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知識分子喜歡種族屠殺？

　�。▍侨f偉 譯）

　　看起來神秘、晦澀的歷史爭論常常能夠為我們了解集體的靈魂狀態(tài)提供清楚的光亮。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喜歡閱讀內(nèi)容冷僻的書籍，它們往往比那些初看起來貼近現(xiàn)實的書更能說明問題。正如艾米利·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說的，“非直接的成功所在”。

　　在2002年，澳大利亞自由職業(yè)者、歷史學家和記者凱斯·文沙特爾（Keith Windschuttle）出版了一本引起爭議的書，到現(xiàn)在這個爭議還沒有完全平息下來。該書的標題是《原住民歷史的編造》（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試圖顛覆塔斯馬尼亞島的早期歐洲定居者對原住民進行種族屠殺的說法。

　　在過去25年里，存在這種種族屠殺幾乎是歷史界的正統(tǒng)思想。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他關于澳大利亞早期歷史的暢銷書《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采用了這個說法。我自己也接受這個說法，因為當我1982年訪問澳大利亞時，讀了好幾本著名大學的歷史教授的著作，非常天真地認為這些著作肯定是建立在艱苦和誠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上的，肯定沒有歪曲原始資料。

　　文沙特爾在書中認為他們正好與宣稱的內(nèi)容相反，偽造了很多證據(jù)。殖民當局或者當?shù)厝瞬�沒有制訂明確的政策要清洗或者屠殺原住民。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歷史學家要么誤解了生僻材料，要么是故意捏造證據(jù)。

　　他非常仔細地篩選了材料，發(fā)現(xiàn)有證據(jù)證明確實有120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被殺，要么被當?shù)囟ň诱�，要么被軍人或者警察殺害。雖然這聽起來不算多，但如果考慮到塔斯馬尼亞當時的人口，確實相當可觀了。它相當于美國人中的七百萬人，因為那時候在塔斯馬尼亞只有4000原住民。但是，同樣數(shù)量的歐洲定居者也被原住民殺害了。當然，生命觀念差距很大的原住民和英國定居者之間發(fā)生沖突或許不是讓人吃驚的新聞。不過，沖突畢竟不是種族屠殺，因為屠殺意味著有計劃地試圖把一個種族的人從世界上消滅。塔斯馬尼亞沒有發(fā)生種族屠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確實在19世紀滅絕了，但主要是因為疾病，和定居者帶來的性病造成的生育能力喪失引起的。

　　該書出版后，文沙特爾遇到了激烈的挑戰(zhàn)。各種污蔑和詆毀向他襲來：比如，有人認為他是澳大利亞版本的大屠殺否認者。還出版了駁斥他觀點的文集，也出版了反駁這些觀點的書。他到全國各地和詆毀者辯論。據(jù)我所知，專業(yè)歷史學家群體無法嚴肅地否認他的觀點。書中確實有一些小錯誤（他自己承認的），但是這些錯誤不影響他的核心觀點。無論如何，這些錯誤和對手的整體錯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比他們認真多了。當時讓我對這個爭議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明顯事實是澳大利亞學術界和知識分子中龐大的有影響力的人實際上希望存在這樣的種族屠殺。他們對文沙特爾著作的反應就像孩子手中的玩具被哥哥或者姐姐搶走后的惱怒。發(fā)現(xiàn)自己的國家不是建立在大屠殺基礎上的，這和自己從前的想法或者老師的講解完全不同，你能想象揭露這個真相的人不是被當作國家英雄，反而成為被咒罵的對象嗎？

　　為什么是這樣？這里我承認進入了訴諸感情的（the ad hominem）世界。我不能超越理性懷疑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可能也存在其他的解釋。但是，談到人類動機的時候，人們是很難完全避免訴諸感情的。

　　當然完全有可能教授和知識分子確實相信曾經(jīng)存在種族屠殺，認為證據(jù)充分，任何否認屠殺存在的人肯定是十惡不赦的壞蛋。另一方面，如果證據(jù)這么充足，他們應該能很容易地公開這些證據(jù)，說服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其他人）。但是他們沒有這么做，所以人們至少得出結論，歷史問題是個開放性的，可能有不同觀點。但如果問題是開放性的，那么針對文沙特爾的憤怒就莫名其妙了。

　　我認為原因在其他地方。人們一般認為澳大利亞是幸運的國家，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它擁有人類所知的幾乎所有資源。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澳大利亞沒有人擔心半夜有人前來敲門。在那里生活美好要比很多地方或許任何別的地方都更容易。這個國家的很多地方的氣候（雖然現(xiàn)在可能干旱）是舒適宜人的�？傮w上看，它是最好的地方，當然是世界上適合人類居住的最好的地方。它是幸運的國家的事實當然不是僅指自然資源的造化的后果，而且因為人類利用這些造化的成果。澳大利亞確實是個歡欣鼓舞的成功典范。

　　這當然不是說澳大利亞的任何人都特別幸福，或者澳大利亞是人類墮落前的伊甸園。人們生活在那里，就像生活在任何別的地方一樣存在問題。他們照樣破產(chǎn)，離婚，忽略孩子，發(fā)生車禍，不幸夭折，自殺，飲食過度，酗酒，無聊，疾病，等等，像別的任何地方的人。

　　但是，事實情況是澳大利亞的政治改革不管內(nèi)容是什么，都不大可能再給那里的人添加更多的福利。澳大利亞人的責任就是為自己創(chuàng)造幸福。在有些時候，它是個必須面對的艱巨責任。因為如果你在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還不幸福，你就得考慮問題可能出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因為周圍的環(huán)境不好。

　　這是讓人不舒服的事情，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上天給予的使命感。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安排和社會制度已經(jīng)讓人滿意，知識分子還能做些什么呢？知識分子不喜歡日常生存面對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木制品的白蟻，或者針對辦公空間大小的爭執(zhí)，他們喜歡要在更加艱巨的，更耐人尋味的問題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華。

　　還有什么比繁榮的、幸運的國家是建立在種族屠殺基礎上更重要的問題呢？當然，如果它是證據(jù)可靠的，肯定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幫助挖掘一直隱藏著的真相，那曾經(jīng)存在的黑暗的道德深淵。因為只有知識分子習慣于抽象地思考，有資格作為國家行動的領袖。

　　當然，知識分子需要盟友，因為它自身很少能強大到主宰或者控制社會的地步。奇怪的是，塔斯馬尼亞歷史上的屠殺已經(jīng)在現(xiàn)在自稱是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后代的人中創(chuàng)造了盟友。但是我聽見你反對，我想你說過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在19世紀就已經(jīng)滅絕了，（最后一個人叫特魯加尼尼（Truganini）。是的，我回答說，但那是純種血統(tǒng)的原住民。因為英國定居者和原住民女人的性關系，塔斯馬尼亞存在著很多身上流著原住民血液的人�？梢猿姓J，這個血液已經(jīng)像順勢療法的藥物一樣稀釋，但它足以用來達到某些目的。

　　在存在種族屠殺的地方，唯一正確的是應該有人道歉，更重要的是賠償。至于原住民問題，只能是整體歸還他們的土地。實際上，已經(jīng)有人建議塔斯馬尼亞島的一半領土要作為原住民的保留地。

　　這些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鄰居的生活沒有什么區(qū)別。他們說的語言仍然是英語，他們并不在叢林中尋找食物，他們從事同樣的工作，并沒有受到任何的社會歧視，或許因為他們從身體上已經(jīng)看不出和其他人的區(qū)別。實際上，他們已經(jīng)演化成為更大程度上的從所謂的種族屠殺的受益人和屠殺者而不是受害者。因而，很難想象有比這更明顯的政治騙局，不外乎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現(xiàn)在要求收回祖先的土地。

　　實際上，塔斯馬尼亞種族屠殺的歷史問題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內(nèi)容。我記得當我生活在危地馬拉的時候閱讀到最現(xiàn)代的紀念性描述殖民時期的危地馬拉，被稱為“祖國植株”（La patria del criollo）。在所有800頁宣揚西班牙人到來后的罪惡中，一次也沒有提到傳染病在減少印第安人數(shù)量的作用。甚至隨便提提都沒有，盡管可以肯定（也就是幾乎可以肯定）印第安人口減少的根本原因是傳染病。

　　為什么不提這些呢？因為作者想表明應該感到悲嘆的危地馬拉是殖民時代的直接后果，因為殖民時代本身就是屠殺的時代。如果真是這樣，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創(chuàng)建嶄新的國家，從頭再來，按更好的藍圖來建造新國家，不難看到知識分子在建造新社會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事實上是領導性的作用。在澳大利亞也是如此。如果現(xiàn)在的國家是建立在種族屠殺上的，不管剛一看多么讓人滿意，卻有必要把國家建立在更可靠的，更有道德的基礎上。設計師和后來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當然就應該是知識分子了，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格。

　　在總體上，直到最近，澳大利亞都是不怎么珍視知識分子的國家。它沒有給予知識分子自己認為應該得到的那種尊重。實際上，直到幾十年前，很常見的情況是澳大利亞知識分子逃離祖國流亡海外，因為這里反知識分子的氛圍太濃烈了。就知識分子來說，澳大利亞決不是幸運的國家。

　　最近這種狀況改變了很多。但是澳大利亞的知識分子仍然覺得民眾沒有把他們當回事。而且，現(xiàn)在知識分子很多，吸引公眾注意力的競爭因而更加激烈了。而再沒有什么東西比宣稱你現(xiàn)在的幸福和好生活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說法更能吸引人們的眼球了。如果運氣好，這個說法甚至能導致人們神經(jīng)質(zhì)，增加他們尋求精神治療師的需要。

　　很難讓人驚訝的是，當有人過來挑戰(zhàn)社會重要性建立其上的歷史觀的新發(fā)現(xiàn)，他們把玩具娃娃扔到嬰兒車外面，就像監(jiān)獄中的警衛(wèi)常常用它來描述發(fā)脾氣的囚犯的行為一樣。爭論不僅僅是解釋霍巴特（Hobart）圖書館中的老報紙內(nèi)容的問題，它直接進入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和天然領袖的自我認識的核心。

　　關于注釋的真實性的爭論因此也是關于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適當?shù)匚坏臓幷�。文沙特爾在注釋方面正確的地方遠比錯誤的地方多。這是讓人不可容忍的。

　　譯自：“Why Intellectuals Like Genocide”by Theodore Dalry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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