他一點陽光就燦爛，剛剛結束非人的待遇，立馬就把幾乎全部心思撲在教學科研上，壓抑委屈了多年，一旦迸發(fā)不可阻擋。從夾邊溝逃生的高爾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敦煌的荒洞里修煉多年，有如一位離開俗世很久的大俠，一出招就技驚武林。

　　我上學時，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江校長的塑像，但并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個牛人，所謂對“�！钡睦斫猓�還停留在庸常的價值標準上，比如說他的級別比省委書記還高，資歷比省書記還老等等。

　　沒有人告訴我，這樣一個對流配泰然處之的好校長，為什么不得不結束自己的生命？

　　盡管他后來被平反，被恢復名譽，但這場悲劇的深層次原因，很少有老師引導學生去分析。為什么，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父親，連自己的勤勉孝順的兒子都不能容？革命，一定就要吃掉自己的兒女?

　　江校長的自殺和屈原自沉汨羅又有什么區(qū)別呢？盡管他們相差了兩千余年。死則死矣，何必要有“荃不察余之中情”的悲怨？但歷史畢竟不是簡單地重復，江校長走不出的困局，高爾泰走出來了。

　　至今我們的蘭大，還或多或少有江隆基校長的遺澤。在緬懷老校長時，后學們是不是應該超越對江隆基尊重人才的贊美？超越白發(fā)宮女說玄宗的感慨？一所真正的大學，要敢于正視自己歷史上的悲劇，也要有足夠的能力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為后人創(chuàng)造傳統(tǒng)。

　　所謂傳統(tǒng)，所謂精神，就是一代代人在薪盡火傳中創(chuàng)造的。

　　2007年7月初 上距反//右50年江隆基自殺41年

相關熱詞搜索：砍柴 校長 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